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围观过“抄家”

体娱 2024-10-08 16:0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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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省商业厅办公的院子里粘知了，我被马蜂蛰了，马上跑到小礼堂，那里有正在写检查的“走资派”。一位老人给我一小盒膏药，搽了一下很快就好了。

原标题：《我在“熙南里”读小学》

熙南里，一个新近打造的“金陵历史文化风尚街区”，已经成为热门打卡地。它立足于保护传统历史风貌、街巷肌理和建筑空间，成为集旅游、文化、商业等多种功能有机结合的综合体验区。老城南是南京文化的发源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积淀下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这里留下我童年的所有记忆，以及对文革初期的所有印象。

上世纪60年，我曾在“熙南里”上小学（1963-1969年）。我的小学是府西街小学，它是一所有着逾百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学校，其历史可追溯到1903年的私立思益学堂。1927年,学校由南京市政府组建为"首都中区实验学校"。1933年中学和小学二部分开，同年小学更名为“南京市府西街小学”沿用至今；2023年是府西街小学成立12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我入学60周年。

南京中区实验学校1927年创办，地址为府西街14号-16号

府西街小学原位于南京著名晚清民居“九十九间半”的“甘熙故居”旁的熙南里，因中山南路道路拓宽，现在已经整体平移到中山南路360-1号，大门由原来的坐北朝南变成坐东朝西，与南京一中由原来的并列改为隔路相望。

当时，南京市府西街小学原隶属于建邺区的学校，而且是那一片的中心学校。无论是去过还是现在，小学通常不允许跨区就读。府西街小学应该招收附近建邺区管辖居民的适龄学生，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那届却是跨区招生。

我家的住所在白下区的江苏省商业厅宿舍大院（大砂珠巷13号），在老城南城隍庙附近，一条很出名的小巷。那里住着近百户人家，前后三座十分洋气的公寓排楼，前苏联风格。每座都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都有遮雨廊，很适合玩躲猫猫。这里留下我童年的所有记忆，以及对文革初期的所有印象。

大砂珠巷13号江苏省商业厅家属大院的位置图

与建邺区接壤，不仅有江苏省商业厅宿舍（现省交通厅），还包括中华路两侧以及锦绣坊、慧园街等的住户，都被纳入了府西街小学的施教区。

本文作者小学入学时的照片（1963年）

我的前几届或后几届学生都在白下区砂珠巷小学就读，唯独我们这一届被划到建邺区上小学。我们上学要路过砂珠巷小学，才能到府西街小学。从砂珠巷向南走到府西街，向东拐弯走几步到南京一中，向西拐弯走几步到府西街小学，都在府西街这条路上。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学校周边的环境似乎不是“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蜿蜒曲折的小巷很多，有平事街、马巷、大板巷、绒庄街。巷子里水井，夏天直接打上来冰镇西瓜，或者打一桶水冲凉，既不要钱，又舒服凉爽。

有时，我放学走另一条路，路过“甘家大院”。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名称，只是觉得住了很多人家，十分拥挤，有点像“七十二家房客”。那里有座小假山，我经常攀爬游玩。

我的小学同学另一半是建邺区的学生。后来由于熙南里建设，他们大多数都拆迁到百水芊城安置经济适用房，这个南京市新建小区中最大的社区。我的这些同学世代是老城南，他们的南京城南文化色彩比较浓厚，正宗纯粹，以至于很多年后有关南京方言与民俗的问题，我仍然向他们请教与咨询。

一条条狭窄的巷子，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沿途人家高悬晾晒洗过的衣裤，墙角、门旁摆放着马桶、尿壶等待被集中收走的粪便。在一排排木板拼接门板里面，“前店后家”，“楼下店、楼上家”，门面是做手工制品的商铺或车间，后面与楼上是住家。现在黛瓦、粉壁、马头墙随处可见，配以砖雕、木雕、石雕装饰，或许是民国时期的繁荣景象，与我实际生活、学习过的环境几乎是两个世界。我所见的只是经过“公私合营”“三反五法”等多次运动之后，仅存的一点点手工业作坊的气息。异域风情的酒吧，颇具特色的古玩店、生活馆，断然是没有的。现在的“打造”，“复原”的只是经过“打扮”与“伪造”的规划师、设计师心中的理想，但绝不是现在这种粉饰出的铜臭。

