有人在乡下3年就能当工人，有人却在村里蜗了10年，命运就是不公平

体娱 2024-10-21 14:2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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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寒是北京人了”。

原标题：《抹不掉的记忆——3年插队4年干校》

恍如梦幻，又常历历在目，留不住时光，却能留住记忆.......

离开北京——“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

1968年9月离开北京前去天安门合影，二排左三为作者。

“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秋天，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掀起高潮，那年我17岁，去了内蒙古插队，报名之前没有和父母商量，当时还是在军训团报名，熊连长说：你报名晚了，没名额了。

原本不想插队，但又仓促决定，一是眼看同学们先后去了内蒙锡盟、哲盟，再就是听信传说：早晚都得走，往后再走就是山西，山西更穷。不能去山西，那就内蒙，果然，这次300人去乌兰察布凉城是朝阳区最后一批内蒙。

1968年9月26日傍晚，北京站广场，我从衣兜里掏出2捆二踢脚，砰，嘭...，宣泄。入夜，开往呼和浩特的旅客列车缓缓启动，4节知青车厢内外一片哭喊声，我伸出双臂喊：再见了，北京！没有泪水。但下午走出家门的一刻，在楼梯上一阵心酸，眼含泪水。

我寻找父亲，在车厢另一侧，看见他和妹妹、弟弟站在二站台，远远向这边看着火车离去，他们躲开了车厢边上的拥挤，母亲伤心不敢来火车站。

次日清晨，在丰镇车站接我们的人穿大皮袄，我们是出来时候的薄外套，冷得发抖，当天寒流来袭，路面结冰。我们被安排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席地而坐，几小时之后凉城来的卡车把我们接到县城，睡一宿学校的地铺，第三天，坐卡车到了程家营公社，公社的午饭是煮羊骨头，馒头半斤一个。

生产队来接人，我们6个男生坚决不走，学校答应过把我们分在一起，可名单上，我和培明、大强是公社所在地程家营大队知青组，培明还是组长，国云、子锋、福来3个人是东沟门大队，隔天，公社把我们3个人调换到了东沟门。东沟门知青组还有6个女生，她们比我们早一天进村，惠珠抱着毛主席像走在前面，受到老乡们的欢迎。

东沟门在公社东南面10里，马车拉行李，我们徒步，看不远处群山延绵，到了住处更是惊喜，住房就在山脚，我们立即去爬山，连续爬过2个山顶，看四面光秃秃的，气喘吁吁，也没新鲜劲了，就没去前面的山头。在第一座山顶的平缓处，看到掩体和子弹壳，后来证实，是阻击国民党军队小股敌人的阵地。

金翠报名的时候，刘老师曾和几个同学说，你们离北京远了，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我带去的书有马恩等学者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我憧憬消灭私有，家庭消亡，孩子不是家庭私有，人人是生产公社、消费公社的一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

夜晚，我们几个男的躺在炕上讨论革命，干活为了什么？为了吃饭，吃饭为了什么？为了革命，那革命为了什么？绕来绕去就是永远革命，实现了共产主义就不革命了，我们赶不上共产主义，我们是来和农民相结合，战天斗地，建设农村，我们要打倒苏修，埋葬美帝，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解放全人类。

渐渐地，迷茫，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想家，想回北京，女的有的掉眼泪，我们唱知青歌，6个男的改编《松花江上》，把9.18改唱9.26，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有时会眼含泪水，心情凄凉。我们几个还一通幻想，都想当大官，再怂也是废品公司领导，我发誓，能回北京，扫大街都行。

有老乡不相信我们能在乡下待下去。

东沟门村——内蒙的一个穷地方

插队的地方，东沟门村西。

东沟门地处凉城县最西端，土默川平原东南边缘，群山沟口，依山而建，东沟门又是3个村的统称，东南的交泥沟和东沟门连在了一起，村东河槽一侧是麻绳窑，东沟门是生产大队，有8个生产小队，小队独立核算，全村500多户，2000多口人。

插队之前，没听说过内蒙穷，对凉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东沟门贫困落后。我们所在的7队还强于更差的队，50多户人家，人均4亩地，有2辆马车，7、8匹马，十来头驴，耕牛和牧牛加起来20多头，150多只羊。7队人家住土坯房和窑洞，大多是一家人住一间大屋，还有一间仓房，家里普遍是一个卧式木柜，几乎没有饭桌等木制家具。知青组有个闹钟，再就是当过兵的永红家有一只，就几户人家有热水瓶，队长大银猫家有自行车，我在1970年秋天买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是7队仅有。

无霜期4个月上下，雨水偏少，没有灌溉，种的玉米、谷子、黄豆、黑豆、黍子、荞麦、糜子、麻籽等产量低，高粱产量高，主要是交公粮，一亩小麦收100斤上下，限制种植，种很多土豆，收成好，大人孩子的口粮都是全年360斤毛粮，其中莜麦100多斤，小麦20多斤，秋季分圆白菜和胡萝卜，个儿很大，家家盐一缸酸菜。

大队在东沟有个果园，各个生产队出人去侍弄，结出的沙果，发涩，偏酸，再往后就荒废了。生产队收成西瓜的时候，呼市单位开卡车来买，4分钱一斤，分给社员有半生不熟的。生产队宰杀老牛和不能过冬的羊，按人头份分肉。文革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羊曾收归集体，还给老乡之后，被宰杀了不少，后来不是家家都有羊，有也是每家最多2只，交给集体放牧。

我在村里的几年，每天的工值3、4毛钱，一年里出工天数就7个月上下，秋后结算之后不少家庭拿不到钱，买火柴，针线，买布，买煤油，靠养猪、养鸡换钱，供销社收购毛猪4毛多钱一斤，鸡蛋5毛9分钱1斤，有老乡养兔但不吃兔肉，收购一张兔皮3毛钱，偶然打死一只狼，奖励5元钱，7队羊圈钻进狼，一次就咬死5只羊。

老乡们大多是两季衣服，热天是手缝的粗布衣裤，天一冷换棉袄棉裤，有毛衣是手捻的羊毛线，我买过老乡手捻的羊毛织成毛衣，穿在身上又硬又扎，男人们冬天大多有光板羊皮袄，鞋，除了纳底子的布鞋就是毡疙瘩。

村里平日不用女人出工，女青年闲逛，晒太阳，已婚的做家务，但10月上旬，男女老少都得下地收获土豆，中午集体送饭在地里吃，男劳力挖，女人检，收工前把所有土豆堆成小山，盖上一层土，防冻，过后再用马车一车车拉回村，按人口分土豆，留一些入窖。5月里有几天，老女人们要在地窖旁边切土豆，拇指般大小土豆块的就是种子，队长曾派我和大强下地窖，把土豆装进筐里，递到外边。

遇到“黄风”天气收工回村，赶上昏天黑地，路上看不清对面是谁，到家洗头洗脸后盆里是泥汤，有一次屋子里飘满黄沙，开灯后的灯泡是一圈轮廓，这就是后来说的沙尘暴。夏天短暂，早晚温差大，睡觉盖被子。有一天，女同学穿了裙子站在房外，引来老乡围观。

东河槽、西河槽常年干枯，春天，东河槽会有山里融化的雪水，各生产队昼夜去分水，7队和临队曾为抢水吵骂，打起来了。遇有大雨，两个河槽山洪咆哮，西河槽的洪水还吞噬村边台地，造成大片坍塌，夹带泥沙的洪水还冲进地里淤积粮田。

