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淮河左岸沿淮平原上众多的乡镇一样，小镇张店民风淳朴，热情友善。小镇上的百姓也和千百年来的中国百姓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惧官。
小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最大的官就是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后来，乡被撤并，只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书记就是官。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小镇自清末民初开始就是周边十里八乡的商贸农副产品集散地。解放后，政府在小镇设立了一些商业和派出机构，如供销社、食品站、卫生院、农信社等。当地人称政府公职人员为“公家人”。当地百姓对“公家人”一般会高看一眼，也比较尊重。
在小镇上工作的公职人员都是一般办事员，基本上没有级别，俗称一般干部。有的就是普通工人，没有干部身份。“文革”期间，也有少数原先有级别的干部被“发配”到小镇，只是当时已经被贬成一般干部，而不再是领导。但小镇上的百姓对这些人也和他们对待其他干部一样予以尊重，包括被“发配”的干部。他们在称呼这些人时，都喜欢带上官称，尽管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级别”是什么。这些官称实际上就是当地百姓的“尊称”。例如，他们称呼供销社里唯一的售货员为“主任”，称呼食品站唯一的杀猪匠为“站长”，称呼卫生院的主治医生为“院长”，称呼农信社的办事员为“行长”。总之，他们用自己所能想到的“官称”来称呼这些“公家人”。时至今日，小镇民风依然如此。
小镇以及周边乡镇主要以农业为主，经济落后。那个年代，老百姓普遍贫穷，一年忙到头也仅能喂饱肚子，一般没有闲钱存信用社。有的人家饲养了一些家畜，卖了之后会有一些收入，暂时不用，会将钱存进信用社，以备将来家里盖房、嫁女、娶媳、治病之用。因此，农信社平常冷冷清清，每临逢集的日子，也只有不多的几笔业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家刚搬来小镇的时候，农信社里只有一名老职工，当地百姓都叫他“杨行长”。杨行长当时五十多岁，口音不是本地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秋冬时节总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里面穿着干部装。平常沉默寡言，表情也比较严肃。初期的时候，他住在几公里之外的公社所在地，小镇逢集的日子，才骑车过来上班，后来才住在小镇上。
时间久了，听小镇的人说，杨行长以前是省银行的行长，“文革”中遭到批斗，被撤职发配到小镇。后来，杨行长和我父母熟悉了，经常到我家喝茶聊天。我慢慢地从父母那里得知，“文革”前杨行长在省人民银行工作。解放前，他曾经是潜伏在南京国民党机构中的“地工”。解放前夕，其上线和下线均被捕牺牲，只剩下他一个人捱到了解放。解放后，经组织上内查外调，证明其没有被捕叛变，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上将他安排在人民银行工作，后来还担任过省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文革”中，他遭到造反派揪斗，最终被打成叛徒并关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被发配到小镇。
杨行长的家人都在省城，他一个人在镇子上工作和生活，思想上负担很重，身体也不好，各种困难可想而知。当地的百姓对他非常同情，认为他是被冤枉的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尽力照顾他。
到小镇工作后，杨行长除了在思想上比较苦闷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受很大委屈。县里和公社的领导对他也十分同情，没有另眼相看。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逢年过节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学校里还曾经请杨行长来作过报告。
大约一九七五年前后，杨行长终于离开小镇，被调到县里工作。尽管没有调回省城，毕竟县城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比小镇要好，所以大家还是觉得杨行长这次调动可喜可贺。杨行长临行前，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请去喝送行酒。当时，我家已经搬离小镇去了更偏僻的乡村，我没有看到送行的场面。据说，从不饮酒的杨行长喝多了。喝多的杨行长突然大哭起来，送行的人们劝了很久才让他安静下来。送行酒会只能到此结束，杨行长在大家沉默的目光中远去。
一九七六年春，我家搬回小镇，暂住在小镇北头的中学里。从街道的北头去南头买菜都要经过农信社的门口。杨行长走后，又来了新的办事人员接替他。新办事员叫王元勤，老家就在离小镇不远的马林村。王元勤是个瘦高个儿，戴着眼镜。后来我才知道在小学读书时，一个叫王桂芳的女同学就是他的女儿。
王元勤以前在公社所在地的农信社工作，杨行长调走之后，他就被调来小镇接替杨行长。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在家乡务农。小镇上的信用社不忙，他每天下班之后可以回家帮助妻子做些家务，农忙的时候还可以帮助家里夏收、夏种以及秋收等。逢集的日子，他要按时上班和下班，不管有没有存取款的工作，都必须坚守在岗位上。因为信用社只有他一个办事人员。
