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办室”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简称。改革开放前，至少在一九七八年之前，它还是政府部门中的一个常设机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住在淮河左岸沿淮平原上的小镇张店时，我就知道了它的“大名”，也见识过它的威力。
在小镇人的意识中，有城镇户口的人被称为“公家人”。“公家人”在这里是备受尊敬和羡慕的人。我们一家在小镇上就被视为“公家人”。
我家刚搬到小镇时，住在小镇南头不远处的小学校里。学校离街道很近，只有大约七八十米的距离。逢年过节的时候，人流量会骤然增多，许多摊贩会把摊位一直摆到学校的门口。在教室里上课如果不关上窗子，各种吆喝和叫卖声就会传进来。
那个时候，对城镇户口居民粮油副食品等实行每月定量供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凭票才能买到。每个城镇户口居民每月定量供应大米或面粉二十七斤，豆油四两，逢年过节时会发一些肉票或其他副食品票。
这些定量的粮油对于我家来说根本不够，所以每个月我家都要从自由市场上买些粮、油以及副食品用以弥补不足。
在那个年代，“左”的思想和行为无处不在，“一大二公”是常挂在嘴边的名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一部分人看来，除了国家“统购统销”之外的一切市场行为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被割掉。
但是，百姓毕竟要吃饭，要生活下去，正因如此，各种公开半公开的买卖行为就在自由市场出现了。一些通情达理的基层领导知道这些情况的存在，一般情况下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如果风声紧，就派人突击检查一下，等风声过去后，就又恢复成往常的样子。
张店是一个偏僻的小镇，客流量很少，集市的贸易量也很小，公社对这个小镇基本上是网开一面，一年会有一两次检查，主要是应付上面。
一个逢大集的日子，父母带着我去粮食交易市场买杂粮。卖粮的商贩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农民，背着几十斤绿豆在交易市场上出售。父母看着新收的绿豆不错就决定买几斤。小贩用自带的杆秤将绿豆称好，正准备倒入我们的粮袋之时，忽然看到不远处街道上的人群骚动起来，一些商贩手忙脚乱地收拾摊档，还有一些商贩干脆丢下货品撒腿就跑。卖绿豆的小贩像受了惊吓一般，连钱都来不及收就背起粮袋仓皇逃去。我定睛一看，一群人从街道的南边一路跑来。他们都是精壮的小伙子，衣服袖子上戴着红袖箍，红袖箍上印着三个字：“打办室”。
“打办室”的人来到粮食交易市场后，一部分人继续追赶逃走的商贩，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打扫战场”。一个貌似小头目的年轻人向一位身材不高、穿着军便装干部模样的人汇报着什么。从身旁围观群众的嘀咕声中，我才知道这个干部模样的人就是公社新上任的“打办室”主任，名叫谢辉。
谢辉是谢家村人，谢家村就在张店东南四五里的地方。谢辉初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后来在部队提干，不久前从部队转业到公社当了“打办室”主任。
可能是多年在部队工作的缘故，谢辉政治敏感性很强。据说，他刚一上任，就发觉小镇“资本主义根子”比较深、“资本主义尾巴”也比较长，立即向上级立下军令状，要严厉打击小镇“投机倒把”行为，坚决割掉小镇“资本主义”的尾巴。这次行动就是谢辉亲自带领“打办室”人员开展的一次突击行动。
这次行动抓获了十几个粮贩，根据政策，粮食没收，粮贩们经过教育后释放。被抓获的十几个粮贩大部分接受了这个结果，但仍有几个人哭喊着不肯让“打办室”人员把粮食运走。在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这些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带来的粮食被没收运走。就在围观的人们以为一切到此为止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
就在“打办室”人员把“战利品”装上拖拉机准备运走的时候，一个刚刚哭闹不止、拒绝被收走粮食的妇女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一头撞向正要启动的拖拉机。顿时，这名妇女满头鲜血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原来，这名妇女的丈夫得了重病急需医治，家里又没有现钱，只好将家里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准备卖掉换些钱。万万没有想到粮食非但没有卖掉还要被没收充公，绝望之下，只好以死抗争。看到这个场景，了解事情原委的围观百姓被激怒了，将“打办室”人员和运粮食的拖拉机围了个水泄不通，也将谢辉围起来不让其离开。谢辉根本没有料到自己的“正义之举”会引发这个结果，为了平息众怒，他让手下人把受伤的妇女送去医院包扎的同时，还答应发还被扣的粮食。看到这样的结果，人们的怒火才得以平息。