县里派来剧团，全村男女老少热闹了3天，大队给剧团的人吃肉吃馒头，我是看得眼热，嫉妒，骂街。

村里人没有见过鱼，没见过大米，供销社不卖水果、糕点，3年里每户只供应过一次2两砖茶，月饼3毛钱一个，就是2两面的甜饼，没馅，油大，糖多，上面点个红点，如今还叫丰镇月饼。我几次亲眼所见，老乡们串亲戚篮子里装的点心就是点了红点的馒头，上坟的祭品也是这样的馒头。

定亲，娶媳妇，要给女方家6、7百元聘金，家里女孩多的不愁，聘女儿能换回儿媳，一年养一头猪，卖了就100元上下，攒不出娶亲的钱。7队当时的6个光棍都是家中没有女孩，仝家兄弟4个，老大娶了老婆，老二、老三是光棍，王家的哥哥结了婚，他打光棍，狗毛，还有地主家的老大老二到老也没娶亲。村里人对男性第三者表现了宽容，男的会在物质上帮助女家，我们看到，到女人单亲时，有的就相守过日子，有的结为夫妻。

几年里大队院子放映过一次电影，是批判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老乡们可开了眼界，彩色电影，看见外国了，看到国家主席和夫人了。县里派来剧团，全村男女老少热闹了3天，大队给剧团的人吃肉吃馒头，我是看得眼热，嫉妒，骂街。

7队教育地富反坏右，队部炕上对坐着队长、会计和地主富农，念文件的时候人们面无表情，过后就在一起说说笑笑，劳动中，贫农和地主也没有界限。有贫农敢说，公社的日子不如从前，三自一包好，我们当时想不明白，这些贫农怎么没有阶级立场。

到我们插队的时候，乡下的文革早没有轰轰烈烈的斗争了，之前也是批斗，游行，毁了村东老爷庙，西山圣母庙，一个老乡信奉天主教，被县公安局关了好几个月。5队有知青发起了“阶级斗争”，他们以地主家的狗咬了贫农家孩子为由，煽动知青们去4个地主富农家打狗，过后我们组也炖了狗肉。

那几年，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厕所，用旁边老乡家的厕所，四周的围墙就半人高，里面是没有踏板的方形大坑，冰天雪地的时候冻屁股。那时，老乡们竟敢用毛主席的语录纸卷烟，也敢如厕，我们说他们太反动了，这要在北京就是现行反革命，非抓起来不可。我没见过老乡用卫生纸，很多人如厕之后常常使用土坷垃或草根树枝擦拭，我也用过土块和树枝净身，那几年，我是没有买过卫生纸。有老乡蹲在太阳地儿掐虱子，我们也有过虱子，条件和卫生习惯所限，老乡们半年一年洗一回衣服，说很多人一辈子不洗澡绝不夸张，我们男的在村里整年都没有洗过澡。

7队知青——午餐吃贴饼子和盐水土豆汤

7队新来了12个知青劳动力，特别显眼的是6个女生，整天出工，当地对成年女性一概称呼妇女，而村里不用妇女出工。

下乡后第一天出工正好是10月1日国庆节，习惯了放假休息，不知道农村没有任何假日。当天队长派我们男的在队部垛谷草，是给牛羊储备过冬的饲料。约莫到10点钟了，我叫着叶强和培明一同跑到大队部听广播，最后在村东的小学才找到收音机，断断续续听了天安门的游行实况。

那个年月，全国盛行早请示晚汇报，我们初到乡下，每天都给毛主席祝寿，早饭前，国云组长带领大家整齐站立在领袖画像前，右手挥动语录，齐声高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一旁的老乡们看我们就像看笑话一样。当时，队部晚上有过政治学习，就是读报纸，有一天学习结束，6个女生并排往回走，黑灯瞎火，一起撞到了土墙上。

男生出工1天记工10分，女生给7分，像锄地的活儿，男女都是同样多的垄沟，同工不同酬。女同学一年的工值挣不出口粮，一女同学1971年底离开前，需要补交队里40元钱粮款，她不要口粮才抵消的。我在东沟门期间没有领过钱，倒也不欠钱，从没有问过几年里挣了多少，路费和零花钱只能花家里的。我离开东沟门那一年的年底，队里分我36元多点，我就上半年有2个月的记工，应该是折算了上一年和当年没有领的口粮。

我们几个男的干的最多活是挖渠，修田埂，在地里上肥。我学了一次犁地，右手扶犁，左手扬鞭，犁出来的垄沟不是直线，歪的。子峰曾和一个社员抬粪桶，把大粪运到沟里的菜园，每天多记2分工，大强去大队赶小驴车，往沟里的工地送水泥，每天2趟，收工早，比地里的活轻。他还独自赶驴车进县城买防雹弹，车道要走呼市郊区，再上呼凉公路，4天往返300里地，每天不吃午饭，在县城住了一宿，路上有2晚找到山间农户住下，自己带了莜面和土豆搭伙，带着驴的饲料。

7队的庄稼地有的离村5里，每天往返2次去地里干活，经常是一天走路1、20里。出工都是听队长吆喝，2、30人说说笑笑走到地里，歇晌的时候，社员各自拿出烟袋，点烟使用火石，都舍不得用火柴。刚下乡没几天，我们男的就学会抽烟，我们买烟有时会分给社员，也自己卷烟，我尝试抽过老乡的旱烟和水烟。

1970年入夏，7队在西河槽下段蓄水浇地，土坝是一锹一锹黄土垫起来的，拍打踩实，坝顶宽刚刚能过一个人，完工当天工间休息，我和大强下水游泳，老乡们不会游，从没见过游泳。一场大雨，土坝就荡然无存了。

下乡没几天，大队长双喜指定我参加大队护秋，他说就要脸盘像他的那个知青，全大队有3个人护秋，那两个人是大队和小队落选干部，我们摆出的样子足以唬人，防止了偷粮食，社员们上工，我们就在村里和各个场院巡查，巡查中时不时去关系好的老乡家，坐炕上喝开水，吃酸菜，聊天，当时这就是不错的招待。不知道谁出主意，铁匠给我打了一杆长矛，每天带着。

插队第一年，国家供给每人每月9元钱，30斤粮，有白面，有油，买煤，还能买肉，生产队派一个老汉做饭，比老乡家吃的好。第二年和老乡分同样的东西，吃的就不如老乡了，每天早、晚都是小米和土豆煮粥，快熟的时候撒点莜面放点盐，经常吃炒面，是黄豆、高粱和莜面炒熟了磨粉，吃的时候用米汤拌成块状，中午多是莜面，莜面有很多吃法，捻成窝窝，搓成鱼鱼，压成饸饹，莜面和土豆一起蒸叫块垒，吃窝头吃贴饼子，还有荞面饸饹、黄米糕，后两年年就没蒸过馒头。

