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4年8月10日凌晨，在巴黎奥运会拳击项目女子66公斤级决赛中，经过三个回合的对决，中国选手杨柳最终以总比分0比5落败拿下银牌。值得注意的是，杨柳迎战的这位选手，正是此前深陷舆论争议的阿尔及利亚拳手伊曼妮·哈利夫（Imane Khelif）。在此前的16强比赛中，意大利女拳手安吉拉·卡里尼被哈利夫一记重拳打哭，仅在比赛开始46秒后就决定退赛，这一事件无疑掀起了对“跨性别运动员”的讨论。事实上，哈利夫的跨性别身份早在一年前的2023年新德里世锦赛上被国际拳击联合会（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IBA，以下简称“国际拳联”）曝光出来的——在性别检测中，其体内被发现携带有“XY”染色体。但在巴黎奥运会筹备期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已经正式剥夺了国际拳联对赛事的管理权，因此国际拳联之前进行的性别检测在巴黎奥运会的拳击项目中完全失去了效力。国际奥委会在接管拳击项目后，明确声明其参赛资格审核标准将仅依据运动员护照上登记的性别进行判断。事实上，在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议题上，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拳联之间存在的判定标准差异并非孤例。国际奥委会曾表示，“每个国际联合会负责制定其运动项目的资格规则，包括确定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资格标准”。这种缺乏统一性的现状，预示着未来可能会涌现更多如哈利夫案例般的性别争议。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问题，交织着性别认同、人权保障、体育公平以及社会包容性等多元维度，难以全部兼顾。然而，体育赛事首先要保证的，始终都应该是比赛秩序的有序进行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一项体育赛事能否存续的根本。鉴于此，当务之急在于推动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规则的规范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针对女性运动员职业保护的专项法律法规体系。此外，我们还需致力于提升公众对性别议题的包容度和理解力，通过教育引导来增强权利保障意识。同时，利用媒体平台的正面影响力，积极传播女性运动员的权益观念，以期在舆论层面营造一个更加友善的环境。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我们或许能够在尊重个体性别认同的同时，更好地维护体育竞技的公平性和安全性。另外，如事件介绍所述，2024年4月2日，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驳回了国际拳联于2023年6月27日提起的上诉，该上诉是针对国际奥委会在2023年6月22日在线上全会作出的决定，即撤销对国际拳联的承认。这是国际奥委会成立128年来，第一次拒绝承认某一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资格。早在2019年，国际奥委会就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国际拳联组织内部存在操纵比赛、组织腐败、高额负债和选举程序等问题，目前组织治理水平难以确保竞赛公平，建议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暂停国际拳联的认定资格，直至其解决治理问题。2023年6月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讨论了国际拳联提交的整改报告，认为国际拳联未能完成国际奥委会提出的提高财务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改变与裁判有关的流程以确保公正性、进行内部文化改革等整改要求。国际体育仲裁院专家小组也因此确定IOC撤销对IBA的承认的决定是合理的。国际拳联内部出现的财务无序、高额负债、裁判制度和选举程序不透明等乱象，反映出当前国际体育组织在自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际拳联作为社会赋权的非营利性机构，其公信力与行业影响力构成了社会赋权的核心要素。然而，当前局势下，国际拳联显然未能契合国际奥委会推进治理深化改革的期望，正在面临严重的公信力危机。这种问题的出现，可主要归结为以下三方面因素。第一，体育自治权力的过度扩张及其异化现象。近年来，拳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其蕴含的经济潜力和政治价值逐渐得到挖掘，国际拳联被赋予了更高的经济自主性和自治权，构成了其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但相应地，商业化的推进结合高度集中的自治模式，很容易孕育出权钱交易的肥沃土壤，使得国际拳联部分管理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面临道德风险的严峻考验。为了维护既得的商业利益，国际拳联不断利用优势地位，扩大自身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同时对外部监督与规范机制持排斥态度，试图构建一个更加封闭的自我管理体系。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加剧了自治权力的失衡，也对拳击运动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第二，自治管理透明度的缺失。在自治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境下，国际拳联的诸多重大决策、日常事务决定以及财务管理等关键方面均处于非公开状态。以裁判体系为例，2016年里约奥运会拳击比赛中，一系列争议判罚引发轩然大波。赛后有36名裁判员被停职审查，最终确认11场比赛涉及操纵与金钱交易。同样，国际拳联的财务信息与收支明细也未能实现公开透明，财务混乱和负债运营的情况屡见不鲜。据其财务总监透透露，法务、公关及差旅费用严重超标，且总部资源过度倾斜于主席的公关管理，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财务透明度的问题。此外，国际拳联的主席选举程序也饱受透明度缺失的质疑，使得选举结果难以服众，进而加剧了组织内部的不稳定与分裂趋势。第三，问责机制的缺失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际拳联组织内部，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主席、名誉主席、副主席、执委以及会员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则是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承担起领导日常决策的重任。此外，国际拳联还设立了多个常务委员会，如技术委员会、裁判员委员会、医务委员会等，它们负责具体执行与监督各项事务。然而，这些机构的设置主要基于职能分工的考虑，相互之间的监督与制衡机制严重不足，使得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过于集中。国际奥委会将国际拳联“除名”这一事件，暴露出国际体育自治架构中的诸多弊病，同时也将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资格等敏感议题直接推到了公众视野之下。总体而言，这一事件彰显了国际体育界对于管理不善、裁判偏颇、财务模糊等问题的零容忍态度，凸显了国际奥委会捍卫体育公平的立场。拳击是一项充满热血与魅力的运动，不应因为一个组织的失误而被边缘化或遗忘，我们期盼国际拳联能够尽快走出困境，继续为拳击项目的发展繁荣做出贡献。[1] 董红刚.国际体育组织自治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危机及消解——从国际奥委会撤销对国际拳联的承认谈起[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08):17-26.
[2] 康晓磊.法律视角下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16(06):12-17.
[3] 李智.国际足联腐败案冲击下体育自治的反思与完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6,31(04):303-309.
[4] 任振朋,王润斌.奥林匹克治理体系的时代窘境与纾困之道[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02):24-30.刘冠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24级体育法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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