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摆渡者194)

文摘   2024-05-20 09:56   四川  



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

——德国科学家回顾新冠疫情的纷乱

芮 虎


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新冠。
4年前,即2020年,欧洲面对新冠大流行。各国应对自有其政策。德国采取隔离,英国采取“全民免疫”。其他各国各显神通。当德国航空对乘客要求注射疫苗,并戴口罩时,塞尔维亚航空却对乘客没有任何要求,甚至也不要求戴口罩。
在德国,戴口罩或者注射疫苗,或者宵禁,整个社会对联邦政府制定的疫情政策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各联邦州也相应出台自己的应对政策。
对于德国人来说,尤其是那些餐饮业的老板和员工,如果按照联邦政府规定,许多餐馆、酒吧、咖啡馆和旅馆都面临倒闭。
然而,按照德国科学院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隔离是必要的。对此,民众一片骂声。

如今,疫情已悄然过去,科学家们对于自己在疫情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依然耿耿于怀。近日,德国《法兰克福环视报》记者丹克巴尔(Christine Dankbar)对物理学家普里斯曼做了一个访谈。
维奥拉·普里斯曼(Viola Priesemann1982428日出生于博宾根),德国物理学家、政策顾问,哥廷根大学神经系统理论教授。
普里斯曼对复杂系统的建模,特别是神经网络的自组织做出了贡献。她研究了大脑中信息处理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构建受生物学启发的计算机系统。她还因其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的工作而闻名。她构建了感染传播模型并检查了病毒大流行遏制策略的有效性。
作为新冠危机的主要专家之一,她为德国联邦政府提供建议,并在新冠疫情专家委员会解散之前担任该委员会的成员。
普里斯曼曾作为德国电视台2020年疫情大流行脱口秀节目的嘉宾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位科学家在疫情期间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面对德国政府、媒体以及公众时的遭遇。


以下是对话内容(译者:芮虎):


普里斯曼女士,您现在还在处理新冠病毒的问题吗?

是的,我一直在研究信息在大脑中的传播,大脑活动的传播,以及病毒的传播。我们之前也研究了麻疹的传播。现在,我们也在研究社交媒体上消息的传播。
真的吗?

是的,所有这些传播过程的统计数据在本质上都非常相似。通过我们开发的模型,希望了解网络上这些传播过程的基本机制,特别是它们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
回头来看,疫情初期严格限制人际接触无可非议


整个社会在疫情结束后变得非常极化。您能解释一下这是如何发生的吗?

当我们回顾2020年春季的第一波疫情时,可以看到新冠在人群中是可以大大减少传播的。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我们将有效的R值(每10万人的感染率)降至0.7或更低。如此低的R值意味着在一周内,感染率几乎减少了一半。后来,措施通常将R值降至0.9。这意味着将感染人数减半需要近一个月时间,而不是一周。因此,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降低感染人数,稍微加强人际之间接触限制就会更快达到防疫目标。
为什么后来的措施效果较差?因为人们不再配合吗?

人群行为原因涉及到社会学和心理科学领域。在公共交流中,我尽量避免涉及这些领域,尽管我私下与同事们进行了许多讨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和有趣。在公共交流中,我设定了一些准则,其中之一是:只谈论自己的专业。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我经常失败。我很想谈谈学校和儿童的问题,很想谈谈养老院的问题。我也很想谈谈疫苗接种的问题,因为我也关注并追踪了这些话题。但我极力克制自己,尽量只关注自己的核心领域。


普里斯曼:科学家不应该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交流


这是对复杂话题的一种限制。

有时候我面临这样的指责,说我可能没有关心疫情对社会和社会成本所造成的影响,或者没有关心人们所承受的压力。当然,在我个人的生活圈子中,我也亲眼目睹了疫情对家庭造成的巨大影响。但在公众场合,我觉得保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非常重要。而我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传递坏消息。一旦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交流,就容易犯错误。在交流中的第二个要点是尽可能将知识与评价和建议区分开来。这并非总是清晰可辨的。我试图传递基础知识,并将局势和可能的建议与之区分开来。当然,决策和权衡的责任应该由社会和政府来承担。然而,我一直被归为“普里斯曼,那个提出这样和那样要求的人”。
这些要求不是来自您的声明中吗?

在我领衔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努力提出了明确的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认为科学家的角色是说出我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以及我们的行动选择。具体如何行动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我被归入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数据非常清楚,特别是在第一个冬季疫情中。


尽管数据支持,政府和媒体认为疫情可以在夏季结束

在何种程度上呢?

我们最迟在20204月中旬到月底,也就是第一波疫情中,就知道了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有多高,这是由于冠状病毒引起的,而不是与冠状病毒共存。我们知道医院有多少可用的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大约有20,000张床位供新冠患者使用,部分是以牺牲其他重症患者的治疗为代价。当然,这里有一些弹性,但只是暂时的。我们知道一些感染者中的几个百分点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如果1%、10%或50%的人口感染,需要多少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同样清楚的是,一波快速且不受限制的疫情将远远超过医院的承载力。这就是2020年春季的基本情况。疫苗的推出将重症和死亡率减少了10倍以上。这对于挽救许多生命并为措施评估提供了基础数据。
夏季时,很多人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了...

