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村

文摘   社会   2024-10-20 08:00   北京  

远去的乡村

      我笔下的乡村不是今天的乡村而是远去的乡村,是停留在四十年前时光中的乡村。它位于淮河左岸,是沿淮平原上一个极其偏僻落后的村子。
       1974年春,我的父母带着我们一家人从已经居住了两年的小镇搬往一个名叫湖东的村子,当时叫湖东大队。实际上,小镇离湖东并不远,大约四、五公里的路程,在小镇的北面。尽管只有四、五公里,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却是并不方便的距离。那个时候,乡村间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连拖拉机也很少,自行车在当地也不多见,只有一些公社和大队干部才有自行车以供下乡使用。一条不宽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从小镇北头的中学曲曲折折通向湖东,因为是土路的缘故,路面高低不平,上面布满了拖拉机和牛车的车辙印。在一些比较低洼和松软的路段,还有牛蹄印和其他一些牲畜的足迹。如果赶上雨雪天,整条道路就会变得湿滑和泥泞不堪,不能通行任何车辆,甚至连步行都困难,穿着胶鞋也可能陷进黏性极强的烂泥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乡村里的百姓要走向外面的世界就必须沿着这条土路到达小镇,再到另一个比小镇大点的镇子,然后,再从这个稍大一点的镇子去往县城,从县城再前往市里。只是这个乡村里的百姓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到过市里,只有一些年龄稍长的人去过县城和市里,大部分百姓只去过小镇和公社所在地的稍大一点的镇子。这些百姓到镇上的目的主要是出售自家产的农副土特产品,或者购买家中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他们通常会在逢集的日子前去“赶集”,在晌午“散集”的时候回家。几乎所有“赶集”的人都是步行,肩上扛着或者手上提着各种物品,如果物品稍多,还会有人挑着担子。由于路况较差,一般情况下,从村子到小镇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当时的乡村几乎没有人能买起手表,富裕的农民家里会有个闹钟。人们赶集时往往根据太阳的高度来判断大概时间。当时,农民除了生产队的农活外,也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因此,无论“赶集”或者“散集”,他们在路上的步伐几乎都是慢腾腾的,很少看见快步疾走的人。路上的人绝大部分都彼此认识或熟悉,即使不认识或熟悉,也会是“熟脸”,大家在路上彼此碰到之后都会客气地打声招呼。
       那一年,这个叫湖东的乡村所在地小学因为没有“公办”教师,只有“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教学质量和水平都很差,在全县的教育评比中“垫底”而被点名批评。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上级主管部门就将我母亲调往这个学校加强师资力量。正是这个原因,我家搬到了这个叫湖东的村子。
       搬去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由于上学早的原因,我家搬到这里时,我已经上小学四年级。而这里农民家的孩子普遍上学较晚,和我同年级的孩子年龄一般都十二、三岁,个别孩子的年龄甚至达到十四、五岁。由于年龄比我大,而且他们普遍从小就帮助家长在田里劳动,所以身材比我高大而且壮实。他们的皮肤一般黑黝黝的,脸上总是带着朴实的笑容。

