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下中师生立传
为天下中师生立言
第108期
本期导读
【征文选登】
刘成学|第一次读师范
【编辑絮语】
王元萍 龙尚国
【通知公告】
征文已经结束,平台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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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成学,贵州六枝特区人,195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1966年考入贵州省六枝矿务局第一中学师范班,1972年考入六枝特区中速师,毕业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1991年考入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原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院新教材培训讲师团成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教材培训课题研究专家组成员,《北海教育》编辑。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参编、主编各类书籍46种600多万字,发表各类作品300余万字,出版中篇小说集《煤山的钥匙》,有作品获过各级小奖。现为北海市民附高级中学督学,北海市社科联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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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不知要遭遇多少阴差阳错。有的一旦既成事实,往往会纠缠一生,绕都绕不过去。
我不到13岁就稀里糊涂走进师范大门,年逾古稀还在杏坛耕耘。尘埃虽已落定,但“痛定思痛”,仍然不知道是阴差还是阳错。
突如其来的录取通知书
1966年6月,我在郎岱县(今六枝特区)岩脚区阿岔小学毕业时,根本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班主任施显毕先生说可以考初中,那就考初中吧。但整个郎岱县只有郎岱中学一所初中,听说还有所六枝中学,但好像不招收农业户口的学生,我们班28人就全部报考郎岱中学,考点设在岩脚第一小学。
岩脚是乡间少有的繁华乡场,位于六枝特区西北部,明清时为通往织金、普定、郎岱、纳雍、水城等县的驿站,经此可以直达川、滇、黔、桂,农商文化十分繁荣。我虽然和父亲去岩脚赶过几次场,但从来没有在街上住过。听说我要去岩脚考试,父亲才带我去认识了住在岩脚龙家巷的亲堂伯父。考试在6月中旬的一天进行,我和同学陈林学、刘景学约好一起步行去。那天,阳光很烈,但不晒人。地里的苞谷已经封林,田里的稻子正要扬花,十多里山路,我们很快就走完了。
第二天考完试,我们又一起走回阿岔小学(我和陈林学住校,简单的行李还在学校里)。由于目的不甚明白,考上考不上郎岱中学无所谓,考不上就回家放牛,挣半个劳动力工分,考上反而是个未知数。
可是7月底就有7个同学陆续收到了郎岱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也被施显毕老师一个个安慰了。毕业前,我的成绩经常排在全班第五名左右,现在大家都有了着落,唯我一人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心里很失落,连看牛打架狗扯卵的兴趣都没有了。
施先生就专程步行来我家,说他去岩脚区政府问过管文教的干部,干部也说不知道原因,每次发来的红头文件上都没有我的名字。施先生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再复读一年。父亲则无所谓,说我已经认得工分票上的字了,考上考不上学校都好,回家不仅能够顶半个劳动力,还可以帮忙认工分。于是,我每天早上放牛,下午跟着父母参加生产队劳动。
这样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一天上午,父亲去大队所在地落龙供销社分店买盐巴,途中遇到落龙小学的老师李远明。李老师问父亲:“你家是不是有个男娃娃今年小学毕业了?”父亲说有。他又问:“名字是不是叫刘成学?”父亲说是。他就说:“新场邮电所的人送来一封挂号信,先是放在供销社,好几天都没有人去领,又改送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也不认得这个收信人是哪个?又不敢拆开看。你去看看是不是你家娃娃的。”
父亲跟着李老师去了落龙小学,李老师帮忙拆开了那封挂号信,果然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但录取学校不是郎岱中学,而是连在场的老师都没有听说过的六枝矿务局师范班。