一些人这样认为。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政府和媒体也认为这是可能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冬季疫情到来之前,询问对社会而言什么是一个有利的战略方针。然后我们发布了四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第一,基本上什么都不做。这意味着医院的容量将被迅速超出。一些其他欧洲国家尝试过这种方法,比如英国,但在感染率上升时又采取了限制措施。第二种局势是,让感染数字一直上升,直到医院的容量被耗尽,然后将接触或R值降至约为1


如果早些时候采取措施,医院人员就能得到保护


这意味着每个感染者在统计学上会传染给另一个人...

是的。R值为1意味着我们的接触和感染防护措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种情况在第一个冬季实际上得到了实施。德国长期以来每周报告约每10万人200例的感染。包括未被记录的病例,每周约有0.5%的人口获得了免疫力。这对于所谓的群体免疫意义不大——也可以选择其他策略,比如挪威和芬兰:不必达到医院容量的极限,而是提前两三周实施相同的措施,将R值降至1,并将感染率稳定在较低水平。在这种控制低感染率策略下,可以像之前那种接近医院容量极限的情况中一样拥有同样多甚至更多的人群接触。优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当时稀缺的检测资源集中在少数可疑病例上,从而更有效地控制疫情。医院,尤其是医护人员,也不会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普里斯曼:“政府没有主动做出决策”

回想起来,我们无法确定联邦政府或各个联邦州是否曾就一个应对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或许这个印象是错觉吗?

政府没有主动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案。通过长时间等待,实际上是间接选择了在第一个冬季数月之久接近医院容量的边缘。
这是有意义的吗?

第一个冬季高感染率的问题不仅仅造成对医护人员的负担,还有未被报道的感染人数的增加。当时全球范围内没有足够的测试手段可用。仅仅进行更高效的测试是不够的,但它有助于控制疫情,因此在其他地方可以有更多的接触。缺乏测试的核心问题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具有传染性。那些成为“疫情推手”的人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无意中传播病毒的人。大部分人都表现出非常负责任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测试,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具有传染性呢?然后我们会无意中将病毒带到养老院、医院、朋友和家人中。在低感染率情况下,每个疑似病例可以进行更多的测试。


普里斯曼:“疫情可不是梦想音乐会”

在公众中进行沟通有多困难?

我听到了很多一厢情愿的言论。每个群体,包括餐馆和商店的代表、剧院和文化界的代表都说:“我们绝不能关闭。”所有参与对话者都有充分的理由,毫无疑问,但是疫情可不是梦想音乐会,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必须在极不受欢迎的措施之间做出选择。
即使是科学家们也并非总是意见一致,比如对于是否开放或者在第一个冬季是否会出现疫情的问题。

当然,科学界存在着多样化的讨论。重要的是,论点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并且可以被人们理解。然而,关于2020年冬季不会发生疫情的说法是不合理的,而且这种说法通常来自于非专业人士。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例子,专家在他们自己的核心领域之外发表了观点,结果是错误的。在科学上并没有争议。在公众中,有一些被描述为科学讨论的东西,但与实际的科学讨论却完全脱节。


未来,一个独立的科学新闻团队会有所帮助

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在整个疫情期间,我们应该拥有一个独立的、跨学科的知识来源。这个来源可以供新闻界、政界和公民们咨询。
如何组织这样的团队?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德国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大型科学新闻媒体。由于他们一直在与专家交流,并将整个新冠疫情的情况进行概括、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向公众传达,所以他们对整个疫情有更广泛但深入的了解。如果我可以许个愿望,那就是一个科学新闻团队,他们不在付费专区后面写作,而是作为一个独立团队与所有人群进行沟通。这个团队可以由一个基金会支持,以保证其独立性。这可以增强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信任。

科学家在疫情期间成为人们发泄愤怒的目标

许多科学家在走向公众时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现在,如果我们要求对新冠疫情进行审议,我们也可以考虑如何处理一些人对科学家的攻击。
例如,您和其他一些人被描述为让德国圣诞节变得糟糕的人...

是的,这个案例非常明显,并且因为有许多投诉而被提交给了新闻道德委员会。科学界也对此展开了一波浩大的团结行动。几乎没有政界人士公开表示,科学家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攻击。我有很多优秀的同事,他们本可以清晰而平和地与公众进行沟通,但他们选择了不作为。我可以理解这种选择。但是,这样的攻击把科学家推离了公共视野。


普里斯曼: 在与新闻媒体合作时常常力不从心

您自己的经历如何?

我曾经与科学新闻媒体合作过一段时间,一直都很积极。对科学感兴趣的人们提出了我们作为科学家可以回答的问题。与其他媒体的合作却往往存在问题。
具体是什么问题?

首先,人们经常要求我们提出建议或批评或攻击其他人,例如政治家或同事。由此而来的不断争论与对抗非常不愉快。其次,有时候实现设定了对话框架。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电视直播采访中,第一句话就断言是我要求零感染率。我用反问来回应,问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但这种镇定和迅速反应的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2024520日翡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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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渡者芮虎
中德文化交流以及德语翻译与文化研究,人智学暨华德福教育哲学理论研究,德语教学研究与德国留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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