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旧事】李锡琴|邹荣连，一个曾经的民办教师

为天下中师生立传 

为天下中师生立言

第146期

本期导读

【杏坛旧事】

李锡琴|邹荣连，一个曾经的民办教师

【通知公告】

投稿须知

值此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向新中国教育史上急进急退的所有民办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题记

 一、教师节快乐

“邹老师，节日快乐！”

“又要过什么节哟？”

“教师节呀！”

子女们的话，让因脑溢血瘫痪在床的邹老师那张耄耋老太太的脸露出了节日式的笑容。

邹老师，女，原名邹荣莲，后名邹荣连，生于1938年1月21日，原四川省重庆市江津县先锋区桂花村（人民公社后改为桂花大队，二十一世纪后，又改为绣庄村）第八组村民。1958年4月，邹老师与村里的另一位叫邹荣地的男秀才一起，创办了桂花村民办小学校。

在江津县档案馆里查实的一份原始资料《江津县先峰（现为先锋）区先峰乡民办小学教师花名册》（填写时间为1959年3月26日）这份档案资料表上，共记录了当时江津县先锋区6所民办小学校的10位民办教师的个人信息。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就是邹荣连，20岁。

当时，有些村办小学叫“完全小学”（简称“完小”），即能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皆能开课的民办小学校，除了学龄孩子多外，只有师资足够才可以设立“完小”，反之则为“不完全小学”。当“不完全小学”的孩子们该升上某个年级继续学习时，而恰好自己学校没有这个年级，他们必须转到“完小”去，或者恰好设有他们需要的这个年级的不完全小学去，才能继续上学。能不能开办“完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本村的办学实力，二是师资，三是生源。

邹老师说：“桂花村就我和邹荣地两个老师，办不起完小。”

“你们俩应该是一人一个年级，你教哪个年级呢？”。

“我们带的班不叫年级。”

“你们教的是复式班吗？”

“也不叫复式班，邹荣地教大班，我教小班。”

以“大班”“小班”称班级，像是在听幼儿园老师介绍自己的班级似的。邹老师说，邹荣地的大班里学生都在12岁以上，最大的已经十七八岁，所以，他的班主课除了开有语文、算术外，还有历史课，而她的小班学生多在7-12岁，只开设了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

“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嘛，为什么不上复式课？”

“年龄有差距，但是他们来学校时，知识水平都为零呀！”

原来如此。

解放前，旧中国没有官办农村小学校，只有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私人教育机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要快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就要快速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建设人才。但是，百废待兴的国家单靠政府力量，不可能快速普及国民教育，便确立了依靠群众与集体，实施民办与公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作为国策推行落实，民办校在全国相继兴起，像雨后春笋，逐渐发展壮大。

二、 筚路蓝缕的开创者

“谁安排你去做民办老师的？”

“有一天，村支书对我说，邹荣连，上头要求各个村都要办学校，你是初中生，来当老师嘛。”邹老师说她当时不敢答应，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当老师，村支书又说，“另外还有邹荣地，你们两个一起干，怕什么？”

这是1958年的事。邹荣地、邹荣莲二人，就这样加入了新中国开创乡村民办教育事业的急先锋队伍。

开始时，学校设在原邹家祠堂里。解放后，祠堂归了集体，里面的东西大都被分给贫下中农了，所以，课桌需要孩子们自带。于是，教室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桌椅，有的是小板凳，有的是能坐三四人的长条凳，有的把太师椅也搬来了……

为了体现教育的氛围和学校的特点，在邹家祠堂当门的两面粉白的高墙上，用红色油漆写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硕大字号的标语。这八个字是二位邹老师在中心校培训学习时获得的，他们先向村干部汇报了此事，干部非常重视，组织人，架起高梯，先勾画轮廓，再用油漆一点一点地填涂上去的。那八个字像是刻进墙体了一样，经久不褪色，直到五十年后，因修重庆江津至四川合江的高速公路，祠堂被撤之时，字迹都一如既往地醒目可见，半个世纪里，它们担当着桂花村重视教育的重要符号。

后来，由于“大跃进”运动，导致全国性的粮食严重短缺的危机，不少村民患上浮肿病病逝。逝者为大，一段时间里，祠堂里一直在做丧事。于是，大队部决定，将民办校迁到离邹老师家六七里远的太平庙。

新校舍太平庙不及邹家祠堂五分之一大，大队部设在里面，一下子搬来五六十个师生，就显得太挤太吵闹了。不久，又被指令搬到原来一户大地主的庄园里去。

邹老师实际教师生涯仅43个月，先后有过三个校舍。

邹老师去第三个校舍上课，单程要走一个小时。

“那么远的路程，天天早出晚归，日晒雨淋，不辛苦吗？”

邹老师说：“辛苦啥哟，那时年轻，脚杆硬，跑得动，不像现在，动不了了。”邹老师动了动没有完全失去知觉的双腿，继续说，“当老师，可以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走在路上，上学放学，见了的人，老远就跟你打呼，‘邹老师上学了吗？’‘邹老师放学了吗？’全村几千人，没人不认识，没人不恭敬。”

既然是村里的民办小学，当然得靠村里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撑。

邹老师说，学校的办公用品，主要由村里提供经费购买。学生也要按规定交学费，但主要用于购买书本。实际上，有不少孩子的家庭连书本费都交不上，拖欠学费的，每学期都有不少，拖欠多了也不敢追缴，否则就不来了，很多孩子就是这样辍学的。记得路遥的小说《人生》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村小开学了，学生和家长们纷纷挑的挑，背的背，提的提，将家里的粮食、蔬菜、鸡鸭什么的拿到学校充学费，学校再将这些东西折合成工资发给老师。