老屋
办不清楚的入学手续
在场老师们把录取通知书递过来传过去,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仿佛现在被清华北大录取的学生亲友团,很真诚地劝父亲一定要让我去读这个师范班。眼看距离开学日期9月10日只有3天了,老师们有的自告奋勇说帮忙去公社开证明,有的出谋划策说如何凑集符合国家收购的苞谷、水稻、大豆,有的说通知书上要求带一把薅刀,他们家里有小一点的,方便带,可以送给我。
父亲高兴得叶子烟都忘记咂了,盐巴也不买了,赶快回家告诉我这个消息。母亲立马帮我搜洗衣裤。说是搜洗,其实也没有多余的。那时还不知道什么裤子叫短裤(内裤),自然就没有。只有两条长裤,两件对襟衣服,一件小棉衣,两双半新不旧的布鞋,袜子是没有的。担心家中粮食达不到国家收购标准,一时半会卖不出去耽误办理入学手续,父亲东拼西凑,总算凑足了105斤上等苞谷、谷子、黄豆,这就是我当时的全年口粮。
按照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流程,先是凭录取通知书去附近粮管所卖掉本人一年的口粮,再拿着录取通知书和卖粮收据去公社开卖粮证明,然后凭这三样东西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可是第二天,当我和父亲分别背着我的105斤口粮步行30多里山路去岩脚粮管所卖掉,再回到相反方向40里外的新场公社(现在叫新场乡)开证明时,公社秘书说没有红头文件,不能开证明。
入学在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怎么办?落龙小学的王胜贵先生说:“先不管这些了,你们父子俩赶快去学校报到。如果学校说没有迁移证明不能报到,那是学校的事,你们是按时去了的。要是不按时去,学校说你们去晚了,不收了,那你们就真的抓天无路了。”
在“李玉民与法国文学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
一波三折的入学过程
第三天上午,父亲又去了公社一趟还是腹诽而返,他便用家里唯一的一条旧灰毡裹住那床不到3斤重的旧被子,再用草席把灰毡包住,最后用一根小指大的棕索往背架(农村背柴草常用的一种工具)上一捆扎,上端就成了唐僧西天取经时背的那个行囊斗篷,带上我,冒着牛毛细雨出发了。
从老家刘家寨出发,才到岩脚街上天就黑了。我们父子俩只好借住在大伯家,大伯和蒯氏伯母高兴得手足无措。趁伯父和父亲兴奋得互换蒿枝烟杆和竹根烟杆,抽着父亲带去的黄黑叶子烟,伯母上街为我们买来了连渣淖(用没有过滤的豆浆和白菜混在一起煮熟的菜肴)、菜油烩豆腐,还不知从哪里买到了半碗苞谷酒(父亲和伯父都喜欢喝酒)……
第二天,天麻麻亮,街上很多人家还在关门闭户,我和父亲就吃完伯母煮的岩脚面,往六枝进发了。从岩脚到六枝近20公里,一半是公路,一半是小路。听说小路要好走一些,我就说走小路,估计晌午后就可以到了。
由于不知道六枝矿务局师范班在哪里,到距离六枝街上两三公里的店子上,我们就开始打听,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幸好最后问到的那个中年人说:“你们不妨去六枝小学问一下,可能那些老师知道。”
六枝小学很好找,在一棵百年老银杏树下。我们向一个身穿黑色列宁装的中年妇女打听,她很热心,说:“我也不知道六枝矿务局师范班在哪里,不过你们可以去六枝中学问,那些老师肯定知道。”时断时续的牛毛细雨虽然还没有淋透我的蓝色对襟衣服,但肚子有些饿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往十多里外的下云盘走去。
一路打听来到六枝中学门口,以为就是矿务局师范班了,一打听却又不是。一个老师模样的人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说他不知道矿务局师范班这个学校,不过下营盘有个矿务局小学,就在不远处。一边说一边指给我们看,要我们再去打听。
父亲又带着饥肠辘辘的我向前走。到了矿务局小学,这里房子虽不多,但都是红砖砌的,有门卫管着。向门卫述说明来意,可是他听不懂我们的方言,我们也听不懂他的普通话。好在他用手比划着要看证明,我揣摩明白后,连忙从衣袋里掏出录取通知书递给他。他一看就明白了,要我跟他走。
很快就到了学校革委会主任办公室,他把我的录取通知书递给一个小老头,小老头只扫了一眼就问我:你就是刘成学?我赶快点头。他告诉我师范班不在这里,在六枝四方坡矿务局中学,但场地还没有弄好,大概还要20天才开学。他的普通话说得比较慢,我勉强听明白了。但他看我似懂非懂,还是用钢笔在通知书左上角写了“10月5日报到”几个字。
我接过通知书,他又问,还没有吃饭吧?我摇了摇头。他说现在食堂早就关门了,我这里还有几两粮票,你们去街上买点东西吃,然后回去,10月5日再到四方坡报到。
我说了声谢谢主任,转身和站在门外等候的父亲走出了矿务局小学,在下营盘饭店买了半斤米饭和四两馒头,买了1个白菜汤,1个炒洋芋,总共花了3毛5分钱。
