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名词离今天的人们已经十分遥远，也变得越来越陌生，比如“狗腿子”这个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于“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的“武斗”和“串联”行为已经停止。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调并没有发生变化。有线广播和收音机里每天都在播放措辞激烈的文章，“批林批孔”运动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阶段，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五类分子”仍然是群众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
沿淮平原上这个偏僻的乡村小镇也同样处于这个阶段。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恰逢小镇大集。我正跟着父母去买菜，刚走到街道的中段，突然听到一阵喧闹声，站住脚定睛一看，从街道的北头涌过来一支队伍。队伍主要由民兵组成，他们身背长枪，袖筒上戴着红袖箍。他们一字排开往前走着，在他们的前面低头弯腰走着的几个人被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纸板做的牌子。那时候，我刚上小学，已经认识一些字。这些人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的上方写着他们的罪名，名字都被打上红叉。其中一个人大约五十多岁，身材不高。可能是牌子太大太重，他几乎整个头部和上半身都弯了下来，以至于牌子不断碰到他的膝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站在他后面的民兵不时抓住他散乱的头发，把他的头一次次强拉起来。他的头抬起来的时候让我也看到了被打红叉的名字：张新恒。但他牌子上的“罪名”却让当时的我大惑不解，上面写的是：“狗腿子”。我不理解“狗腿子”是什么意思，就小声问母亲，母亲用眼神告诉我不要作声。回家以后，我暗自想了很久仍然想不明白。那个时候我家里养了一只狗，它是一只普通的土狗，不像今天许多人家养的宠物狗，不需要专门的狗粮，也不需要宠养。这只狗是我的“好朋友”，几乎每天都和我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和坏人坏事联系在一起。直到有一天看一部电影，电影里的一个坏人也被人称为“狗腿子”，这时，母亲才告诉我，所谓“狗腿子”就是协助坏人做坏事的人，也就是“坏人的帮凶或随从”。听了这个解释，我似懂非懂地记住了这个名词。
一个春天的周末，我在路上遇见了那个曾经被挂着“狗腿子”牌子游街的“坏人”张新恒。他见到我，微笑着跟我打招呼，还要把他刚做好的柳笛送给我。我迟疑着不敢伸手去接，他看到我迟疑的样子便硬生生地把柳笛放进了我的口袋。我忽然想起了电影中“狗腿子”的所作所为，赶紧把柳笛从口袋里掏出来扔在地上，一溜烟地跑了。跑出去一段距离之后才停住脚步回头望去，张新恒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弯腰拾起地上的柳笛蹒跚离去。
后来，我又多次在路上或集市上遇见过张新恒，他仍然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有时候还会和与我同行的父母聊上几句。时间久了，在我的脑海中，他和蔼的样子和电影中以及文学作品里的“狗腿子”形象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一次，我去小伙伴周玉喜家玩，恰好遇见张新恒也在他家。张新恒来找老陈做衣服。张新恒离开后，我小心地问老陈：“他是坏人吗？”老陈看着我迟疑地回答：“他是被冤枉的，他是一个好人！”听了老陈的话，我不禁更加疑惑，在我的央求下，老陈讲述了关于张新恒的往事。
张新恒尚是少年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他由叔叔抚养长大。张新恒读过两年私塾，认识一些字，本人也机灵聪明，从小就跟着在小镇上做“行佑”的叔叔做生意。十六七岁就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在十里八乡享有较好的名声。
日本人来的时候，需要在当地成立“维持会”。地方上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便推荐张新恒去当差，张新恒推辞不掉只好应下这个差使。年少轻狂的张新恒在当上“维持会”保长之后，身上挎着盒子枪，走乡串镇，负责催粮、派工、收税等，只是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相反，由于张新恒能说会道，头脑机灵，在日本人面前巧妙周旋，免去了小镇和四邻八乡百姓的诸多麻烦。正因为如此，张新恒在小镇百姓的眼中是一个口碑不错的人。
