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青年作家作品专号 ｜陈培浩：仍有一种更高的存在——读邹谨忆的二篇小说

我非常看重小说的逻辑。我在文学的意义上使用逻辑这个概念，这个逻辑不仅是语言上的形式逻辑、现实生活的情理逻辑，更是艺术上的逻辑。因此，小说的逻辑超越于语言逻辑和情理逻辑，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艺术逻辑、伦理逻辑和精神逻辑。换言之，小说的逻辑比语言逻辑、生活逻辑更加丰富和复杂。小说必须基于生活逻辑，但好小说敢于偏离生活逻辑，并在更高层面上重构了新的精神逻辑。正是在偏离和重构中，一个新的精神空间被打开，作家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得以呈现。小说为什么不同于故事就在于：故事常常搬运和复制现实世界的逻辑，而小说则投射了作家对世界更高、更内在世界的思考。因此，小说的逻辑，是一个从外到内的多层次存在，也是我评价小说非常重要的标准。

很多作家在书写现实时遭遇滑铁卢，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这些作家常将“现实生活比小说更精彩”挂在嘴边。认为现实比小说精彩，容易导致小说对现实的亦步亦趋和简单移植。真正的小说家会明白，小说既与现实接壤，又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以现实生活的逻辑来写小说，这是很多小说失败的开端。千变万化、堪称炸裂的现实为小说提供了广阔的素材库，可是，现实中有人为买iPhone卖肾，你就写人为了买iPhone卖肾；现实中有工人连续跳楼，你就写工人连续跳楼。小说家无法出示和展开自身的逻辑，小说止步于新闻或故事，小说家便消失了。人们常说，小说是在新闻止步的地方重新出发。这个重新出发，其实是小说逻辑的重新出发。把人从故事、新闻、流言的封锁中解放出来，重新想象世界的丰富性，这才是小说该做的事情。

要说故事，《吉祥巷7号》写的其实是维权。一群老伯老太的养老钱被以“投资理财”的名义骗了，这样的故事在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过。如何写这样的欺骗和维权故事？揭示离奇的骗局，写行骗者的无良、被骗者的可怜和维权的剑拔弩张，揭露设局者的无耻，这是很多人容易想到的逻辑。这看似是生活的逻辑，实则只是表象的逻辑。生活是广阔错综的，有这样的生活，也有那样的生活。只是这种剑拔弩张的生活浮在水面，更容易被大多数人的想象力所感知和捕捉。唯其如此，小说才更应该穿刺这种表象的生活，去深入和想象一种更内在、更丰富的人性和精神。好的小说在此过程中，便会建立一种动人的精神逻辑。

“吉祥巷7号”，其实就是施美发廊。有意思的是，“发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汉语中，已经承载了丰富而暧昧的信息。“发廊”是一个严重偏离本义的当代词语，人们很容易望“发廊”而生情色的联想。当此之际，媚俗的写作是因袭这种想象，而好的写作则是逆转、重构这种想象。五条人的歌曲《蒙娜丽莎发廊》使发廊带着了更多感伤性、抒情性和命运感，《吉祥巷7号》则在“发廊”这个空间投寄了更多街坊的情感共同体元素。想一想，很多真实的社区“发廊”，承担的不正是这样朴素的微观情感共同体的组织和维系功能吗？只是，它们很多并不叫“发廊”，而叫“发室”“美发中心”等等。必须说，“发廊”是一个曾经潮流，如今却颇有年代感的词语。这个年代，守着“发廊”的人，绝不是潮流的人，反而是怀旧的人。施美就是这样一个在街坊共同体中青春走向中老年的形象。为什么小说叫《吉祥巷7号》而不是《施美发廊》？二者虽然指向同一对象，并共同以施美这一人物为中心，但前者连接着吉祥巷这一个更大、更有覆盖性，也更有情感黏性的街坊群体。《吉祥巷7号》虽然涉及维权，但它讲的不是骗和恨的故事，而是爱的故事，是街坊互爱的故事。如何将骗和恨的故事转变为街坊互爱的故事，此间的小说逻辑如何取信于读者，这是对作者不小的考验。

按照日常逻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被骗者讨债，再自然不过。整条吉祥巷的老街坊的钱都让小王的公司套进去了，大家齐齐杀将过去，这是常理。只是常理常等同于俗套。小说逸出这层现实冲突，铺陈了那么多吉祥巷的街坊日常。正是这层街坊共同体的日常，托起了骗和恨之上的爱。这样说，仍是粗线条的。让我们往深处再走几步。

