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云儒（贵州）|杏坛旧事

为天下中师生立传 

为天下中师生立言

第107期

本期导读

【征文选登】

卢云儒|杏坛旧事

【编辑絮语】

母进炎|读《七年师范：血与火的岁月》

符    号|向吕老学习致敬

赵凤英|祝吕老健康长寿

【读者微评】

徐国胜   王雪

【通知公告】

征文即将结束，平台与你同在

在我参加工作到退休的40余年里，有近一半时间是在原新华区（今新华镇）度过的。每当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总会心潮起伏，激情难抑。那远逝的青春岁月，那三尺讲台上的辛勤耕耘，那进修深造的拼搏进取，又浮现在眼前。

蹉跎岁月  步入杏坛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我从大队民办小学转到离家约6公里的新华公办完小就读。班主任老师见我学习专心、成绩好，就鼓励说，只要我好好学习，将来是能够考上大学的。所以，我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做起大学梦。

1966年小学毕业，我在家当了两年的“半劳动力”。1968年来到离家50多公里的郎岱中学读书，这所初中学校已经有两年没有招生了，我们入校时有4个班，近200人。

半年后，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上山下乡运动，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偏远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地非农户口的知青也到附近生产队上山下乡，农业户口的知青回家务农，称为“回乡知青”。

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无用论”思潮便在校园中泛滥。一些学生认为学到知识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找工作，在学校没意思，于是放弃学业回家。因学生逐渐减少，学校先是将4个班并为2个班，后来又把2个班并成1个班。

我虽然受到些影响，但上大学是从小的梦想，也不相信有知识真的就没有用处，所以没有随波逐流。那时学习生活比较艰苦，每月6.6元的伙食费，每顿8分钱的饭，3分钱的菜，且不敢超量，否则家里供不起。有几次放学回家，因没有饭票买食堂馒头，路上饿得眼冒金星。

按照当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我在郎岱中学只读了两年。1970年我初中毕业时，郎岱县与境内的六枝矿区合并，统称六枝特区，郎岱中学也更名为“六枝特区第二中学”。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里办起了高中班，学生从本校初中毕业生、各地上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中选拔，我是这个班中的一员。

高中阶段的学习是紧张的，各科教材都比较深，数学课本中还有了“微积分初步”，不下功夫学不好。现在回想起来，在郎岱中学的四年时间里，尤其是高中阶段，真的学到了不少知识。班主任梁尚拔老师认真负责、诲人不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中毕业合影（1972年）

1968年，六枝特区境内只有六枝和郎岱两所中学，可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教育革命”的形势发展非常快。到1972年我高中毕业时，提倡“读小学不出大队，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中不出区”。全特区的公社小学大多数都附设了戴帽初中，各个区的高中也在筹办。

虽然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可师资却成了大问题。为缓解各地初中教师紧缺的状况，教育部门决定办一期“中学教师速成师范班”。学生从六枝、郎岱两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考试择优录取，学制为一年。我参加考试被录取，到六枝一中读“中速师”。1973年7月毕业，分配到新华区冷坝公社小学任教，开始了教师生涯。

那时的冷坝不通公路、不通电，我的行李是学校用马驮的。校长告诉我，知道我要来，他们很高兴，已经给我安排初中毕业班的主要课程。被学校委以重任，我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工作，白天认真上课，晚上点着煤油灯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在上数、理、化课程时，发觉有的地方原来的任课教师没有讲对，就耐心给学生们纠正。后来知道学校的教师们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给学生上课是“赶鸭子上架”。他们边学边教，戏称自己是“现蒸热卖”。

为了让教师们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学校经常开展教研活动，安排有经验的老教师上观摩课，大家互帮互学，教学业务不断提高，我们从中悟出了“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须有一桶水”的道理。偏远的冷坝小学，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六枝特区中学教师训练班全体师生合影（1973年）

