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陨落
——纪念诗人杨然
芮 虎
清晨起来,打开东面的窗户,看到绿色的教堂顶浮游在淡墨色的晨雾之中。雨,在淅淅沥沥。你在微信语音里告诉我,我被评选为邛崃花楸山驻村诗人,约我去邛崃喝酒。我最后一次收到你寄来的《诗人之诗》、《崃山文艺》和《花楸山诗歌叙事》,是今年的7月14日。给你在微信上留言,你却没有回。我在德国,已有预感,你即将离去。十多年前,当我重返蓉城时,最先联络的成都诗人就是你。当我为《社区教育》乘公交车颠簸着去邛崃的冉义采访你,与你第一次饮酒谈诗。我们都喜欢李白的《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我们在斜江畔散步,在冉义的老街上徘徊。畅谈诗歌与诗人之间的友谊篇章。在你任教的冉义中学,我们留下了第一张合影。在冉义的老街上,我拍下了你坐在小竹椅上怡然自得的影像。当我们多年后再次相聚,是你邀请我和妻子阿玲参加冉义菜花诗歌会。后来,正如你在记述我和你之间友谊的公众号里写道,我们在大邑的文化活动上再次相见,自然离不开酒。大邑和邛崃,本是邻里。有一次,我在大邑文学界的一次讲演因故取消,是你去救场,令大邑文学界的朋友们感动不已。
哎,我们之间的友谊,不仅仅是酒,更是诗歌,更是一种精神的联系。正如你与南来北往的诗人们,相聚邛崃,相聚花楸山。在我的花楸山记忆里,固然有你站在花楸山门前真诚地向每一位来宾致敬的影像,还有你带着诗人们,翻山越岭,向大家展示这里绵延的群山,坐落在山坳里的每一座老院子。品尝当年只有皇帝老儿才能喝到的清茶。其实,在那次聚会上,我已看到你的疲惫。看到你闭着双眼走在山路上,感到你即将离开这个有酒有欢乐的世界,更多却是痛苦与负担的尘世。你去了。正如你对培培说,你在此生已尝遍美酒,有培培的爱情和女儿的爱,和朋友们的友谊,还有数千首诗歌,你已满足。是的,我相信,即使是我这个只与你谋面4次的朋友,也写下如此动人的纪念文章。你在彼岸,自然会含笑而去了。
附一:杨然公众号
杨然之然
2024年05月07日 02:17
【网页搬迁·诗人到访记】芮虎与冉义(诗歌作品)
杨然/文
芮虎于2011年11月1日和2018年3月15-16日两度来冉义。第一次来,是采访。第二次来,是出席“诗意邛崃·油菜花诗会”。另外还有两次诗歌活动与芮虎重逢。一次是2020年9月20日大邑县“西岭文学社《金秋之约》联谊会”,一次是2023年3月3日“第一届邛崃花楸山国际乡村诗歌节”。期间,我先后得到芮虎三首“诗人写有杨然的诗”。这三首诗,我已经编选在一本名叫《诗人之诗》的诗歌选集里,只等时机成熟就予以出版。诗人交往,有诗文作证,表明这种交往已经具备了精神上的价值和意义。(图1:芮虎、杨然2011年11月1日在冉义中学)
《致杨然》
芮虎/诗
你说人人都要梦见飞翔
在睡眠中都要成为鸟儿
于是人类的祖先长了翅膀。
她说这是幻想,
她都中年了
从没有梦见过飞翔
我也曾梦见身在天空
却不是飞翔
而是在风中飘上飘下
也没有翅膀
只用双臂划动气流
像青蛙一样
不,我是鱼
在天空的海洋里遨游
俯瞰峰峦与峡谷
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
你是长了翅膀的鸟儿
却一直栖居在某一个荒僻的村庄
而我没有翅膀,
却游遍了东方西方。
无论是鸟还是鱼,
她说我们都耽于虚幻
本质上没有两样。
[发表情况]本贴于2011年12月7日在《芮虎的新浪博客》发表。网刊于2011年12月15日《诗缘》。
(图2:芮虎、杨然2018年3月16日在冉义东河)
《从火井到冉义》
——致杨然
芮虎/诗
那是一段恒星与恒星的距离,
你用双足走来。
那是心灵之间的链接,
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几十年倏忽而过,
你从黑发走到头顶发光。
一位老农夫
在斜江畔耕种,
将不可把握的诗歌
种成了芬芳的菜苗,
开出万亩良田的芳华,
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力量。
蓝与白镶嵌的学生方阵
是苍茫的天空与幻变的云彩,
天云间少男少女的口里
回响着朗朗诗篇。
2018年3月17日凌晨于冉义
[发表情况]网刊于2018年4月9日《诗缘》。
(图3:芮虎、杨然2020年9月20日在大邑县“西岭文学社《金秋之约》联谊会”)
《菜花与诗人》
芮虎/诗
溪边高高的树干,
还没有发出绿芽,
地里的菜花,
已尽情舒展。
菜花金黄的泪
铺洒无边的田野,
哀怨诗人今年的缺席。
蜜蜂嗡嗡飞来:
别哭,别哭,
有我们呐,
蜜蜂的蜜金黄,
正好配上你的眼泪。
诗人呢,
他们的眼里只有黑暗。
菜花问:诗人呢?
