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新鄂军 |吴佳燕:意外的力量与“八分之七的冰山”——评刘浪小说《心血来潮》及其他

文摘   文化   2024-11-27 17:19   湖北  





意外的力量与“八分之七的冰山”

——评刘浪小说《心血来潮》及其他

吴佳燕


批评家王彬彬曾把当下比较活跃的小说叙事分为两种,一种是“赶路式”:“只追求尽快说完一个故事或说明一个道理”,一种是“散步式”,“不以目标为意,一字一句的叙述本身就是目的”。由此观之湖北90后作家刘浪的小说创作,显然不是“赶路式”的线性叙事,也不单是“散步式”的漫无目的、吟赏烟霞,而是一种“打野式”的分叉叙事。好比一个人在大路上走着走着,突然被吸引到分岔的另外一条路上。叙事主线因此被中断、打乱,带往无数的将来和未知、希望或深渊。就像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刘浪迷恋的是正常行进的人生途中那些不期然的岔路、偶遇、突袭、分心和跑偏。并且分岔代替了主干,每一个诱惑人心的岔口都是无限延伸的路的分支、河的支流、树的枝丫,通向更多的未知与可能、偶然与意外,一旦进入其中就让人流连忘返,主干和其他的分岔都变得微不足道,如学者吴晓东所说:“这种分叉叙事隐含着一种生成性功能,而不是终结性功能,好像故事可以无穷衍生下去,每一个岔路都孕育着新的叙事基因,表现出对无限可能性的追求。”


刘浪的小说所彰显的正是这种分叉叙事背后意外的力量。谁也无法预料,人生是轨道还是旷野,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意外的力量就像一个人推开世界尽头的一扇门,或者看到迥异的风景,或者掉进深不可测的枯井,或者堕入茫然无知的黑洞。它对抗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轨迹、惯性、设定和秩序,带给人的束缚感越强,逃离的冲动越是迫切。一件小事、一次偶然甚至一个闪念,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人的生活或命运以某种诡异的逻辑偏离正常的轨道渐行渐远。《心血来潮》写一个男人跟妻子在外就餐时,突然心血来潮、不告而别,玩起了消失。“心血来潮”指的就是他的一念之间、一时兴起,“玩消失”具有主动性和偶发性,是一个不合生活常理的意外选择,背后却有其人心人性的合理性:原来这个男人结婚后家里井然有序到刻板的地步,“偶然的习惯会被固定下来,成为最严格的律法”,连一串钥匙的挪动也会让妻子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家里的秩序发生变化。婚姻是围城,家是围城,所有事无巨细的约束、成规与固定都可能成为让人厌烦与恐惧的围城。男人临时起意的逃离,只是一种聚沙成塔、蓄势待发后的冒犯与突围。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他从自己的位置上逃开、走上“主动消失”之路,他就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下拉拽,不由自主、不可预期,再也回不了头,只能一条道走到黑,甚至像一个真正的逃犯一样活着。刘浪的小说特别偏爱生活中的意外对人的改变。《失踪》写一个叫阿庆的年轻人,因为一张悬赏两万元的寻狗启事,意外走上了寻找宠物的职业道路,直到自身也发生异化和变形,跟狗一样失踪。《蝇眼》写外卖里突然出现的一只苍蝇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同多米诺骨牌,推倒前一张骨牌的可能出于偶然原因、巧合事件与一时的不稳定情绪,却让牵涉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苍蝇事件受到影响。《天下宴席》婚礼上的突发情况,将原本的欢乐气氛一步步推向不可收拾的深渊,新娘的父亲讲话时因为紧张突然倒地昏迷,最后喜事变成了丧事。

