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师人生】麻珍玉|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

为天下中师生立传 

为天下中师生立言

第128期

本期导读

【中师人生】

麻珍玉|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

【文友互动】

老应：漆树的故事，人世的沧桑

熊涛：中师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老家的烧火龙》引发热议

【通知公告】

投稿须知

麻珍玉教授是《天下中师生》的铁杆微友，曾长期担任《天下中师生》的义务编辑。

麻教授的人生经历坎坷传奇，一波三折：幼年丧母，无人照管，学前教育近乎为零；9岁开始读书，实足的“大龄学童”；通过发愤努力，从小学到初中，学业一路开挂，考上了县重点中学；然而造化弄人，高考时一败涂地；好在最后录取到师范学校，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此后数十年，麻教授通过自学考试，从一名中师生成长为硕士生，最后成了一名大学教授。麻教授的人生经历，体现了广大中师生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麻教授为人谦虚，原标题非常低调，不同意用我们修改的标题。但是，为了弘扬这种精神，同时也为了勉励后学者，我们还是决定将标题修改为“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希望得到麻教授及广大读者的理解与支持。

1968年，早春二月，江南已是草长莺飞，而苦寒的大西北依然黄风卷地。妈妈42岁的人生，定格在了这个春天里，无奈地把才6岁的我，交给了时间与未知。

没了“保护伞”的我，整日里蹲在场院边，瞅那“排着队，唱着歌”一路回家的学生，眼神空洞，表情木然。年龄在增长，脑子不见长，胆子越来越小，手上的冻疮越长越多。

1971年的某一天，爸爸说，妈妈临终时曾留下过遗言：希望我能上学读书。从此，我也成了一名学生。这一年，我9岁。

胆小的侠士

第一天走进教室，看见娃娃们不是一堆一堆蹲在地上，而是一排一排坐在教室里，我惊奇地张大了眼睛。正不知所措间，老师把我领到座位上坐下。当树上挂着的一截钢轨被敲响时，就换一个老师走进教室。早上最后一个老师走进教室后，他叫一个学生到黑板上去写字。那个学生吭哧吭哧老半天，一个字也没写出来，老师气得一脚就把他踹下了讲台。

这一脚可把我吓坏了。我生来胆小，爸爸抬起巴掌，我就被吓得趴下。看到打架的场面，我会被吓傻。上学第一天就看到这场景，我被吓得跑到家跟姐姐说不上学了。姐姐惊讶地问为什么，我说我怕被叫到黑板去写字。姐姐焦急万分地说：“你傻呀，好不容易你能上学了，你放弃了就一辈子再没机会了。你生来身体就差，没力气干农活；你的右胳膊还脱了臼，做不了针线活；你长得又那么丑，也不可能嫁个好人家。你只有念书这一条路，你放弃了，将来怎么活？”姐姐其实比我才大四岁，但我认为她什么都懂。听姐姐这么一说，我似乎明白了：如果要活下去，读书是我必须抓住的唯一机会。

初中毕业时（1978年）

胆怯的第一天过去后，老师提的所有问题，没有一次我回答不上来的。我不但没被老师打过，还一直被表扬。虽然读书的条件很艰苦，但我感觉很快乐：大雪纷飞的早晨，雪花落在我的赤脚上，我看着它们在我的皮肤上变成了水，却感觉不到冷；夏日的清晨，我打扫完卫生、拔完猪草，慌慌张张背起书包奔向学校，急不择路，滚下河沟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撞击地面的声音，却感觉不到疼，爬起来继续跑；中午，附近的同学回家吃饭，我只带一烟袋馍馍（我的干粮装在旱烟袋里），吃几口干馍居然觉得是那么的香，从来没有想过早上应该吃早餐，中午应该吃午饭；放学后，奔跑在半尺厚的尘土路上，还要时不时地回头找爱掉的烂鞋子，却不觉得没鞋子穿是一种可怜。

