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迷二十多天后，三哥走了。在这二十多天里，他没有正经咽过一口饭，迷糊之中仅吃了几滴面糊。我知道三哥一定也很饿，可没想到这一次，三哥真的是被饿死了。
这并不是三哥第一次被“饿死”，上一次，是60年前，三哥才9岁。当大妈从生产队出工回来，找遍了地坑院，才发现昏睡在猪圈旁的三哥。他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一点气息。反应过来的大妈，哭着喊着“海慰饿死了！海慰饿死了！！”
匆忙中，大妈到邻居俊青爷家，借来了一小碗黑麦面，匆忙生火烧水，做了一碗面汤，掰开三哥的嘴，强忍着悲伤，缓缓灌了进去。一会儿，一丝微弱的气息才从三哥口中探出来。“海慰活了，海慰活了……”大妈又哭又笑，疯了一般。
在我年幼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遍地饥饿的年代，三哥和很多孩子一样，肚皮晒在太阳坡里，薄薄的草绿色下，隐约能看到蠕动的肠子。
野菜充饥，皮包骨头，我的童年记忆里，始终只有一个字——饿。连着祖祖辈辈依偎的董志塬，也困在一场饥饿中。
三哥身体瘦弱，骨骼软，上学晚，但学习成绩出奇地好。在小学升初中的时候，遇到“资本主义教育回潮”，入学必须考试，三哥以全公社第三的成绩，考上了什社中学。初中两年后，上高中和大学要靠公社推荐，那些成分不好的孩子就此无缘。三哥虽然又穷又饿，但顶着“地主”帽子，挡住了他上学的路。
三哥哭着回来，进了庄稼地，和铁锨、䦆头、扁担、架子车打起了交道。
年年种粮，年年吃不饱，年年穿不暖。但这并不能挫伤年轻气盛的三哥，因为三哥发现了比种地更好的事儿——做生意。
1976年腊月，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宁县早胜塬上的葱蒜价格便宜，叫我跟他一起贩葱赚钱。那时三哥20岁，我14岁，没出过远门，就兴奋地同意了。
隆冬，天还没亮，吃过大妈做的早饭，我和三哥骑着自行车就匆忙出发了。赶到早胜，已是下午。记得当时窄窄的街道两边摆满了箩筐，葱蒜最多，被摆在正中间。街边上，摆着鸡和猪娃，黑猪娃被绑着四个小蹄子，卧倒一片，哼哼唧唧，等待命运的安排。公鸡母鸡，显然是过年的主角，穷苦家庭喂了一年的宝贝，要在过年前卖给有钱的主家。
三哥精挑细选，讨价还价好半天，最终选了230多斤大葱。我年龄小，只驼了100斤左右，三哥把剩下的全部压在了自己自行车上。
我们骑上沉重的自行车，从早胜塬出发，腊月的大路，一半是黄土滩，一半是石头蛋，当自行车跑在上边，我们像是觅着了食的松鼠，兴奋着、得意着。腊月的夕阳，透露出年关的喜悦，一大坨温暖的红霞，眷恋着两个载着大葱飞奔下山的少年。
从早胜到宁县城，已经走了十七八公里的路，再从宁县城回到什社的家中，还有五六十公里路，况且还有山路。三哥决定在县城吃饭，仿佛吃一顿好饭，我们才有连夜翻山回家
晚饭是我们最爱吃的炒面，三毛钱、二两粮票一碗，我们哥儿俩一人一碗。那是公家办的食堂，白灰土墙，四角一点青砖柱，等一碗面，坐在里头，就有点趾高气扬的感觉。
说是一碗炒面，可碗并不大，印象中只有三百毫升容量左右，不到一分钟，我们便吞完了面。谈不上饱，甚至还不及半饱。知道食堂的面汤不收费，我们每人再喝了三四碗面汤，才灌了个肚子圆。
继续赶路。出了县城，就是一座山——昔家川，都是上山的路，坡很陡、路也很窄。推着自行车，还没有正式上山，在高石崖上，我肚子里的那三四碗面汤，已经涨成一大泡尿。送走那一大泡尿，肚子空瘪，还没来得及上山路，我就一丝力气都没了！
坡度大，自行车前轻后重，我们不得不推着走。可我的个头小、身体轻，手腕力道小，等推到陡峭处，根本压不住自行车头。特别是当前轮胎碾到大一点的石头上，车头便翘起来，立马人仰葱翻，我气得快要哭鼻子了。
三哥只能加快脚步，把他的自行车先推靠到山坡侧边，然后跑下来扶起我的自行车，从后边推着，我才感觉到分外的轻松。直到撵上他的自行车，他便不再推我，让我原地慢慢儿挪。然后，他再把他的自行车加劲儿推出七八米远，再靠边，再回来帮我……
就这样，三哥在宁县的坡道上，来回往返地推。翻山的路，我走了五六里，在三哥身上却是加倍的。
我已经记不得那晚的月亮和山路了，只记得三哥的肩膀，带给我了无穷的力量，在往后的山路上，默默温暖着我。
