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碎片（文/王常君 诵/强歌）

老家坡口长着一棵大槐树，从童年到成年，这棵大槐树逐渐长进我的心里。

那时候，每当放学的路队经过大槐树时，我和姐姐便会不约而同地溜到学生路队最后面，粗壮的槐树后面便有了一小片属于我们的秘密天地。姐姐说：“妈妈今天肯定会犯病”。我立即附和：“对，妈妈肯定会犯病”。我们心照不宣地、又胆战心惊地想着：母亲会不会真的犯病。无数次的失望告诉我们，当我们企盼母亲没有犯病的时候，母亲在冰冷的土炕上疼得抽搐成了一团；当我们担心母亲犯病时，放学回家，母亲却给我们做好了可口的午饭。我们每天放学躲在槐树后，假意盼望母亲犯病，实际是在期盼一顿热乎的午饭，这成了我和姐姐的一个秘密。

回到家，如果母亲真的犯了病，我和姐姐便一个生火做饭，一个给妈妈烧炕。风箱的叭嗒声、妈妈痛苦的呻吟声，以及妈妈眼角浸出的泪水，成了我多少年来无法磨灭的记忆。直至今天也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以至于让我哭泣出声、泪漫枕巾，多少个夜里，妻子摇醒我，满是关心地问道：“是不是又梦见妈了？”每当这时，我就默默地坐上许久，锥心之痛直入心扉。

母亲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很突然。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收麦时，母亲都要给膝盖绑上两块棉花垫子，跪在地里收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当母亲被病魔折磨得躺倒住院的时候，或许因为太小的缘故，我和姐姐竟然每天去村口的涝池畔，期待着妈妈许诺出院时带回的糖果。直到有一天，在村口的小路，看到一个人影由远而近，是妈妈，我和姐姐飞奔而去，扑入妈妈的怀里，确实也吃到了母亲从县城带回的蜜枣，那种甜蜜，让我想哭。直到后来读《白鹿原》时，看到鹿兆鹏给黑娃冰糖，把黑娃甜哭，我才对那种甜味得以释然。

得了病，当然少不了打针吃药。打针在那个年代是个技术活，除了村上的赤脚医生能打，再就是几个能干的女人会打，本村的一个嫂子就经常义务给母亲打针。她干净而细致，每次把装在小铝盒里面的玻璃针管拿出来，解开上面裹着的纱布，拆卸开针管和枕头，一起放进一个扁长的铝铁盒子里用开水烫，然后再把针头安好拧紧，又用针管吸了开水反复冲洗消毒，随后，她小心翼翼地用剪刀或一个小的铁器磕开药瓶，吸药，排空气，用指头弹几下，再排一次，擦药棉，扎针，拔针后用药棉止血，每次当针头扎进母亲的肌体时，我的心头就会倏然一紧，母亲则像感觉不到疼痛一般，脸上笑容依旧。这些情景我看在眼里，也一直记在心里。一个针管一块五，直到打针的嫂子越来越难央请，并且开始用玻璃针管磕碎药瓶，却打碎了两个针管后，我鼓起勇气悄声对妈妈说：“我会打针的，我来给你打。”那一刻，我看见妈妈的眼里不期然滑下两行眼泪，眼睛闪过一丝亮光，妈妈用病痛变形的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当我照着嫂子的流程，用颤抖的小手，真的擎着针管把针头扎进母亲身体的时候，针头歪了一下，只进了一半，我又使尽浑身气力往深试探着擩了一下，抖抖索索着把药推完。妈妈柔声鼓励我说：“我娃会打针了！手轻，比医生都轻。”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吧。

久病成医，妈妈的病，让我不仅学会了打针，而且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吊瓶、扎针。或许是妈妈的坚强成就了我的勇敢，我竟然和姐姐能把家里大大小小的活计都承担下来。割草、铡草、喂牛、喂猪、抬水、担水、擀面、蒸馍，村里人都夸我和姐姐能干，念书好还有礼貌。有礼貌主要体现在会问候人，问候人无非是路上相遇，主动问候村里叔辈婶子哥哥嫂子吃饭了没，干活去呀，上街去呀等等一些无关痛痒的尴气话。村里人在母亲面前夸我，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更有礼貌。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乡亲很亲，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能够真切地回忆起童年的时光，也让我能够捕捉到些许母亲的气息。

母亲是我心中的英雄。一件事是母亲曾只身打退三只饿狼。父亲外出做工，家里便留下母亲和刚几个月大的大姐，住在只有半截山花墙的窑洞里。一天半夜，三只狼跳进院子咬杀老母猪，母猪嘶叫，母亲扛起了锄头，跑出去赶狼。刚出去又担心襁褓里的大姐被狡猾的狼调虎离山叼走，便折回窑里把大姐用棉衣裹在怀里，举着锄头追打饿狼，三匹狼飞奔上墙，蹲在墙头，伺机猎杀。母亲便把猪赶到自己住的窑洞里，点着火把坐等天亮。有一次我把母亲只身赶退群狼的故事讲给一位法国朋友听，从法国朋友五官移位的表情看，确实是惊掉了下巴。另一件事就是母亲不允许我们姊妹说“破烦”，谁说这两个字必遭母亲责骂。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竟能无师自通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拒说负面词汇，如今想来是多么了不起的教育方式。英勇的母亲总是用自己的无畏、勤劳和对病痛的隐忍，言教身传着我们姊妹。