在老师眼里，我身上的一切不好都可忽略，因为我学习好。唯一鄙视过我的，是当时新来的算术老师。一次做课间操，做到踢腿运动时，我右脚的鞋子掉了，还踢出去老远，我红着脸赶紧去捡，却被她斜了一眼，说：“这么大个女子了，丢不丢人！”她那口气与表情，都像是在说我做了多么丢人的事，眼里满是厌恶。我其实没感觉到自己有多穷，她这么一嫌弃，让我顿觉穷得没了尊严。

也许觉得公平要有人来维护，胆小的我从此竟有了“侠气”。当有人被欺负时，我会本能地去保护、去守卫。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有身强力壮的学生追打懦弱怕事的学生，我像一个侠士一样总会出现在受欺负的学生面前。我观察到：每当一群学生要欺负一个学生时，一出校门，他们就表现出不正常的“亲密”关系。比如几个同学会搭着一个同学的肩，连拽带推地往前赶路，或故意拖在后面不走，等周围没人了他们就开始动手了；如果是打群架，一出校门，就能看出他们一个个偷偷地一边走一边捡石子、木棍、胡基疙瘩……同时个个表现得眼神“狠毒”，行色匆匆。看到这种迹象，我总是不放心地跟着他们。有时跟着跟着，他们觉得没机会“下手”，就逐渐默默地扔掉了“武器”。有时，当他们正抡圆了膀子，把大块的胡基疙瘩举在空中，准备砸向对方时，却见我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们，他们会很知趣地、悄无声息地把土块往地上一丢，拍拍手里的土，乖乖地回家去了。

其实，我打不过任何一个人，也吵不过任何一个人。他们之所以能被我制止，只因为我学习好。

饿出来的学霸

1975年，我小学毕业，进入离家15公里远的乡政府所在地读初中，开始了艰难的住校生活。

那是座只有两个教室两个班级的新学校。没有操场，我们就利用课余时间修操场；没有电，我们晚上点着煤油灯上自习；没有宿舍，我们六七个女生借住一间老师办公室；没有食堂，我们就在周围铲柴，在民工用过的崖阚阚里做饭。崖阚阚随时会塌，学校后来不让做，我们就从家里带馍馍。我们周六下午回家，周日晚上返校，要带够一周的口粮。一般来讲，前半周还好，到了后半周就开始食物紧缺了，捱到周六时，肚子空空，脑袋也空空，只等着下午两节课后往家奔。

因为从小就知道，“如果你没有伞，你就要学会在暴雨中长大”，所以我比谁都能坚持，我比谁都能奔跑。我习惯了在雨中行走。从学校到家基本都是下坡路，我不歇一口气，能一路跑回家。只要下课铃声一响，我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学校，等同学们慢悠悠地收拾完东西，我可能都快到家了。有时一路电闪雷鸣，我便顺着流水的沟渠向前滑，不但不摔跤，还能更快到家。到家后就开始火急火燎地找吃的：灶台上、案板上、锅里……一通乱翻，翻到什么吃什么，不管吃什么都狼吞虎咽。也许是因为极度缺乏营养，也许是因为饥饿，也许是因为贪吃，总之，对食物有着极度强烈的渴望，火急火燎的。当什么都翻找不到的时候，就伸手挖缸里裹着冷猪油的肉臊子吃。

高中毕业时（1980年）

那段抓心挠肺、饥不择食、抓起麸子也吃的苦难经历，一直深藏在我心底，羞于启齿。直到几十年后我准备去国外访学时，在一次培训会上，老师讲去了应该参加哪些活动，哪些活动提供哪些饮食时说：“……学生什么时候都是饿着的”，我一下释怀了，敢说我当年有多么饿，甚至饿得多么狼狈了。其实那时并非穷到如此程度，而是我的愧疚感：虽然我在学校是好学生，但我总认为我没有付出劳动，我亏欠了家人，我浪费了家人的劳动成果，所以我总在用加倍的劳动和最低限度的消费来偿还家人。