好小说是靠密实的纹理撑起的。这种纹理体现在各种细节处，比如施美的精明。作为理发师，施美是时间管理大师，施美勤劳而精确地将所有的时间填满，一个头一个头地挣取属于她的收入。所以，施美也珍视自己每一分钱的收入。当施美要购买小王公司的理财产品时，绝不粗枝大叶，作为全吉祥巷最勤奋最能干也最清醒的人，她不会轻易被各种迷魂汤灌醉。施美神色凛然地要求签合同，加盖公章。末了，还要求小王必须在合同上手写一句：“万一有任何损失了，这钱，得由你自掏腰包还我，把你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都写上，再摁个手印。”这些都证明施美的厉害，也证明她的艰辛：“她哪会不晓得自己过了分，她偏就是要过分，好歹也是两万块钱，剃个头十五块，两万，就是1333.33333个头，她来之前才用手机算过的，除不尽，仿佛就意味着，永远都剃不完，容易嘛，不容易。”施美的精明同时也是豁达的、明理的。街坊各种快递堆在施美发廊门口，有人建议她收点手续费，她差点没把牙笑落；施美发廊洗剪吹早年十元，后涨至十二元，现下是十五元，不能再涨了，“再涨要得罪人的。”所谓小说的逻辑，不仅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逻辑，更是一种特殊逻辑，包括人物性格的逻辑，人物所处环境的逻辑，这些都是特殊逻辑。小说必须在一般逻辑之上建立特殊逻辑，这可谓是小说逻辑的第一原理。一般逻辑讲常情常理，建立的是现实感；特殊逻辑讲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建立的是人物的个性和作家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通过细密的纹路，邹谨忆建立了施美这个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逻辑：精干而明理，她再精明也活在街坊人情世故里；她再通情达理也活在自己克勤克俭的日常中。建立这个性格逻辑，实是为了铺垫接下来情节逻辑的冲突。小说必须打破逻辑的静态平衡，让逻辑在动态重构中获得新的平衡，这可谓小说逻辑的第二原理。说回施美，她的性格在精干与明理、豁达与通晓人情世故中获得静态平衡。如果不打破静态平衡，小说的逻辑就算不上高明。吉祥巷集体遭遇投资骗局正是打破施美性格逻辑的契机，非常之事方显性格本色。施美强悍地为街坊补签了合同，意味着小说正朝行动一面走。顺着这种逻辑，也是可以出彩的，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施美的性格逻辑可以在“动”的极致获得平衡。可是，《吉祥巷7号》并不如此。在朝“动”走了几步之后，小说又朝“静”的方向回收了。投资遇骗导致谢娭姆的离世，小王公司跑路了，小王却没有跑路。小王对施美说，施姐你的钱我先垫付了，毕竟我签的名，得认。哪个喊你认了，施美啐了一口，霸蛮要你写一句，姐逗你哩，快莫要发宝气了。

利益逻辑，小王该跑路，施美该要钱。这套逻辑并非完全不在，只是当这种逻辑破裂之后，邹谨忆却使破裂的利益逻辑在街坊的共情逻辑中获得修复。街坊逻辑讲的是共在、互利与体谅，小王身世可怜，他也是受骗者。将投资产品卖给街坊们，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有利于街坊。他获得街坊们的信赖，完全因为他全情地付出，他享受在与街坊互动中那种家人般的情感。《吉祥巷7号》的基本逻辑是：真情在现实中的受挫，但作家没有放任真情的破产，而以更高的体谅和共通的情感托住了破碎的现实。

这层逻辑是否过于理想化呢？我想并不。小说的逻辑最终通往的不是纯客观的形式逻辑，而是关乎生命抉择的伦理逻辑。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就会相信什么样的逻辑。通俗的故事只按世俗的逻辑行事，也无超乎日常逻辑的雄心。好的小说却一定要通过打破和重构出一种特殊逻辑，来告诉我们：现实纠葛之上，仍有一种更高的生存。

《洪峰过境的夜晚》写在一个洪峰过境的晚上，一对当年的恋人又重晤于一室，会发生什么？旧情绵绵，实是俗套。能否在常规想象之外打开新的空间，才更内在考验着作家。当然要回忆别来无恙的日子。主人公“他”是不易的。没学历，有黑料。揾食难，只能去打松塔。松塔是红松的种球，红松特别高，只能人工将松塔打下来进一步筛选脱粒。打松塔的人坐着氢气球牵引的吊篮，升上几十米高空，双脚绑着尖刀，一步一插，爬树上去砸。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小说叙述了他这次精彩的高空历险。一次干活儿没留意，就这样一路飞上天去，直到看底下的房子比蚂蚁小，森林像几朵西兰花，手机也没了信号。在天上飘了十来个小时，总算一阵妖风把氢气球撞山体上。“我估摸着，离地面得有四十米吧，放安全绳爬下去十米，剩三十米，脚底下是一大片深绿色的红松林，晃晃荡荡，像涨潮的海。”

《洪峰过境的夜晚》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高空视角，而且是一个底层人的高空视角。绝大多数人被拘束于地面，只有地面视角而没有高空视角。只能在乘坐飞机起飞和下降时享有短暂的高空视角，这种高空视角短暂而安全。《洪峰过境的夜晚》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持久而危险的高空视角，他意外地被抛至高空，一种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生命的被抛状态。高空视角在小说中既是现实的，也是隐喻的，它隐喻着生命一种更高的、超越性状态。对于高处的人而言，高空视角并不奇怪。但对于低处的人而言，高空视角便更为难得。这是一种把自己从泥潭中拔出来的心能，也是一种灵魂自净和升华的力量，它使我们看到人的更高的可能性。它不是生活的常态，意味着绝险中的超越和解脱。

回到这个洪峰过境的晚上。这是一个危险的晚上，她的心灵遭受着过往记忆潮水的冲袭，她在向陷入泥潭的记忆屈服，而拥有高空视角的他，则以一种过人的隐忍和克制，帮助他们度过这个洪峰过境的夜晚。

所以，《洪峰过境的夜晚》隐藏着这样一种启示：生命都会经历某种洪峰过境，如何选择？何为何往？是匍匐于地面，汇入形形色色的泥潭，还是身在低处，心怀高空——这是生命的选择，也是小说对生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