吃饱后,由于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父亲便带着我往家赶,才走到岩脚院坝口小路和公路交会处,(距离岩脚还有10多里)我就走不动了。父亲放下背架陪我在路边歇憩。
这时,一辆4匹马拉的胶轮马车飞快地从六枝方向驰来,马车夫高举的马鞭在风中甩得啪啪响。当马车经过我们面前,马车夫看见我们,便“吁”的一声,勒住辕马停下,问我们要去哪里。父亲把情况向他说了后,他马上招呼我们上车,说他就是岩脚街上的,住唐家马店旁边。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叫王登宝,以赶马车谋生而常给人方便闻名。
夜里,我和父亲又住进了伯父家……
莫名其妙的师范班
10月5日,我和父亲终于来到学校。一个戴眼镜的男教师自我介绍说他叫罗懿群,是我的班主任。他要父亲放心,说孩子到了学校就是老师的事。父亲对我千叮万嘱,回去了。
师范班共有52人,33个男生挤住在一间新盖的油毛毡平房里。房里地面刚平整过,泥土潮湿,昼夜阴冷。用松木板靠墙搭建的大通铺,睡上去稍微动一下就“吱嘎吱嘎”响。我们这些刚离家的娘边崽,晚上睡着后,许多人会把被子蹬到地上,第二天起床,提起被子,湿漉漉的,以为尿床了。有的同学夜里哭醒,爬起来胡乱转一圈,又莫名其妙地挤睡在别人身边。
记得有个年龄和我一样大的同学睡梦中掉到地上,稀里糊涂爬进床底睡着了。第二天起床时班长找不到人,以为他想念父母悄悄跑回家了。学校正要派人去寻找,他却揉着惺忪睡眼从床下爬了出来。
为了照顾好我们,罗懿群先生便搬来陪我们睡。有一件小事几乎影响了我一生:当时有个来自天津的余老师教我们唱歌。由于从小没有听过普通话,除了放牛上山听过“呕哑嘲哳”的山歌、村笛和莲花落等民间小调外,我们根本没有听过一句纯正的专业乐句。余老师教我们唱了数十遍“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一直莫名其妙,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直到脸红筋涨请她把内容写给我看,才明白过来,以至今日即使跑调,也还能勉强唱出。
对我来说,为什么会被六枝矿务局师范班录取,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2018年暑假,我去贵州民族大学看望罗懿群先生,当面向他请教,他也说不知道,可能阴差阳错,冥冥中我要当一辈子教书匠吧。
仔细想来,仿佛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父亲在老屋前
恩师帮我迁户口
全班除了我是农村户口,其余同学都是矿工子弟和城镇居民。他们办理粮食户口迁移手续轻而易举,唯有我比翻越李白的蜀道还难。由于我办不到户口迁移,全班同学就无法办理集体入户手续,六枝粮管所就不再供应全班同学的口粮。于是,学校决定让班主任罗懿群先生和后勤处的蔡主任专程去解决我的户口迁移问题。
那是初冬的一个傍晚,落日的余晖懒洋洋地洒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上,步行80多里山路后,罗懿群先生他们终于找到了我家,向父亲了解了大致情况,准备第二天去公社交涉。因蔡主任的老家白泥屯距离我家只有30多华里,他与罗懿群先生约好会合时间,就打着手电筒回去了,罗懿群先生则在我家住下来。
我睡在堂屋“天楼”的炕笆(用毛藤绑扎竹竿铺成的“楼板”)上,须借助移动的木楼梯上到二楼,再用背架靠在中柱上才能弯腰爬到我的“床”边去。这对个子矮小的我来说,爬上溜下不成问题。一爬上去,仰面躺下,就能看见瓦缝中的点点星光。即使醒来,也可弓腰侧卧,聆听风过瓦面的歌唱。但对于身材高大的罗懿群先生来说,就困难了。爬那背架时,无论他怎样弯腰都不行,最后只好手脚蜷曲,才勉强爬到我的“床”边,斜身躺下。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兴致勃勃地和我聊到半夜鸡叫,以致有的道理让我终生受用。
当时,我很喜欢玩弹弓,虽不能百步穿杨,却也十发九中。罗老师就教导我不要误伤人,最好连鸟雀也不要射杀。至今想起,那就是我最早受到的环保教育了。后来,每当我回去看望父母,见稀疏的竹林中连一只斑鸠都没有,就更加佩服罗懿群先生的远见卓识了。
与罗懿群先生在一起
胆颤心惊游乌江
我的粮户迁移手续刚办好,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就要我们去远离学校30多公里的羊场山开荒学大寨。
从学校到目的地,要翻越五六座大山,涉过七八条小河。清晨出发时,担心我途中饥饿,罗懿群先生特意在我的对襟衣口袋里装上两个大馒头。到达羊场半山腰村里,我和4个较小的男生被安排住在一个堂屋比较宽敞的农民家。为安全起见,罗懿群先生和我们5个小男生住。白天,他带领全班同学爬到高高的羊场山上开荒造地,晚上则在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下给我们讲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
我们学大寨的羊场山,属普定县管辖,海拔1800多米,距乌江上游龙河不到5公里,只要顺着荆棘野草覆盖的羊肠小道下到山脚,再穿过一个田坝就到了。那时的我们虽然懵懵懂懂知道红军强渡乌江的故事,但谁都没有见过乌江,更不要说坐过船了。