男生女生都挺能吃，男生都吃撑过，10斤肉包饺子，煮熟装脸盆里，可劲的造，帮老乡拖土坯，盖房，很累，吃饭的时候，土豆炖粉条和粘上油的黄米糕管够。有一回3个人煮了20多个鸡蛋，沾盐吃，我吃到第6个就咽不动了，鸡蛋大，8个就一斤，有几个地方的知青比赛吃鸡蛋，多的也是7个8个。同学从家里回来，都带点大米、挂面，还有芝麻酱、饼干等，但常常是压在箱子里，很长时间才拿出来。那时候，长期没有青菜，秋天才有圆白菜和胡萝卜，队里给了我们每个人1分自留地，收获过嫩玉米、毛豆和老倭瓜，但吃不了几天，不施肥不浇水，收成不高。

我们吃过死猪肉，那是我们花6元钱买了一只猪崽，因为做饭在我们男的这边，猪就散养在我们这，我们没有饲料，没什么剩饭，那头猪老是长不大，长到4、50斤的时候，突然病死，我们请老乡帮忙收拾收拾，我操刀做溜三样，炒肉片，这种小猪的肉炒熟的肉片是打卷的。事后兽医告诉我们，这猪是猪丹毒死的，万幸，没有人中毒。

搬到知青屋之后养的第二头猪，也是生长缓慢，同学们都回北京，就我一个人留在村里更是少有东西喂它,在我回家之前请老乡帮忙宰了，请他们吃肉，留下的肉存在王大爷家仓房，到春天还是冻肉。

1971年春末，我们收工回来的午饭，每人2个玉米面饼子和一碗盐水土豆汤，储存的土豆少得只能做汤了，而老乡家有土豆，有粉条，还有半缸酸菜，我们没有粉条也没腌酸菜，村里人不腌咸菜，我们也没有。

老乡的审美喜欢胖一点的女生，有老乡看上了女生，但不敢说亲，怕知青政策......

头一年我们烧煤也烧柴，烧高粱秸秆，队里分高粱秸，不论多大的捆，能背出场院的都算100斤，我背了一大捆，几次都站不起来，勉强站起来，边走边晃，结果伤了腰，疼了好多天，很多年之后查出来脊椎陈旧性骨裂，一直有腰肌劳损。

后来烧柴困难，我们拿了队部的荞麦秸，女生房东借机说我们是偷的，挑动老乡和我们打了一架，其实荞麦秸没什么火苗，冒浓烟。我捡过牛粪、羊粪，晒干之后当柴烧，做饭时，一只手拉风箱，另一只手把干粪扔到火里，火苗还挺高。

队里专门为我们安排去山里砍柴，往返有10公里，12个人全体出动，一早出发，带着干粮，从西沟上山，走一段下山到东大沟的西侧再向南，到山口处爬到山上，砍伐灌木枝，打好捆，抛到沟底，装马车上拉回来，晚上到家，所有的人都累瘫了。

刚到村里没几天，培明从老乡那里抱来一只刚出生的小狗，往后的2年，这个生命一直陪伴了我们。从狗娃开始一直到它长大，就没正经喂它，也没有多余的食物喂它，因此瘦小，它被饿的曾偷着吞食我们准备包饺子的肉馅，它生的几个狗崽同样没有食物，竟去捕食邻居的雏鸡。

狗不嫌家贫，保护主人，凡是来了外队知青或城里人，它从来不叫，凡是老乡串门或靠近我们住房，它总是没完没了的吼叫。有一个晚上，狗跟着我和女朋友在河滩散步，不远处有老乡在走路，它边吼就边往前冲。到了1970年夏天，全县剿灭了所有的狗，因为中苏冲突准备打仗，灭狗是防止狗叫暴露军队行动。

有一次傍晚，我们从自留地回村，在一处坡上，我和一同学猛然发现，烟雾笼罩了整个村落，房子上空升起一缕缕炊烟，眼前的景象记忆一生，后来非常喜欢邓丽君唱的《又见炊烟》。

老乡们对知青友好,尤其是年龄相仿的后生、女子愿意和我们交往,除了上面那些人，我还记忆一串名字:三人、天才、日娃、丑四、爱枝、灵卓、二蛋、白小、二占月、爱换、云贵（地主儿）、二锁......。

宋大爷是北京人，蹬过三轮，北京解放初期清理了一批三轮车夫等闲杂人员，把他们移民到了凉城，东沟门就来了4个北京人，王大爷家是从河北深县逃荒而来，我们和这两户人家来往较多。老乡的审美喜欢胖一点的女生，有老乡看上了女生，但不敢说亲，怕知青政策，有人曾在女生一个人的时候硬闯房门，但最终没能得逞。

我们先后住过4个老乡家，先是男的住张家，女的住马木匠家，后来搬到润狗家和荣升家，荣升家是窑洞，都是一间屋子半间炕，有灶台，放水缸、锅碗瓢盆，铁锹也放在屋里，各自的木箱都架在了炕上，吃饭的时候，有坐炕上有站地上的，经常站在门外吃。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按照革命化的要求，同时想给家里省下路费，7个人留在东沟门度过了春节，夏天回家，秋天返回，第二个春节又是在村里过的，各自也想家，但吃饱喝足一天天很快过去了，培明的腊月底正月初几乎都在老乡家吃饭，各自也都有关系好的老乡，被拉去吃饭。村里除了八月十五就是春节吃的最好，家家炖肉，包饺子，烩菜，炸糕，摊花，做面汤。

我们是陆陆续续离开的东沟门，从1971年6月开始，我转到河北的五七干校......

1986年拍摄的知青住房

1970年春天，队里给我们盖房，选在西山坡圣母庙废址上，钱是国家拨给知青的，我们12个人都参加了，非常卖力，拖坯和泥的时候，女生挽起裤腿，脱掉鞋袜，光脚在泥里踩来踩去，老乡们看得新鲜，没有见过女人这样光脚，过后还说，知青妇女脚白腿白。我们的土房是5间小屋，4间住人，一间仓房，也是土炕，灶台，窗户纸，没有家具。

12个人一直在一个锅里吃饭，没有过分灶的念头，灶台前，世珍总比大家干得多些。闲暇时，几个人聊文革之前的老电影、小说，培明常绘声绘色唱花儿为什么那样红，男的喜欢唱的几支歌曲多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婚誓、九九艳阳天等，也吹唱的打靶归来，唱过知青歌，我是吹口琴、笛子。能看的几本书有永明带去的西方古典文学读本等，淑芳能说出红楼梦里的悲剧人物。入冬前后就开始了冬闲，我们常常是嗑瓜子，打扑克，有一次，几个人同时伸手抓牌，我的手背又黑又有皴裂，而旁边女生们是滋润的手背，我那叫自卑，这是日晒吹冷水洗加上没打好肥皂还缺营养。

我们是陆陆续续离开的东沟门，从1971年6月开始，我转到河北的五七干校，6个人先后进了呼市国企，2个女同学是5年后回北京的工农兵大学生，1个进县城工厂的女同学后来去了天津，2个病退回北京的女同学分别在村里待了9年和10年，其中一位女同学，74年大队报送工农兵大学生，卡在公社，75年公社报上去又卡在县里，原因爷爷是地主，北京有店铺，档案里还有亲戚是右派、富农，76年办病退县里不批，到了77年，同学找来内蒙军区医院2张诊断证明，在北京又找区里民政科的关系。

一起去插队，有人在乡下3年就能当工人，进呼和浩特，挣工资，有人却在村里蜗了10年，命运就是不公平。回城后，12个人分别当工人、老师、保育员、店员，后来也都是普通职业。退休时除了在北京工作的有2个人是在呼市，退休后也回到北京居住，1人移民国外。

