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张大千义无反顾一走了之！”

体娱 2024-09-27 18:2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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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毕竟是张大千，他独具慧眼，审度时世，独有定力，作出自己想要的那种选择。

原标题：《张大千与他的子侄们》

张大千（1899—1983）

每当我看到张大千先生晚年在海外的精美画作时，脑子常会闪过一丝念头，好险啦，幸亏他在自由自在神游八极的海外环境中潜心艺术创造，否则世界上哪会有这些精美的作品？

张大千的山水画，走出青城山后，画风大为丕变；他的人物画，从敦煌回来後，画风也大为丕变；而他的整个绘画思想，自从去国後，更是进行了一次巨大的丕变。

可以说没有张大千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就没有他後期炉火纯青的创作成就。他独创的“大泼彩”，把西方绘画的大块色彩，和中国画的意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是中国绘画史上取得成功的巨擘。

谢稚柳先生曾在那张画上题跋：“张心铭为吾友张大千之侄，此为其遗作，亚法宝之，壮暮翁稚柳。”

张大千一九四九年去国後，从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台湾，尤其在一九五五年，他去巴黎和西方画魁毕卡索会面，成功地进行了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把中国绘画推向世界，居功至伟。

张大千的伟大成就除了绘画之外，与他的博学多才，聪颖参悟，以及先天的慧根所分不开的。

一九四九年後，周恩来曾几次叫于非闇、叶浅予写信给张大千，请他回来，还通过廖承志影响他，可是张大千毕竟是张大千，他独具慧眼，审度时世，独有定力，作出自己想要的那种选择。

一九五六年七月，张大千（右）与毕加索合影于法国戛纳。

我曾听叶浅予先生说过，幸亏大千没有回来，否则他逃得过“镇反”也逃不过“反右”，就算他捱到文化大革命，保得住性命保不住性命就难说了；我也听谢稚柳先生说过，凭张大千口无遮拦的脾气，和他的生活方式，他花钱的阔绰，解放後是很难适应得了的。

我听我姨妈说过，解放军进成都前夕，地下党通过各方面关系，给他宣传共产党的所谓知识份子政策，劝他留下，并许诺新中国成立後，给他当什麽画会的主席。我姨父张心铭的同学是地下党，特地挑了两担米到张家说，政权交替时，社会秩序混乱，以备过渡时期时用，聊表共产党之诚意。

张大千临离开成都之前，开了次家庭会议，指着大米说：“要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设法跟国民政府撤退！”

但是由于当时成都的各界都准备撤退，机票一票难求，在张群的帮助下，张大千才拿到三张机票，匆忙中带着徐雯波和女儿张心沛走了。

最令张大千晚年遗憾的，是没有把长子张心智带走。

张大千的子侄中，他最中意的是彼得、心铭和心智。彼得是四哥张文修的儿子。他脾气温和，酷爱绘画，自幼在大千身边，耳闻目染，颇得真传，可惜他先天体弱，在阿根廷时不幸得白喉早逝，此事让大千颇为伤心。

张心铭是张大千三哥张丽诚的次子，当今荷花摄影家张之先的父亲。他在张家子侄中排行老三，人呼三哥，晚辈喊三老子。他画的荷花，几可与大千的荷花乱真，之先表哥曾送我一幅。八十年代出国前，谢稚柳先生曾在那张画上题跋：“张心铭为吾友张大千之侄，此为其遗作，亚法宝之，壮暮翁稚柳。”（见下图）

张心铭心肌已严重劳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造反派因此将其释放，不幸在释放的几天后，就客死在长江边的一家小客栈里，享年五十八岁。

此画我带出国後，曾打算托香港《大成》杂志沈惠窗先生转交给台湾“摩耶精舍纪念馆”收藏，我先写信询问，结果沈惠窗先生回信说纪念馆不收。

嗣後我为《大成》写了《墨荷泣诉》一文，拟将此画做插图。我先寄照片给沈先生，沈先生说照片制版不清，要求将原画寄去，说用毕即奉还。孰料，画寄出後黄鹤一去不复返，不久沈惠窗先生也突然归西，此事就成了绝响。