杨老师第一个被“选中”......悄无声息离开了她热爱的学校与故乡。我冒着极大的风险与别人的白眼去送行。

1963年入学后，我接触到的第一老师是赵家筠，她是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她当时大约20多岁，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脸上有一点雀斑，但是十分慈祥，像母亲一般关爱每一个学生，诱发了我们对学校生活的热爱。1965年，赵老师因为怀孕，调离到距家较近的石鼓路小学。我的美好的小学生活从此就基本结束了。

在府西街小学的一件事，现在还铭心刻骨。1964年，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次从小学二年级学生招收新生。每个班选两名同学参加考试，一男一女。我当时是班长，自以为学习成绩很好，肯定可以参加选拔考试，结果没有我。我去问班主任赵老师，她说舍不得让我走，我完全不能理解。

30年前，1994年我儿子上小学第一次期中考试，老师要求家长在学校门口等候，考试结束后领孩子回家吃中饭。当时，平常尚需俄期间，琅琊路小学是提供中饭的（正是这个主要原因，我们才选择它就读）。我就骑车向南一路闲逛，刚好来到石鼓路小学，拜访了赵老师。这时她才告诉我，我的家庭政治条件与被选上两位同学（男女同学都是我们省商业厅宿舍大院的）略差一点。我母亲不是党员，以当年的立场，政治上有点瑕疵。没有允许去考外语学校，主要是被剥夺了报考资格，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当然，文革后，所有上学的资格与权利都被剥夺了，那就像Q那样坦然了。

与赵老师的处事风格截然不同的是隔壁班的杨老师，一位年纪40多岁，十分严厉，或许也有一点粗暴。她经常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大声呵斥，甚至体罚，整节课让他们在门外罚站。当时，我也很怕她，不过我还是直接问过她，为什么这么做？她告诉我，她是“恨铁不成钢”，这些学生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与教学环境，不这样，正常的教学没有办法继续。她还补了一句：“如果都想像你这么听话，那我何必要要体罚他们呐？”殊不知，我也因为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修改作业（我做的确实是对的），结果被老师赶出教室，在升州路上流浪了一整天。

文革初期，杨老师遭到学生的批斗，甚至残酷无情地用皮鞭抽打，满脸血痕，衣服撕破，是我见到的小学生对老师的最恶毒的暴行。伴随着红色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杨老师第一个被“选中”，没有鲜花簇拥，没有欢送人群，没有雷鸣般掌声，悄无声息离开了她热爱的学校与故乡。我冒着极大的风险与别人的白眼去送行，在水西门外的渡口，附近弥漫着屠宰牛羊的味道以及到处可见的晾晒的牛羊皮，这里应该是很多回民居住的地方，鸭子店与牛肉锅贴店处处可见。在一走几抖的跳板上，我帮她搬行李，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凉，觉得她可以解脱了。不知杨老师下乡后如何？她是我在小学阶段十分敬重的老师，没有之一！现在是没有老师敢于管理学生了，是不是文革的遗风？后来我自己插队时，就独自一人迈向荒漠的乡村，根本就没有勇气与亲人、朋友告别。

我曾去过他在张府园的家，印象特别深刻是墙壁上糊的报纸居然是《光明日报》！还是“文学遗产”那一版。这与一般家庭很是不同......

小学里，我有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叫王勃，对，就是那位写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句的天才诗人，有长篇辞赋《滕王阁序》流传于世的唐代文学家同名同姓。

王勃比我年长一些，似乎也比我渊博多了。在我们同学中，王勃是知识分子气质最重的一个，白面书生，很早就带一副厚厚的眼镜，远比我的同学们广见博闻。或许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中又有几位中学生的哥、姐，显然比我们这种白丁家庭见多识广。

