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0日，申鑫公司与申花公司及其四名球员分别签署内容相同的《球员租借协议》，协议主要约定申鑫公司租借申花公司球员并支付租借费，并约定双方如有违约，呈报中国足协仲裁，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同年2月25日，申花公司与申鑫公司签署《培训合作协议》，约定了球员出场率及申花公司向申鑫公司支付奖励款的计算方法。后申鑫公司要求申花公司支付奖励款、违约金、律师费等，双方就两份协议中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分歧，诉至法院。上海二中院认为，该案既不受足协仲裁裁决约束，亦不能通过体育仲裁解决，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本次案件揭示了职业体育领域长期存在的两大法律难题：运动风险的知情同意原则与联盟健康保护义务的边界。
从该案的审理过程来看，其思路如下：首先，明晰两份协议之间的关系，确认诉讼请求涉及的权利义务仅受《培训合作协议》约束，故应以该协议中的约定为准；其次，解释足协仲裁、体育仲裁为何无法用于本案纠纷的解决，得出结论应由法院主管。该案引申出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合意、足协仲裁的强制力以及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的主管边界等，本文将以足协仲裁受案范围为中心，分析足协仲裁现存问题、本案的指导意义以及对足协仲裁的定位。在实践中，足协仲裁委仲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受案范围上，对于在足协注册的主体，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而职业足球纠纷中常见的情形是，俱乐部因无力支付薪酬，宣布或被要求退出联赛，甚至就此解散，此时俱乐部已在足协注销，那么相关的纠纷是否还应由仲裁委员会受理？对于此类问题，我国实务中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仲裁委员会仍然具有管辖权，这类观点的出发点立足于职业足球争议的体育自治属性，认为足协作为足球行业的主管机构有权受理这类案件，同时职业足球纠纷具有时效性、专业性和特殊性，考虑到这些特点，也应尊重足协仲裁委的裁决。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取消注册资格的俱乐部已不再属于足协管理的主体范围，足协仲裁委不具有管辖权而应当由法院受理案件，同时，由于足协仲裁委员会仅是行业协会内设的纠纷解决机构，不属于仲裁法范围内的仲裁机构，故双方即使在合同中选择由行业协会来处理纠纷，也不影响法院的管辖权。申鑫申花合同案也采此观点。其次，足协仲裁委裁决的效力广受质疑。仲裁委会员属于行业自治组织足协下设委员会，其裁决只在行业内部具有拘束力，不是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要求的仲裁前置，并且无法强制执行；再有，在不履行足协仲裁委的裁决的情况下，足协纪律委员会具有处罚权，但该处罚是指“给予俱乐部警告、罚款、扣分、降级或取消注册资格的处罚”，并不直接作用于纠纷的解决；最后，当俱乐部受到取消注册资格处罚时，大多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难以再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体育法》修订后，在体育争议解决方面，增加“体育仲裁”一章，明确国家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及时、公正解决体育纠纷。其中第92条以“正面列举+反面排除”的方式，对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进行了规定，但是该规定远无法涵盖职业体育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体育仲裁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间的主管边界仍有待进一步明晰。就如本文所提到的，对已在足协注销但仍有纠纷未解决的主体而言，无论是足协章程及工作规则，还是体育仲裁规则，均未明确在处理与其相关的纠纷时应当适用何种纠纷解决机制。因而本案在明确足协仲裁、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上，确实有着指导和借鉴意义。足协仲裁委作为中国足协处理争议的部门，为国内争议的专属管辖机构，要明确足协仲裁的主管边界，需要寻求尊重体育自治与公正解决纠纷之间的平衡。体育自治的理论基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概括——治理理论和社会契约论。前者是指，社会的发展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因而社会组织成为主体且其治理会形成自主、自治的网络，体育协会便是这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并在政府权力转让的范围内享有自治权；后者是指，协会成员的契约是体育协会产生的基础，体育协会对体育事务的公共管理权力部分来自协会会员权力的让渡，进而体育协会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因而足协仲裁对纠纷的管辖权，不外乎来自于以上两种方式，或如本案判决中所论述的，来自于协会成员的集体授权。已在协会注销的俱乐部退出了契约，不再拥有协会准入的资格，也不受协会自治权力的约束。但或许存在疑问的是，如果该纠纷产生于俱乐部仍正常注册的时期，足协是否能够行使仲裁管辖权。若仲裁委员会受理，则会面临裁决强制力不足等问题，若不予受理，则是否有放弃自治权力之嫌。以上想法为个人浅见，欢迎探讨和指正。[1] 参见李家赫诉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 01 民终 11100 号民事裁定书；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诉潘驰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 01 民终 3654 号民事裁定书；张茗然诉福建天信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案，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1）闽 0102 民初 9342 号民事裁定书；董志远诉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 02 民终 5279 号二审民事裁定书。
[2] 参见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诉李根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 01 民终 1986 号民事裁定书；杨一虎诉北京橙丰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2 民终 9629 号民事裁定书。
[3] 上海申鑫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诉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绿地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民终6825号。
[4] 黄世昌，晏子昂：《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18页。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体育与法”公众号立场。
提示：请先选择“投票”或“弃权”，再点击最下方“投票”按钮方为完成。审校：雷米
编辑：谷月、穆勒
本文为“2024体育法律事件评论征集”活动来稿，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