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与曾经的工分

体娱 2024-09-25 12:4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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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社员发言。他先讲述今天是怎么样干活的，干活的时候是高兴还是情绪不好，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私心杂念在灵魂深处”出现过，哪怕是“一闪念”。

在那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间段内，农村也曾经取消过“工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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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这两个字，这一个词组，对于那些在神州大地上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广阔天地”内终年辛勤耕耘的曾经的“社员”们来说，并不会感到陌生。所以，我也就自以为是地认为，它更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这也一定属于那“千虑之一得”之例。

土地对于中国的农民们来说，就是生存之基、食物之源，命根子。谁把它“运作”得好了，谁就会深得农民的拥护、爱待。在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得民心者得天下，便更是如此。

因此，在第一次国内战争、也称“土地革命战争”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与建立了新中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深得民心。继而为“扩红”与“抗美援朝”战争，动员出来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兵民可真的是胜利之本啊！

“互助组”，是中国个体农民向集体社员转化的一种形式，过渡的纽带或者说桥梁。

在新中国建立、又基础稳定后，也趋向“形势大好”之际，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被收归集体（国家）所有，此举紧步“苏联老大哥”的后尘。但我们是不会亦步亦趋的甘为人后的。

“工分”在初级农业社时开始，就萌生，普及，应用并推广了。在全国的农村、山乡。不论地区、地理之差别的“全覆盖”了。农村的组织、也在“不断的革命”，由初级合作社而高级，继而联社、人民公社，幻变莫测，后来就又包容了“工农商学兵”，成为了一个“小社会”，且均以“工分”记酬。在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间段内，农村也曾经取消过“工分制”。彼时也就是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大办“农村公共食堂”阶段里。当时既然吃饭都已经不要钱了，自然而然的是，这干活也就不给你报酬了，“工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作用与意义。这不正是“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所宣传、继而一再强调的吗？

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且自己认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大门口时，指挥官下令了，先做个踏步运动吧，门莫急进哈，等一等“老大哥”吧！也不知道“北极熊们”晓不晓得咱这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后来居上”的发展逻辑啊！

让所有的人们都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儿是，“共产主义”的大门不仅没有进成，神州大地上却徒然降临来了一个“三年困难”。那就再接着从事“调整、巩固”后，再说“提高”的继续革命吧。“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又恢复到了“二十三级”的生产小队的管理功能，“工分”也就随着“还乡”回来了。这一次的“工分制度”，一直维持到“人民公社”，这个最后的农村集体组织“寿终正寝”时为止。事实无情的证明，公社不仅不是“常青藤”，社员们也再无心作“向阳花儿”了。

社员们在一天劳动后，评议“工分”，也谓“自报公议”。某一个社员发言。他先讲述今天是怎么样干活的，干活的时候是高兴还是情绪不好，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私心杂念在灵魂深处”出现过，那怕是“一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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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在当时的中国农民们统一使用的、劳动报酬的，须换算的计算单位的名词。

它的存在，可望而不可及，有形也无状。恰似当时被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

尽管当时也在不停的宣传、强调“男女同工同酬”，但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说道、话语。当时记“工分”，也谓每天的劳动报酬，统而概之的是：男强劳动力，一天记十个工分；女棒劳动力，一天记八个工分。余老弱病残者，依此类推。比方说我自己，刚下学的时候，一天记两个工分。

工分之记，在一天的劳作后，由领工的那位给你记到“工分簿”上、加章认可。再有记工员月结、年终总结。特殊的社员，如赶大车的，油坊内有特长、技术者，也都会适当的高那么一些。

这个“工分”，农民群众之所以认为它“玄”，就在于它的未知数与不可知性。比方说明明记的是十个工分，可它究竟值几个钱的报酬呢？谁也不知道，哪怕他“贵为一队之长”。也因为它与“工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这里不仅含有天气变化的因素，也有“政治风云”的缘故。一个都不可以忽视，也一个都不能少。可到年终分“红”的时候，那个差距就明显地拉大了。

这十个工分的换算值，可能是八分钱，或者说到一块二毛钱的差距。因地、因人的不同而不同。那也就是说，有的地区农民们的一天劳动所得，以工分换算，只值八分钱。多数为五、六角的。能够在一元钱左右上下浮沉着的生产队，除了生存环境、条件好的地理位置优势外，基本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副业”在支撑。正所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是也。