经不住我们再三要求,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罗懿群先生带我们6男5女去看乌江(龙河)。辗转到了江边,看着100多米宽的江面,大家才知道“一条大河波浪宽”是什么样子。眼看狂浪翻滚,耳听惊涛拍岸,女生们目瞪口呆,男生们噤若寒蝉,一个个屏住了呼吸。
罗懿群先生仿佛看穿了大家跃跃欲试却又担心害怕的矛盾心理,鼓励道:“既然来了,就彻彻底底体验一回,人的一生哪有不过江过河的!”于是,他找来一个老船工,给了1元人民币,要老船工把我们渡到对岸去玩一会再送回来。
大家鸦雀无声,静静地跟在老船工身后上了船。看着漩涡上摇来晃去的小木船,我哆嗦着不敢踏上去。罗懿群先生笑着伸手拉住我:“女生们都上船了,你一个男子汉还不如她们勇敢?”在女生们突然爆发的哄笑声中,我连滚带爬躲进了船舱深处。
可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至今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敢独驾一叶扁舟横渡波飞浪卷的三岔河,在没有救生器具的情况下,独桨漂流汹涌澎湃的北盘江,即使在贵州施秉县杉木河漂流数十公里,几次翻筏掉进波浪里,也没当回事。就是到了北海,乘坐柴油机作动力的机帆船,在涠洲岛与斜阳岛之间的海面上飞钓三四个小时,同去的当地友人已吐得一塌糊涂,晕得不辨男女,我仍然神清气爽,如履平地,以致自己都惊奇不已:是不是那次乌江之行,孕育了较好的心理素质?
从乌江回来不久,学校要我们立马返校,沿着当年红军突破乌江的路线徒步拉练。遗憾的是我年龄太小,体检时重量不够,校领导不准参加。罗懿群先生便安排我和吴金凤跟另一支女多男少的队伍,沿着公路步行去贵阳。罗老师担心我丢失在贵阳街头,还专门为我找了一张贵阳简图,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以便找不到路时自己看或请别人指点。
罗懿群先生当年为作者绘制的贵阳市简图
殷殷师恩文学情
后来,罗懿群先生遭到批判,师范班被解散,我又回到了那个至今让我魂牵梦绕的小山村里务农。
1968年夏天,罗懿群先生刚被“解放”,就来信要我回阿岔小学“复课”。于是,我又从师范生变成了小学生。一年后,我终于又考入了初中。那时的初中是两年制。
1970年,我在县立郎岱中学读高一,第二年秋天,罗懿群先生专程往返100多公里来看我,让我心里十分感动。
1972年,我高中毕业,再度考入师范学校,成了一名中速师学生。毕业后走向教学岗位,成了一名小学教师。1991年,我考入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完成了我的求学梦。
改革开放后,罗老师调进贵州民族大学从事仡佬族民间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他的鼓励下,短短几年间我就在《贵州民族报》《南风》《山茶》《贵州文史丛刊》《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20多万字的民间文学作品及论文。仡佬族民间故事《煤山的钥匙》等5篇作品被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大系》,还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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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萍:卢老师不仅是个优秀的教师,更是个有情怀的教育领导者。在那个知识匮乏、生活贫困的年代,年轻人能遇到这样的领导非常幸运。领导担当责任,给年轻人创造进修学习的机会,一方面成为了知识渊博的师者,一方面又掌握了专业的教育教学技能,为学子造福,也是学子的幸运。更重要的是年轻人有了这样的学习福利,不忘初心,努力上进,或成为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或走上教育管理队伍,或发展为行政管理人才,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生命接力棒弥足珍贵,多么希望能够代代相传啊!
龙尚国:文中说:如果让年轻人多学点知识是犯了很大错误,那你们处分我,撤我的职,没有必要经常把这件事情当歌唱。见我较真,局长就说现在是既缺教师,又缺经费,读完大专应该赶快回来工作,坚持说我的做法明显欠妥。我说我并没有因此向你们要钱要人,教学工作是协调好的……
——所以当年,我们当时新场区的老师,非常羡慕新华区有个开明大气的教育主管领导。那些有机会外出读书的人,有些早就是高校的教授了,向云儒老兄致敬!
(《杏坛旧事》,作者卢云儒、本刊第1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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