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阎全名叫“阎千法”，在以张姓为主的沿淮平原上的小镇张店，阎姓是小姓。实际上，小镇上只有两三户人家姓阎，和老阎是亲戚。
一九七六年春，我家搬回小镇住在镇北头的中学，正是在这里，我和老阎熟悉起来。
所谓的中学实际上只有初中部。学校不大，师生不多，无法给学生提供宿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食堂。在这里上学的学生早来晚归，自带中午饭，学校食堂只负责把学生带来的饭加热或蒸熟，除此之外只提供开水。学校曾经临时雇请了一个烧茶炉的校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辞工了，学校只好重新找人替代，老阎这时被推荐过来。这个时间大约是一九七六年春，也是我家重新搬回小镇的时间。
老阎住在一排南北走向教室最南头的房子里，这所房子也是学校所谓的食堂。老阎来了之后，主要工作就是用大蒸笼帮带饭的学生们蒸熟或加热。
我家住在南面一排东西向教室中间的两间平房里。教室和教职工宿舍全是平房，屋顶基本上用茅草铺缮。学校在一九七六年之后陆续兴建了几间砖瓦结构的教室，也都是平房。
由于相距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又是邻居，我和老阎自然也就认识了。老阎当时四十多岁，中等身材，镶着金牙，一年四季都戴着一顶褪色的军单帽。他抽烟，是一种自卷的烟，有时也用烟嘴。烟嘴是乳白色玉质地，看起来有了一些年头，据老阎后来告诉我，烟嘴是老辈人传下来的。
老阎是单身汉，没有结过婚。他到学校做校工之后就一个人住在食堂里，自己做饭洗衣和收拾家务，工资一个月二十五元人民币。在当时的小镇，这样的收入足以让当地百姓羡慕。
当时在学校居住的教职工有李校长一家、老阎和我家。平时没事的时候我总喜欢到老阎的房间里聊天，时间长了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老阎兄弟两人，均住在小镇上，都是农民。他的祖辈什么时候来到小镇，老阎自己也说不清。老阎解放前就参加了民兵，据说参加过淮海战役，是支前模范。解放后，上级领导认为他能力强、工作踏实，把他当干部苗子培养。当时的小镇还是乡政府所在地，老阎是乡里的民兵营长。按照他的自述，当年的他相当威风，手下有一百多名基干民兵，几十支步枪，还有两三挺马克沁姆机枪。他身上挎的是一支德国造盒子炮，走在街上，威风八面。用老阎自己的话说就是：那些“地富反坏”见到我个个低头哈腰，不敢用正眼瞧；年轻人见了羡慕，大姑娘小媳妇看见了都偷偷投来爱慕的眼光。
据小镇上熟悉老阎的人介绍，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阎当民兵营长的时候，从城里来的工作队中的一个姑娘喜欢上他，他对姑娘也很中意。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从那以后，老阎谢绝了所有热心人介绍对象的好意，一直单身至今。
我和老阎熟悉以后，也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他恋爱对象的事情。每当聊到此话题时，他似乎立即就陷入回忆之中，有时还会喃喃自语：“那个丫头长得雪白干净，心眼又好，又有文化……”有时候，他的眼里还闪现着泪光。每当此时，我只好改换话题和他聊其他的事情。后来，聊天时，我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以免再一次勾起他的伤心事。
老阎当民兵营长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率领的民兵配合政府做了大量“镇反”以及站岗放哨等工作，也在后来的治理淮河和兴修水利的工作中做出过贡献，上级准备培养他当乡干部。就在即将任命的时候，他却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只能住进医院做手术。手术并不成功，为此又几次住院医疗，时间长达一年多。入院治疗的这段时间让他错过了当乡领导的机会。由于患病的影响，他的身体也大不如前，已无法带领民兵进行正常训练，上级只好免去了他的民兵营长职务。这时，恰好乡政府被撤并，对人员进行分流，上级任命他到当地大队当副书记。当时的大队书记姓张，张姓是占小镇人口绝大多数的姓氏。在家族观念相当浓厚的沿淮平原上的乡村，老阎自然受到排挤和打压。“文革”初期，又被人诬陷遭到批斗，后被撤销职务，下派到生产队里当队长。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老阎无处申述，只好消极怠工，直到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已是“文革”末期，政治形势稍有改善。上级领导觉得老阎有冤屈，打算恢复他做大队干部，此时的老阎已经心灰意冷，谢绝了上级的好意。恰巧这个时候，小镇中学缺少一名校工，上级推荐了老阎，老阎也十分乐意，于是，他就成了小镇中学的校工，负责学校食堂，也负责上下课敲铃和校园内的安保。
老阎和师生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每天一清早，他就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紧接着就是生炉烧水，等到水烧开之后，陆续就有学生到来。离家稍远、中午带饭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把盛着午饭的饭盒放进蒸笼；也有的学生家庭困难，一般只带两个馒头甚至几个红薯当午饭，没有菜吃。老阎担任校工并了解有关情况后，就抽空在屋后的荒地上开垦出一片菜地，种了萝卜、辣椒和白菜，把这些菜腌制成咸菜，免费提供给家庭困难的学生。
我是和老阎接触最多的学生。放学以后，特别是放假期间，几乎天天碰面。他的肚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高兴的时候就讲他的光荣历史。只是很少提及他个人的恋爱情况，有时候无意中聊到这个话题，他也立即打住并改换话题。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他往往拿出烟嘴或自制的烟卷开始抽烟，一言不发。