再说那个“粮食”。中国的文人曾经有一句，“著书皆为稻粮谋”之说。对于整年在“土内刨食”的农民们来说，他们都不会寄希望于“种田的、吃米糠”。可分配方式、办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完全以工分数量分配，机械的落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有的地方提倡以人为本，继而以人口的数量来分配粮食这貌似公平，却忽视了大人与儿童的消化功能的差别，沦为了“形而上学”；也有的生产队以人、劳各五十来分配。

一年之中，夏、秋分配两次。后者、也就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庸之道”了吧。有一部分孩子多“坠子大”的人家，到年终决算的时候，也会沦为“欠款户”的现象发生。您也不要感到意外。但作为集体经济体现的生产队，不是旧社会的“黄世仁”，队里只记账，不追、讨债。孩子们是会长大的。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

“工分”对于农民们来说，就是“劳动所得的一种表现、记录方式”。可也有“义务劳动”的。那可是不给予报酬的活。

在我们的历史上，还有一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热闹非凡”的历史时期。彼时不仅是都在强调“突出政治”，还有那种“四个第一”。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就回家问问大人、长者吧。那时候还有一个“评政治工分”的存在。社员们在一天劳动后，如歌曲中唱的：收了工啊，吃罢了饭，学习了“毛选”之后，评议“工分”，也谓“自报公议”。

某一个社员发言。他先讲述今天是怎么样干活的，干活的时候是高兴还是情绪不好，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私心杂念在灵魂深处”出现过，哪怕是“一闪念”。是身在农村，心怀全天下，还是只看到自己那“老婆孩子热炕头”，自己的小家庭。有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奋不顾身”。然后自报我值多少个“工分”。此后别人发言，或同意，或批驳。内里含有各种主、客观因素。因为就连毛主席也都曾经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啊。

幸运的是，这种“评政治工分”的闹剧，在“十年动乱”时期，不仅成为了“绝无仅有”，其寿命也只被“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但留下来的笑料与反思，却是“缠缠绵绵”地拖了数十年。直到改革开放至今，年轻一代多数是已经不知道曾经的“工分”为何物的了，但那些曾经的“往事也并不会如烟”。

（本文略有删节）

当年的“生产队”，就是一个“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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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华夏版图中，如果人们调侃说起县领导人来时，炎黄子孙们几乎都知道，这个“百里侯”，也不过就系位“七品芝麻官”而已。但是，如果有谁要问起当年的生产队长们，在那社会宦海内是坐第几把交椅的时，恐怕知晓者就不会太多了。或许惟有当年参加过县农村四级干部会者时，就能在那个场合里发现到他们的身影，才知当属“二十三级”无疑的了哈。

当年的“生产队”，就是一个“小社会”、“大集体”，也是一个“大家庭”。内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群，张王李赵的姓氏，几百口社员们，会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氛围中，组成一个“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的乡梓独联体”。那里面可是也有说不完的“风流”韵事、喜乐话题的哈。

保路哥，姓张，与老母亲相依为命。他长时间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白天记工，晚上汇集，不急不躁，不发脾气，也不动肝火。土地改革后，他家不仅分到了两座厢房，还讨到了一个外乡的女子为妻。不知道是因为妇小夫长所致，还是别的“生长因子”作祟，一连三胎女娃儿。待第四胎一经分娩，当他满怀希望的听说还是个不“带把”的时候，就脱口而出的道：家有四个女，带着“蓬症”底儿。他既然自己都想不开了，送子奶奶也就硬着劲儿地和他打别扭。一连六胎，青一色的闺女，就在他云出：”六个千金不为贵”后，无可奈何的去抱养了一个男孩子。

双运哥，在弟兄中排行老二，门内三横闫。他身材高条、稍瘦，干练韧性大。他虽然说有制作狼毫笔的本事，但彼时“不能走那条路”。尽管说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再挨批的岁月里，他也曾经到过大队学校的校办工厂内去重操过旧业，但终没有行成气候，这就成为了人生的“遗憾”，而让他人说道。

双运哥最能为人传咏的是，那一次和他四叔～叔侄之间的嘴仗。叔，在人世间是个“俏皮”的角色，他可以比侄子大，也可能比侄子小。他可以和嫂子开玩笑，吐脏话。侄、孙们也可以“抹拉他的后脑壳”。总而言之，他可以不照道，侄子们也可以与他打扎子、开玩笑。唉！道不尽的人间趣话，天上客一定是不会知道的哈。但如果是伯伯这个辈份的话，就没有这个“专供”的了。