寂寞的蜜蜂在菜花丛中游弋
去年的诗人没有再来,
金色的蜜
甜蜜的诗
诗人看不到金色的菜花
只看到黑色的死亡。
[注]四川诗人杨然每年举行菜花诗会。2020年因新冠取消。
[发表情况]发表于2022年3月14日《北京诗歌网》。
——公众号“杨然之然”2024年5月7日
附件2:芮虎对杨然的访谈:
乡村最后的诗人校长
——记四川邛崃冉义中学校长杨然
图、文/ 芮虎
我仍然在我的乡下
给唐人写一首长长的诗
给千年之后写一首长长的诗
我乃是中国最后一批乡下诗人
——杨然《乡村最后的诗人》
杨然,本名杨天福,是全国闻名诗人,在邛崃冉义,人们通常称他为杨校长。杨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中专生。学的是数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偏远的乡村冉义教书,至今已经30多年。他先后担任教师,教导主任,校长。现在,他在校长的岗位上,还兼任成都市作家协会诗歌工作委员会主任,邛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他所在的冉义中学先后被评为“6个首批”,即邛崃首个“师训先进集体”学校,首批“绿化、美化、净化达标”学校,首批“校风示范”学校,首批“共青团示范”学校,首批“红领巾示范”学校和农村初中第一家成都市级的“校风示范学校”。而作为国家级诗人,杨然先后出版了《遥远的约会》、《寻找一座铜像》、《千年之后》、《麦色青青》等诗集,其诗歌被选入《青年诗选》、《中国新诗三百首》、《建国五十年诗选》、《台湾八十二年诗选》等全国顶尖级的诗选中。杨然的社会事务工作繁多,教育实践硕果累累,而诗歌创作为何又是如此丰收?他这个城里人究竟是怎样安于偏僻的乡村生活?在全国经济大潮高涨连连的时代,他又怎样能够坚守诗歌的阵地?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一个深秋的日子,乘乡村级公路客车,一路颠簸几个小时,来到成都平原的边际农村邛崃冉义镇,采访这位鼎鼎有名的校长诗人。记者走进冉义中学,被校园的一片绿色震撼。教学大楼和学校基础设施都掩映在高大的梧桐树,鲜花点缀的花坛和低矮的灌木丛中。杨校长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记者。这位闻名世界的校长诗人身材不高,皮肤黝黑,乍看好像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他笑容可掬,请我在一张陈旧的木椅上坐下来,给我斟上一纸杯清茶。环视杨校长的办公室,两张简单的办公桌并在一起,一部过时的电脑摆放在上面,这就是他办公和写作的工具。这里没有铮亮的皮沙发,没有宽大气派的写字台,也没有引人注目的现代电脑设备。一切都是这样淳朴,自然,好像杨然本人。休息之后,记者在校长的带领下,参观了冉义中学的校园。在校园里,校长如数家珍,告诉我,在行政楼旁边的三棵梧桐树,是三十多年前他刚来到这个偏僻的乡村学校栽种的。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而在校园操场中心,并排立着五棵更加高大的梧桐树,简直可以和泰山顶上的五大夫松树相媲美。杨然告诉记者,几年前,这五棵大树差点成了斧头的牺牲品。原来,那时,全市检查安全,发现这几棵树长在运动场中间,检查人员认为是安全隐患,就下令砍掉。杨然说,这个校园全靠这些大树,它们不仅给校园提供了清新的空气,还为学生支撑起一片绿色的大伞。尤其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学生们唯一可以在户外活动但又不怕火热的太阳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大树的树荫下。他坚决抵制这个砍树的命令。最后,上级用罢免其校长职务加以威胁。杨然笑答:“校长可以免,树不可以砍!”后来,树留下来了,校长却没有被免。因为,杨然这个校长两袖清风,深受师生爱戴;再说,谁会来这个偏远的地方接任他的职务呢?