谢辉的打击“投机倒把”行动给当地带来的影响很大。小镇的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十分萧条，除了卖蔬菜的小贩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商贩。小镇上的居民以及周边乡村百姓的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当地干部也有怨言。谢辉在老家的父母经常遭到不相识百姓的辱骂，他的一些亲戚还断绝了和他家的来往。有一次，谢辉的一位叫谢学赞的远房叔叔在喝醉酒后站在街上当众大声咒骂他。谢辉虽然不悦，也没有办法。
后来，又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谢辉的行为有了根本性转变。一天，谢辉正在冷冷清清的小镇街道上散步，一个老人——他战友的母亲拦住他并且跪在他的面前请他高抬贵手。老奶奶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盛的是自家老母鸡下的鸡蛋。她告诉谢辉，她只有卖了鸡蛋才能够给上学的孩子交书本费和学杂费，如果不让她卖鸡蛋，她只能让孙子辍学在家。谢辉听了战友母亲的哭诉，呆呆地站了很久，当天就撤回了“打办室”的人。小镇从此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逢集的日子，人们仍然能在小镇上看见谢辉。这时候的他独自一人，像一个普通的赶集人一样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偶尔还会询问市场中的百姓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以及交易情况。初期的时候，人们看见他还充满着恐惧和敌意，时间久了之后，百姓们感觉到谢辉的善意和友好，渐渐地在见到他时会向他展露出笑容并和气地称呼他“谢主任”。
谢辉和我父母也慢慢地熟悉了。有时候，谢辉在集市散了之后会到我家里坐一坐，随意聊聊天；有时候，也会留下来和我父亲喝点酒。喝得微醺的谢辉非常放松，话语也多了起来。一次，他喝得微醺后，悄声问我父亲：“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老百姓为什么还是这么穷？我们的政策究竟对不对？”听了此话，我父亲劝他在外面少说这样的话，还告诫他，如果真心实意对百姓好，就不要为难他们。
谢辉变了。他不仅对“投机倒把”行为睁一眼闭一眼，还在上级面前为小镇说好话。在谢辉的“关心”下，小镇从此平安无事。小镇上的百姓以及周边的人们也对谢辉刮目相看。见到谢辉不仅言语友好客气，还纷纷请谢辉到家里做客。如果小镇上的人家或者周边乡村的百姓家里有红白喜事，也会请谢辉到场，并且会把他安排在上座。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经常看见喝得微醺的谢辉从街道上晃晃悠悠地走过，不时有迎面过来的熟人和他打招呼。有时候还能听到他哼唱着革命现代京剧中的唱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
谢辉也曾受到上级的批评，主要原因就是打击“投击倒把”工作不力。但是，谢辉却一直稳坐在他的位置上。在一次酒后他才吐露实情，原来，当时县里的革委会主任曾是他在部队时的团长，两人私交甚好。因此，他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谢辉升任公社副书记，“打办室”主任换了新人。谢辉在新“打办室”主任上任的“接风宴”上借着酒劲对新主任“约法三章”，新“打办室”主任自然心知肚明。在谢辉的关照下，小镇的“资本主义尾巴”得以继续保留下去。
几年之后，我家搬离小镇时，谢辉前来送行。他祝我们顺利平安，我们也祝他一切顺利。我家离开小镇后，越走越远，有关小镇和谢辉的消息越来越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曾经的“打办室”主任。
许多年以来，我时时想起小镇的人们，也会想起谢辉。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也是有良知的人。正是他们的存在，那个暗哑和苦闷的时代才多了一份温暖，才有了一线希望。
有时候，我也在想，社会的进步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才有了发展的正能量，才有了发展的动力。
我家搬离小镇已经四十多年了，但小镇一直在我的心里，因为那里居住着一群善良的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是这个社会的良心。
我怀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