尽管要兼顾家里的事情，王元勤的工作却没有一点儿耽搁。他做事非常认真负责，对来信用社存取款的人也非常热情。在当时的小镇以及周边乡村，教育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百姓接受正规教育的比例很低，文盲比较多，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一些百姓揣着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到信用社存款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计算利息，甚至不清楚什么是活期和定期。王元勤遇到这些储户时会给他们热情讲解并问清楚情况，不仅负责把存单填妥，还会根据百姓将来用钱的时间帮助储户确定合理的存款时限，还把存款到期时的利息计算出来告诉给储户。
时间长了，小镇上的居民和周边乡村的百姓都非常信任他。有时候，存单到期，而存款人家里比较忙，就捎信来让王元勤帮忙续期或取出。遇到这种情况，王元勤遵照程序和要求办好一切手续，待散集之后，就会骑上自行车到当事人家中送款并补办手续。尽管给自己的工作添了许多麻烦，却方便了四方百姓。百姓对王元勤也更加尊重，称呼也从最初的“老王”变成了“王股长”，最后变为“王行长”。
开始叫“王行长”的时候，王元勤会立即予以纠正。但是时间长了，他也就接受了这个“官称”，成了小镇信用社的“行长”。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元勤到小镇信用社工作两年后的一天，他的女儿在学校操场上打篮球时突然觉得腿部不适，家人初期并未重视，只是到小镇卫生院简单诊断了一下，医生也认为没有大事，只要热敷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一个多月后，疼痛仍然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王元勤只好请假带女儿到县医院诊疗。县医院初步诊断后，建议去市里大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出来后，王元勤一下子呆住了。诊断结果是骨癌，并且属于晚期。面对这样的结果，欲哭无泪的王元勤只好将女儿从医院里接回家。将女儿从医院里接回来后，他除了上班外，就是带着女儿到周边各地遍寻中医偏方，希望中医能够带来奇迹挽救女儿的生命。
祸不单行，就在王元勤带着女儿四处求医问药的时候，小镇农信社出了事情：农信社被盗了。当时的小镇农信社设施非常简陋，没有保险柜，甚至连铁皮柜都没有，只有两个木柜子和两张办公桌。窃贼轻而易举进入农信社，撬开办公桌的抽屉，偷走了未来得及入库的两三百元钱。尽管被盗的钱款数目不大，但是影响却比较大。上级认为是王元勤工作不力，造成国家财产受损，必须严肃处理。最初的处理决定是开除公职。当地的百姓知道这个情况后，纷纷为王元勤抱不平。他们串联了几百人给县里的领导上了“陈情书”。在“陈情书”后的空白页上有几百人按了手印。
上级领导看到“陈情书”，派人了解了有关情况后，也对王元勤的情况深表同情。最终，给予王元勤“开除留用”的处分。
就在王元勤接到处分通知几天后，他的女儿去世了。经过此番打击，王元勤一下子老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话也比以前少了。逢集的日子，他仍然会很早到达信用社，打扫卫生，将办公室收拾停当，开始自己的工作。
我父母在王元勤来小镇工作时就和他熟识了。有时候，王元勤下班的时候也会到我家里坐一坐聊聊天。王元勤受到处理和遭受丧女之痛后，我父母多次到信用社看望他，还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经常宽慰和开导他，希望他保重身体。
半年后，入室盗窃的小偷被抓住，盗走的钱款被如数追回，上级撤销了对他的处分，王元勤重又成为信用社的“行长”。小镇上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买了许多鞭炮在信用社门口燃放，并且为王元勤在小镇饭店摆了丰盛的酒席。我父亲带着我出席了这次酒宴。我看到在人们的恭喜声中，王元勤一次又一次用颤抖的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中流出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时，王元勤仍然一个人在小镇信用社工作。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呼他“行长”。
离开小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元勤。几年前，我途经小镇，曾向我儿时的小伙伴打听王元勤的近况。得知他早已经退休，仍然住在离小镇不远的村子里。他曾经工作的信用社已经更名为“农村商业银行”。
许多年过去了，在时间的河流里，我遇见了许多的人和事，也淡忘了许多的人和事。但我仍然会常常想起小镇，想起小镇上的人们。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人，也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与那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组成了当时的社会。他们用他们的言行影响着社会，改造着社会，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想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