“我们没有收学生的东西。”邹老师说。

“那老师的工资由谁给？”

“工资？没工资。”

“没有工资？你不吃饭呀？”

“工分呀！”邹老师得意地说，“村里规定，老师教一天书，所在生产队按正劳力（队里最能干的男社员）记一天的工分，我跟邹荣地同工同酬，都是一天计10分。”（1979年以后，民办教师的待遇有变，除与其他社员同等分得“责任田”外，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数目各地不等，但与在编教师差距很大。）

这个待遇确实非常高，如果在生产队参加劳动，邹老师作为女社员，干一天，只能记6—7分，最多能获得正劳力三分之二的工分。这让她感受到了知识与文化所带来的价值。

1961年暑假快要结束了，邹老师正在做一些开学的准备。有一天，中心校一位被她称为“廖高汉”的老师，找到她家，对她说：“邹老师，村小要停办一年，下学期就不用去上课了。”

“廖老师没给你说原因吗？”

“说上头发了文件，要孩子们回家参加生产劳动，争取地里多产粮食，好度饥荒。”

就这样，做老师的抱负正在膨胀的邹老师，被饥荒打回原形，回生产队做农民。这位女秀才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像一场昙花梦。

三、一辈子的邹老师

此后，没有人来通知邹老师回校，也没人对她说为什么，仿佛村小从来与她没有半点关系。后来，生产队里文化最高的邹老师做了二十余年的会计。

可二十余年的会计生涯，顶不上43个月的教师经历。对失去继续做教师的遗憾让邹老师叨念了近七十年，特别是村里做过她学生的，以及学生的家长，还有那些尊师重教的村民们，上上下下一直尊称她“邹老师”时，更加深了她对没能终身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惋惜。

在43个月短暂的教师生涯中，邹老师共带过三十来名学生，其中有两位最值得她骄傲。一位是她的班长，叫李运开，后来在村里担任了三十余年村长（先后也称大队长、村主任）。另一位是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邹老师的女儿、此文笔者。因此，写此文我不用特别采访，或者说是采访了几十年。

“你当老师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呢。”我故作嗔怪地辩解说。

“你的整个小学都是我辅导着读完的，你不认账？”

我不得不认账。上小学时，没有再当民办老师的邹老师，当起我的校外辅导老师。那时的学生没什么家庭作业，每个晚上，她就逼着我在油灯下练字，当我懒于练习时，她就会用手指头敲着我的脑袋说“字是打门锤”“字是敲门砖”。

可以说，因为我母亲是邹老师，在恢复高考制度后，我才能蜕变为全大队第一个通过国家考试飞出去的金凤凰，成为继邹老师之后的又一个令人稀罕的女才子。

如今，几近九十岁高龄的邹老师虽然瘫养在病床上，却能领取政府给予的教龄补贴和医疗补贴，可她亲自培养了一名统领全村人几十年的父母官，还培养了一位作家，谁能质疑她作为人民教师的崇高呢？

四、共和国没有忘记

2019年，邹老师外出闲玩时听人说国家有政策，对所有被辞退的民办教师都有补偿。

当我找到邹老师当年的班长李运开，请他为他曾经的老师作证明签字时，满头白发的他乐呵呵地应承着，一边签字一边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哈。”

“是不是当年邹老师没把你教好？”

我本是开玩笑，可李班长严肃地说：“这样说要不得要不得，如果不是邹老师，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更不要说写了。”原来，村小停办后，他就没有上过学，邹老师是他一生唯一的先生。

邹老师实际在校任教时长为43个月，跨了4个年头，按文件标准计算，一次性补贴每年600元，共计2400元，健在时，另有每个月40元的医疗补贴。单看这点钱确实很少，但对于邹老师来说，那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邹老师曾被时代造就，后又被历史遗忘，而自己又一辈子极力维护着的教师身份，终于通过国家的补贴方式，被记录上了共和国的人民教师名册，那年，她82岁。

曾经听朋友说，他的父亲做过十多年的民办教师，后来也是被辞退回生产队了。

“去给你父亲办补贴呀，我全程跑过了，熟悉流程，我教你怎么跑。”

我这边说得兴致勃勃，可朋友哀伤地说：“我父亲去世快十年了。”

有资料显示，新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在1977年达到了历史巅峰，民办老师达到471.2万人之多，占当时全国中小学教师总人数的56%，可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前三十年间，广大的民办教师，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方面，努力撑起了大半边天。国务院办公厅在1997出台【32】号文件，对民办教师采取“关、招、转、辞、退”的“五字”方针，到了2003年9月，教育部对民办教师实行“一刀切”的清退政策。从此，民办教师成为一个在特殊时代里的一个特殊群体的历史称谓。

当年的民办教师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摸索着前行，成就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未来。可以这样说，没有广大的民办教师从新中国成立之始就有的付出，就没有今天的国富民强。他们将最美好的芳华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时代与最需要的地方，又在祖国不需要他们的时候，默默无闻地净身退出。耄耋老人邹老师因长寿而幸运，在有生之年，获得了应有的名分，可全国还有多少曾经的民办教师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份“迟来的爱”就孤寂终老。

以邹荣连老师为代表的民办教师们，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急进急退。尊师重教，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第四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所有的民办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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