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除了饿还是饿

体娱   2024-10-04 15:16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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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下糠饼,颇有点失望又重新睡下。我过些日子问父亲:怎么不做两个米粑粑?他回很简单:“良心怎过得去?


很明显,只要口感有点糯,哪怕是石头,也会有人找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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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59、60两年的饥荒,我们村,周围的村,更远的的村,更远更远的村,一片死气沉沉,衰萎破败;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挂着公社社员身份的农民,不分男女老幼,正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食堂实在是办不下去,撤销了。不过粮食由生产队按天按人发放。我们村每人每天定量2两5钱(老制16两一斤,相当于一两多点)。就是这么点点也绝不会足秤得到。粮食保管员,队长他们近水楼台,多吃点那是明目张胆,理所当然。所以每天晚上母亲拿着瓦钵去称米时,盯着从新屋金调来的女保管员手中的秤,看着她在秤坨下坠时将米一粒一粒往秤盘上加,稍平时又几颗几颗的朝米缸里拨。母亲、弟弟、外婆3人(我和姐在七中念书,户口在校。父亲在外村做保管员)一天总共不到半斤的定量,要多大一会才称好。自然,母亲总会回来复秤,而结果总是让她气得说不出话来。“2两5钱米9扣”,多年后母亲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常这么说。

一餐一家人一把把米,吃干饭是绝不可能的了,吃纯稀饭也不成。于是在里面加萝卜丁,加青菜。问题是这些蔬菜还在土里刚刚发芽,青黄不接怎么办?只好挖野菜割青草充饥了。

有种生长在水里的竹叶菜,产量高,随便动动镰就是一篮。以往是喂猪的上好饲料。可人吃到口里不光味道生涩生涩的很不对劲,而且跟牛一样要嚼老一会才能下咽。有一种长着一颗像如今小孩常吃的果冻形状花蕾的“牛转坨”的草,用它煮成的“稀饭”,看去跟猪食没半点异样,吃起来又涩又苦又辣什么怪味都有,就是不香。有些东西看起来十分惹眼,勾人食欲,像落花生的芽,白胖胖的,仿佛才出锅的一种小海鲜;山蒜的坨,圆揪揪的,白里夹着青绿,宝石一样;青蒿,茎粗叶肥,绿油油的……可就是不好吃,通通的不好吃。

话说回来,这些东西在烹调的时候要是加点东西,那味道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像山蒜, 像青蒿,如今在高级席宴上都有它们一碟之地。什么东西呢?油!那年月真是怪,田里也种油菜,山上也结“木子”,可收获的全部上交,而种植它们的家家户户别说缸里,坛里,就是瓶里也没有一滴油。再难吃的野菜,只要有了油的润滑,就能入口下喉;相反就会堵在嘴边,不敢咀嚼,不敢吞咽。另一方面,油就像胃里的底,没有它,胃就没底了,吃再多仿佛没吃似的。肚子始终是瘪瘪的,一天到黑感觉除了饿还是饿。

饿慌了,人们便到处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有的吃树皮了。这是一种叫“榔树”的皮。把它扒下,剁细放入水中浸泡,然后磨成糊,做粑粑烤熟。我吃过两口。涎不溜几的,第一口感觉有点糯,囫囵吞下,第二口就不行了,终究不是粮食不是蔬菜连草也不是,刚进喉咙我就吐了出来。更有的吃“观音土”了。我宁可饿,没吃,尝都不愿尝——再怎么说是泥巴呀,猪狗都不吃。但是有的伙伴们吃,村里很有些人吃。也说是咬起来糯糯的。很明显,只要口感有点糯,哪怕是石头,也会有人找来吃的。

那天村外山神庙前,百年老橡树下,聚集了二十来个饥肠辘辘的男女社员。他们都抬头望着树上一簇挨着一簇的橡子。这果实蛮像一个长着瓜子脸戴着小花帽的洋娃娃的脸蛋。外形如此标致,那里面的果肉也不应该差到哪里去。议论间,期待时,我的发小书林40几岁的父亲自告奋勇,往两人才抱得过来的树边走去。他把腰间的围带再束紧些,便开始往上爬。

