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好太多:哈贝马斯的哲学清算
——哈贝马斯回忆录出版
芮虎
现年95岁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如今已成为德国哲学界硕果仅存的泰斗人物。在他的新访谈集《必须有所改善》中,这位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及其思想历程,带来了一份令人惊讶的坦率而诚实的总结。然而,最终的结论是带有悲观色彩的:即使是改革者哈贝马斯,最终也并未让社会改变太多。哈贝马斯现年95岁,这个年龄本身就应该令人惊叹。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位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以从容的态度审视自己的一生,并承认了自己的悲观主义。在与他早期的学生、社会学家斯特凡·穆勒-杜姆(Stefan Müller-Doohm)以及哈贝马斯打扫诠释者罗曼·约斯(Roman Yos)的对话中,他还坦率承认了自己在学术著作中的一些错误。哈贝马斯甚至不避讳说出一些其他哲学家难以启齿的句子,比如他常常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一名“真正的”哲学家。他坦言:“我更能在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中找到自己的动机。我认为让世界变得稍微好一点的追求……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动机。”
作为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从未满足于纯粹的思辨,而是希望付诸行动。事实上,他是一位社会工程师,始终在探寻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他的核心思想始终如一:个体如何在社会中表达自己的声音,而这种自由无需依赖于任何道德或宗教权威的保障。年轻时代的哈贝马斯深信,这种“理性潜力”需要首先被激发,并充分利用联邦德国新建立的民主制度。然而,在阿登纳时期(1949-1962),现实让年轻的哈贝马斯感到震惊:那些政治家似乎完全缺乏与纳粹时代决裂的必要意识。2013年,哈贝马斯因其一生的贡献荣获杜塞尔多夫市的海涅奖。
哈贝马斯视社会变革为己任,因此他从哲学走向社会学,最终来到法兰克福,从师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他努力追寻如何将沟通从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哲学家却在对自己重要著作的诠释中构建了复杂细节,这也是让哈贝马斯的作品常常难以阅读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他最终自我批判地意识到,他的主要著作《交往行为理论》的接受度在这些繁琐细节中令读者迷失方向。
遗憾的是,过度的细节描写占据了太多篇幅。哈贝马斯作为哲学领域的环球旅行者,经历丰富,但他却对许多事情一笔带过。这些经历包括与汉娜·阿伦特和作家乌韦·约翰逊在纽约喝咖啡,在耶路撒冷拜访格尔肖姆·肖勒姆,与理查德·罗蒂、希拉里·普特南、雅克·德里达以及查尔斯·泰勒等著名同行的会面。哈贝马斯讲述了他与这些人物的交往,也常常提到他们之间的分歧。告别的气息弥漫在这些描述之中。这些文字总结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其思想和工作的反思,以及他对理性作用的冷静评估。尽管他在哲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但他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努力和著作最终可能无法产生预期的巨大影响。他的悲观结论是,理性中潜伏着失败主义,历史只提供了“理性的痕迹”(„Spuren der Vernunft“),虽然无法从中获得乐观,但哲学仍能从中汲取勇气,积极应对当下的危机。然而,这场总结性对话表明,即使像哈贝马斯这样的理性变革者,也承认自己并没有带来巨大的改变。书名:《必须有所改进……与斯特凡·穆勒-杜姆和罗曼·约斯的对话》(《Es musste etwas besser werden …Gespräche mit Stefan
Müller-Doohm und Roman Yos》)
出版社:Suhrkamp
Verlag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杜塞尔多夫)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曾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教授。哈贝马斯是当今全球最广泛引用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在学术界,哈贝马斯因其在社会哲学领域的贡献而闻名,尤其是他在话语理论、行动理论和理性理论方面的研究,他以此为基础推动了批判理论的发展。对于哈贝马斯而言,沟通互动是社会个体行动协调的基础,在这种互动中,理性的有效性主张得以提出和认可。这些行动空间由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对立所决定。除了专业领域的讨论外,哈贝马斯还积极参与当下的政治辩论,涉及优生学、宗教、欧洲宪法、国家防疫措施下的基本权利,以及德国向乌克兰战区提供武器的政府行为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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