离开东沟门之后，我曾5次回村，去西山坡，进东大沟，拜访老乡，寻找当年足迹，2009年以后知青屋仅存半截后墙了，西山坡的院落也成了废墟，荒草有半人高，大水把山坡冲出沟壑。

2009年妻子也一同前往，2016年一行7人回到东沟门，2018年插队50年之际4个人再次重返故地，这2次，内蒙教会连恩长老安排我们在村里的礼拜堂食宿，当过公社妇女主任的二板和村里小学的三中老师跑前跑后的张罗，连恩、二板姐妹和我们同龄，二板还是凉城回乡知青，三中大我们几岁，2018年，三中、仙桃夫妇在家里给我们接风，当年的7队队长二仁专程从县城过来相聚，村书记保华在饭馆招待大家。这一年，东沟门户籍人口增加到2500多，常住人口700多，有在家乡创业的，保华对振兴家乡充满信心。

独自度日——房檐透风屋里结冰

1970年入冬，同学们都回北京了，我在北京没有落脚的地方，父母在河北乡下的家将搬去长春，我的居所只有东沟门。那段日子，屋里冷，除了烧火做饭，没有取暖，门窗不严，没有门帘，房檐透风，零下30度气温的那几天水缸里一层冰，吃完饭刷锅洗碗，水缸里还是冰。

挑水发怵，下坡，过了河滩再上坡，走几百米早就习惯了，但井台四周全是冰坨，有半米多高，的向深井里抛水桶，绞辘轳，滑倒就危险。头一年，7个人留在村里过了一冬，惠珠在井口滑倒，向外侧摔了下来，轻微脑震荡，还伤了尾骨，为此，在整个冬季子峰他们3个男的就不让女生去挑水了。

冬闲差不多有5个月，社员们都闲着，当年12月，公社让学大寨，队里就学了一次，队长带着出工，我穿着大皮袄，赤手握着冰凉的铁锹把，十几个人铲出一小堆沙土就收工了，每人记工4分，

准备过年，我从口粮中领出10斤小麦，驴拉碾子，老乡帮忙筛萝，磨出了6斤多面粉，细白细白的，麸子喂猪了。我把分的羊肉放窗外冻了一阵，软硬恰到好处时切薄薄的片，借来铜瓢，在火炉边吃涮肉和白面小饼。队里的老牛从山上掉下来摔死，队部煮了牛骨头，扣工分就能去啃骨头，我和十几个壮男，其中有几个光棍，有站地上的有蹲在炕上的，围着大锅找肉多的骨头，这叫“打平伙”。

那些天，我虽然独自度日，但并不孤独，白天晚上都有老乡陪伴，闲扯，一起听广播。我一边度日还一边等亲戚的通知，去辽宁当兵，到了年底，没有走成，要等明年，但第二年因林彪9.13事件,全国停止招兵。1968年初的学校招兵，我体检和政审都过关了，是北海舰队航空兵地勤，军训团董副团长悄悄的告诉我，你是17岁的小兵，全家还专门去大北照相馆合影，在都一处吃烧卖，但通知发军装的时候没有我，临时减少2个名额就有我，后来得知，我的政审被人为排在最后，我认为也是文革对立派的老师借机报复，这位老师“苦大仇深”，当时是校革委会副主任，他去的外调，再后来，这个老师因诱奸女学生去大牢里度日了。1974年底，干校政工组还让我报名固安县招兵，原来我从凉城转的档案，1951年1月1日的出生日被写成1957年1月1日，1975年回北京落户口的时候，吵吵闹闹的才更正过来。

父母暂时没去长春，我能回家了，陈老汉和几个乡亲送我，那是数九寒天，我的老羊皮袄又厚又长，拎着手提包，走长路费劲出汗，我们就在村外路中间招手拦住一辆卡车，司机急刹车后，我求搭车，老乡也一再央求，让娃上车吧，刹车停车让司机怒气冲冲，僵持了一会儿，司机终于让我搭车到呼凉公路。

三十里路——山路空旷和同伴遇险

东沟门去呼市100多里，那几年，我们往返北京都走呼市，呼凉公路的黄合少汽车站到东沟门的土路不通车，30里路只能步行。

下乡的10来天，我和培明、大强、福来就商量去呼市玩玩，按事先约定，还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们就脱身。原想走到呼凉公路去坐车，见有卡车驶来，我们就上前拦车，司机先是一口拒绝，我们就谎称我的肚子疼，要去呼市看病，其实司机早看出我们的动机，好说歹说，把我们带到了市区。逛旧城，逛新华广场，逛新城一角，头一天晚上住澡堂子，第二天去火车站候车室过夜，其间被警察盘问，熬到天亮坐郊区火车，下车后经过黄合少回村走了40多里。

1971年春节过后我们一行6人回村，一大早在呼市下火车正赶上大雪过后，一天一趟的郊区班车延迟发车，到黄合少就中午了，大雪覆盖了所有路段，有的地方积雪没膝盖，2个女同学不断摔跟头，从午后到天黑就走出15里，到了一个叫康家窑的村子，又累又饿，我们就找康家窑生产队长，他很热情，他说天津知青都没有回村，我们能住他们那儿，我们在这里熬了一锅小米粥，吃完饭，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差不多一个上午，走完后半程的15里。

71年6月16日，我告别东沟门那，淑芳、秀荣、大强、福来送我，走到黄合少，又陪我等下午3点多凉城来的长途车，我进了呼市，他们还在回程路上，中午都没吃东西，傍晚，他们路过程家营，在那里的知青组吃了饭回村还有10里，一天往返60里。

头一年，我们男的都去过公路边的盂县窑粮站买粮买油，当天往返60多里，中途翻3个小山包，去的时候赶驴牵驴，还能在平地能骑一会，回程驴驼粮食。

县城在东面偏南，直线距离不过70里，但隔着重重大山，当年去县城的路途是120多里，先是向北走30里，走完田间小路，多一半是翻越几个山包，到呼凉公路崞县窑汽车站，我自己去了一次县城，往返山路上空旷无人，静的有些害怕，边走边看看四周，壮胆。

邮局也在崞县窑，邮递员骑马只管送信，家里寄的包裹、汇款，得自己去取。1969年夏，培明去邮局取包裹，当天往返，他在傍晚时分走到村东河滩，正是大雨过后，眼看平时干枯的河槽已是滚滚山洪，有老乡劝他留在麻绳窑别走了，他还是犹豫着下水，水有齐腰深，但水流湍急，夹带着泥沙碎石，站不稳也迈不动步，他就浮起来想游过河，哪里游得动，呛着水挣扎着被大水推向下游，水势见缓，他才顺势到了开阔的地段，漆黑中，他朝着隐约的灯亮在河滩地段小跑，实际上几个钟头一直在折返，迷路了。挨到天蒙蒙亮，隐约看见西山才找对方向。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培明推开了屋门，膝盖上下、小腿到处是磕伤，包裹里面的水果糖化成黄豆般大小，我们也都吃进肚子里。曾有记载，10几年前，程家营的一个初中女生被东河槽的洪水卷走遇难。

