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跑到穷山僻壤去隐居，毕竟太寂寞，难以享受到城市的诸多好处，白居易提出了“中隐”。所谓中隐，就是既要享受城市的好处，又要有山林相似的居住环境；既要“隐”，又要“显”。于是就有了园林。
古代文人中像陶渊明那样真正的隐逸之士毕竟凤毛麟角，不少隐士往往用“隐”作手段，去求功名利禄，被称为“终南捷径”。捷径者，近路也。“隐”竟成为出仕的近路，真是莫大的讽刺。
仕与隐一直是古代文人难以真正解决的矛盾，于是就有人在这夹缝中选择了一条中间出路。白居易提出的“中隐”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既不永绝宦情，又通过对文人生活情趣的发掘与加工，来强化自身存在的意义，在仕与隐、俗与雅中求得平衡。“中隐”理论一提出，就在文人士大夫中引起广泛共鸣。反映到文人住宅建筑上，便出现了城市山林——文人园林住宅。
我国的园林建筑出现得很早，商周时代即已有规模较大的园林了。秦始皇的阿房宫更是规模宏大，无可比拟。但那都是皇家园林，不能称为雅。后来也有了私家园林，但往往是大官僚所建，主要是为了显富贵，也不雅。白居易提出“中隐”理论后，文人们才将园林与山林结合起来，在俗中求雅，推出了城市山林。所谓城市山林，即在喧闹的现实空间中缔造一个远俗离俗的、与山林同构的居住环境，把原来对立的闹市与幽山、城市与乡村统一起来。明清时代，江南园林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被誉为“城市山林”的优秀园林。上海豫园中有一个三穗室，如今都还悬挂着“城市山林”的匾额。
去过苏州的人无不为其园林叫绝。例如留园，本在大街上，入门以后，有浓荫蔽日，有风摇竹影，有繁花茂草，有山壑流水，有鸟鸣虫吟，真是“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 旷士之情，斋阁有幽人之致。”“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但一出大门，又是闹市。二者结合之巧妙，令人叫绝。此外，如拙政园、网师园、狮子林、浪沧亭等，都有类似之妙。晋代潘岳《闲居赋》云：“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为政也。”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因受东厂诬陷而降职，归隐苏州，建园并名之为拙政园，那种不能为仕不能为政，而只能借归隐等待时机的用意，是相当明显的。拙政二字既是自嘲，又是在向他人，包括皇帝暗示，其“中隐”意味很浓。
类似的私家园林，全国各地都是有，重庆也不例外，例如鹅岭公园前身为礼园，系清末重庆商会首届会长富商李耀庭所建。不过重庆的园林建筑时间大多在21世纪，“隐”的意味已淡，显富的意味更浓。
明清园林致力于追求和再现自然风景，以突出返归自然的反俗归雅精神，甚至影响了皇家园林。乾隆皇帝建圆明园、避暑山庄，就大量吸收了江南园林的建筑意蕴，在显示富贵和堂皇的同时，也来追求雅，使雅也变了“色”。
有了城市山林，文人们就可以不到深山野地去建茅屋草房了。这样，他们既可享受城市的繁华和快捷的信息，又可以雅自居，两全其美。不过，与陶渊明比起来，那雅味也就差之远矣。因此，明清两代已经难以见到著名的隐逸者，反映隐逸的诗文也极少（叫穷的却不少）。文人雅舍也变了味，一是造价高了，二是透出了富贵色彩，三是离自然远了。但是对建筑艺术来说，明清园林却有着极大的文化、借鉴、保护等方面的价值，成为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园林的确可以称为人类居住环境的典范。
到了现代，文人身居闹市，住高楼大院，门额题上“雅舍”什么的，更是滑稽。看来，雅是很难的，俗人就俗人，何必去标榜那个雅字呢？俗人偏偏要标榜雅，往往就滑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