爬完宁县坡，我们终于上塬了，平坦的黄土路，一直通到家门口。路还有二十多里，夜已经过半，三九寒天，葱又太沉，从山路上来，三哥车子的挡泥瓦扭了，擦着轮胎，车轮不转，我们又修起来车子。还是三哥办法多，最终拆掉了挡泥瓦，我们又成了飞奔的少年，披着腊月的夜色。
路过乡里的任岭村，发现一个蓄水土坑，冻起来的大冰块在月亮下面特别明亮，冰面下看见稠泥糊涂，我俩又累又饿，撇下自行车，蹲在地上又吃起了冰块，喝起了泥水。甜凉的冰块成了享受，黄泥给了我们极大的饱腹感，猛然间我们都有了精神。
很快，到家了。大妈招呼我们吃饭，吃饭其实都是样子，挺大的圆瓷碗里，永远只有几粒粮食。在那个永远吃不饱的年代，没有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吃饱饭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好感觉。
吃完饭在家里歇息，三哥说：“走早胜，把人走倒折了 （困难重重的意思）。”他笑了，我也笑了。
后半夜了，我们还要去生产队，看大场的任务还等着我们（看大场：在集体劳动打碾的场地上轮流值夜班，看护农用工具和集体资产）。
第二天，街道有集，我和三哥拉着架子车，开始赶集卖葱了。市管会的人，东挪西移地赶着我们的摊位。好不容易固定一处摊位，他们随即撵过来，高傲地开着票据，然后随手扔在葱上，神气洋洋地伸出一只肥手，没有耐心地吐出几个字：“一块钱管理费，快交！”我们知道，不愿意缴费的，就要被收走秤杆秤砣。看着管理员提着没收来的秤，我们忍痛割肉，极不情愿地递出去一块钱，才得以落脚。
从腊月底到整个正月，我们每集都跟，净赚36元。这36元，在那个年代，真的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然而，我们高兴得有点太早了。
随后的几天，一个北风强劲的晚上，我和六弟在生产队看场，六弟贪玩，找生产队饲养员去玩了，留我一人，我用麦草烧炕的时候，北风猛然刮进来，炕洞门里火光散漫地喷出来，情急之下，吓得我用一捆麦草堵住，便也撒腿跑向饲养场玩儿。十几分钟后，当我再想起生产队大场的炕，回头再看的时候，已经火光滔天，生产队大场房失火了！
听到我们的呼喊，社员和饲养员们都跑来救火，而我还一心惦记着炕上我的棉被。当我冲进火房子抱出被子压在雪地里的时候，被子上的火苗灭了，我却哭了。这下，我没被子盖了。
天寒地冻，我没有被子盖了。三哥，把他两个月赚来的辛苦钱，给了我30块，让我买被子。我至今记得，我买回来的被子是紫色的，上面印着熊猫，抱着竹子在啃，画面温暖而可爱。这被子一直盖到我结婚，是我这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
后来，经济回暖，1977年开始生产大队组织副业队外出干活挣钱。三哥那时21岁，身体正壮实，随副业队辗转马岭、庆阳川盖高楼、建庭院，除过生产队提留的钱，自己每天还能收入2到3角钱。等到腊月停工，副业队集体回家，人人都是新衣裳在身，风光尽现，让我们这些小弟兄们眼馋羡慕。
再后来，饿怕了的人、穷怕了的地、阴怕了的天，终于在1980年大翻转，庄稼丰收了，我们吃饱了。
在顺风顺水的年代，三哥腾云驾雾般地闯荡着西峰城。开办过皮毛厂，专门制售裘皮服装，北上哈尔滨、南下广州深圳……三哥是当时我见过的第一批穿西装打领带的人。
到90年代初，三哥和农用物资打上交道。在什社乡街道开办了农业科技服务部，帮助农民科学种田，增产增收增效益。家里盖起了新房子，买上了摩托车……生意实诚、脑筋活络，后来，他把农用物资门市一直开到了市里。
三年前的盛夏，三哥得了一场病做了手术，三年来经常复发，要再动手术。他辗转北京、西安，尝试中医和西医，但都收效甚微，最后不得已接受了化疗。
大半生闯荡，三哥说，除了新疆，全国各地他几乎都跑遍了。今年春季，三哥还专门买了一辆汽车，豁达的他，说要闯一回新疆唻。
未曾想，夏至后，三哥开始卧床，米面不进。他最后一次醒来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孩子们凑近才知道他要喝面糊糊。这一次的面糊糊，最后也没能留住三哥。
三哥走了，初伏，下了几场大雨。在大雨中，董志塬逐渐冷静下来。我想起这些往事，想起三哥，想起我们的青春。岁月荏苒，而我们，却再也回不去了.......
作者：李正军，甘肃西峰区人，文学爱好者。
（图片来自网络）
文稿转自《视听庆阳》2024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