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河左岸沿淮平原上的乡村有这样一种习俗，孩子出生之后，一般会根据家人的喜好或者愿望给孩子起个“小名”，等到长大后（七八岁以后或者上学的时候），由家中的长辈或者当地有文化的人（如私塾先生）按照其在家族中的班辈再取一个“大名”（也叫学名）。
一九四九年之后，或许是国家施行义务教育的缘故，一般人家会在孩子上小学时由家长或身边有文化的长辈起个“大名”；也有孩子在上小学时，由学校的老师根据其在家族中的班辈或个人情况起个“大名”。这种习俗在今天的沿淮乡村仍然流行。
记忆中，我儿时的第一个玩伴“大名”叫周玉喜。和他认识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他上小学一年级，“大名”刚刚起好，所以许多人仍然叫他的“小名”。他的“小名”叫“大瓜”。我不知道为何他的父母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小名”，也不好意思冒昧地去问，就随着大家一起叫，时间稍长就习惯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周玉喜家离小学只有七八十米远，在小镇的最南端。他的母亲是个裁缝，在小镇上有一个裁缝铺。他父亲在小镇供销社工作，专卖布匹和鞋子等日用品。家里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老五。他比我大几岁。在当时的沿淮乡村，孩子一般都上学较晚，八九岁甚至十多岁上学是寻常的事情。
他最早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有许多小人书，这一点足以让我着迷。我记得从他那里借读的第一本小人书是《红色娘子军》，后来又陆陆续续看了上百本各种内容的小人书。而我尤为喜欢战争题材的。这些小人书让刚刚懂事的我喜欢上了文学，也开启了我的读书生活。
周玉喜母亲以前属于城镇手工业者，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全家由城镇户口变成了地道的农村户口。他家在乡下有自留地，他大哥、二哥和三哥在农村劳动。他三哥叫周玉刚，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也曾短时间到小镇的中学当了一年多的代课教师，好像教生物课。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省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安徽省农业厅工作。
周玉喜和其他乡村里的孩子略有不同。尽管在老家有房屋和自留地，却并不住在乡下，一般也不下田劳动。农活基本上由他大哥和二哥承包，他只在节假日回乡帮帮忙。平日里，他就和父母住在小镇上，课余时间帮助父母干点杂活。他的母亲姓陈，小镇上的人都叫她老陈。老陈精明能干，口才极好，头脑反应非常敏捷。我认识老陈不久就把她和电影《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作了比较，觉得老陈的机智和口才丝毫不输阿庆嫂。他的父亲姓周，小镇上的人都叫他老周。老周胖胖的，一脸忠厚，不爱说话，见到熟人总是满脸堆满和善的笑容。
刚到小镇时，我只有周玉喜一个玩伴，不仅上学的时候，放学之后也找他一起玩。由于和他在一起玩得时间太长，有时候影响他帮家里做家务，曾经被他的母亲数落过几次，我只好减少到他家里找他的次数。他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乡村里的大事小情。他会讲许多“鬼”故事，我听了之后非常害怕，以至于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门，有时候还会被噩梦惊醒。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听他讲各种各样的“鬼”故事。假期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我们一起去河里游泳、捉鱼摸虾，去麦田里偷吃刚成熟的豌豆，去红薯地里偷红薯，也去捅鸟窝和马蜂窝。
周玉喜的大舅在淮河边的蚌埠市工作。他有个表哥长得高高瘦瘦，当时已经是高中学生。他表哥的书房里有几百本小人书以及各类小说杂志。有一个暑假，我们从他表哥那里借阅了几乎所有的小人书和小说、杂志，如获至宝般的心情一直陪伴我们四十多天的时间。
后来我家搬去更偏远的乡下。尽管距离小镇只有四五公里，但两地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两地百姓间相互走动主要靠步行，在当时的乡村甚至连自行车都很少见。在只能步行的情况下，坎坷不平的四五公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较远的路程。尽管和周玉喜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们仍然彼此惦记，他总是将他获得的最新的小人书和小说、杂志托人带给我。偶尔我随父母到小镇赶集，也会抽空和他见面，互相聊对方不知道的事情，我也趁机翻看那些没有看过的图书。
一九七六年春，我家搬回小镇，我们又可以经常一起玩，一起看书，聊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了。