1969年秋后，大队长双喜带我去呼市买喇叭和扩音器，骑自行车往返。双喜当过兵，见过世面，其实我只是知道扩音器的使用，在学校时，我们的井冈山兵团掌管了扩音器。东沟门大队当年结余了2千多元，双喜一路把钱缠在腰上，我俩路过黄合少时还去了一家串门，上炕歇脚喝水吃酸豆角，进呼市住旧城大北街的一家小客栈，土炕，使用夜壶，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夜壶。在呼市吃的最好的东西叫砂锅子，就是烩面片，小砂锅里有面片、海带和一点肉末。在呼市转了2天，几个大商场根本没货。

挖“内人党”——看押公社革委会主任

1969年入冬，内蒙开展了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运动，运动扩大化，制造冤案，残酷打击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当时，公社抽调我们6个男看押革委会贾主任，贾主任文革前就是公社书记，抗战时是大青山游击队的。公社干部对他逼供信，让我们昼夜审问，做记录，被逼无奈，他交代的“内人党”都是共产党员。其实，根本就没有“内人党”要闹内蒙独立这回事，而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早在1947年就宣布了解散，之前在20年代是共产国际指导，接受国共两党领导以民族解放为宗旨的政党，30年代已经没有作用，抗战胜利后有过内蒙自治运动。

贾主任失去自由，不能和外界接触，家人送饭都得交给我们，去厕所也被看押。报复贾主任的干部出狠手，扭坏了他的胳膊，青紫淤血，一只胳膊已经抬不起来，这也有我们的过错，曾让贾主任背着胳膊交代问题。我们同情他，看他抽烟费劲，福来就在铁丝的一头弯了个圆环，套住烟卷之后递给贾主任，他托着铁丝把烟送到了嘴边。在押期间，他忍受伤痛和屈辱，从未提出过要求。

我们插队已有4个月，我和大强、福来决定回北京，但不敢请假，就不辞而别，当时除了看押贾主任，还有说要在乡下过革命化的春节。

中央停止了挖“内人党”运动，但贾主任的一条胳膊残废了，文革后，他在县里任化工局长等职位，曾到北京治疗，但从没听说他怨恨知青的审问和看押，尽管我对贾主任没有一丝一毫动粗，但内疚，包括文革参加的造反和破四旧等，我曾很多次公开忏悔。

迁往干校——在五七干校安家落户

废弃的干校集体宿舍。

1971年6月，我从内蒙凉城转到河北固安，这里是父母安家的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同期转来的还有在干校十几个家庭的插队子女。

但我差点留在内蒙，一是父母要搬离干校，二是凉城不放人。70年9月底，轻工业部调父亲去长春轻工业机械厂任革委会主任，另一名干部任办公室主任，都是夫妻一同调去，两家人也准备搬离干校。

但父亲又不想一家人离的太远，要求留在干校，当时全家5口分四处，我在内蒙，妹妹在山西插队，弟弟在北京住集体宿舍。部里政工组几次要求父亲服从，还严厉警告：你要不要党籍了。留干校不行，父亲就申请全家去北大荒，此时父亲没什么压力了，之前，部专案组审查他的“历史问题”结案了，专案组的人专门到干校来家里很高兴的告诉父亲案子结了，是诬告，冤案。就是这个冤案，1956年“审干”时结论：“不能担任党的一把手”。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出面向干校军代表反映情况，军代表发话，“那个厂缺了唐山（父亲的名字）黄不了”，最终，父亲没去长春，这一步算是走对了，直接影响了2家人往后的命运。

拿着干校盖章的函，我前往县城，县知青办答复干脆：没有政策，知青不能转走。一盆冷水，希望落空，但我不死心，我给县革委会主任写信，信里说，父母都在干校劳动，身体不好(编造的理由)，身边没有人照顾，我比照商调函的内容：“伟大领袖毛主席圈阅的中央22号文件转发中央国家机关五七干校会议纪要，允许在干校安家落户职工的家属转到干校”，我还写到，文件发至地师级。

培明去县城，我就让转交这封信。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指着开走的北京吉普说，革委会主任刚刚下乡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培明说明来由，特别说明文件就发到乌兰察布地委，看了我的商调函和那封信，那位副主任说，“有中央文件就能办”，他当即带培明去知青办，让他们给我开证明，还说：中央文件不给县里。培明带回的消息，我高兴地蹦了起来。去公社转户口拿档案非常顺利。

6月16日，我告别东沟门进呼市，径直去机床附件厂，刚好几天前，国云、子锋他们进厂报到也捎去我的行李，我和他们一起在职工食堂吃晚饭，睡新工人们的地铺。第二天一早子峰送我去火车站，他用小板车拉着我的行李，帮我办理托运，还特意给我买了一盒好烟。火车上，中午在餐车点了西红柿炒鸡蛋、米饭，1块3毛钱，这是村里3、4天的工值，3年在外，没有过一个人一顿饭花这么多。到了北京站，取出行李，坐上2毛5分钱一公里的三轮摩托去卫泽家，当晚住他家，当时他在云南炮兵部队。

6月19日，我在右安门内坐上了去干校的班车，到家后随即去政工组报到，干部老任接待，他含笑欢迎我，我就口口声声表示要好好在干校劳动，从此，我成为干校一员，五七战士，固安县农业户口。

就在我办理回干校手续的同时，公社内定了我参加呼和浩特华北建筑公司的招工，但我还是要去干校，干校有家，我要逃离内蒙，干校离北京近。

我妹妹来干校，开始也是县里不放人，因为妹妹在村里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组织妇女队，入党早，县里准备安排她进银行工作，后来，父亲专门去了一趟山西大宁，与当地干部商谈后，直接带妹妹转到干校。同学们到县城送他们，父亲请大家吃面条，她插队的地方整年吃窝头。她们是10个女生在塬上的村子，没有大路，没水没电，要下山5里到山沟里担水，晃晃悠悠回到山上，水就剩下半桶。有一个女知青刚去不久因为挑水，从陡峭的山上掉进沟底遇难。因为日子太苦，她们当中有4个人在头两年就转到河北、河南乡下老家。

那边同时准予干校另一个干部的女儿转了回来，这位伯伯是父亲的同事，北京对门邻居，家也搬到干校，全家1949年曾飞去台湾，老二男孩当时还在母亲肚子里，但又回到上海，伯伯上海解放前曾帮地下党转移国民政府的资金，文革期间在部机关被关押，遭遇报复抄家。

我曾骑自行车从固安干校往返北京，带了北京买的麻酱、粉丝等。

废弃的干校造纸厂

1968年10月初，按毛主席的“10.4”指示，各部委立即兴办五七干校，我插队收到父亲写的第一封家信，知道母亲第一批去了一轻部五七干校，第二年父亲也去了干校,当时，他们都在第一轻工业部工作。

改造干部和精简机构一锅端，1969年8月开始，一轻部部机关就留下100多人的业务机构，上千职工的绝大部分陆续下放到干校，下放的各级干部有在职的和被打倒的副部长，很多国内轻工业造纸、制糖、酿酒、制盐、制烟、机械等领域的精英，包括国内仅有的几位轻工业一级工程师，莹的父亲和一些干部被关押在部里地下室，没让回家直接就送进干校，上百人的烟草公司，仅留下4个人与食品局的几个处合并为烟酒糖罐头处，部机关的厨师、司机等工勤人员也送去干校，还下放了设计院、研究所、学院等直属单位的干部。