记者:为什么30多年前,你从邛崃师范毕业,分配在冉义学校,就一直没有离开这里?杨然:在美丽、安宁的大自然怀抱中生活,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理想。与城市相比,乡村更接近大自然。1974年7月,我16岁,在诗作《航海》的最后一节写道:“在兴奋的旋律上,/少年在兴奋地歌唱:/美丽宁静的村庄,/我的理想和希望。/别了,航海生活,/我将永远住在这块地方!”没想到这些句子后来果真成了我的生存写照。1979年8月,我来到冉义中学任教后,32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所在的乡村小镇。20世纪80、90年代,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冉义是个偏僻乡壤,进城是这里不少教师的企求。1981年,县教育局照顾我是成都知青,给了我一个进城指标,让我到都江堰教师进修学校脱产学习两年,然后直到调到城里学校。但我没去,把指标让给了一位物理老师。1985年,董朝永县长采纳了文化局傅尚志局长的建议,调我进城当文化局干部,我也未去。傅尚志写散文,也写诗,对文学有感情,对文朋诗友很讲义气,是我在邛崃遇到的伯乐。杨然:有过离开的念头,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人给我指引一个“以文养文”的生存方向,是到一家报纸当编辑。恰好傅尚志调到教育局主政,他要我帮他“管理一下学校”,不让我走,把我任命为教导主任,从此我走上了学校管理岗位,那是1993年的事。记者:你说过,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自己的环境里。可否就冉义所在的斜江村谈谈个性环境对你的重要意义?杨然:斜江村地处邛崃市东北部冉义镇,这里是邛崃、大邑、新津“三县交界”处,属平坝地区。1979年我刚来的时候,交通不便,学校简陋,但周围自然环境很好,有一大片湿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水塘,斜江河穿境而过,两岸绿树成荫,“天府之国”的田地布局在四周,安静,最重要的是,有自己“当家作主”的小天地,除了工作和生活,关起门窗来,就有了一个“完全自足的宇宙”,这就是我的阅读和写作的小房间。2005年,我在《生命之树常青》中写道:“15岁那年有个梦想:将来有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内有一书桌,一间床,足矣。这个梦想,在21岁教书那年实现了。”写的正是这件事。1979年,我21岁。斜江村对我最重要的意义除了工作和生活,就是有利于写作。记者:在你的诗歌创作事业中,你妻子和女儿所起的作用如何?杨然:前面说了,斜江村对我最重要的意义除了工作和生活,就是有利于写作。在斜江村,妻子和女儿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三位一体,组成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她们,说不定我可能已经离开了斜江村。“成家立业”是我们这代人所遵循的存在方式,我成为一棵树,站在这里就不走了,因为培培、杨灿的存在。她们常常进入我的诗歌创作,因为我“顺天命,从自然”,受现实主义创作格式所支配,写了很多有关她们的诗,这从诗集《遥远的约会》第五辑《阳光的孩子》、《元写作》第一卷《写给女儿的二十八篇絮语》、《杨然诗集》第3辑《写给女儿的诗15首》、第5辑《给P的玫瑰17首》、第25辑《斜江村生活41首》、第30辑《冉义的第二个月亮中秋51首》和诗集《麦色青青》第6辑《冉义的第二个月亮中秋》等上百首诗歌中可以看出。她们是我的生活支柱,我的诗也是属于她们的。杨然:我是教数学的,不可能“将诗歌引入教学中”。但不排除别人将我的诗歌引入教学。如《黑洞》,这首我发表在《科学诗刊》1985年第4期的诗歌作品,2003年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自读课本七年级上册,列《科学与诗》单元,位于第39课。又如前面提的《中秋月》,1986年6月在《星星》发表后,曾在诗评家毛翰发表在《语文学习》的一篇文章中被列入“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在高中语文教学研究的《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中走进了《亲近诗歌》课堂。我感谢他们对我的诗歌所进行的教育劳动。记者:你曾在《星星》诗刊上提出对当时语文教材所选诗歌内容的质疑,造成全国诗歌教育界8级地震,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杨然:在这里,我想引用张积文《世纪之交中国诗教论战的回顾》一文中的文字来简要回答这个问题。1999年1月,我在《星星》引发了的“诗歌教材大讨论”,张积文是这样介绍的:“从1999年第1期开始,《星星诗刊》开辟了《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专栏。其‘编者按’指出:‘严重滞后的中国新诗教育,使中国社会失去了与其思想、经济发展同步的审美机遇。’‘当我们翻开几十年来大同小异的学生语文课本时,竟发现里面为数不多的几首诗竟教育了几代人;这真是中国诗歌的自我封闭!’第1期发表了诗人、中学教师杨然在题为《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的来信,对于当时中学生对诗歌的疏远和误解的现状感到忧虑,‘就目前我国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歌教材来看,无疑太单一了,太落伍了,与现代诗的蓬勃发展很不相适应。’‘调整现行教材中的诗歌教材,势在必行,非这样不可。’”他写道:“世纪之交,关于中国诗教,即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篇目,爆发过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是,哪些新诗应该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原有的篇目是否过于陈旧?诗歌教育是否存在严重弊端?由于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观念和既得名利,发难的一方很快就遭到了反击,一些反击文章火药味很浓,脱离了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轨道,使人们见识了文革遗风。不过,这场论争对于接下来的教材改革还是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一些被质疑的诗篇不复见于新版的语文课本。”