意外的力量还来自对意外本身的凝视和意外之后的深挖。意外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意外发生后会将人和故事带往何处,成为刘浪小说中源源不断的叙事动力。他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突发奇想与偶然事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旁逸斜出到极致,以意外之小写改变之大。在发生意外的地方深挖一口井,穷尽其可能性;意外只是冰山一角,他兴致勃勃要探寻的是那藏在水下、不为人知的“八分之七的冰山”。《心血来潮》用细腻、松弛而充满现代感的笔触,描写了男人逃离后极其丰富跌宕的内心。他从自己的位置上走开,却没有一开始就从妻子的生活里消失,而是充当起窥探者与局外人的角色,暗中观察妻子的一举一动。一方面置身事外、观察入微,仿佛这件事情与自己全然无关;另一方面对于此时此刻焦灼无措的妻子又深切共情,显得比妻子还要着急。小说的荒诞感自此油然而生。男人主动失联,在外面晃荡了一天,又习惯使然,晃到了自家门口,甚至不由自主地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直到门缝射出的光割在手腕上“现出血一样的颜色”让他惊醒,才又慢慢退了出去。他坐在楼下花坛,盯着自家窗户的灯,心里已经开始松动,由原来的主动躲起来到想引起妻子的注意。一夜过后,他看到父母匆匆赶过来,“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想要结束这一切”,然而他上楼碰到警察,在若无其事地给警察指路后,马上选择落荒而逃。“事情发展得太快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从一个准备回家的丈夫,变成了一个亡命天涯的逃犯”,要逃离这个时代所有的大数据布下的天罗地网:身份证、银行卡、电子支付、监控,回到现代生活的背面,去过一种隐姓埋名、漂泊不定的生活,偶尔打开手机,看看妻子发的消息。然而,一年多过去,他不知不觉又过上了一种稳定的生活,和同居的姑娘“像结婚很多年的夫妻”,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他只好又选择了逃离。拿着遗留在手的那串钥匙,他想直接跨过两年的时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回到过去的生活,却发现“妻子身上有一种新的秩序,一道新的铜墙铁壁”,让他再也回不去了。《失踪》里的阿庆之所以“被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吸引到了别处”,去替人寻找失踪的狗,一是业余爱好侦探,二是自身经济窘迫,然而“这件小事只是线头,后面藏着巨大的线团,最终裹得他无法脱身”,围绕寻狗展开的工程专注而持久、精密而浩大。《蝇眼》围绕外卖有关的每一个环节,罗生门般多视角深挖苍蝇事件的真相,各种澄清与声讨、谈判与周旋、恩怨与情仇,折射出一个个社会区间里的人际关系、生存图景与各色人心,真可谓“蝇眼里看世界”“螺蛳壳里做道场”。

《心血来潮》把一个男人的不安其室、离家出走写得丰饶而决绝。每一个一成不变的地方都是家的延伸,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野、违逆和放风的机会,如吃海底捞时偏要点平时讨厌的三线肉、一旦走出妻子视线就会四处打望漂亮姑娘。男人离开得随意随机,是走出餐厅给妻子买椰汁时的心血来潮,暗中观察妻子时又局外人似的冷漠超脱,把自己择得一干二净,有好几次中止、回头的冲动又被按了下去,直到把一场临时起意的“躲迷藏”游戏变成从家庭出逃的真正的“嫌疑犯”,直到让妻子彻底绝望和放弃,也让自己最后的归来变得毫无余地和意义。《心血来潮》还让我想起意大利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里的那篇《热天里的玩笑》。同样写男人的离家出走,《心血来潮》是一个感受敏锐的男人要反抗家里一丝不苟的秩序,而《热天里的玩笑》的男人是因为天气太热、脾气暴躁,恼火于贫穷之家不能像富人那样有各种降暑办法,于是跟家里每个人大吵一架后跑了出去。两个男人离家出走之后的遭遇都不太好,反抗家庭秩序的男人付出“在逃犯”的代价后发现自己堕入了新的家庭秩序,而嫌弃家里闷热贫穷的男人偶遇目睹了小棚屋里靠他人施舍度日的母女俩的悲惨生活,并被精神失常的母亲指认为女孩的父亲。因为这个热天里的“奇遇”与“玩笑”,离家出走的男人心境大变,“回到家里犹如进入一个山洞似的凉快”,重新发现和感受到家里的好。但是《心血来潮》里的男人想要跨过漫长的时间回归原来的家庭,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刘浪擅写现代生活中那些有个性的人,他们跟作者本人一样喜欢奇思妙想、异想天开,又具有某种偏执型人格,喜欢较真、钻牛角尖,有点像鲁迅先生说的“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然而小处敏感、大处茫然,与时代生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从而彰显出题材和人物的某种独异性。《心血来潮》里决绝出走的男人,《失踪》里一心寻狗的阿庆,《蝇眼》里跟外卖里一只苍蝇较上劲的当事人童小云和执着于苍蝇事件真相的调查记者“我”,《天下宴席》里那个无论喜宴丧宴、都能旁若无人蹭吃的浪子,甚至《捕荒》里的老人,一次次借助台风,用渔网像捕鱼一样捕捞垃圾和女儿的消息,都是执着一念、跟生活较真的有个性的人,有的甚至到了痴心妄想、走火入魔的地步,由此反抗现实的束缚、纾解内心的隐痛、探索人性的复杂,并任由固执强烈的个性与变动不居的生活短兵相接,把自身的命运带往更多的未可知之处,就像穆尔齐在《没有个性的人》里所说:“也许我们有理由害怕:如果不把自己的个性塞进某个公共认可的口袋里,那我们的个性就会像粉末一样四散而开。”

