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前的我
1.
2019年10月26日，我24岁生日的这一天。
因为连续的重感冒，我中断旅行，从莫斯科回国。
我像喜欢18年一样喜欢19年。
春天我在东南亚潮湿闷热的空气里跳舞，夏天我在南亚尘土飞扬的街道交易石头，秋天我和朋友们在空寂宏大的非洲集体旅行，冬天我和贝加尔湖在干燥的冷空气中长久对望。
我那时开始关心人类，因而产生了想要拍摄短片的想法。我以为这样与世界广泛接触的生活，还会持续很久。
贝加尔湖
12月，我运气很好地接到一个短片拍摄的工作，它就像是理想的指引一样突然又恰当，我严阵以待。
我连夜整理整个项目的大纲和选题，特地飞到苏州开会，一切都很顺利，我迅速开始工作：
早上六点起，和摄影师拍摄一整天，晚上挑选素材打包发到公司，再制定次日拍摄计划，如此周而复始。整整两周的时间，我们跑了六七个城市，拍摄了大量的素材，并且没有拿一分钱报酬。
两周后，我被告知项目中止。
“散了吧。”甲方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我记得那天我在福建宁德，这座城市的拍摄还没有结束。
摄影师把她硬盘里所有的素材拷给我，和我说既然项目没了，那么它们应该属于我。
我们之间有大量的沉默。
宁德黄昏
但我关于理想的计划严密而连贯。
复盘一切后，我带着作废的素材回到北京，我准备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完善我在短片拍摄上的基础能力，包括：脚本的架构，镜头语言，和剪辑逻辑。
等到春天就继续旅行，在路途中实际试试我对于短片的构想。
2.
然而，我没有等来那个春天。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只会是世界的短期故障。我保持学习，等待秩序的恢复，直到它愈演愈烈，对我的生活产生全面的影响。
我手头的工作一个一个停止，收入骤减。
我无法出门，和旅行相关的一切计划停滞。
我在没有尽头的等待中变得不安。焦虑，困顿，孤独。在无法适应的城市无法逃脱，又陷入无法产生价值的自我否定之中。
我做梦都想一切恢复，我立刻出发，回到我熟悉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又隐隐觉得，我或者等不来那样一天了。
我应当接受现状，并且发生改变。
改变发生在一次巨大的崩溃之后。
我开始在北京接触新的工作，尝试与新朋友交流。如今回想，那时我接触了许多新的领域，但却是屡试屡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我远社会已久，最初离开上海就是因为对大城市的费解，兜兜转转几年却来到北京生活，这是多大的荒谬。
生活在北京，每一次出门，每一次社交，见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折磨。我不能理解许多事物的存在，就像事物并不理解我的存在一样。我被指责不合群，没礼貌，自以为是，看不起人。
在那时，我是无法适应社会规则与社会秩序的人类。
于是我回到我工作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工作桌和一个榻榻米。北京干燥的空气和灰尘柳絮透过墙壁和不锈钢焊死的窗户淹没我，我觉得我身在一个无力挣脱的牢笼。
我并不知道疫情之下，我离开北京，又能在哪里建立生活。
我与故乡并不熟悉，远方是我回不去的家。
那年唯一看到的日落
我整夜地不睡觉，一个月一个月地消失。
我做了很多极端和荒唐的事情，我总是喝酒，总是哭泣。
我和当时的室友争吵不休，他怕我自杀，于是把我房门的门锁暴力拆卸了，我不再拥有锁住自己房门的权利。
我于是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生存空间。
我怎么还能创作呢？
光是活着，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最困难的事。
3.