虽然我的童年已不是缺吃少穿的年代，但母亲严重的病情也使我和姐姐一直像惊弓之鸟，总担心母亲的病痛随时发作。记得一年正月，冰雪初融，我赶集归来，母亲病痛突然发作，脸像腊一样黄，豆大的汗珠从母亲的脸颊上滑落而下。我看见父亲在窑里面的空地上用门扇板支了一张床，上面铺了褥子，放了枕头，我跳上去就要躺下，被父亲抱了下来，我还反复纠缠着要睡到上面去，没想到父亲阴沉着脸赶我出去看护麦地。我极不情愿地离开家，后来长大一点才明白，那个临时支的床铺，其是父亲给母亲准备的停尸床。老家有一个风俗，人在咽气时不能在炕上，炕是用土基子做的，人死了背着过于沉重，一定要死在临时支的简易床上。在那个年代里，父亲和母亲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才能坚强地活着。我看了近期热播的电影《隐入尘烟》，我对妻子说：“老四和贵英确实苦，但咱们身边这样的人也不少，他们的苦连诉说的机会都没有，还能指望搬上屏幕。”老四最后用农药结束了自己多舛的生命，也算是完成了最后的抗争，活着没有尊严，但用决绝而平静的死赢得了最后的尊严。看老四和贵英的生活时，我竟然无数次想起了老家的生活场景，苦难的生活总是各有各的苦。

从我八岁开始，母亲就在病痛中风雨飘摇，竟然一直飘摇到了我娶妻生子，而父亲却突然撒手人寰。父亲身体健康，无病无痛，个子高，力气大。有一次带我去沟底担苜蓿，扎捆的时候，我拉着绳子一头，父亲拉着另一头，父亲用力一拉，我的绳头便被扯入苜蓿捆里，绳子勒得我皮肉开裂，父亲心疼地说：“娃，好好念书，你吃不了农家饭。”父亲担起百十多斤的苜蓿担在山路上健步行走，我掮着扁担气喘吁吁。就是这样一个刚强的汉子，竟然在走路时一头栽倒，立时气绝。说来好生奇怪，在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我一个人坐于炕前，脑子里竟然冒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想着如果父亲去世了，我要埋在哪里？那时还是学生，怎能担负如此重担，思忖再三，竟暗自流泪。当时亦觉得自己的想法荒唐而不吉利，却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几乎就在那一时刻，突然听到母亲的惊呼，等我跑出去抱起父亲，为时已晚。

父亲走了，母亲行动不能自理，我突然觉得自己成了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由少年一夜之间便到了壮年。父亲的葬礼结束，我来不及悲伤，便背了半袋面到村头的面店做成挂面，备了半月口粮，又到电焊部焊制了一个架子车架，上面装了废旧油桶，用来拉水。似乎只有把家庭的重担完全扛在肩上，我才觉得自己足够勇敢。烈日曝晒下给果树打农药，寒风嗖嗖中给果树剪枝条，割麦打碾，顺风扬场，秋收播种，送粪拉土，耕耱耧耙，庄稼汉的活计我都能拿到手上。2000年9月10日教师节当天，我站在拖拉机播种机后面的土耱上，行进在滚滚黄尘里，突然觉得那一刻是宇宙和我人生的尽头，我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多年后，我坐进了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写字楼，想起过去的日子，仍然没有觉得丝毫美好，那种苦似乎入了骨髓，以至于想时刻和过去的自己决裂。有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说，人会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修饰的功能，要么是我的修饰功能先天缺乏，要么就是过去的日子太苦，就像一张画脏的稿纸，任凭你是绝世画师，也难以修改出美丽的图画。

母亲去世时，我已经有了面对死亡的经验。现在想来，我当时出奇的平静，我把母亲抱在怀里，我摸着母亲的手开始冰冷，脚开始冰冷，我用脸蹭了蹭母亲的额头，额头亦冰凉如水。我给做医生一个朋友打电话，他告诉我剩余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我便紧紧抱着母亲，克制住眼泪，因为老家的风俗，子女的眼泪如果滴到父母身上，便相当于钉了一颗钉子，会给父母留下无尽的痛楚。父母的离世，彻底剥离了我和死亡之间的那层垫子，多少次，对桌的同事给父母打电话，我便默默地去楼道抽烟，虽然死亡让母亲没有了病痛，但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在病痛里活着。母亲过世后，我在泪水模糊中，给QQ相册里母亲的每一张照片都写了一段文字，想念母亲时便会翻阅相册，每次都泪湿衣襟。近十年里，再没有翻阅相册，哄哄自己吧，总有一天我会去和父母团聚。

儿时的伙伴也曾欢聚，童年里掏鸟窝、打纸牌，过生日吃煮鸡蛋，看马戏，逛街道，商量着偷河南瓜客的西瓜，也曾摘到过几个生瓜蛋子，着实有不少的欢乐，但每每回忆起来，却总是心酸，或许天性使然。时光流逝，许多记忆被冲打成了满地的碎片，轻轻捡拾起来，给自己拼凑一份温馨的念想，或者一个温暖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