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的沿淮平原上一直有这样的习惯，百姓一般称呼教师和医生为“先生”；此外，对一些以占卜、算命、风水等为职业的人士也称之为“先生”。这或许缘于最底层的民众对从事这些职业人士的尊重。当地百姓在称呼“先生”时，可能是口音的缘故，发的音是“xuān sheng”而不是“xiān sheng”。
苗先生不是教师也不是医生，自然就是属于后一类的人。
苗先生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妇女——一个生活在沿淮平原偏僻乡村的乡村妇女。
我认识苗先生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的叔叔住在张店小镇东面不远的村子里，是一名“赤脚医生”。暑假的时候，我到叔叔家度暑假，就在叔叔的卫生所里认识了苗先生。
苗先生叫什么名字，村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叫她苗先生。就连她到叔叔的诊所看病，病历和装药的袋子上写的也是“苗先生”。
叔叔的卫生所就在自己住房的隔壁，只是两间土坯房，不过，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农村卫生所了。
一天，我正在叔叔的诊所里和堂弟们一起玩，从门外进来一个妇女。她佝偻着腰，慢慢地跨过门槛，和叔叔打招呼；看见我后，可能觉得面生，就向我叔叔打听，在得到答复后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叔叔也向我介绍道，这是村西头的苗先生。我打量着苗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淮乡村的妇女，五十多岁，穿着黑色的大襟褂子，头发盘在脑后，用一根银簪别着，满脸的慈祥。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的右手大拇指的外侧还长着一根手指，只是不长也不能活动。
苗先生来诊所找我叔叔是因为她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想请叔叔给她针灸。经过一番针灸后，苗先生的头痛状况得到明显缓解，面部的表情也轻松许多。叔叔没有收她的钱，苗先生言谢后，整理一下衣服，就走出诊所，向她家的方向走去。
苗先生的家离叔叔的家只有七八十米远。村子并不大，东西走向一家挨着一家，一般都是门朝南开。苗先生的家和绝大部分人家并不在一排，而是孤零零地在一户人家的对面不远处，只是两间土坯房，门朝北开。
望着苗先生的背影，叔叔向我简单介绍道，苗先生不是本地人，解放前从外地迁移过来，丈夫很久之前就去世了，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也早已嫁到外地。在当地，像苗先生这样的情况被称为“绝户”（即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意思），因此，苗先生被当成“五保户”对待，由生产大队提供口粮，也有自己的自留地。时间长了之后，听村里年长一些的人议论，称苗先生的“当家的”（指丈夫）是个“人物”，解放前在周边十里八村有些名望。据说，日据时期的一个秋天，当地几个村子被日本人征用的军粮在运往日军据点的途中被土匪劫走，土匪派人传话，要人带着现金去赎回。如果不去赎回这些军粮，日本人会怀疑当地百姓故意和土匪串通“抗粮”不缴，后果不堪设想。只是由谁把赎金送去，却一时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主要原因，一是害怕土匪的残暴，二是送赎金的人也要是日本人信任的人。最后，大家想到了苗先生的丈夫。苗先生的丈夫在当地百姓中有一定声望，而他的拜把子兄弟又在日本人据点里当伪军队长，所以他是最佳人选。苗先生的丈夫也表示愿意临危受命带人前往。两天后，“军粮”一粒不少地被运回，苗先生的丈夫却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回来。据同去的人说，土匪头子敬佩苗先生丈夫的义气和胆量，要其他人先回，单独留下他一起喝顿酒，喝完酒再派人送回家。几天过去了，苗先生的丈夫仍然没有回来。