有一次他四叔骂他，我*你娘！他一听就马上火了，立即回话：你再骂！他叔出口依然。他冲到叔叔面前大吼：你再骂，你再骂一句！他的叔叔仍然是面不改色心内跳，可还是嘴硬。围观的社员们，已经寄希望于一场“家庭内部的战争”发生、叔侄就要“肢体接触”的可圈可点、人们茶余饭后也有了不再寂寞的话题时，却出乎大伙儿意料之外的是，双运哥只一句：你骂，你吃劲地骂，费你的力气！让争吵嘎然而止的，是人的一种胸怀、心里固有的境界。众吃瓜族们扫兴的同时，也无不感到“这个男人呀啊啊，不寻呐常”！

小书哥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吃“公共食堂”饭的时候，他竟敢胆大妄为的一只手端着半碗秦椒酱，一只手拿瓜蒸红薯蘸着吃。让我视为天人。也因为我是个怕辣的主。记得老母亲烙蜀黍面菜合做中午饭，因为菜合里的酸白菜馅内有秦椒，我是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会让自己的嘴去难受的。但是，当听到小书哥那一天说，唉，我的手上咋就出了个“脚瘾”时，我忍俊不禁地笑了。他还是个凡人啊！不过他驾驶生产大队那台“波兰产单缸拖拉机”时，手艺还是“杠杠的”！只是没有把“鸡眼”与“脚瘾”的位置，称呼分清楚而已。嗬嗬，真是“术业有专攻”啊！

文贵哥在家内排行老三，尽管说在家族里叫他四哥。他当过“保管”；赶过大车；主持过生产队的下红薯粉条工作；还尽心守护过社员群众们的红薯窖～那可是家家户户的“半年粮”啊。也因为下粉条与看护红薯窖这两件事时，他是邀我大哥作伴的。

人们最为乐道的是文贵哥“起毛粪”。

那时节家家户户的“人粪尿”，是作为田地间的最优质肥料的身份而存在的。不像是现在，时代进步了，无数次的“农村厕改”，倒让农民伯伯们视为“宝贝的人粪尿”，沦落到了“垃圾、污染物的身份、地步。彼时它们多由女社员们不定期的担排。一家挨着一家的清理。由茅缸内朝外起粪的工序，就由文贵哥来独立完成了。只见他挽起裤腿，撩起袖子，扎上衣角，身体一弓一直，手中的毛勺一提一倒。茅罐内逐渐增满的污秽之物规规矩矩的不外溅，老老实实的井然有序。劳动半天后，他的身上还是“一滴不染”颇具“出污泥而不染”那“莲”的君子风度，把脏活净干。让人叹为观止。想当年北京市劳模时传祥干的就是这个“工作”。不过听说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和他谈过话。又听说当“中国的赫鲁晓夫”倒霉时，老时也跟着“一损俱损”了。唉！都是“政治”惹的祸！

文贵哥的“作风”，在上年纪的社员们之间，口口相传，成为劳动时的楷模。我也是听我母亲出口夸奖他的。

还需要再唠叨一个的是，文贵哥赶大车的时候，他不牵牲口。总是一只手掂着牲口笼头，一只手握鞭杆。鞭子一举，鞭稍一动，无论骡马，都会安安生生的跟在他后面走。没有一匹会调皮捣蛋的。直至套好大车。谁不服气都不行。

清森哥，家中老大。与俺家斜对门。不过斜的有点“邪”，起码得错三四十步那么远吧！他春节前做门花、吊挂。那是一绝活。

五色彩纸截为长方形的式样，若干张为一叠，他运用刻刀，在上面雕出不同的图案花色，诸如“福禄寿、“四君子”、平安、吉祥、喜庆”之类的后，由老母亲在集市上零售，最后亮相于家家户户过春节时，喜庆的门楣对联的横额之上。欢乐无限！

清森哥养金鱼，他家置的陶土烧制的鱼缸不小，墨兰色，外有荷花～莲叶为饰。常去水坑内捞“麸子虫儿”，晒干后喂养金鱼。跟着“打哄场”的自然有我。他曾经对我说过，有空闲时对着金鱼缸内看，那水养眼，是个好方法。尽管说他的双眼不大，但却两目炯炯有神，或许就与这个习惯有关系吧？记忆最清楚的是我看他的《绿牡丹》一书。它曾经让我如获至宝。也因为我就是个见书就挡不住吸引力的“渴望”者啊！

唉呀呀！生产队的哥儿们真的是不老少啊，故事自然也就不老少了。要听别的哥儿们的事儿的话，恁就且听下文分解了吧？！

作者介绍：赵中岳，笔名：镜嵩、自号：伊洛野老。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人，四八年春天生。八岁上学，十四岁辍学务农。现为巩义市作协、杜甫故里诗词学会，河南省老年诗词研究会成员。《回郭镇中医惠仁堂》继承者。

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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