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尚书》记载，“汝作士，五刑有服”，“士”在文献里最早用作“刑官”义，后在先秦诸子学派的论著里被进一步衍释出“武士”“文士”“谋士”等含义。周秦递变之际，“士”开始从贵族统治集团里独立出来，发展为一个新兴的文化精英团体。逐渐地，“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他们通常以时代主流精神为言行指导。
“士”的广为人知，得益于儒家学派的大力倡导——从《论语》里的“论士”名句，士人作为精英的身份感，面对社会的责任心，留给历史的精神力，都为今天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指导意义。
（一）“士”的精英身份感
“士”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对其核心精神进行溯源，应从《论语》入手。《论语》对士的直接叙述不多，只提及了14次，其内容却将“士”的基本要求和大致风貌展露了出来。
1.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
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3.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4.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颜渊》）
5.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路》）
6.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
7.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
8.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
9.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卫灵公》）
10.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
11.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12.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微子》）
13.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
14.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子张》）
在《论语》的描述里，“士”都是作为贵族或贵族的臣子出现，这不仅象征着“士”的第一层含义，即“有能之人”，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大范围的社会变动与阶级轮换既致使了礼崩乐坏，也让许多德不配位之人得以登堂入室。面对世风日下，“士”作为有知识有能力的精英阶级，自然就需要承担起治理国家，摆正社会的责任。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能被称得上“士”。只有富有才干，怀有强烈理想抱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能够被称得上“士”。这种责任感与地位出身并无关系，而是一种独立于物质的、纯粹体现在精神上的高贵品格。
（二）“士”的社会责任心
“士”的社会责任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者向内，一者向外。
这种担当向内表现为“求学”和“疏欲”，即“士”要培养自己的才干，努力提升自我，要“志于道”。而在这一过程中，面对现实的阻力，“士”不应轻易被其俘获击倒，要学会自控，懂得疏离物质的享受和欲望，不要让它们过分地滋生，从而成为“士”励志笃行的障碍。在必要的生活和过分的享乐之间，孔子作出明确地划分，在第二句中，孔子就提到“士”的钱财应该要“可求”，也就是合乎道义。如果不符合道德的规范，与自己内心的原则有悖，那就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这里不仅强调了“士”的自我约束，也强调了“士”的自我人格。作为“志于道”的人，“士”的个性是极为张扬且突出的。这一点在后世有着更加鲜明的体现，如《战国策》中的“鲁仲连”、《史记》里的“冯谖”等，而在《论语》里，这种个性，或者说是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如“杀身成仁”等——“仁”是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同样也是“士”所需要恪守，甚至用生命去守护的道德理想和政治抱负。实现“天下归仁”，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儒家最高理想的必要条件和具体体现，而“天下归仁”，就需要“士”的“克己复礼”，需要自我约束，自我要求，自我提高。即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修身”功课。“士”的自我修养都是有着目的性的，换而言之，“士”之德就在于“职”，在于“责”，在于“任”。
这种担当向外则表现为“闻达”和“色怡”。在第四句和第五句中，《论语》明确讲述了“士”的评判标准是外来的，是属于社会评判的。做到了自己的使命，不辱没君王的命令，与兄弟朋友相处和睦，和人说话，与人共事时能做到有节有度，深思熟虑。这就是“士”在外所需要呈现出的模样。任何的内在品德到最后都是要向外发扬输出的。
“士”的内在修养是为了“入世复礼”服务的。“士”的价值体现自然也是不能离开“位”的扶持的。可第十句中所提的“三黜”之事足以见得，“士”虽然有才有德，却不一定会得到当权者的重用。《四书章句集注》：“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辞气雍容如此，可谓和矣。” 作为一名“士”，柳下惠展现出了自己从容不迫、安然自若的内在品格。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也是“士”所不能改变。而《论语》针对这种情况给出的要求则是要“直道而事人”。不能因为这种事就放弃对正道，对“仁”的追求。这样的情况自然也就导致了“士”在内在上的要求会多于外在上的约束，这是“士”看到了其时的状况不足以支撑自我理想的实现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三）“士”的历史精神力
总而言之，“士”作为传承知识，继承文化的精英阶层，自诞生起就有着别样的使命。《四书章句集注》：“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可见，“仁”是人心中所有美德的总和，要用自己的身体去亲身体会，亲自践行，可以说是很难的了；只要还有一缕呼吸，就不能松懈恪守“仁”的志向，可以说要走的路是很远的了。这种要求不仅有自我意义，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意义。
正是由于“士”有着这样的精神和品德，它的光辉才能够穿越历史的长河，来与我们感同身受。在时代快速变动的当下，“士”的精神同样有着其建设意义和借鉴意义。学习“士”的内涵，用《论语》中“士”要求来规范自己，不仅能让我们的能力得到提升，更能让我们感悟到文化的传承，品味历史的审美，回归精神的故乡。
END
作者 | 衡阳师范学院2024级本科生邓沂佳
编辑 | 刘永琪 代瑶
审核 | 昌津平 吉慧杰 刘瑜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