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陷阱与零度写作
——评穆萨的短篇小说《蛇》
以批评的过程而论，解读一部小说，往往须从主题入手：只有依据题材、人物和情节的整体设定，批评家才能辨别作品的作者意图究竟是什么。文本至上论者会殚精竭虑，从细节、修辞、情境等各个环节去证明主题，而历史主义者则要大费周章，爬梳所有与作品相关的文学谱系，以期发现互文关系、归置小说源流。两者的共同点，都是确信主题乃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难怪，要是一部小说让人看不懂反映了什么、象征了什么，那么写作之于小说家，就会变成一种无的放矢的叙事游戏，而读者亦会陷入无枝可依的阅读困境。往大了说，我们对小说主题的笃信，其实体现了人类诉诸秩序去追求自我认同的生命本能。但问题是有些作家却并不认为主题有多么重要。在他们看来，写作不是一定要“托物言志”，它也可以“神与物游”。如果批评家固执己见，非要从这样的创作中寻找主题的话，那么批评就难免会陷入过度阐释与强制阐释的窘境。
有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或推而广之——文学研究）还是观念性的论述占据主导地位。”批评家基于自身知识素养、文学经验和审美趣味所形成的各种观念，往往会越俎代庖——在经过一番机巧百出的论辩包装后，观念也能被偷梁换柱为作品的主题，于是批评家“观念性的论述”就经常会远离作品。有趣的是，这世上偏偏有不少作家乐意为批评家制造观念的陷阱。比如在一些意识流小说中，文本向读者无限敞开，意涵的多义性反而消弭了“主”题存在。还有一些作家则完全相反，他们采用零度写作的方式，通过隐藏立场、情感和经验，严丝合缝地制造了一个封闭性文本。在这个孤立的文本内，作家保守了与自我相关的所有秘密，因此批评家根本无从得知作者的叙事意图，只能依靠想象力而非理论知识去阐释作品，结果就是让批评沦为了“六经注我”式的自说自话。从这点来看，穆萨的短篇小说《蛇》显然属于后者。尽管我相信穆萨写小说绝不是为了和批评家作对，但他的零度写作却极易迷惑读者，小说主题也如谜题一般似有若无。为此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只能以观念批评为试错工具，且看自己能否逃离作家有意无意设下的魅人陷阱。
作为一部讲述捕蛇者故事的小说，这部作品一定会让人联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如果按照观念批评的套路，我们尽可指陈这两部作品存有互文关系，也大可猜测穆萨是不是从柳宗元那里继承了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两部作品中人物的捕蛇者身份和困厄艰难的生存境况，看似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据此推论，那么《蛇》就应当被归入底层写作的小说传统，而作品主题也关乎作家的人道主义和道德理想。但问题是，穆萨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零度写作：在他笔下不止作家缺席，就连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也只是负责讲述故事，更不用说那个捕蛇者了，他几乎从不诉说自我的生存境况。当议论和抒情被完全悬置以后，《蛇》也就成为了一部由事件主导的封闭性文本。相较而言，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则是一部文本空间向外敞开的作品，读者尽可在捕蛇者的言谈里知晓“苛政猛于虎”的残酷现实，而柳宗元“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的写作意图，也点明了为民请命的民本主题。从集体记忆和文化积淀的角度看，《捕蛇者说》这种由叙事指向社会基本面的现实主义杰作，不仅能够唤醒我们反映论式的前理解，而且也容易让读者从穆萨塑造的捕蛇者形象里，衍生出人道关怀和道德主义等各种主题想象。
但想象终归不是现实。观念性批评的硬伤在于，无论前述推理如何与既有的文学谱系若合符节，它都只不过是批评家观念的生硬嫁接。至少对穆萨来说，人道主义也好，底层关怀也罢，或许都和作品本体无关。因为他只是不动声色地讲述了一个捕蛇者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作者缺席、价值隐匿，捕蛇者几乎什么也没“说”。叙述的密实和文本的封闭，几乎杜绝了批评家妄图灌注自己观念的所有缝隙。究其缘由，恐怕与穆萨为贯彻零度写作而采用的场景描写有关。
作为小说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段，场景描写是“作者（故事讲述者）的天然权利”，它在现代小说里的运用频次要远高于其他方法。这是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议论，甚至包括与议论直接相关的‘讲述’和‘概要叙事’，都成了小说写作的禁忌。作家们被告知，最好不要在作品中发表什么议论，而应该将议论所要呈现的内容通过人物的行为，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因此突出场景描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小说技法里对“作者”声音的规避。这显然和现代文论所标榜的“作者已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消除作者声音，让人物发声，借助“场景”呈现小说的“客观性”，已然是现代小说的整体性潮流。以此衡量，《蛇》的场景描写无疑符合现代小说的“客观性”标准。事实上，这部作品正是由若干个相对独立，同时又以人物行动进行串联的叙事场景组成。
小说开篇的第一个场景，我愿称之为“等待”。一个外乡人在“巴掌大的村庄”外徘徊，他指间夹着烟，一面打量行动地点，一面盘算可能存在的风险。男人的内心一定非常紧张，否则他不会逼迫自己“既然来了，该干的活总还是要干”。随后他“浇了一泡短尿”，“步伐稳健地向村子走去”。在这段描写中，穆萨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过人技巧，比如怎样表现人物的内心。作为一部秉持零度写作立场的小说，作家和叙述者显然不会用内心独白或者意识流去表达心理感受。因为人物所有的内心活动，都体现在他的行动中。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言行描写替代心理描写的做法。余华曾对此做过具体说明，大意是人在紧张的时刻，内心往往处于一种空白和虚无状态，负责任的作家绝不会代人物发声，他只会客观记叙人物的言谈与行动。因此穆萨的这段场景描写，毋宁可以说为整部作品奠定了冷静客观的叙述基调。除此之外，作家还试图用没有枝蔓的叙述制造悬念：外乡人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为什么他会预见“冲突”？一部短篇的魅力正在于此：起手不凡、设置悬念，在高度浓缩的叙事空间里步步为营，通过释放有限信息，穆萨也成功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味与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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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芳草》2024年第4期）
责任编辑：王倩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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