这年头的老老少少,只要是属于共和国“人民公社”的, 要么皮包骨头,面色青绿;要么全身浮肿,黄中带亮。没有一个不是走一步摇三摇——可怜有的就是这么走着摇着忽的歪倒在田边路口,去了另一个世界做了名副其实的饿死鬼。要爬上那么高那么粗的橡树,对书林父亲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挑战。想必那果果太诱人,想必存心要为大家做点好事,他爬上去了。

可是,就在他将摘掉的第一簇橡子扔下时,已经耗尽力气的书林父亲,眼睛一黑,紧随着那簇橡子从差不多二十来丈高的树上栽了下来,砰的一声摔在地上。以后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彻底失去了劳动力,没过几年,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敏感的岗位,自然也引出不少的闲话,比如说有的半夜起来弄好东西吃,甚至传某保管员伙同队长摸黑做米粑粑吃,把半村人都香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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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的5月,我外婆去世。她老人家已古稀之年,虽有些糊里糊涂,可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从汉口她大女儿处来到我们家几年,别说大病,就是伤风感冒,也不曾犯过。外婆勤快好动,平时特喜欢独自一人背着大篮子上山拣柴。一趟又一趟,然后将柴整整齐齐码在房前屋后。饥荒起时,她和家人一起喝一顿一碗的菜稀饭;这样的日子长了,到她糊涂时,晚上便在家里到处找吃的。

第二天母亲到桌上的坛子里倒那金贵金贵的米做“早饭”,却发现坛里半粒米都没有。于是全家人三餐粒米未进。这事发生几次以后,母亲就把能吃的晩上藏的严严实实。外婆再怎么翻箱倒柜也什么找不着,她是活生生饿死的。死的时候我在学校上课,父母也没告知我和姐姐。后来跟我说办后事的一些情况。村里给二十个抬棺材的丧伕每人发半斤米,抬上山,掏个井,草草埋葬。

随着死去的是我们族的长辈“东头爹”,没多久“李家伯”又悄无声息地倒在床边永不再起……以前村里人相互转告的是谁谁饿死几天才被发现,某某跟人说着话说着就倒地断气……并且扳着指头数着123。如今亲眼见到身边熟悉的邻里也一个挨一个地死亡,再看看自己上气不接下气的状况,恐惧与日俱增。

不久我母亲的浮肿越来越严重,两条腿黄亮黄亮,走一步都喘气,眼看着才五十多岁的她就要跟她母亲一样,忽然上面来了个政策:公社各大队这年八月起开办“营养食堂”,凡是浮肿病严重者都收进去。

这“营养食堂”里每餐有纯米稀饭,虽然不能管饱,但浮肿患者病情很快就有好转。母亲终于在死亡线上被抢救了过来。父亲的情况就好得多。像上面提到的村保管员一样,我父亲因为有文化,算盘打的溜熟,大队支书也相信他的人品,就调到大队最大的村一一新屋金任这一重要职务,就是管理粮食的发放。

这种异地保管员调动好处是,避免同村连带的亲戚、上下辈份关系对那点点几百双眼晴盯着的粮食称秤时带来的不公平。这敏感的岗位,自然也引出不少的闲话,比如说有的半夜起来弄好东西吃,甚至传某保管员伙同队长摸黑做米粑粑吃,把半村人都香醒了。我对这些还真有点相信。

有回星期六从学校回家,跟一同回家的姐姐说了声去父亲那里过夜,便弯路去了新屋金。你还别说,睡到半夜,父亲把我推醒,借着微弱的油灯光,递给我一个巴掌大的饼。我接过来高兴地猛咬了一口,才知道这饼是糠做的,粗糙的根本就嚼不动更咽不进喉咙。我放下糠饼,颇有点失望地又重新睡下。我过些日子问父亲:怎么不做两个米粑粑?他回得很简单:“良心怎过得去?!”

作者:周永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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