周日我总要干活到太阳快下山时才回家，然后带上一周的口粮：6个二两面大小的糜面碗饽儿，走15公里山路去学校。那时最大的喜悦来自半路遇到同伴。如果看到前面不远处有肩扛手提背驮很多东西的，大概就是带足了一周干粮的同学，只背着6个碗饽儿的我，就像背着几本书一样轻松，很快就能撵上她们，然后听她们讲她们的妈妈做了哪些好吃的、说了哪些心疼她们的话、她们吃吐了几顿饭、走时硬塞了多少馍馍、背馍背到累死了之类的絮叨与抱怨。我听得很开心，丝毫没有“没人疼没人爱”的自卑感，却有着强烈的“学习好，一切才好”的自尊心。

初中，我就是在这种物质缺乏、精神富有的饥饿状态中度过的。最温暖的一个瞬间，是一个临近周末的早晨，爸爸跟随其他村镇干部去学校附近的兴平村参观学习，路过我们学校时，从衣兜里给我掏出两大片白面馍馍。记得爸爸当时在周围学生中搜寻我的目光；记得爸爸看见我时向我示意的笑脸；记得爸爸从上衣口袋里掏馍馍时的表情；记得我看见馍馍时的惊喜与激动。那是份巨大的幸福，我永生难忘的幸福，是一辈子刻在心里的瞬间。

1978年夏，初中即将毕业时，我被选拔参加县一中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首届高中招生考试，并且比正常参加中考的学生早一个多月考入县一中重点班。我受到太多的称赞，都说考入县一中，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的大门，县一中重点班那将来考的更是大学中的好大学。

就在同学们还在苦战中考时，我已经考入县城最好的高中，在家等待着开学了。

勤奋中荒废掉的落榜生

在小学、初中时代，我一学就会、几乎不用努力就能遥遥领先。然而随着我进入人人羡慕的一中后，这一切就成了历史。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刚入学时，班主任刘老师担任数学老师，他问什么是分式，2/3是不是分式？全班同学都沉默不语，只有我举手说2/3不是分式，分母含有未知数的才叫分式。刘老师十分满意，在全班表扬了我；学立体几何时，我还在小考中考了全班第三名。可惜刘老师后来生病住院了，我们班就没人上数学课了。

那时一中有很多外地老师，据说是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刘老师生病后，我们班就在一个月内换了四个数学老师，分别操着不同的且浓重的外地口音。对我这个没走出过山沟的农村学生来讲，这些口音造成了极大的听力障碍。从此，我的数学一落千丈，甚至毕业工作多年后，还经常在梦里因听不懂数学课而吓哭。记得高考成绩刚出来，在教导处前的阅报栏旁偶遇刘老师。刘老师迫不及待地向我走来，满怀期待地问：“考得怎么样，数学多少？”当他以80分的表情在等待、而我却说出了20分的成绩时，他旋即转身离去，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情。

物理学习几乎让我花光了高中两年所有的时间，最后却一无所得，可物理老师是我无论怎样都恨不起来的老师。记得他第一次走进我们教室，他笑嘻嘻的，衣服皱巴巴的，袖口、领口处明显可见长期未洗的污渍、汗渍。本以为是后勤人员进来交代关于“劳动周”的事，却见他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口若悬河地一直在讲。声音偏小，我听不太清楚，就这样像是随意聊天似的“侃”了一节课。当他转身走出教室后，有人才说他是我们的物理汪老师，而且专业十分了得。