王勃（2019年）

我曾去过他在张府园的家，印象特别深刻是墙壁上糊的报纸居然是《光明日报》！还是“文学遗产”那一版。这与一般家庭很是不同，当时干部家庭应该读《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极少数还是《参考消息》。工人家庭几乎都是形形色色的纸张。我估计王勃的父亲应该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还应该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否则不会去订阅《光明日报》。文革后，我才道他父亲是南京聋哑学校学校的校长，五七年被定成“右派”。虽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的“右”，但在我们这些革命家庭出身的孩子看来，才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但是，王勃好像不太受家庭的影响，每天还是乐呵呵地上学、放学，没有“四类分子”子女的卑贱与恐惧。

王勃有一副很好的嗓子，经常哼“样板戏”的唱段，偶尔也吟诵一些外国歌曲。他有一本翻烂的《外国名歌200首》，这袖珍本收录了世界各地的200多首电影插曲、民歌和流行歌曲，有苏联、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的，也有意大利、德国、巴西等国家的，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等苏联歌曲在当时非常风靡，王勃都会哼唱。地下歌曲《南京知青之歌》也是他唱给我听的。后来，我插队时吟诵《南京知青之歌》时，经常回忆王勃唱此歌的音容笑貌。

小学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都在社会最底层打拼，开始了渐行渐远的生活道路。王勃进入了当时算是很不错的单位---南京港务局，一直到后来的大件运输公司担任中层管理干部。我被迫上山下乡，成为同学们“鄙视链”的末端。

王勃同学没有能挺过三年疫情，终于在疫情即将结束之前，不幸在2022年8月30日因病去世，离开了我们。在他周年忌日，我专门撰文表示沉痛地哀悼！（叶明：《忆我的发小----王勃同学逝世周年感怀》，《金陵回声》 2023-09-12 ）

我主动积极“围观”（不是参加，我还太小）“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新鲜事物。

在我三年级以后，文革开始后，我的注意力离开了学校转向政府机关与社会上，一下子成熟很多。我已经很不习惯与十分幼稚、但貌似“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同学们接触，与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我主动积极“围观”（不是参加，我还太小）“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新鲜事物。

我有个邻居，南京三中的高一学生，父母双亡，属于烈士子弟。这位烈士子弟带我从中华路徒步一个小时，到他们的组织机构——黑字兵---设在金陵神学院。南京黑字兵主要是响应江苏省委号召，组织起来保卫江苏省委。文革初期一批打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坏蛋”旗号最早起来造反的，大都是一些干部子弟，由于袖章是红底黑字，被称为“黑字兵”。后来，这些黑字兵的父母被当作“走资派”打倒，黑字兵就自然消失了。后起的红卫兵的袖章是红底黄字，与黑字兵相区别。黑字兵被斥为保皇派，红卫兵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叶明：《“三进”进金陵神学院》，《凤凰台上》，2024年06月28日）。

我围观过“抄家”，那是在西八府塘（太平南路东侧。南起致和新村，北至白下路）的江苏省商业厅厅长家，我没有见到本人。造反派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收走了，还有很多书报与文件。在我们省商业厅宿舍大院里，还有抄家再加上批斗。一个是住对面二楼的江苏省粮食学校（现南京财经大学的前身）校长，一个是住我家楼上的省五交化公司经理，他们两人的女儿傅同学、王同学都是我幼儿园、小学的同学。真实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我在省商业厅（中华路20号）礼堂里，目睹过著名的“五二表态”。在1967年造反派向江苏省委“夺权”后，“红总”和“八·二七” 这两大群众组织要求当时的走资派对“一·二六夺权”正确与否表态。我在礼堂后台，问一个准备挨斗的江苏省委书记：“你不是党员，怎么敢冒充，好意思吗？“他诚恳地对我说：“你还太小，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的”。后来我真的知道，他的所谓假党员问题，其实是当时战争年代发展他的党支部被破坏，介绍人也牺牲了，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记载，但是上级党组织是知道的。

还是在这个礼堂，我还观摩了中学红卫兵的文艺汇演。有一天，我站在后面看表演，一个初中生模样、英姿飒爽的女红卫兵问我某某节目是否已经演过了吗？我没有全看，当然完全不知道。不一会儿，只见她高举一把大刀，雄赳赳、气昂昂地上场了。她的模样在后来电视剧《兵团岁月》郑红梅（沈傲君饰演）形象很相像，果敢坚强，真挚纯粹,原则性强,意气风发。