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合并为轻工业部之后，人们习惯把一轻部五七干校称为轻工部固安干校。固安干校选址在永定河堤坝南坡到辛务村的一大块空地，在太平庄、孙家务、河津和丁村还各有住地及农田。

干校的人又叫“五七战士”，其实都是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编制在连排班。固安干校有农业连、基建连、工业连、副业队、打井队，开始是大车队，后来是汽车运输队，有过老弱病残连，后勤服务叫办事组，上层是政工组，随后还有曙光小学、曙光中学和家属队。

一连、三连种地，插秧，收割，打场，很多人要扛200斤的麻袋，大米自给自足还有送出，二连搞基建，背土坯，烧砖，搬砖搬瓦，搅拌混凝土，做门窗，盖了宿舍，教室，厂房等，四连是工业，造纸厂用稻草制出包装纸，供应北京的商店，还有机械修理等，副业队养猪，酿酒，出厂65度红粱白酒，卖到北京及周边地区。干校后期有一个机械厂，制造阀门。

一副科长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在副业队喂猪，我看见部政治部主任用小车拉砖，盐局局长和供销局一位副局长修鞋，一级工程师烧茶炉，还有年老的看库房，这是对年龄偏大的干部照顾了。

1969年冬天，部分干部和知青参加积肥和运大粪劳动，先是干校去人在白广路的部机关和月坛家属宿舍等地挖粪，堆好，待冻成冰块后装车，每次10辆平板车沿路出右安门，经草桥、黄村，大兴，过永定河，走大堤，2天路程，中途在庞各庄住一晚，吃饭就是发的馒头，啃咸菜，没地方洗手。

4个人一辆车，建民是车长，这一车有部政治部曾副主任（干校后期任革委会主任、文革后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另一干部和一女知青。化这一车，他驾辕，部幼儿园园长袁阿姨和另外2人拉纤，车轮陷进坑洼的地方，他就用双手去转动车条或车轮。在北京城里，平板车上轻工业部五七干校的横幅引来市民观看询问，五七干校是什么。车队到了干校受到列队欢迎，每个人都很累，安京他们中午到的干校，下午去参加政治学习，学着学着就睡着了。

后来主要是开展揪“5.16”分子运动等因素就改卡车运送了，还没轮上的干部、知青庆幸自己躲过了这一关。前后运肥有多少次，有多少人参加，众说不一。人力百里运肥，很大程度上是干部和知青特殊的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有一个年轻干部曾激情昂扬的宣称，运肥吃饭不洗手是改造了自己。谁想出的这个主意不得而知。

起初，干部、子女都住老乡家，双职工夫妻分开在集体宿舍，我父母分别在距离3里的宿舍，长时间都不见面。后来的集体宿舍都是上下铺，夏天蚊子太多，得用蚊帐，冬天烧煤取暖，有过知青煤气中毒，很长时间没有浴室。我的下铺曾是一位4级工程师，工资210元，不缺钱，但吃住没有特殊。

按照林彪的1号令，1970年春节前后，百多户双职工和夫妻一方工作的家庭被疏散到干校，全家老少一起走，搬家退房子没商量，有家属是老人的坚持不搬家，多次动员后还是搬出了北京，家里子女已经在北京工作的，集中进集体宿舍，子女中70届的可留在北京继续上学，也是集体宿舍。家有在外地上山下乡的子女回家探亲，北京就是过路。

步讯父亲是某部副部长，文革中遭迫害遇难，父亲给他取名步讯是要他一生都学习鲁迅，上学的弟弟叫步同，同样要学习鲁迅，母亲带着他们兄妹3个全家搬到干校，生活落差很大。林家搬到了离干校6里的孙家务，斌的一家是父母带着姥姥和3个孩子，竞的一家是父亲带妻子和4个孩子，崔师傅和妻子带的3个孩子都是学龄前，还有文革初期遭遣返乡下的家庭转来了干校，百十个少儿起初玩耍、上学都是村里的条件。

固安离北京近，其他部委干校有在河南江西等地，夫妻有一方在一轻部的，另一方从部委下放就选固安，家就搬到固安。干校一下子来这么多家属，是周边5个村的老乡给腾的住房，很多老乡家为腾出一间房，老少三代人去住一屋，干校的全家老小吃住也只能在一间房。后来建成排房式的家属宿舍，我父母住的那一排是7间干打垒，一户一间，有2户邻居家的孩子已经长大上了中学，也给一间，人口多的才给2间，都没有厨房，公共厕所距离都不近。一间房里，屋里除了大人孩子的双人床、单人床、桌子、柜子等，有些东西就没地方了。购买生活用品很不方便，干校只有小卖部，县城在25里之外且没有交通，每个月的几次赶集在8里远。

搬家之后，人们临时回北京能在右安门内的后勤招待所食宿，这里曾是轻工业部子弟小学和幼儿园，在教室里安了床，有食堂。被打倒的张副部长患病，离开干校住进北京的后勤，撤掉了汽车和司机，身边没有亲人，他只能独自坐公共汽车去宣武医院看病。70年夏天的几天，教室里就住我们俩，他常常独自坐在床边低头思考，情绪低落，我和他聊天，他最多的抱怨是招待所的饭菜：医生不让糖尿病人吃咸。

3个部合并为轻工业部后，海军的一位军代表视察后一声命令：

撤销干校后勤招待所，取消班车。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往返干校要去大兴石佛寺的长途汽车站，石佛寺到干校要走一个多小时，我走过这一段路，中间有很宽的永定河河滩，要趟泥土，越杂草，有的时候遇到上游来水。新一批干部下放，乘坐长途车下车后，扛着背包走到干校。

我曾骑自行车往返北京，去程大风呼啸，砂子打脸，实在骑不动了，就去黄村火车站办托运，但当天不能到，我就坚持骑到了右安门，回程，带了北京买的麻酱、粉丝等。

很多人回北京第一件事不是回家，不去洗澡，而是去“搓一顿”，在馆子里花光手里的钱也要吃一顿好的。

干校知青登上永定河大堤忆当年。

在我来到之前，干校已经安置了150多子女，是1969年3月18日、4月14日、8月23日等分批来的，是在京的老三届及69届和70届初中生，都转成了当地农村户口。当时，北京制定的知青和城镇居民下乡办法，允许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携带家属子女一起去。

第一批来干校的，是夏副部长、姜副部长作的动员，从北京乘敞篷卡车进村，寒风打脸，冻耳朵，卡车陷进泥坑，大伙就下车推车，挖泥，后来还叫来了救援。刚来的时候，年龄小的女生想家，曾站在永定河大堤上，冲着北京方向大哭。

干校的干部和知青加起来上千，创业初期，是基建和种地，后来是农业与工业并举。子女们开始都进红卫连，后来分到各个连队，再后来成为工业生产的主力，有造纸的各个工种，酿酒的各个工种，有车工、钳工、电工、焊工、木工、司机，有厨师、饲养员等，还有教师、医生等，也有结合为干校核心组、政工组及厂长、车间主任，成为管理层人员。