不同时期的张大千与蒋经国先生。

张心铭因与八叔张大千有信件来往，“文革”时以里通外国罪惨遭迫害，造反派强迫他在烈日下把砖块从东搬到西，然後再强迫他从西搬到东，如此反复的劳累，使他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最终医生告诉造反派，张心铭心肌已严重劳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造反派因此将其释放，不幸在释放的几天後，就客死在长江边的一家小客栈里，享年五十八岁。

1949 年 5 月 16 日出生的张大千幺子张心健因生母徐雯波随张大千去国，托孤给娘家成都郫县钟家场一位姓钟裱画师代养。1971年因家庭成分备受歧视，生无可恋，卧轨离世，殁年22岁。其短暂而又苦难的人生遭际，详见笔者在本公号2023年9月16日刊发“张大千幺子张心健之死”一文。图为张心健唯一存世的像片。

张彼得的传世作品不多，我仅见过三幅，一幅是山水，一幅是仕女，另一幅是今次将在美国矽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的《大风堂三代画展》中的《双虎图》，前两幅看到的是真迹，後面看到的一幅仅是照片而已。

张大千长子张心智，因镇反时岳父鲁大昌遭逮捕，在兰州待不下去，辗转往离兰州不远的银川谋生……

张心智是大千的长子，在子侄中他排行老十，人呼十哥，晚辈叫他十老子。他是跟随张大千去敦煌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敦煌时，张大千把他安排跟西藏喇嘛学习制作矿石颜料。张心智也善画，我曾收藏过他一幅山水，後赠送给大风堂再传弟子黄岳峰兄收藏。

张大千没有把心智带在身边，是他晚年最遗憾的一件事。

源起於“一怒之下”：前不久张大千远游，临走前把心爱的宠物——白长臂猿（取名“白宝宝”）交给心智饲养。可是这白宝宝被大千娇宠惯了，不服心智管教，心智年轻气盛，不懂哄骗，“一怒之下”搧了它一记耳光，孰知白宝宝受了刺激，“一怒之下”，就此绝食，忧郁得病，不久死了。

大千回家，闻知到此事，“一怒之下”，也回敬了心智一记耳光。这时的心智毕竟已是独立的成人了，受此家教，也就“一怒之下”，带着弟弟心珏，远走高飞，到兰州寻找岳父鲁大昌去了。就此和心珏在兰州定居，在兰州音乐学院任职，“文革”遭批斗时，因他是反动黑画家张大千的孝子贤孙，批斗时造反派勒令他当众喝下一碗墨汁……

张大千先生长子张心智生前留影。

张心智因镇反时岳父鲁大昌遭逮捕，在兰州待不下去，辗转离兰州不远的银川谋生，後因统战需要，被落实政策，做了半辈子的宁夏博物馆的馆长。当然他“文革”中也受尽屈辱，苦头不少於乃弟。弟兄俩“一怒之下”走错了方向，以致命蹇多舛，一生困苦。

我们後人聚在一起议论此事时，假设昆仲二人如果当年朝南往广东走，说不定和日後的保萝、心澄兄弟一样，围绕父亲膝下，过上和保萝一样优渥的生活。

说到这里，笔者又要赘言几句，说一下张心智的岳父鲁大昌。

提起鲁大昌，此人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连中共的党史也少不了提他一笔。

张大千（中）告别故乡前，与众亲友合影留念（1948年摄於李祖韩家中）。

张大千住在鲁家时，发生了一件失窃事件，贼被抓住後，鲁大昌命手下将其吊在梁上，飨以老鞭，大千不忍，前往求情，赦免了事。

却说张大千去敦煌，由于右任的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兰州市长的蔡孟坚，又通过蔡的关系，结识了鲁大昌。

鲁大昌，字松龄，临夏鲁家村人。早年在军阀队伍当兵，因作战勇敢，逐年升迁，後并入国民党军队，曾任新编第二军军长，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等高级军政职务。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国工农红军穿越腊子口时，鲁大昌时任国民党十四师师长。据中共党史所载：“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浴血战斗，英勇善战的红军出奇制胜，击溃甘肃省军阀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早已部署好的守军，於九月十七日淩晨全面攻克腊子口天险，使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彻底破产……”

鲁大昌（1889—1962），字嵩龄，甘肃临夏人。国民革命军将领，曾任新编第二军军长、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等高级军政职务。1949年被俘，1962年在兰州病逝。