他喜欢听民间鼓书艺人说唱“大鼓书”。只是平常忙于自己的工作没空去听，只要学校一放假，不论寒暑，他都会带上一个小马扎挤到人群的最前面认真听上半天，往往回来以后还要把他听得最精彩的部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大都是《隋唐演义》《小五义》《三侠五义》等。他也喜欢看电影，经常带着我走乡串镇赶场去看电影。他最喜欢看战争题材的电影，对里面的英雄人物赞赏不已，有时也会感叹，如果自己赶上那个年代也一定能成为一个英雄。
可能缘于他过去的经历，小镇上的人都高看他一眼，对他也相当尊重。有时候，邻里之间闹了纠纷，往往还会找他来调解。遇见这样的情况，他也当仁不让，耐心劝导，基本上都能够圆满解决。
小镇是沿淮广袤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村乡镇，偏僻而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相对保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在小镇几乎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许多青年男女即使暗中已经相恋，在公开以前也要请媒人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去男方或女方家里提亲。老阎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旗帜鲜明地支持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小镇上的一些青年男女知道老阎的为人和态度，就将他的房间变成了谈恋爱的场所。
有这样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小镇上有个外号叫“小白脸”的小伙子和老阎一个亲戚家的女孩谈恋爱，这门亲事遭到女方家长的强烈反对。最后，两人“私奔”到老阎的家里。他们双方的父母带着家族十几口人气势汹汹地涌来捉拿“人犯”。看到这个阵势，老阎搬出一只板凳往门口一坐，掏出烟嘴开始抽烟，看都不看众人一眼。僵持了一个多钟头后，其他人陆续散去，只剩下双方的父母。他把女方父母带到学校的办公室，经过半天的说服工作，女方父母终于松口妥协，同意由老阎充当“媒人”并“明媒正娶”，最终促成了这一对恋人的姻缘。
老阎尽管是个单身汉，生活却非常简朴节约，每个月除了买烟叶和油盐酱醋之外，几乎不乱花一分钱。每月二十五元的工资，最多用掉十元，余钱全部存入小镇上的信用社。信用社主任也是当地人，一次喝醉酒之后，就将老阎有六百多元存款的事泄露了出去。从此，老阎的家里来了许多前来借钱的人。借钱的人中有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也有自己的亲戚。对于这些人借钱的要求，老阎就是坚决不松口，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但老阎依然我行我素，其存折上的存款额仍然在不断增加，羡慕嫉妒恨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天，老阎匆匆到信用社将所有的存款悉数提出，第二天，又借了一辆自行车匆匆赶往城里，并且一去就是四五天。小镇上的人传说他新找了一个对象，进城是相亲和下聘礼去了。可是等老阎从城里回来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看见他娶新媳妇回家。小镇上的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这件事过去大约半年时间，恰逢暑假，老阎又要进城，我在假期中无事可做，在征得父母同意后，就和老阎一起骑车进城。进城后，老阎带着我转了几个弯到了一个宿舍楼的大门口。老阎让我在树荫下乘凉等着他，一个人提着沉甸甸的大包走进宿舍楼。大约半个小时的光景，老阎从楼里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中年妇女。那妇女看起来一幅大病初愈的样子，走路有些不稳，看到不远处站着的我之后就停下了脚步，扬起手和老阎告别。离开宿舍楼之后，老阎一直没有说话，在街上买了几件日用品就往回走。我们从涡河的渡轮上下来，推着车走上涡河北岸的大堤。在走上大堤顶部准备骑车离去的时候，老阎停下来回头望着城里的方向，仿佛在看久违的风景。
在回家的路上，他终于向我道出了他的秘密。那个中年妇女就是他曾经的恋人。他的恋人早已成家，丈夫是军人，在一年前的一次事故中去世了，家中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半年前，她得了重病需要做手术，急需用钱，得知消息的老阎就把他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交了手术费和住院费。此次来城里，主要是为了看望她。我问老阎：“现在她也是一个人了，你为什么不能和她重新组建家庭呢？”他看了看我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从城里回来后，老阎再没有和我聊起这件事，就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大约半年之后，我家搬离了小镇，去了遥远的城里，我和老阎从此分别了。
我家搬离小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老阎，也没有他的任何信息。二〇〇七年，我途经小镇，向熟人打听老阎的消息，这才知道，老阎早已不在中学当校工，住在距离镇子不远的养老院里。他仍然一个人，没有结婚。
我立即动身去看望他。到了养老院之后被告知，他到外地亲戚家去了，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只好留下手中的礼物，默默地离去。
我来到小镇中学的原址，这里已经找不到一点儿过去的影子。以前高高的庙台早已被推平，房屋几乎全被拆除，原址上建了一座基督教堂。当年的那口水井也被填埋了，曾经每一个夏天我和老阎都在树下乘凉聊天的大枣树也早已没有了踪影，那条曾经环绕中学四周、每到夏天就蛙声如潮的清亮的小河变成了臭水沟。
小镇的现状似乎已经不能唤起我美好的记忆。但是，许多年前，这里曾经有我的“忘年交”老阎，这里曾经遗留下难忘的故事，这里曾经有我少儿时的记忆以及不能忘却的岁月。
我还奢望什么呢？我只有祝福，只有祝愿，只有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