这让我感觉十分惊讶，因为县一中的老师穿着都十分讲究，即使在我们乡下的学校，也没见过这么不修边幅的老师。同时又觉得他亲切，因为他像农民，与我们没有距离感。汪老师是位好脾气的、不计报酬的老师。每到下午或劳动周，他瞅准机会就“钻进”我们教室里讲课，从来不带任何教案与书本，一上讲台就开讲，而且讲得停不下来。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老师气得一脚踹开教室门，厉声命令：“汪老师，你出来！”汪老师一点都不火，走出教室时还笑嘻嘻的。受了班主任一通训斥后，汪老师也没有露出不悦的表情，一边点头一边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每到周末，他抱着印好的物理资料为我们免费辅导，一周又一周，资料一摞又一摞。他的无私精神感动着班上每一位同学，我决心要学好物理，不负他的付出。我每天用心演算他发给我们的所有复习资料，所有的业余时间我都用来学物理。演呀演，算呀算，可我越用功，物理学得越糊涂。快毕业时，我不但物理糊涂，整个脑子就像灌了水泥似的，数理化全部一塌糊涂。

师范毕业时 （1982年）

在我喜欢的英语课上，坐在我后面的同学讨论着X等于多少Y等于多少，坐在我前面的同学把手伸过来调过去判断着磁场的方向。我听着英语老师讲: A train runs faster than a car. A car runs faster than a bike. Which is the fastest? 这听起来比数理化任何一门课都简单，可XY的讨论声高过了英语老师的声音，比划磁场的手势模糊了英语老师的身影，气得英语老师说：“走，麻珍玉，我们到外面上课去”。可这点“威胁”只让同学们怔了一下，接着就继续讨论起XY来了。我喜爱的英语课本就只能压在枕头底下，有时睡前偷偷拿出来翻一翻，却似乎有种“玩物丧志”的意味。

我喜欢的另外一门学科是历史。每次上历史课，我都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感觉如痴如醉。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刚上了一学期，历史课就停开了。当走不出物理题的迷宫时，茫然的我头脑中就会出现历史老师讲过的“杯酒释兵权”“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这样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每次出现这种意识游离状态时，我都会感觉很内疚：我要学物理！我要学物理！我要学物理！

就这样“如痴如醉”地钻在物理的题海里蹉跎了两年后，1980年7月，我高中毕业。那年的高考，我以数学20分、物理43分、化学51分的数理化成绩，在高考中落榜。而在整个高中阶段，我不断燃起的喜欢语文、历史、英语的熊熊火苗，被我一再压制，甚至最后完全熄灭。因为那时学理科既可以考中专又可以考大学，而学文科就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我没有自信报文科，怕万一考不上，这辈子就不再有读书的机会，我不敢拿一生去赌文科，何况那时英语在高考中只占30%。

就这样，我这个在初中就被看好的学生，在名校的重点班里上了两年高中后，在高考中名落孙山了。不是我不努力，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太努力了，我太勤奋了，太专注于我最不擅长的理科，把所有时间、所有精力都花在了我永远也学不好的物理上了。

没能留下的留校生

1980年秋天，在焦虑不安中，我等来了陇西师范英语班的录取通知。这个通知对很多人来讲，简直就是“鸡肋”：接受吧，委屈；不接受吧，可惜。可对我来讲，这简直就是一棵救命稻草：我从此不再纠结选文理科的失误，从此不再每天抱着物理愁眉不展，从此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从此能理直气壮地读英语！

我从早读到晚，从周一读到周六，从教室读到操场，从操场读到城墙。站在高高的城墙上，高声朗读Red star over China by Edgar Snow, Roots by Alex Haley, The necklace by Guy Maupassant … 不为考试，不为名次，只为热爱，只为释放高中时压抑的情绪。周日还可以带着省下的饭票换来的钱上街吃荞粉、逛市场、买两元钱的纸“洋包”、三元钱的纸“皮鞋”，抽空还可以去琴房弹琴。记得那个琴房，摆满了脚踏风琴，虽然进出时都随手关门，但每天的琴声还是从门缝里挤了出来，高高的飘在空中，老远地就在召唤着爱弹琴的学生。要是有人突然开门，里面杂乱的琴声，似山洪般“泄”出教室。我便在这样的嘈杂声中，没有任何章法，但却忘我地、陶醉地乱弹着琴。