其实据笔者从亲近鲁大昌的人那里听到的，与党史所载大有出入……镇反时新政权给鲁大昌留了条命，但历次政治运动几进几出监狱，让他吃足苦头。在审讯鲁大昌时，他曾经说了这麽几句话，颇可玩味：“我当时有三个步兵旅，一万五千兵马，难道能守不住这几十米宽的山口子吗？你们把聂荣臻叫来，问他当年说的话算不算数……”

一九三八年後，鲁大昌在军中失势，回到兰州，在城西郊外吴家园的黄河边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的别墅，取名“松龄别墅”，就此耽溺书画，交结文人，凡来兰州的墨客文人，鲁大昌都邀来松龄别墅作客。据说邀请的文人中间，就有徐悲鸿……

张大千往返敦煌，经过兰州就住在松龄别墅，和鲁大昌谈画论文，朝夕相处，十分投缘。後来鲁大昌把养女嫁给张心智为妻，两家结为秦晋；亲闺女鲁敬，点了香烛拜张大千为师学画。据笔者所知，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张大千曾派香港画商张应流，去兰州给鲁敬送画，此画现在刻在兰州郊外新建的碑林里，鲁家後人曾带笔者去光顾过。

上世纪50年代，张大千摄于巴西像片。

鲁大昌的孙女鲁广智女士告诉我，姑姑鲁敬曾告诉她，有一年黄河涨大潮，眼看就要漫过堤岸，淹入松龄别墅，大千对鲁大昌说，我来我来画张河神图祭拜一下，以求保佑，说罢随手画了一张四尺纸的“龙女图”，鲁大昌请来和尚道士，闹腾了一阵，大水果然退了。事後大千把此画送给鲁敬作纪念。

鲁敬将此画视若拱璧，一直藏在箱子里。

一九六一年，鲁敬以反革命罪遭逮捕，因家中无米开灶，孩子将此画卖给收破烂的，换了五元钱……鲁敬出狱后知道此事，痛哭失声。

张大千住在鲁家时，发生了一件失窃事件，贼被抓住後，鲁大昌命手下将其吊在梁上，飨以老鞭，大千不忍，前往求情，赦免了事……

鲁广智还告诉我有关一件黄庭坚书法长卷的故事，刚才查阅网上，她所述与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吻合。

鲁大昌收藏颇富，他驻军北京时，曾在琉璃厂收罗了大批字画，笔者曾见过谢稚柳和萧建初临摹的北宋画家李公麟的《西岳降灵图》长卷，曾是鲁大昌的藏品，现原作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据鲁广智回忆，鲁大昌驻军河南时，曾挖掘过一座宋墓，出土了不少珍宝，其中有几尊比她人还高的瓷瓶。她说六十年代还在家中杂物间放，如今不知散落何方。

张大千（中）与亲友参观（台湾）中横公路（1959年3月19日）。

鲁广智还告诉我有关一件黄庭坚书法长卷的故事，刚才查阅网上，她所述与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吻合，现抄录於下：

有一件黄庭坚的书法作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是在“反右”以後“文革”以前。一个寒冷的夜间，有个中年妇女到煦园看望家父。她是鲁大昌之女鲁敬，带来一件古代书法作品，最外面装裱成雨伞式样，里面是黄庭坚的行楷长卷。

文章叙述道，至今记得那轩昂郁拔、雄放瑰奇的笔迹，仿佛“照亮”了昏暗的房间，屋里变得分外安静。鲁敬讲明来意，她是受其父鲁大昌叮嘱，来求水老先生题跋的。“父亲看过卷轴，神色庄严地谢绝在上面题写，他说他不是不写，是不敢写。”水老先生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在流传千古的前贤珍迹上着墨。

但鲁敬说他父亲已经被再次抓进监狱，这一次进去凶多吉少。最後她以“父命难违”说动了水老先生，才磨墨选笔，毕恭毕敬地在长卷後隔水空白题跋纸上写了他拜观的心得。

从鲁敬在寿山堂灯下展开长卷，到水老先生题跋、盖印、收起，不超过一小时。“在这一小时中，我只是在旁边看着，但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及今思之，犹在眼前。”

文章作者继而概述道，鲁大昌是甘肃军阀，以曾在腊子口围堵长征红军而进入史册。现在书刊、网路上有不少与他有关的资料，照录一段：

“……民国二十四年(1935)九月初，鲁大昌奉令在岷县腊子口堵截北上红军，经过一昼夜激战，被红军击溃……抗战期间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失去实际军权……在兰州修建公寓，以‘高级将领’身份出没于高级军政官员中。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兰州解放时逃居岷县，被人民解放军捕获管押。劳改期间，因病保外就医，1962年10月1日在兰州病逝。”