这些都是重视地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曾在省商业厅办公的院子里粘知了，我被马蜂蛰了，马上跑到小礼堂，那里有正在写检查的“走资派”。一位老人给我一小盒膏药，搽了一下很快就好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新加坡的红花油。那位老人是省商业厅厅长，在部队上做过三野的军长，文革后当上江苏省副省长。

我偶然发现了江苏省商业厅的图书馆有个气窗没有关好，我试着从气窗爬进去，“借出”几本从封面看上去有点意思的书。我未经任何人许可私自取出图书，带回家读几天，然后偷偷地还回去，再找几本书……如此循环，初步构建我现代中国文学的知识框架。

在“借出”的书中，印象比较深的是郭沫若的《洪波曲》，那是抗战时期，他做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长篇回忆录，其中透露了一些我家先贤的踪迹。由于流畅的文笔及许多细节的描述，读起来特别引人入胜。还有郭沫若的代表话剧有《棠棣之花》、《屈原》和《虎符》等，这些作品都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题，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战国时义士、重义气的侠客聂政，刺侠累的行为超出了“士为知己者死”而升华为雪家国“公仇”而舍身报国的崇高行为令人动容。屈原的内心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刺破当时的政治阴霾，我被郭沫若的历史剧所震撼（叶明：《我曾从气窗爬进图书馆…… 》《最忆是金陵》，2024年04月29日）。

我在《文艺报》中，读到作为批判材料的《野白合花》与《三八节有感》，非常愤怒：他们怎么能这样讽刺延安？经过文革，特别是读到韦君宜、戴晴，刘宾雁、曾志的文章，尤其是是我自己在中央党校学习去延安考察，终于体会了解了党内斗争的残酷与黑暗。

有一次“借出”的《人民文学》上有篇《红豆》，十分震惊与感动。小说以倒叙的笔法，讲述了北京解放前夕，大学生江玫与恋人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作者以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透过凄美的爱情故事，曲折隐晦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面对人生艰难抉择时的内心矛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自身的血肉搏斗的痛苦，以及作出正确选择后的欢乐。全片充满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的人情味，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唯美的风格。在该小说中，我知道了大合唱《黄河大合唱》，艾青和田间的战斗诗篇。

此外，我主要和一批一中、三中、六中的高中生一起厮混。“停课闹革命”在家无所事事，整天不是“攻城”，一起玩“官兵抓强盗”、打弹子、争上游。要不就是就是到白鹭洲后面的节制匝附近游泳，摸螺蛳。当然，更多的是他们听谈论“红卫兵大串联”、“文攻武卫”的光辉业绩。

本文作者小学毕业时的照片（1969年）

有一位南京汽车制造厂的技校学生大哥哥带我去观看他们“火烧技校楼”后的景象。1967年6月27日发生在南京机械学校的武斗，这次武斗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机械学校（后南京机械专科学校）的一栋教学大楼被烧毁。

在“文攻武卫”时期，南京“五中八八”红卫兵头目 “八.二七”中学分会付会长、66届高中学生带领四位同学,坚守在五中门口莫愁路基督教堂的钟楼上,奋战数小时,砸光了钟楼上所贮存的石块。在“红总”提出退出战斗者可以立即释放回家的条件后，这位66届高中学生劝说其他4人放下武器，撤出战斗，自己一人誓死守卫钟楼，直到力尽受伤、被俘。这是南京一中“一月风暴”的成员，带我凑热闹去围观过。

本文作者的小学班级毕业照（男生），看上去最成熟的那位就是本文作者，实际年龄是班上最小的第二位。

1970年初，我父亲从佛教圣地“律宗第一名山”宝华山脚下的桥头---江苏省省级机关“五七干校”被解放，“三结合”重新分配工作到了省财政厅工作，我们也随之搬家走了，从城南的省商业厅的宿舍搬到城中省的财政厅宿舍（华侨路平家巷10号），我也离开了熙南里，永运离开了我的小学。

作者介绍：叶明，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退休教师。20世纪60年代，曾就读南京市府西街小学。

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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