一九七六年夏，唐山大地震后，小镇上也开始“防震”，各家各户都盖起了简易防震棚。“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们根本没把地震当一回事，我们两家的防震棚成了我们共同的乐园。我们在防震棚里看书并讨论故事情节，忘了身边的世界，也几乎忘了我们自己。
周玉喜是个聪明且爱钻研的人，他总能够利用身边的工具和废旧物品搞出一两项“发明”，这一切都让我大吃一惊，也让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年龄比我大几岁的他还经常带我去周边的乡镇看露天电影，几乎每一次都是步行。有时候要步行十多公里，我们还是不辞辛苦地赶去。看完电影之后往往已是午夜时分，我们还是兴奋地一边往回走，一边讨论电影中的情节，疲惫和劳累早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
一九七六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周玉喜已经上初三。他的三哥恰好在小镇中学当生物代课教师。后来他的三哥考上省农校离开小镇到省城上学，离开的时候非常诚恳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争取考上理想的学校。可是，当时的小镇中学师资力量实在差强人意，“文革”期间从城里“发配”来的老师自一九七五年之后已经陆续调回城里，余下的教师教学水平又参差不齐，教学质量总体比较差。尽管少数学生学习非常刻苦用功，然而距离考上专科或大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周玉喜对“一举中第”没有抱任何希望，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上高中，而是到小镇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这个时候，我家搬离小镇，去了城里。我在城里继续读高中。由于学业紧张，也没有其它通信工具，只能通过书信和他保持联系。
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联系一度中断数年，直到我毕业工作之后的某一天才重新和他恢复了联系。
我毕业工作之后，在一次出差的火车上，我遇见了他在阜阳农校上学的妹妹，她恰好放假回家。他的这个妹妹叫周玉林。从她的口中，我知道了周玉喜的一些情况， 他结婚了，也有了孩子，只是换了工作单位，去了镇政府所在地的食品站工作。
我们又恢复了联系，可能是家庭和工作上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又中断了联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又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他的消息。他曾经工作的单位破产倒闭，他成了下岗工人。他也曾经到上海以及“长三角”的一些城市打工，可能都不是很顺心，做了几年之后又回到镇上，开了一家销售摩托车的商店，以此维持一家的生计。
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举行前夕，我盛邀他到北京走走看看。他和他的一个亲戚一同前来，我带着他们参观了奥运场馆以及奥林匹克公园，并且希望他们多住几天，看几场比赛再回去。他可能放不下家里的事情，只在北京待了三四天，就急着回去。我理解他，只好依依惜别，并嘱咐他下次带上家人一同前来。
他回去之后继续忙他的生意，一直没有再来。尽管没有再见面，彼此依旧挂念。每逢重大节日，我们总会发短信互致问候。有时候，我在想儿时的人或事情时，偶尔会忘了人名或地名，也会给他打电话询问核实。这个时候的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少儿时代。
他的父亲“老周”七八年前去世了，他的母亲“老陈”活到九十多岁，两年前也去世了。他的三哥一直在省农业厅工作，也曾短暂到某个县里挂职副县长，后又回到农业厅，几年前也退休了。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前夕，他忽然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去他家里做客，并且告诉我，他已经做了外公。我愣了一下之后，不禁感叹时光的流逝。是啊，对于一个生活在小镇的人来说，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就该有第三代了！而我们相识也差不多快五十年了！
这让我想起在学生时代诵读过的毛泽东主席的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句子：“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时读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对此没有太多感受。今天想起来，我顿时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以及时间的无情。
髫年时代的友谊是纯洁的，也是值得珍视的。
浸淫在当下的世风中，感受着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多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多一份纯粹，多一份美好，多一份真诚，少一点儿功利。我也希望我儿时的玩伴能够健康、平安、顺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