我是四连维修班木工，初学在天津造纸厂，后来有来干校的塘沽盐场、佳木斯造纸厂的师傅短期教我，四连没有木工房，我就在二连木工房干活，有时候和干部老邢一起学开电锯车，锯圆木。不少哥儿们喜欢来木工房干点什么，电刨子新鲜，一块木板一出溜就刨平了，但要用去压木板，必须千万小心，稳稳操作，我知道至少有3个人刨断了手指，有一个是我在一旁看到，急忙帮着送上车，去宣武医院救治，当时干校有一部嘎斯69吉普，苏联制造，唯一的小车，平日是校长专座，救人的时候能用。木工房还有乒乓球台，有些知青常来常往。

我想到给造纸厂锅炉房运煤的北门做一扇大门，大门上套着一个小门，请教了刘师傅、王师傅，门板有粘接，有起槽对缝接，油漆后是一件作品，锅炉房运煤的时候开大门，平时走小门，这样冬天里就能减少北风的灌入。我还做门窗，装玻璃，修门窗，修桌椅，给仓库做货架。小温、监、宝林等，我们都没少干私活，做小提琴托，钉板凳，做电池盒，马扎用榆木、柞木做支架，装上穿钉，刷清漆，钉上背包带，美观，方便携带，坐着舒服，那时常常开大会开小会，干部、知青人人都有板凳或马扎，用今天的话说，是标配。

工程师老董送我去天津灰堆造纸厂学习并去看我，星期天，他专门带我去天津老字号狗不理包子铺，他请客，还要了啤酒和小菜，狗不理包子确实好吃。我自己慕名去天津八三一食堂吃了一次，原来叫正阳春鸭子楼，因毛主席58年8月31日来过，故改名八三一食堂，后来改名天津烤鸭店。

我和毅等6个人往返丰台运白灰，满满一卡车白灰，是一锹一锹装卸的，边干边吃白灰。铺设500多米长柏油路，我们用铁锹搅拌沥青和石子，沥青黏稠慢了就凝固了，每个人都是铆足了劲快速翻炒，拌匀之后摊到路面，每个人都累的瘫倒在地上喘息一会儿，下一锅沥青烧好，马上又开始翻炒。

我在二食堂帮厨2个月，知青们轮流，一次去2、3个人。我和忠勇曾帮二食堂杀猪，二食堂每次杀猪都轮流2个知青帮忙一个上午，中午每人享受半大碗炒肉片，逢心新说：帮食堂杀猪是那几年最高兴的事。杀猪的时候，我们就是去猪圈抓猪，把猪蹄捆上，杀了放血之后打气退毛，搬运。传说有位女知青胆儿大，直接拿刀捅进了猪脖子。我参加过守夜，干校当时不设守卫，每晚轮流2个人巡夜，我和监整宿没睡，隔2个小时去各处巡视。

知青们多是一开始就接触高强度体力劳动?，100多斤一大包稻草，超过体重，燕华他们班16岁的女生，生生是咬牙扛上草垛，还要当心别在草垛上打滑掉下来，刚走出校门的一群小青年，没有干过体力活，更别说重活。

1973年夏天，副业队深夜着火，发现的时候，大堤上烧着了几棵柳树，临近酒厂库房，干部沈厂长大喊：赶快抢粮食！很多人冲进仓库，人挨人向外传递粮食口袋，警报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几百人从干校不同方向跑过来，端着脸盆灭火，见火势增大，外面的人紧急呼喊里面的人：赶快出来！易风他们才撒开了丫子往外跑。有了统一指挥，大火很快被扑灭，尽管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紧绷，保卫干部说“不破此案绝不罢休”，最后也没破案。

76年大地震，我已经在北京供电局，去唐山抢险几天后回干校看父母，大家都还住地震棚，有人学狗叫猫叫，学蛐蛐叫，吓得一些女知青不敢睡觉。

初期的干校只有中午吃馒头，早晚是窝头咸菜，后来改善了，也不是每天有肉，早晚还是咸菜，偶尔有鸡蛋。中午就一个菜，素菜的时候多，隔一段日子才有红烧肉，有时蛋炒饭，有过烧茄子，有粗粮，但吃米饭，馒头多，早晚常有果酱包。我们宿舍的几个人多次熬到半夜蹭夜班饭，夜班饭是给造纸厂夜班准备的，偶尔到最后或浑水摸鱼能买到炸馒头片或汤面或炒饭。

子女们先是每月12元生活费都扣下吃包伙，不久每人增加3元零用钱，再往后每月生活费18元、30元、35元，8小时工作，每月休假4天，节日放假，和干部一样享受在宣武医院或北京医院公费医疗。有图书室，有电影看，看彩色电视，有男、女篮球队，冬季开辟溜冰场，知青们轮流维护，干部老许多才多艺，教会了很多人滑冰。还编排和表演文艺节目，男女知青都有小提琴、手风琴拉的非常好的。

干校把盐碱地改造成大片稻田，开辟菜园，永定河大堤上满是垂柳，漫步这样的景色，能感受田园味道。秋季，干校支援当地“落梨儿”，梨园里的大鸭梨随便吃，我们一边摘一边吃，老乡说树上的梨吃多了会拉稀，结果吃了2个，肚子就叫唤，不少人上厕所，当时大家都不懂，是树上的梨太凉，连续吃就会激惹肠胃造成拉稀。

打麻雀，老许在黄昏时看准哪棵树落满麻雀，天全黑，我用手电照亮麻雀腹部的灰白色羽毛，老许瞄准，一枪一只，回来退毛，当晚就炖出一锅。稻田里有很多青蛙，捉来剥皮，炖出一锅，有人抓刺猬，偷猫狗，都是炖熟了众人一起享受。

大伙喜欢交流吃过什么，什么好吃。很多人回北京第一件事不是回家，不去洗澡，而是去“搓一顿”，在馆子里花光手里的钱也要吃一顿好的，奢侈点的去老莫、新桥、和平餐厅吃西餐。

有一次休假，天雄带我去四川饭店，那是我第一次咀嚼正宗宫保鸡丁，担担面，那一次我们还从右安门骑自行车去颐和园，在昆明湖跳水、游泳、划船。在木工房干活的老乡儿子结婚，建民我们几个人买了一面镜子去贺喜，大伙在炕上围坐成一圈，用一只碗传递喜酒，我就记得吃了几样豆腐菜，日子穷啊，村里办喜事基本都是素席。

很多人没有荒废光阴，读书，学文化。张铁生交白卷之前，干校办了初中代数、物理、化学补习班。

文革进行中，干校也搞运动，有批判会、斗争会、处分大会。那几年，干校虽未把人整死，但似乎也把有的人“整疯”，一次全校大会上，台上的领导说，有问题的离开会场，忽地站起来不少人，一个个离开了会场。

1971年，“9.13”事件没过几天，子女就有私下传说，一天晚上，有谦、毅等，我们几个大操场边上神秘说起林彪，谦手指天上，迅速下滑，林彪的飞机掉下来了。过些天，我告诉塘沽的木匠师傅，他惊吓的不轻，险些跌倒，嘱咐我千万千万不能说了。传达中央文件，班组有“571工程纪要”影印本，对林彪篡党夺权展开批判，但对其中干部到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各有己见。

林彪的“9.13”事件之后，运动降温，清查“5.16”分子不了了之，要是再无休止的运动，不知会整多少人，伤害多少干部。包括张副部长，我接触的几个老干部情绪低沉，少言寡语，低头走路干活，不见笑脸，知青也有因父母挨整挨斗而忧虑。