有一次，为班上准备联欢节目，我被安排了独唱，于是和伴奏的男生去琴房练歌。因为我从来都是毫无章法地弹琴，毫无章法地唱歌，以为他也和我一样毫无章法。不料，那位同学一本正经地坐下来，一本正经地弹前奏。我刚要开唱，却憋不住，噗嗤一下就笑了。本以为，我这一笑，他也会笑，气氛就不紧张了。哪想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认真地纠正我的站姿、讲发声方法、讲如何换气、讲如何表情自然……他讲得很专业。对于喜欢音乐的我来说，这应该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我从来没有单独与男生相处过，感觉无所适从。那个年代，男女生只要在一起说句话，别人就说在谈恋爱。我很害怕被人说谈恋爱，于是，我转身就跑出了琴房。

走上工作岗位时（1983年）

这是有原因的。高中快毕业时，年级里有个非常漂亮的女生，还有一个非常帅气的男生，他们都家庭优越，学习成绩优秀。后来传说他们俩恋爱了。当传说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感觉好“可惜”，我好“同情”那个女生，同情那么好的学生怎么就谈恋爱了。在我这个来自封闭农村的封建家庭的女生的认知里，恋爱就是堕落，堕落就会怀孕，怀孕就是道德败坏。所以我没有与男生接触的经历。之前还有一次，文体委员安排我独唱，另外一个男生二胡伴奏。一天下午，那位男同学让我到男生宿舍跟着二胡练习《牡丹之歌》。我看着一屋子的男生，很不自在，根本唱不出来。那男生正在努力调动情绪，我却夺门而逃，跑进了教室，留下一屋子男生目瞪口呆。

我就这样无知且快乐地迎来了毕业。班主任对我谈了准备让我留校的想法。他说两年来我学习很专一，成绩很优秀。他还说两年来他一直在观察，我没有谈过恋爱，思想单纯，做事稳重。学校需要我这样的人。于是安排了试讲，并经学校研究决定，我被留校了。那时的工作是包分配的。就在其他同学不知道工作将分配到何处时，我的工作已落实，只等开学去报到。可就在毕业分配工作结束，即将开学之际，我收到了班主任老师的来信，说我留校不成功，让我去看分配。我留校的事就这样化为乌有了，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小镇中学当老师。

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

我一边工作，一边参加了创立不久的自学考试。它是当时唯一不需要经过领导批准就能参加的考试，但它难度太大，多少人乘兴而入，却半途而返。

我每天上完课就开始背书。在办公室里背，在田野里背，在山梁上背，在河畔上背。累了，就坐下来欣赏田野里的庄稼、山梁上的树、路旁的花草、河沟里的流水。或者弹弹琴，唱唱歌。从脚踏风琴，弹到电子琴，再到钢琴，一直都是没有章法地乱弹，仅仅为了能伴我更好地读书。由于长期读书与风景、音乐相伴，一看到清净的公园、整洁的草坪，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到里面去读书：环境好，心情就好。心情好，学习效果就好。回想参加自学考试的岁月，忙碌、焦虑、辛苦又充满期待。期待着进城去考试的感觉；期待着城里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街道，川流不息的马路，街边的小吃，修剪整齐的绿化带；期待着考试通过后，就不再是被人嫌弃的中师文凭了。

一开始浩浩荡荡的考试大军，到最后的寥寥无几。期间有考上研的、上函授的、通过了成人高考的……无论哪一种考试，都比自学考试容易；但无论哪一种考试，都是要有点“背景”，我没条件参加。

我从八十年代考到九十年代，终于把自己从英语专业中师生变成英语专业本科生，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英语教师。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通过攻读获得了英语专业硕士学位。一直渴望能到大学全职进修的我，一辈子也没能有机会成为大学生，却在大学教师的招考中，误打误撞地成为了大学英语教师。

参加EPT培训时（1986年）

回顾一生的求学经历，曲折伴着坎坷，但能读书总是幸福的。我能实现从小不敢奢望的读书梦，要感谢妈妈的苦心、爸爸的坚持、姐姐的鞭策与鼓励。

2024.5.11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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