筹办农中  半耕半读

两年后，上级要求各地兴办农业中学，区里认为冷坝公社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首先开办，点名由我参加筹办，用公社林场一栋两层楼的大瓦房作校舍，招收的学生为小学和初中各1个班。实行半农半读，即上午上课，下午劳动。

为使学校工作能够正常开展，我和两个民办教师操心劳累，从带领学生们平整场地，建跑道和篮球场，到搬运木料瓦片等等，都很辛苦。

我们设置专栏橱窗，美化校园环境，发动学生办好学校大门边的文化专栏，每季度出一期。学生们结合自己的学习、生产实际，用散文、诗歌等形式写出了心声，抒发了感情。

1977年，随着国家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学校掀起了抓提高教学质量热潮。六枝特区教育局（时称教育委员会）组织了全区范围内的学校工作大检查。检查组来到我所在的农业中学，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后，认为我们学校办得很有特色，有的检查组成员还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文化专栏中师生们写的文章。检查结束后，学校被评为先进学校，我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出席了六盘水地区召开的教育工作“先代会”。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不再提倡半耕半读，冷坝农业中学1978年停办，我被安排到冷坝小学当教导主任，两年后任校长，1982年加入中共党组织。

在毛主席纪念堂前合影（1977年）

考上教院  实现梦想

我在冷坝小学任职期间，教育局每年都要进行教学质量评比，对初中学校而言，每年考取中专、高中的学生越多，就说明教学质量越高；初中各年级的均分、及格率越高，也说明教学质量越高。在我任学校领导的几年里，都是在教毕业班的主要课程。老师们都很努力，冷坝中学的教学质量，每年都处于全特区初中学校的中上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很快形成，国家还对持有大中专毕业文凭的人员发放了知识分子津贴（曾经有人戏称为“憨包费”）。我们“中速师”因为学制一年，虽然全班同学在工作中都是骨干，但人事部门认为连中师都算不上，不能享受。后来因为反映强烈，经有关领导协调，换成了教师进修学校的文凭，才解决了津贴问题。

虽然当了校长，但我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大学梦。1983年7月，我在《贵州日报》上看到《贵州教育学院招生简章》后，决定报考。于是按简章要求写了报考申请，但新华区教育组的领导不盖章，坚决不同意报考，理由是我走了以后没人主持学校工作。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当时8个区教育组的一把手都这样，表面上为工作着想，实际上是怕有人超过自己，动摇他们摇摇欲坠的领导地位。

于是，我找到六枝特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陈廷禄，由他出面周旋，帮忙做通工作后才办到了准考证。接着，六盘水市委党校首次招生，区委书记说我符合条件，动员我报考，我觉得书记比教育组长开明，如果考不上教育学院，就等于多了个机会，于是又办了准考证。

后来考试时，两所学校的考试时间恰好不相撞。就试题难易而言，党校的相对简单些，教育学院的也不算很难。不久，我同时收到了两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经认真考虑，确定选择读教育学院，不读市委党校，觉得前者是省立学校，学习条件要好些。再说自己对教育有感情，不想离开教育战线，而读党校，则意味着毕业后要当行政干部。

1985年7月，我拿到了贵州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专业大专文凭，1988年，我又考到贵州师范大学读函授，1991年获本科文凭，幼时读大学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师篮球队

 顶住压力  支持进修

毕业回到原单位，我上了一年的课。1987年，六枝教育局把新华区教育组负责人调到局里工作，由我接任新华区教育组长一职。

教育组是六枝教育局在各个区的派出机构，负责全区的教育工作，除中小学外，还有农教（扫盲）和普教（普及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任务。到教育组工作后，我到所辖6个公社调研，不少教师说，他们很想找机会进修学习。有的老师对我说，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工作吃力，想通过参加成人高考，到高校进修，但领导不支持。我觉得他们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心中很感慨。