苗先生急了，央求一个胆大的村民去土匪处打听情况，才知道她丈夫当晚喝完酒后就连夜回来了。土匪头子为了表明自己光明磊落和言而有信，还派出大批喽啰沿着回去的路线寻找，一连几天仍然一无所获。苗先生听到丈夫失踪的消息后一病不起，高烧数日不退，胡话不断。几日后的早晨，苗先生突然从昏睡中醒来，让只有几岁的女儿将村里“有头有脸”的人请到家中，声称她的丈夫托梦给她，让去接他；并声称她的丈夫就在村子东南不到十里的湖里，甚至说出了具体位置。苗先生所说的“湖”实际上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沼泽或者湿地。尽管人们不信苗先生的话，认为她被高烧“烧糊涂”了，但是考虑到她的丈夫是为了大伙儿的事情才失踪的，所以就派人按照苗先生“指引”的方向和路线前去寻找。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几乎就在苗先生所说的地方，人们找到了她丈夫的遗体和陷入泥沼被淹死的骡子。后来人们推测，可能是苗先生的丈夫喝完酒后，为了能够早一点儿到家，选择了一条从“湖”区穿过的近路，没想到失足陷入泥沼，送了命。
丧夫的苗先生从此在百姓眼中变得神神叨叨，经常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加之她“非寻常人”（指她有六指），又结合她大病一场后对她丈夫遇难地的准确预测，当地百姓从那时起开始称呼她为“苗先生”。
苗先生并不像一般江湖术士那样到处走乡串镇，她只待在家里。周边的百姓如果有事就去家中找她，然后她就在家中给人“排忧解难”或“指点迷津”。苗先生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她既不需要生辰八字，也不用易经八卦。她就是在香炉里点上一炷香，然后点上一根纸烟，将纸烟立在香案上后，口中开始念念有词，一般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后，就会将结果告诉来人。据说，她的功力不错，经常有人来请她“帮忙”。她作法事的时候会关上房门，不让其他人进入。我之所以知晓上述的一切，缘于我的顽皮。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竟然用两毛钱的“大价钱”哄骗一个小朋友在苗先生的床下躲了几个小时才得知“真相”。
一九四九年后，“破四旧，立四新”，苗先生被公社“请”去“学习班”，从此以后，苗先生的活动转入地下，周边的百姓只能选在晚上来找苗先生。“文革”初期，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将苗先生绑去游街示众，并且将其家里的一干迷信用具全部砸烂，从此苗先生失业了，只好转行做了“接生婆”。
在当时的沿淮乡村，百姓家生孩子一般不去医院，除非出现难产等。由于乡村的交通和通信都十分落后，等到需要找接生婆的时候，基本上孕妇已经快要临产了。
苗先生做了接生婆后，非常尽心尽力，随叫随到；有时候，夜半三更有人前去求助，她也是没有一句怨言，立即收拾停当踏着夜色前去。可能是天意，苗先生在多年的“接生”过程中，没有出现过一例死婴或伤残事故，大都非常顺利。久而久之，百姓认为她有神仙相助，所以每当一个新生儿出生之后，添丁或添女的人家都会给她送上一份比较厚重的礼物。实际上，所谓“厚重的礼物”也就是一筐染成红色的鸡蛋和一篮子“馓子”（一种油炸食品），很少有现金收入。
我认识苗先生后，她多次邀请我去她家玩。她的家有两间房，房间里只有一个小窗户，而且被旧报纸糊上了；加上门朝北，房间里较暗。家里除了有一张老式的木床之外，还有粮缸和一些老旧的木头箱子；厨房也在屋里，只是烟囱在外面。可能是长期缺乏光照的原因，屋里有一股潮湿和发霉的味道。我每次到她家里，她总是像变戏法一样从某个地方拿出一两枚红鸡蛋给我吃，这些煮熟的红鸡蛋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难忘的美味，让我许多年后依然记得当初的味道。