记者:你是一位校长,教育活动实践家,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杨然:校长的天职就是管好学校,让教书育人这个最根本的任务得到落实。冉义中学以“求知报国,美丽人生”为校训,以“和谐学校、花园学校、成功学校”为办学理念,以打造“邛崃东路名牌花园学校”为学校定位,始终围绕“人的发展”开展工作。这个“人的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每个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在人格健全素质提高上得到正常发挥,出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任务;二是每个教师都得到才能施展,潜能有所开发,实现教书育人人生价值。其中“学生的发展”是个动态概念,绝非仅仅以“中考分数”为标准。冉义中学有不少学生,读完高中后并没有考上大学,但却在商业、建筑、养殖等行业立足,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成为行业上的有用之才,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人的发展。能读书的学生,多读书;读书读不进去的学生,去学其他本事;不在“分数”上强求学生,而在“做人”上多引导学生,同样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工作。记者:在校门口挂了一块“社区教育学校”的牌子,你们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工作呢?杨然:所谓“社区教育学校”,就我们学校而言,一是指学校的资源向社区开放,二是配合和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有关成人教育等活动,三是举办家长学校,四是配合关工委等部门开展其他教育活动。在邛崃,冉义是个“劳务输出大镇”,有数千名居民在外地打工,“职业教育”的重要显得日益突出。学校配合当地政府,力所能及开展有关活动。记者:冉义中学地处三县边境,其特殊性给学校带来什么问题?杨然:冉义中学作为农村初中,随着人口出生率自然下降,我们的生源也一年年递减,学校的优势也一年年变小。我们属于划片招生学校,不能到其他镇乡去招学生。相反,倒有不少属于我们招生范围的学生,跑到了“三县交界”的其他学校,这里面,有地理原因,也有师资原因。目前我校有专任教师42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24人,所占比例超过了57%,这在农村初中是很特别的,说明我们当年的“师训先进”货真价实,确有成效。记者:你的社会角色主要有三个,即诗人,教师和政府官员。你是怎样摆平这三个角色的关系的?杨然:我现在的社会角色主要有三个,即诗人,教师和人大代表。做教师是我的本职工作,做人大代表是我的社会工作,做诗人是我的“个人空间”工作。做教师和人大工作必须履职尽责,做诗人则自由自在,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它们分别占据了我的白天和夜晚。我还有一个社会工作,名号是“成都市作家协会诗歌工作委员会主任”,1995年成都市作家协会成立后,我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目前的主要工作是编辑《芙蓉锦江》诗刊,负责《芙蓉锦江》在“诗生活网”的论坛,同时参与一些成都市的诗歌活动,这份工作的特点是“有则有之,无则无之”,有一些成果。“摆平这三个角色的关系”没什么奥秘,以“先职业,后事业”为处世之道,顺其自然地工作、创作和生活着,不强求名份,但也不拉稀摆带。记者在冉义中学和杨然在一起,时间过得很快。中午休息的时候,他把学校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一一给我一一做了介绍,他们都是那么朴实无华,热情直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和谐的集体。后来,杨然还带我到学校周边去参观。他告诉我,这些池塘的水曾经都是青花亮色的,这些竹林也曾经茂密过,这些川西民居的街道老建筑,可惜只剩下这几间了。而斜江过去的风景非常美好,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多是小山样的沙石堆,河水已经被堵截得支离破碎了。谈到这些,杨然的心情显得沉重。而记者想起杨然的一首诗《从火星上看地球》,里面这样写道:诗人敏锐而纤细的感觉和笔触,告诉了我们更多更深的东西。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校长,杨然关注的都是人类的终极命运。在这点上,这两个身份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发表在中国《社区教育》2011年10月号,德国《欧华导报》201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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