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能否成仙

百科   2025-01-15 19:43   广东  

武学·道法术(PFAT)

求道者勤修·悟道者证心

自战国以来,人们便对神仙充满了向往,流传着许多关于神仙的传说。然而,到底能不能成仙,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刘向坚信“有神仙存在”,嵇康也认为“神仙之说可信”,但桓谭却持反对意见,认为“根本没有仙道,只是好奇者编造出来的”,王充也断言“延年益寿、超脱尘世之说,世上并无实证”。

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导致炼丹之术难以坚持。葛洪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于是用大量篇幅进行了层层剖析:“那些见识浅薄的人,拘泥于世俗常规,都说世间从未见过仙人,便断定天下必定没有此事。然而,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又怎能完全说明问题呢?天地之间,广阔无垠,其中的奇妙事物,岂是所能有限定的?人们头顶蓝天,却不认识其上的奥秘;终身脚踏大地,却不了解其下的玄机。身体是自己所拥有的,却不明白心志为何如此;寿命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不知何时会终结,更何况神仙之事的深远道理,道德的幽深玄妙。仅凭自己短浅的耳目,来断定微妙事物的有无,岂不是很可悲吗?”

“眼睛只能看清百步之内的事物,却无法看清更远的地方。如果只想以所见为实,所不见为虚,那么天下未知的事物,必定多了去了。”葛洪指出,就像人们曾经不相信有能切玉的刀、能在火中洗涤的布,但不久之后,这两样传说中的物品都由外国人进贡到了京城。石棉制成的布确实能在火中“洗涤”,连魏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典论》有误。葛洪又举出了科技上的新例子:“外国人制作的水晶碗(玻璃),实际上是混合五种灰烬制成的。如今交州、广州一带,已有很多人掌握了这种方法并制作出来。如果现在把这些话告诉普通人,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愚蠢的人不相信黄丹和胡粉是由铅制成的,也不相信骡子和駃騠是驴马杂交而生的。……所见越少,所觉得奇怪的事物就越多”;“由此可知,天下之事,无法全部知晓,不能仅凭主观臆断,否则是不可靠的”;“因此,没有见过仙人,就不能说世间没有仙人”。

对于“有始必有终,有生必有死”的观点,葛洪论述道:“存亡终始,确实是大体规律。……然而,万物变化万千,奇妙无常,事物虽同但情况各异,本原相同但结果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说开始的事物必定有终结的情况虽然很多,但混为一谈,并非通达之理。说夏天必定万物生长,然而荠菜却在此时枯萎;说冬天必定万物凋零,然而竹子和柏树却依然茂盛。说开始必定有终结,然而天地却无穷无尽;说生命必定死亡,然而乌龟和仙鹤却能长寿。盛夏应该炎热,但夏天也并非没有凉爽的日子;严冬应该寒冷,但冬天也并非没有暂时的温暖。百川向东流淌,却也有向北流动的河流。坤道本应静止,却也有地震山崩的时候。……万物各异,不能用一种标准来断定。”

对于那些抓住求仙失败例子不放的人,葛洪也耐心地解释:“秦始皇、汉武帝寻求仙药未果,少君、栾大等人也没有成功验证”,“这也不足以证明天下没有仙人”;“耕种庄稼还有收成不好的时候,经商也有亏损的时候,用兵也有失败的时候。更何况求仙之事,本就艰难,为何一定要求每次都成功呢”;“那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有的开始勤勉后来懈怠,有的没有遇到明师。……两位君主只是有好仙之名,却没有修道的实际行动;他们所知浅薄,不能全力以赴,对于深奥的秘密又无从得知,也没有得到有道之士为他们合成仙药,因此未能长生,这并不奇怪”;“帝王肩负着天下的重任,日理万机,……怎能长期斋戒清心寡欲,亲自守在炉火旁炼丹成仙呢”;“再说栾大所知实在浅薄,他贪图荣华富贵,被钱财所诱惑,用虚妄之词苟且偷生,在无为中忘记了祸患。这样的小人奸诈虚伪,怎能用来证明天下没有仙人呢”。对于刘向得到淮南王的《鸿宝枕中秘书》却仍然炼丹不成一事,他又解释说:“虽然有了那本书,但其中都隐瞒了关键,必须配合口诀,对照文字解释,然后才能成功。而且其中所用的药物,很多都改了本名,不能直接使用。”总之,在他看来,“因噎废食的人不能讥笑神农播种谷物,因火灾丧生的人不能怨恨燧人氏钻木取火;翻船淹死的人不能埋怨黄帝制造船只,酗酒丧命的人不能非议杜康酿酒”,如果因为栾大的邪伪就断定仙道不存在,那就如同“因为分寸大小的瑕疵就舍弃盈尺长的夜光宝石”。