借由对日常生活中的偶发或意外的凝视与挖掘,刘浪的小说具有一种现代性,昭示了一种博尔赫斯式的时间观,也就是时间的进程是偶然的、交叉的、非线性的,也是多维和无限的,根底在于以此映射人的丰富幽微的精神世界,以及人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被困感与荒诞感。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马克斯·韦伯说,现代社会就像一个“钢铁牢笼”,由于非人格化的规则垄断了社会,现代人其实没有多少精力去追逐深刻的自由和丰富的人格。在刘浪的小说中,替代“枷锁”“牢笼”的是另一个词:位置。位置是一个人在各个场域里的身份、角色和坐标,每个人都因为位置的规训、限制而被镶嵌于既有的秩序框架之中,不能随便离开。一旦逃离,就会带来生活中的意外与缺失,成为新的未知与黑洞;而有了空缺,就会有新的填补与覆盖。但荒诞的是,无论逃离或回归,都有可能无法成全自我和他人,过上个人真正想要的生活。一个丈夫从自己的位置上逃走了,不承想差点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丈夫(《心血来潮》);一位父亲从自己的位置上离开了,没想到在儿子的婚礼上已经有其他人取代了自己的位置(《天下宴席》);一位痴迷于寻狗的人已经忘了寻狗的初衷,因为迟迟找不到狗,而把自己变成一只狗,且像狗一样离奇失踪(《失踪》);一位心怀愧疚、捕荒寻女的老人,不但没有搜集到在出海中失联的女儿的消息,连自己也掉进渔网被台风卷起来,变成一条鱼飞走了,堕入跟女儿相同的命运(《捕荒》)。小说因此形成了离去与归来、脱轨与入轨、缺位与补位、消失与覆盖的叙事闭环,象征着生活中一切的周而复始,常与变、破与立的循环,以及世事的往复、万物的生息、命运的轮回,背后是时间的强大与永恒。发生了这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日常与荒诞、真实与虚无相伴而生。

或许荒诞正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信息爆炸与信息茧房,身临其境与如履薄冰,习焉不察与大惊小怪,太快的变化与节奏,太多的冷漠与隔阂,每个人都活在自我的世界与逻辑里,每个人都在深切体验和加速制造着世界的碎片与荒诞。回头再看刘浪小说对荒诞的表现,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方法和路径:一是以小见大、以短写长,“世上无小事,一切小事都惊心动魄”,每一件小事的线头背后都可能拉扯出巨大的线团,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是一双“蝇眼”般昆虫的复眼,可以洞微烛幽,多视角、多维度扫描、显现这个时代所有的蛛丝马迹和世道人心;二是以偶然写必然,以意外折射常态。风起于青萍之末,南美洲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下翅膀,就可能引起一场龙卷风。那些生活中遭逢的偶然与意外,一方面不经意就改变了人生的航向甚至个体的命运,另一方面它的发生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无缘无故,个别性与偶发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与必然性;三是从表象挖掘真相,以及真相本身的荒诞感。《心血来潮》男人的离家出走看上去是为了反抗既定的家庭秩序,可是他一边逃离又一边窥探,一边置身事外又一边代入感满满,其实呈现的是现代人精神上普遍的冷漠与荒诞;《蝇眼》里那只影响到一堆人生活和命运的苍蝇,最后很可能并不存在,只是一颗酷肖苍蝇的茴香豆,所有人因苍蝇带来的困扰和对真相的持久追索变得毫无意义,而现代生活的荒诞就在于对于一切常识、追求、意义、价值的解构和消解;四是以缺失呼唤完整、以碎片建构整体。世界的秩序跟每个人的位置一样,永远处在无尽的建立、打破、修复与重建之中,犹如月亮的阴晴圆缺。在剧变的现实和生活的重压面前,人会有深深的不适感、束缚感和无力感,甚至发生精神情感上的某种异化和变形,成为工具人、对应物和一切他者,唯独不能做自己。一方面变换的时代生活与强大的时间惯性旷日持久地冲淡与销蚀、擦除与覆盖着人的情感、记忆和个性,“就像一粒米,消失在了米缸里”,另一方面每一个进入和影响个体生命的人与事物的改变和消失,都会带来自身某个部分的缺失,让“那些空缺看起来更加幽暗和深不可测”。

刘浪小说的最可贵之处是在描摹了现实的种种荒诞之后,仍然散发出一种强大的主体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这成为他的小说现代技术加持背后的精神支撑,也让他的文学之路因此可以走得更为坚实和长远。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这个世界也从来不缺这样的人,正因为他们在想象中建立和保留了世界的美好样子,才会如此在意生活中的碎片和残缺,并通过个人渺小而全部的努力,去不断填补时代人心的各种缺失,无限接近那理想中的完整与完美。就像《心血来潮》中那杯男人两年之后为妻子续上的椰汁,只要它是热的,一切回旋和补救就还有希望。


注释:

① 王彬彬:《鲁敏小说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②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8-199页。

责任编辑:陈婉清




作者简介


  吴佳燕,重庆巫溪人,文学硕士,《长江文艺》执行副主编,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评论家。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北京文学》《广州文艺》《文艺报》《长江日报》等发表评论、散文多篇。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不一样的烟火》。


链 

《乘筏远去》(小说)|刘浪

《幸福的尽头是悲伤》(评论)|毕光明

——载《长江文艺》2024年第11期“新鄂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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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芳草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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