秋天的时候稍微好了一些，因为终于可以去到其他的城市，见一些过去的朋友。
每当我和过去的时光产生交集，我就隐约感觉我并没有失去所有的一切。可每次我回到北京，又陷入深深的自我内耗之中。
那座城市的氛围令我害怕，我感觉到自己是不属于社会，也不属于世界，也不属于自己的。
我的生命是一团无用的，并且早已脱力的力。
当时写的诗
冬天时，我终于决定离开北京。
这是一场漫长的离开，我舍不得许多东西，我亲手布置的我的第一个家，我的两只小猫，我糟糕但却已习惯的生活，我激烈争吵又紧密拥抱的室友，那些所有所有伤害我又容纳我的一切。
这样的挣扎一直持续到春日伊始，我在一个早晨离开。
只带着我来时的物品，其他什么也没带。
随着飞机起飞，所有的情绪在我身体里消失。
我瞒着所有人来到厦门居住，我停止了所有的工作和社交，住在思明区的一个工业园，室友是我14岁那一年认识的好朋友。
我不太说话，每天都哭。
他带领我继续一些日常的生活，包括吃饭，健身，睡觉，阅读。
住在厦门
我终于意识到，我这一年多来的痛苦，或许正是因为我始终无法放下，在疫情之前我对自己的规划和期待。
我在世界之中行走，广泛地建立了一个等待完成的自我，如果没有疫情，我本可以让她真正地存在。我本可以按照我的计划，走入新的阶段，开启新的人生。
正是我即将得到却无法得到的自我，令我陷入如此深重的痛苦之中。
我还能等来一切恢复秩序的那一天吗？
21年4月，我久违地和朋友碰面，我们去了一个公园，在草地上躺着等待太阳落下去。我这样问我自己。并且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21年5月，我决定重新建立一种生活。
我停止写作，停止记录，停止与过去大部分朋友的交集，不再提起理想。
我来到东山，像婴儿一样学习呼吸，行走，与人相处，像白痴一样一边吃亏一边哭泣一边搭建我新的住所。我放下我莫名其妙的自尊心，同外界求助，和家人联络，低眉顺眼地做事。
我感到身体里的乌烟瘴气在一点点消散，在劳作中，我变得洁净。
摆脱虚无，我成为具体。
山中酿酒
4.
直到进入新的一年，22年。
直到我终于开始经营这间山上的咖啡店；直到我以咖啡师的新身份广泛被人认识；直到人们开始喜欢这座山上的小蓝房子；直到我又能回忆从前，再提起笔来写一些字作为纪念；直到我建立了新的账号，在新的平台输出一些观点；
直到我想起我暌违已久的过去的理想——拍摄短片。直到我终于有勇气和朋友提起它。
我和朋友说，我想要改一辆车载着咖啡出去，在每一个地方邀请一个朋友和我一起短暂生活，我想记录他们在广泛世界中发生的改变，就像我的改变一样，这样拍摄一个节目。
朋友说，好啊。
就好像这三年并不存在，而我们还在19年那个空前冷寂的冬天，讲述着对未来的理想一样。
三年前，在飞机废墟
可三年分明已经过去。
我从24岁成为27岁，我从情感先行的人类变成逻辑先行的人类，我对生活的记录从浪漫琐碎的细节，变成长期稳固的发展。
时间在客观上过去，改变我也改变一切。
时间没有等待任何人。
24岁，我曾计划通过WHV出国生活。计划申请欧洲的大学，在浪漫的城市做个学生。我计划一面通过学校获得更加系统和完善的知识，一面在我的生活中做一些想象里的短片拍摄实验。
我计划将目光与情感投向我们身处的人类社会，在30岁时，成为一名纪录型短片导演。
我曾以为我一定会完成这一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前进。
因而我对这个狠心骤变的世界感到如此不甘心，我执拗地在原地等待，任由虚无和焦虑贯彻我的身心，让我成为被痛苦淹没的人。
这种痛苦持续到了25岁。
25岁，我没有等来一切恢复的那一天。那感觉就好像是，世界真的不会恢复了。我只能改变自己去顺应沉默的新世界。
可是在我27岁时，它却那样轻易地被宣告停止。
当我在夜晚打开朋友圈，看到所有人都在转发行程码停用的讯息，我想起了这些过往的一切，我感觉到自内而外的颓然。并且，不知要如何自我消解。
原来个人的意志是如此微不足道。
原来我如此珍重的一生，我奋力逃脱多年的命运，什么东西也不是。
我们是潮水之下的泥沙，终将被潮水推往，不同的，不同的方向。
5.
结束的不止只有它。
我和自我的战争，在这一刻也结束了。
这个战场空空荡荡，一丝硝烟也没有，就好像从未存在那样。
我的人生也没什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