       这个乡村属于沿淮平原上比较闭塞的地方,很少有外来人口。我家搬来的时候,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住着几名从上海来的上山下乡知青,还有一个只有到夏末才会有人居住的烟叶收购点。当承载着我家全部家当的“架子车”(注:一种简单的人力车)到学校的时候,几乎全村人都来围观。可能他们听说我家不仅是从小镇搬来,还曾经住在遥远的城里——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站在不远处看着替我们搬家的学校教师将家里不多的几件家具摆放进房间,还对我家有几个书箱的书籍发出感慨,更对我家的一部台式收音机充满了好奇,只因为他们平常只能听到有线广播(俗称“大喇叭”),见过的收音机也只是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人见过比半导体大许多的台式收音机。他们还对我父亲戴的手表充满了好奇,纷纷凑到跟前一睹为快。可能是他们觉得我父母非常和善的缘故,我家搬来没几天,这些村民就纷纷过来走动,有的人还带着自留地里栽种的蔬菜和水果。更多的人会在晚饭后过来,只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谢绝进到家里去,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怕身上的尘土弄脏了屋子。他们来访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听收音机。由于他们不愿到房子里,每每这个时候,我父亲就会把收音机搬到屋门口,放在一张椅子上,把音量尽可能开大,以便让坐在门外远远近近的村民都能听得到。我父亲喜欢听“新闻联播”,但这些村民不喜欢。他们喜欢听戏——黄梅戏和泗州戏,也喜欢听相声。为了满足这些村民的心愿,几乎每一次我父亲都会反复选台,直到所有能选到的台都筛过一遍,在确认了没有这方面的节目后,他们方才告辞回家。当时住在不远处知青点上的上海知青剩下的已经不多,他们以前下工回到知青点后,通常将院门一关,一般不和当地百姓来往。我家搬来之后,这些知青不约而同造访我家。可能他们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很快就和我父母成了朋友,他们向我父母诉说他们的不幸和痛苦,也讲述他们的家事和个人的私事。

      我来到这个乡村是高兴的。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在乡村生活过,对乡村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特别是那些比我年龄大几岁的小伙伴们的口中有数不清我从来没听过的乡村见闻和趣事。这一切都是我在“小人书”中和书本上读不到的。他们口中的“鬼”故事既让我充满好奇又让我恐惧不已,曾经在一段时间,每每到了晚上,我一个人都不敢独自留在家里,或者去到村子里找别的孩子玩耍。那时候的我是相信有“鬼”的,因为我确实看见过“鬼火”(实际上是磷火)。我上初中以后才知道“鬼火”并不是“鬼”点的火。
      乡村里的孩子都很聪明,学习也非常刻苦,只是由于课余时间大多被家里的农活占用了,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加上学校师资力量十分薄弱,所以,他们学习的成绩受到很大影响。我母亲来了之后,加强了教学工作,几个班级同学的成绩都进步很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母亲在当地被尊称为“先生”。
     假期是我最快乐的日子,特别是暑假,可以和小伙伴们去钓鱼、游泳,四处去赶场看露天电影。去田野里四处闲逛时,经常可以看见野兔,我们还捉了许多只野兔,带回家后放在笼子中饲养。可惜这些在野外生活习惯的野兔根本不适应笼中的生活,一般仅几天时间就会死去。后来,我们就不再捉小野兔,而是看见它们后就撵着他们在田野中乱跑,这样的情景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记得。更有趣的是在田里挖田鼠洞。可能是偷吃粮食的缘故,这些田鼠一般都体形肥硕,它们在田地里挖洞,把偷来的粮食运进洞里以供小田鼠吃或越冬享用。田鼠洞非常复杂,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分清哪些是真正的主洞和副洞,这样才能够抓住田鼠。我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能手。他们在发现一个洞口之后很快就能够辨清主洞和副洞。堵上副洞,然后在主洞口点燃一些秸秆,待大量的烟进入洞里后,就在另外一个洞口等着,不大一会儿,就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许多只田鼠从洞口跑出来,然后在田野中四散奔逃,小伙伴们在后面穷追猛打,直到把那些逃跑的鼠辈们消灭干净才凯旋而归。如果带上工具还可以掘开这些鼠洞,找到它们的“粮仓”。“粮仓”里堆满了粮食。有些乡村百姓会专门掘鼠洞找这些“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村民来说,也是难得的“意外之财”。
       我也和小伙伴们在夏天的时候去拾麦穗和挖“半夏”(一种中药材),秋天的时候去田里拾红薯,再削成薯干,晒干后卖给粮站。有时候,一个假期的收获少则几元钱多则十几元钱,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是一笔巨资。
       这些小伙伴对乡村里的一切都如数家珍,但对于乡村外的世界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我就将我所知道的外面世界告诉他们。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非常安静地围拢在我的身边听我讲外面的世界。听完之后,还要向我问这问那,他们的问题有许多我根本回答不上来,我只能回去问父母,然后再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他们。他们知道后再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的小伙伴。渐渐地,我也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只要一有空,他们就会央求我讲更多的外面的事情给他们听,只可惜由于我知道的也不多,面对他们的央求我只能东拉西扯。后来,我干脆把我的小人书借给他们看,他们如获至宝,总是抓紧时间很快阅读完毕,然后再找我换借其他的图书。