随后，我开始对全区的公、民办学校进行布局，在不影响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前提下，把分散的教学点合并，这样能使学校规模变大，教师相对集中，方便管理。

对于老师们进修深造的问题，我认为与师资队伍建设有紧密联系。我召集6个乡中心学校和区中、区小的校长们开会，就教师进修问题讲了自己的观点：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一个合格的教师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成为教学工作的行家里手。老师们想进修学习，作为学校领导，应该大力支持。为了做到进修和教学两不误，可鼓励教师选择成人高考读函授，对于已经考取有关高校，需要脱产学习的教师，校领导要想办法做好其他教师的工作，让他们帮忙多承担课程。而脱产学习的人回来后，又要多担些工作任务。

总之，要多想办法解除老师们进修学习的后顾之忧。我们千万不能有怕别人超过自己的想法，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有让更多的人超过我们、取代我们，历史才能前进，党的事业才能向前发展……

通过多次沟通交流，我的观点逐渐被校长们接受，达成了共识：即鼓励教师们各种形式的进修学习，对报考各类成人高校的一律签字放行，尽可能为脱产学习的教师解决实际困难。

老师们知道后很是高兴，他们奔走相告。用一些多年被卡未能如愿的老师的话说，我在新华区，“大赦天下”。

从1988年起，新华区教师中出现了报考各类成人高校的热潮。第一年考不上的第二年再考，年轻教师选择脱产学习，有家庭负担的教师选择读函授，有几个中师文化程度的，越过大专直接考取了贵州师大本科函授，在教师家庭中还出现了夫妻双双读函授的学习场景。

青年时代

但是，随后就有了麻烦。有两个年轻教师贵州教育学院专科毕业后，要求继续读本科，我同意，二人如愿以偿。后来特区教育局长知道了，对我横加指责，说这些人应该先回来工作，我这样做他们都不晓得，问我哪来这么大的权利？！还在全区教干会上批评我，到第三次再批评我时，我不得不与局长大人理论一番。

我说，如果让年轻人多学点知识是犯了很大错误，那你们处分我，撤我的职，没有必要经常把这件事情当歌唱。见我较真，局长就说现在是既缺教师，又缺经费，读完大专应该赶快回来工作，坚持说我的做法明显欠妥。我说我并没有因此向你们要钱要人，教学工作是协调好的……通过据理力争，此事才算作罢。

所幸的是，当时新华区教学质量在全区一直保持中上水平，如果因教师脱产进修使教学质量受到影响，那我的麻烦就大了。

在主持新华区教育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将在贵州教育学院学到的教育管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教师进修开绿灯，做了违背上司意愿的事情，但至今不悔。

退而不休  发挥余热

20世纪90年代初，六枝特区行政体制不断变动，教育组这个名称也先后改为教育办公室、教育辅导站。1991年，六枝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谭有庆到新华调研《义务教育法》贯彻情况，这个老同志年近六旬，但工作十分认真，我们并不认识。他在临走时对我说：“我看你这个同志可以，我很快就要退休，如果愿意去我们人大，我回去后就给领导推荐。”

我说教育部门有规定，改行要交五千元“改行费”，我家庭负担重，没有钱，搞不成。谁知一个月后，特区人大就对我进行考察。又过了一个多月，特区组织部的调令就下了。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离开新华区，2013年在政协退休。

在政协工作期间，我爱上了文史工作。退休后到六枝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继续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发挥余热，其间还到冷坝小学慰问过品学兼优的中小学生。此外，我帮助区武装部编写《军事志》，参加编修六枝第二轮志书，应民政部门邀请参与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等等。有时，觉得比在职的时候还要忙碌。

退而不休

光阴如白驹过隙，当年在新华区进修学习的老师们大多数也退休了。他们后来都是教师中的骨干，职称都是中学高级，有的当了校长，有的改行后当了领导干部，大家隔三岔五小聚，畅谈天下大势，在每次的谈笑风生中，都对那段往事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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