在日本人占据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也来到小镇周边开展抗日斗争。当地新四军的领导在了解张新恒的个人情况后，也找到他希望他能积极支持新四军的抗日工作。张新恒也暗中为新四军筹款、筹粮，一度要被新四军发展成为地下党员。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军占领了小镇，新四军奉命暂时撤离。国民党军来了之后，仍然任命张新恒为小镇的保长，张新恒也为国民党军做了一些事情。在他当国民党保长的同时，仍然暗中为新四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张新恒可谓八面玲珑，红极一时。淮海战役的时候，张新恒还为解放军筹措了不少粮草。在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的时候，曾有解放军的领导想让他参军负责部队后勤供应工作，但是，故土难离的张新恒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也为他日后的坎坷命运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八年之后，张新恒开始做回自己的老本行，到牲畜交易市场做“行佑”，过了两年平静的生活。抗美援朝开始后，特别是“镇反”运动开始后，张新恒的命运开始逆转。他曾经为日本人做事的经历被人揭发出来，尽管没有做“汉奸”头子，但毕竟为日本人和国民党做过事情。虽然也为新四军以及后来的解放军做过一些好事，却没有具体的人证和文字证明，因此，“狗腿子”的帽子就结结实实地戴在了他的头上。
戴着“狗腿子”帽子的张新恒每逢运动必被拉去批斗，游街示众成了家常便饭。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最终离他而去。他没有后代，叔叔也和他划清了界限，将他从家里赶了出来，他只好住进了生产队仓库旁边的杂房里。听了有关张新恒的往事，我大吃一惊，不禁对他的境遇报以深深的同情。
我家搬来小镇的时候，张新恒仍旧住在生产队仓库旁边的堆放农具的杂房里。房子在小镇的东面，和小镇隔着一个河塘。每当逢集的日子，张新恒都会到牲畜交易市场去。尽管其因“狗腿子”的身份不能继续当“行佑”，但当地的百姓仍然十分信任他，一般都请他在买卖牲畜时“掌眼”，生意成交之后，会给他一点儿小钱，他则靠着这点收入维持生计。
张新恒没事的时候喜欢拉二胡。每到夏季的夜晚，就会有二胡的声音从河塘边场院的柳树下传来。他拉得最多的曲子是《二泉映月》，偶尔也会有不知名的曲调传来，哀怨低沉，如泣如诉。
和张新恒熟悉之后，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去他住的地方听他讲故事。他讲述的都是古代的侠义故事。他讲故事的时候十分投入，似乎他本人就是故事中的一员。他在讲这些故事时，身心是放松的，也是快乐的。他和故事中的人物一起悲喜，一起行走天下，一起扶危济困，一起除暴安良。有时候，我们想让他说说他自己的故事，他总是闭口不谈。或许，这会勾起他伤心的往事，是他流血的伤口。每当此时，看到沉默不语的他，我的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又是一年的春天，我家将要搬离小镇去往遥远的城里。一天早晨，我跑到张新恒住的地方，敲开他的房门，告诉他，我家要搬走了。他微笑着说着祝福的话，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话语。我请他再给我做一个新的柳笛，他高兴地答应了。柳笛很快就做好了，他比画着教我如何吹，我按照他的示范，柳笛终于发出悠扬的声音。多么美妙的声音！在我心里，这是春天里最美的声音！
离开小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张新恒。如果他现在仍然健在的话，差不多是百岁老人了。我家搬离小镇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氛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张新恒也应该能够安享晚年了吧！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会时时想起小镇上的人们，也会想起“狗腿子”张新恒。在我的眼中，他们都是好人，也是善良的人。我从心底祝愿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那个柳笛我一直收藏着，尽管它已经变了颜色，也早已发不出声音，但我知道，它的身体里蕴藏着春天和春天的音符，也能够带给善良的人们欢乐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