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近代科学在实验与归纳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力学、电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为此陶醉、满足。从此,人们唯实证主义是从,唯归纳法为真。当普朗克提出能量是量子化的时候,人们并不以为然。当卢瑟福告诉他们,看不见的原子还可以再分时,他们感到恐慌。当爱因斯坦宣布“时间是相对的,光线是弯曲的,运动的时间可以变慢,运动的物体可以变长”的时候,西方人简直惊呆了。除了几位科学家外,大多数人的思维都没能转变过来。在事实面前,哲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1956年,科学哲学家波普终于向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僵化的归纳主义发起了总攻,他批判的武器就是以“证伪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其中最著名、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澳洲发现了一只黑天鹅。在此之前,欧洲人观察了几千年,从成千上万只清一色的白天鹅中归纳出一个定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然而,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把这个定论证“伪”了。用葛洪的话来说,那就是:怎能因为欧洲没有黑天鹅就断定天下没有黑天鹅呢?!波普还举出了许多证伪的例子:过去“太阳每二十四小时内升落一次”的论点,现在已因马赛人在比戴阿发现“半夜的太阳”而被推翻了;“面包给人以营养”的结论,由于法国农村发生麦角中毒事件而被反驳。因此,波普指出:今天太阳从东边升起并不意味着明天它还能再从东边出现;归纳法无论归纳的范围有多广,它只能告诉人们过去的事情,而无法告知人们未来的情况。波普的证伪主义观点一时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轰动。

葛洪虽然没有把他的论证方法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没有从中抽象出“证伪主义”的概念(葛洪也并未打算如此深究),但他的做法与波普完全一致:都是用一些特例、反例来证明对方的错误(“伪”),从而驳倒对方,间接地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避实就虚”的方法常常能收到奇效。

当然,证伪主义方法也有明显的错误。用“半夜的太阳”证伪对方后,他们就推断在认识上没有真理可言;举“荠麦夏枯”说明有特殊性后,他们又一概否认了自然的规律性。批判得很彻底,却又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坑。他们注意到了一般经验的局限性,认识到了一般归纳法的不足,但又没能进一步正确把握个别与一般、有限与无限、归纳与演绎的相互关系,而是仍然简单地把这些观念对立起来,执其一端,攻及其余,过分地强调事物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片面性。

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人类确实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个别的东西。但人类认识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在思维上把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还能够在不断的未来中不断地提高认识。理性的把握使我们从有限中找到了无限,从暂时中找到了永恒,从偶然中找到了规律,并使之确立起来,用以指导下一步的行动。换言之,我们不仅仅懂得归纳法,还懂得演绎法,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只是,知易行难,或者说,知与行都很难。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上的曲折性,道理虽然易懂,但人们往往还是一再犯片面性的错误。尤其是,凭直接经验,人们最容易偏执于“眼见为实”的狭隘经验论,这种貌似唯物的错误观点也最不容易克服。因此,在一边倒的情况下,证伪主义者能够清醒地、大胆地站出来纠偏,还是有一定的功劳的。葛洪在当时,就能够认识到归纳法的局限,认识到实证经验的不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认识的进步,不仅仅依靠经验的积累、事实的归纳,还要依靠假说、演绎,依靠丰富的想象力。

葛洪的可贵还在于,他的见解并非虚无狂妄,“以臆断之,不可任也”,而是以一定事实为推论的,“至于仙人,他们通过药物来养身,通过术数来延年益寿,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即使长久不死,……也并非难事”。他的见解饱含着求知求实的批判精神,“万物各异,不能一概而论”,“天地之间,广阔无垠,其中的奇妙事物,岂是所能有限定的”。学术研究非常需要这种大胆的探索精神。

葛洪的努力或许还可以提醒我们,即使是辩证的观点,也不能消极对待。恩格斯说过:“辩证法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生就意味着死。”有始必有终,有生必有死,这个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如果消极对待,认为既然生了就必定会死,干脆有病也不治,见死也不救,那岂不是更愚蠢、更荒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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