      我和同年级的名叫崔海波、崔海光、崔海兰、年秀芝等同学相处得非常好,经常一起温习功课,也一起出去玩,甚至到处赶场看露天电影。我所知道的许多乡村里的事情都是他们告诉我,我也把我知道的乡村外的世界告诉他们。我们成了几乎无话不说的朋友。
       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一出生就生活在这个乡村里,除了到过小镇和那个比小镇大一点的镇子赶集外,没有到过其他的地方。其实在这个村子正东三、四公里外的地方就是纵观南北的京沪铁路。天气晴好的日子,可以辨认出是货车还是客车,也能听到火车的鸣叫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到过铁道旁边近距离看过火车。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看着远处的火车问我:“这些火车躺着都能跑这么快,如果站起来是不是能跑得更快?”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无法回答,看到他们失望的表情,我鼓足勇气拉住他们的手大声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带你们坐火车到北京去玩。”他们可能被我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完后都认真地点着头。我也在心里发誓,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一定带着他们坐火车到北京。
      1976年春,我家搬离这个叫湖东的村子回到小镇。我的这几个同学也和我一起到小镇北头的中学读初中,我们延续着友谊,我也牢记着我的承诺。
      1979年,我家搬离小镇,而我的几个好朋友则由于家庭的原因全部在初中毕业后回家乡务农。起初,我们还保持着通信联系,随着我家越搬越远,加上这些同学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可以告诉我,通信越来越少,以至于终于失去了联系。
我则在搬离小镇后一直没有机会回过那个乡村。
      2007年春,我专门开车前往这个我无数次梦牵的乡村。一切都变了,我家曾经居住的房子早已荒废,学校旁边曾经在夏季时蛙声如潮的河塘变成了臭水沟,里面泛着难闻的气味。那个我和小伙伴们曾经在夏天游泳的荷塘正被填埋。曾经人口繁盛的村子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一些老人看到我这个远方来客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当他们听到我说出我父母的名字时,他们依然能够记得在他们这里工作过的“先生”。我向他们打听那几个同学的情况,他们大都只知道村里人的“小名”,对于“大名”(学名)则对不上号。只是告诉我,村子里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去了,有的则早已搬离了村子。
     听到这一切,我呆呆地站在即将消失的荷塘边,向着村子的方向望去,村子里静悄悄的,好像睡熟了一样。
      “我曾经的小伙伴们,你们在哪里?”我从心中默念着那些熟悉的名字,“你们还记得我当初的承诺吗?”
      我凝望着空荡荡的村子,内心充满了愧疚。我是一个失诺的人,我还没有践行儿时的诺言。今天,我来了,却再也找不到熟悉的身影。
      一阵轻风吹来,凉凉的,带着麦苗的清香。天空是湛蓝的,偶尔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从空中飞过。
      这个我曾经生活过的乡村正在远去,在我的记忆中也越来越远。这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乡村,因为我的同学们离开了,我曾经的小伙伴们走了;还有,那个曾经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无比美好的乡村也已经走远了。
      想到这一切,我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湿润了,终于,眼泪溢出眼眶,顺着脸颊滴落在曾经熟悉的这块土地……
      时间将一切都带走了,似乎不愿意给我留下一点痕迹。我转过身向远处走去,村子在身后越来越远,当我再一次将目光望向村子的时候,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剩下覆盖着绿色的无垠大地。


作家肖江的园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知名学者。从中学时代开始写作,一直笔耕不辍,作品散见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先后出版诗集《我心依旧》、《青春的和弦》、《与春天同行》和散文集《倾听花开的声音》等,曾获得冰心散文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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