干校早期发生过男知青打架的事情。有一发小在玉米地里干活，被晒的头晕，冒出一句打到太阳，这可不得了，有人汇报了，好在大事化小，那个年代，伟大领袖就是红太阳。说一哥们听了美国之音，全校公开批判，偷听敌台呀。

1969年前后，欢呼伟大领袖发表最高指示，列队游行喊口号，轰轰烈烈学习毛选，开展讲用，后来学习马列原着，停产听辅导，开展讨论。我一侧上铺的志敏晚上常常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史观的发展》等着作，普列汉诺夫是列宁尊重的俄国共产主义创始人。

讲革命精神，讲革命干劲，每年春天的平整土地是一场大会战，先开召开全校动员大会，随后是大批干部、知青下田劳动。军代表做形势报告，也讲全国轻工业形势，那时全国自行车年产400多万辆，手表300多万只，还有缝纫机的产量，糖的产量，纸的产量，我都是听报告的记忆，当然那个时候对社会还是保密的。

讲革命传统，大家传说父辈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夏副部长的母亲是革命母亲夏娘娘，谦的父亲是1926年的党员，广忠父亲是29年百色起义的红军，贺龙前妻在部里，毛泽民前妻来过干校，干校有自己的老红军做报告。子女们来自干部、军人、高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等不同家庭，有就读四中、清华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的，特别是读到高三的天雄、中超等人，基础和学识就是不一样，父辈们的影响，子女们相互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很多人没有荒废光阴，读书，学文化。张铁生交白卷之前，干校办了初中代数、物理、化学补习班，天雄、会师教数学、物理，仁寰母亲教化学，但张铁生的白卷给搅黄了。仁寰早些年就是一家上市公司首席科学家，他在1978年以同等学历参加香港中学毕业会考，进入香港理工学院，次年参加英国大学入学考试，入曼彻斯特大学，最后读完博士，他是69届初中，北京的69届差不多就是入学和毕业，没学什么，他的初中高中文化课主要是干校期间自习，英语是靠背常用单词、听唱片、读大学英语专业课本，读原版小说，他还读《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也读马恩列斯，尽管有似懂非懂或一头雾水。干校的环境对自学是有益的，闲暇多，能关在宿舍里学习，身边有很多饱学之士可以求教，有英语很好的工程师，常来常往北京也是便利条件，容易找到教材资料。

文革初期，同学间虽有流传西方名着，但很难获取，有校友的朋友在外文局图书馆盗出内部读物等名着，做案8次，最终被擒获，但校友及朋友们受益匪浅。星星给我看《安娜卡列尼娜》，评论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上流社会，那年我19岁。天水给我看《我的前半生》，由此，一直关注末代皇帝溥仪及相关的故事，读过英华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等末代系列，向他请教。关注执笔《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李文达，因为版权，先是被告，后来原告，耗时10多年，打了一场荒唐的官司，最终照顾溥仪的遗孀，将版权判给了李淑贤。李文达与父母同住一楼，我一直对其遭遇打抱不平。那几年还传看《红与黑》、尼克松的《6次危机》、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名着和内部出版书籍。

当时，我有一本集邮册，是文革前的部分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拿给小敏看，再看他的几本集邮册更是精美，应该是收全了文革前124套纪字头纪念邮票和75套特字头特种邮票。很可惜，我那些邮票在多次搬来搬去遗失了。

回到北京——户口本上无子女的困退一个

从北京迁到固安干校的干部和工勤人员，保留了北京户口和副食本，因此都还是北京人，按照父母身边无子女的政策，每家可把一个子女“困退”回京。

1975年3、4月，干校为10几家子女办理困退，我也在其中。当时，不少家庭有2个或3个子女都在干校劳动，我和妹妹都在干校，弟弟在吉林当兵，父母考虑妹妹在干校担任了职务，工作很有起色，同时有个传统的考虑，将来到他们老了，指望有个儿子在北京。

干校同时向宣武区知青办公室报送了3个人的“困退”，5月初，知青办发来了2个人的批准通知，我的没信儿，待批？继续核实审查？我做了不批就留在干校的准备。

6月上旬，干校收到宣武知青办《因家变两地协商回京入户单》准予我“自己回京入户”，干校盖章签署了“同意回京安排工作”。

我是干校知青中最早回京的一批，不少人见面表示羡慕，“松寒是北京人了”。

转了粮食关系，开出户口迁移证，6月17日去宣武区劳动局填表，18日给白纸坊街道送去介绍信，当天下午，北京供电局劳资科干部福来来访，当时我不在家，是邻居帮忙传话，次日我去供电局面谈，他们让我当外线工，我说或医务室或木工，他们说考虑我的要求。

7月1日，我在供电局报到之后，福来才告诉我，宣武劳动局曾准备让我去故宫，不去故宫就去什刹海体校，他因为急需补齐北京供电局得一个招工名额，就2次向劳动局要我，福来在劳动局正巧看到我，并看了我填报的表格，他还说，你去故宫就是打杂。其间我去过白纸坊街道医院面谈，那里也同意我去，但要请示劳动局，白纸坊街道说：去白纸坊医院必须先得参加学习，等名额。我去劳动局，他们说椿树医院刚好出去了一个人，一时进不去，你可以等。最终我没等，选择供电局，干木工。当时，困退和病退的都要在街道参加学习班，等待分配工作，我能这么快有了工作机会，在劳动局眼里，可能是从干校困退回来的名声好一点吧，再就是与供电局的巧遇。

6月29日晚，维修班知青们的欢送会持续了近4个多小时，广忠当天专程往返，在北京采购了很多吃的，大家评价我在干校的表现，提出希望，用餐过后孟立演奏小提琴，宝林说快板，晓民独唱了两只歌，亦民、志敏和莹都是朗诵，广忠唱英雄赞歌，毅唱朝鲜歌，好不容易让小吴、建鲁和忠勇一起合唱，所有人都表演了节目，最后大家送我听诊器和血压表，鼓励我继续业余学医，我表示了对大家的感谢，我少有的几篇日记把这些写了进去。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干部们陆续回到原单位或另有安排，随着全国知青大返城，知青们也陆续回到北京。我母亲在干校10年，父亲待了9年，很多干部都是9年、10年，子女们也是9年、10年，知青们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父辈们把精力最旺盛的岁月留给了五七干校。

回京后的子女们进部机关和所属单位，进工厂，考大学，后来有不同部委司局长，有上市公司董事长、报社总编、博物院副院长、厂长、党委书记，有高级工程师、警官、律师、记者、医生等，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贡献。100多人里，我知道的至少10个人移民欧美。

1997年10月19日，130多子女在右安门内轻工总会招待参加校友聚会，大合影，聚餐，交流。2019年是红卫连50年，5月19日，80多校友重返干校旧址，互致问候，问长问短，举办仪式，宣读致辞、即兴发言，大合影，参观、照相，自助餐，登上永定河大堤，回首干校的日子。

（2024年8月12日稿，10月12日修改，写作过程承蒙插队同学和干校校友提示和佐证，一并感谢。）

作者介绍：唐松寒，1967届初中毕业，1968到内蒙凉城县插队，1971年转到轻工业部固安五七干校，1975年困退回京，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基础科毕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供电局、北京市电力公司工人、团干部、新闻干事、记者、中国电力报北京市电力公司记者站站长，2011年退休。

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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