我认识苗先生时已是“文革”后期，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近尾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找苗先生占卜算命的人又多了起来。这些人中不仅有普通百姓，还有基层干部，他们将自己的苦闷和不解向苗先生倾诉，希望她能够“指点迷津”。苗先生的香炉早已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砸烂扔掉了，这个时候，在香炉中焚香的程序就被省略了，但她仍然会点燃一支纸烟，立在床头柜上。在袅袅的烟雾中，苗先生用自己的语言为来人答疑解惑和指点迷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人走进她的家，出来时已满脸疏朗、神情轻松。我对此十分不解，对于尚是孩童的我，苗先生从不多说什么。有时候，她会说，你长大就懂了。
我叔叔对苗先生非常照顾，一般小病小痛都不收她的钱。苗先生非常感激，只要有空，她就会到叔叔的诊所坐上一会儿和叔叔聊聊天。
苗先生的女儿据说嫁到了很远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女儿，据叔叔说，他也只见过一两次。我上初中之后，多读了一些杂书，可能是有了一点儿见识，让我对苗先生有了更多的认识。特别当我亲历和目睹了一件事情之后，让我对苗先生又多了一份钦佩。
一个暑假的午后，我正在叔叔诊所里听苗先生和叔叔聊天，突然看见几个人抬着一个年轻女人从门外进来。原来，这个年轻女人因为精神问题想不开喝了农药自杀。叔叔给这个女人做了洗胃和其他救护措施。可是，这个女子被抢救过来后，第二天又吃安眠药自杀，幸亏家人及时发现，再一次送来诊所。被抬到诊所的女人拒绝一切抢救措施，局面一度僵持。站在一旁的苗先生看到这种状况后，对这个女子的家人说，把她交给我吧，如果出什么意外由我负责。这个女子的家人对苗先生也早有耳闻，但还是有些担心，一时犹豫不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其它办法，只好同意将妇女交给苗先生。苗先生吩咐女子的家人将女子抬到她家中的床上，然后就将其家人请出房间，关上门后，开始了她的“治疗”。两天后，该女子走出苗先生的家，一切已恢复正常。面对送出家门的苗先生，女子长跪在地，给苗先生叩了三个头后离去。后来，听村上的人说，这个女子回家后一切如常，变得更加贤淑懂礼，也变得更加勤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苗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叔叔到城里看我，提起苗先生，叔叔说苗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有时候她和叔叔闲聊时，还记得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叔叔到北京来探望我，闲谈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苗先生，就向叔叔打听她的情况，叔叔沉默了几秒钟后说，一年前她死了。原来，一年多前苗先生感觉身体不适，就去找叔叔看病，叔叔诊断后亲自陪她到城里的大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癌症晚期。叔叔本来想瞒着苗先生，可是她还是知道了。回到家后的苗先生平静地将后事安排好后，亲自步行到镇上，买了酒、肉和菜，回到家后，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将曾经帮助过她的人请到家中吃饭喝酒，从不饮酒的苗先生也喝了几杯。酒宴散去，苗先生将一切收拾停当后，悬梁自尽。听了叔叔的讲述，我和叔叔双双陷入了沉默，仿佛空气凝固了一般。
二〇〇七年春，我特地拜访了曾经生活过的小镇，顺道去看望叔叔。叔叔的新家搬离了原址，苗先生的房子则早已坍塌，原址上光秃秃的，连一棵树都没有。今年清明前夕，我借出差的机会去村里看望叔叔，看到原来人口稠密的村子已经少见行人几乎沦为“空心村”，只有一些老人、孩子和年迈的妇女还生活在村子里。
苗先生的坟就在东南湖的一处麦田里，矮小，没有墓碑。据说，苗先生去世后，每年的清明节都有一个妇女到苗先生坟前烧纸祭奠。我沿着田间小路向着苗先生坟茔的方向慢慢走去。春天的沿淮平原上，葱绿的麦苗随风发出飒飒的声响。我看见，在低矮的苗先生的坟前，一个由油菜花和其它野花编织的花环被放置在一棵刚刚种下的柏树的旁边。花环上的小花依然鲜活，在春风中摇曳着身体，似乎要对着春天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