这些资料数量甚多而大同小异，它们相同的一点是都遗漏了(或是忽视了)鲁大昌是一个书画收藏家。他虽然出身行伍，但对书画艺术怀有极大的热情，他与家父的交往也与此有关。

笔者在台湾“摩耶精舍”画室与张大千蜡像合影。

当年张大千自蜀中西行兰州、敦煌，鲁大昌的支持赞助起了决定性作用。张大千过往兰州，就在鲁家住宿。我听说鲁大昌还曾为张大千送过一位侍妾。

鲁大昌当然收藏了不少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也替他荐选了一些古代书画。

那年看过黄庭坚书法长卷之後，我父母还议论鲁大昌收藏黄庭坚书法，说不定与张大千有关。鲁大昌是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的，他自己颇有自知之明——共产党来了不抓他抓谁！1949年以後，他虽然不到“七擒七纵”，也差不多是“三进三出”了。

我不知道烧毁黄庭坚书法长卷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但我绝对知道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不论对于中国书画史、中国文化史还是中国人的心灵史，那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我不太清楚鲁敬拿来黄庭坚长卷的时候，她父亲是否还在人世。如是我闻，黄庭坚长卷的结局极具“中国特色”：文化大革命开始，鲁敬受其父株连，也被捕入狱，关押在甘肃平凉监狱。

鲁敬入狱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只带了一把“旧雨伞”。在女囚中她年纪较大，认罪服法还过得去。只是每到深夜，其他女囚熟睡之後，她常偷看枕头里的那把“雨伞”。鲁敬的行为被同囚室保持着敌情观念的女犯人看到眼里，立即向管教人员告密，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鲁敬就偷看暗藏在枕头里的什麽东西——大概是变天账！

在犯人集合点名的时候，监狱管教人员警告鲁敬，立即交出暗藏的变天账。经过一番解释之後，鲁敬拿出并非变天账的那把旧雨伞。

管教人员当众打开，流传了1000多年的铭心绝品，便展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平凉监狱的一夥罪犯眼前。“在革命人民大‘破四旧’的时候，竟然将封建垃圾带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公安人员勒令鲁敬当众撕毁黄庭坚书法长卷，并点火烧为灰烬。

今天的收藏界大概没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联想：“那也是好几个亿的东西啊！”我不知道烧毁黄庭坚书法长卷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但我绝对知道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不论对于中国书画史、中国文化史还是中国人的心灵史，那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以上引文，作者署名“佚文”，据笔者考证，此文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兰州名儒熙园主人水梓先生的儿子水天达先生——中央电视台名主播水均益先生的尊人，水梓是水均益的祖父。

1936年，徐悲鸿带艺术系学生赴黄山写生，巧遇张大千，留下这张合影。

张大千住松龄别墅的时候，水梓常来造访，张大千也去熙园作客，并送给水梓许多工笔精品画作，水家人惋惜地说，可惜那些字画都在“浩劫”中失去了。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时，鲁大昌时有派人送食物和生活用品，有知情者目睹，鲁大昌一次就送了四千银元。

笔者肆意纵横，海阔天空，从写张大千铺陈到大千世界之外，不过文章中心还是没变——祖宗积德，苍天佑我中华文化，在曾经肃杀荒漠的文化土地远处，保留一颗燃烧着的火种——“幸亏张大千义无反顾一走了之！”而文中提到的其他人大都遭遇了侮辱与伤害。难道不是吗？

相关链接：张大千之子张心健之死

作者介绍：王亚法，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普作协第一届理事。上世纪80年代，曾在《新民晚报》连载《彩笔风流》、《失踪的马队》等中长篇小说，并发表诗歌、科幻等作品三百余万字。1988年赴澳洲定居，并创建“澳洲上海同乡会”，近年曾出版《半空堂记游》、《半空堂杂谈》、《半空堂谈杂》、《红都妖孽》等书藉。并经常为《澳洲日报》和《澳洲新报.新文苑》专栏撰稿。也常为台湾《中国时报》撰写研究张大千和介绍大陆艺术家的文章。

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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