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货郎，或许今天许多人都会觉得陌生。特别是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是不知道货郎是何方神圣。货郎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远离人们的视线，成为历史。
货郎存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唐宋时期，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就已经有关于货郎的文字。而我知道货郎这个名词，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著名歌唱家郭颂的《新货郎》曾经唱遍大江南北。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货郎，直到一个偶然的机缘，才让我认识了一个乡村货郎和他的一家。
当时我的一个叔叔住在小镇东面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我经常会到叔叔家去玩。叔叔是一名乡村医生（当时被称为“赤脚医生”），医术在周边十里八乡享有较高的声望。
和当地乡村的百姓相比，叔叔家的经济条件要好许多。居住的房子虽然和村中百姓一样是土坯房，只是叔叔家房屋的基础是石头砌的，而一般人家都是土坯墙。房屋也比普通人家高大。前排三间房，是诊室和药房；后排三间房，是家人住的房间。两排房子中间有一个院子。院墙也是土坯筑的，又宽又高。紧挨着的东面邻居的房子比较矮小，用木栅栏围成一个院子。邻居家有七八口人，五六个子女，男主人留着那个时代很少见的分头，镶着金牙，第一眼看到他时就让我联想到电影中的汉奸形象。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脚上还穿着乡村很少见到的皮鞋。女主人穿着很洋气，头发微卷，满脸和善的样子，说话时总带着笑容。只是有一点让儿时的我特别厌恶，就是她抽烟。在我的印象中，只有电影中的女特务才抽烟。
我刚看到这个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家庭时，觉得很诧异。向叔叔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几年前从城里下放到这个村子的。
这家邻居的男主人叫成玉，女主人叫韦得秀。成玉的父辈就出生在这个村庄，家里曾经有一些田地。日据时期，他的父亲将家里的田产卖掉后到城里开了一个杂货铺，后来全家都搬进城里生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家庭成分被划为资本家（实际上属于城市工商业者），家里的商店和铺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成了集体的财产。他的父亲眼看着自己半辈子的心血付之东流，又气又怕，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成玉当时只有二十多岁，高中毕业不久，他的父亲原本打算培养他接班。家里的店铺先被“公私合营”，后被“社会主义改造”，成玉成了商店里的一名普通员工。成玉不愿做一名普通的店员，就经常“磨洋工”，私底下还做点“投机倒把”的买卖，单位领导以及街道办事处多次对他批评教育甚至批斗也无济于事。或许是心中有愧，后来单位和街道干脆对其放任自流。成玉除了每个月去单位领工资外，基本上在做自己的“投机倒把”生意，平常也不给单位找麻烦。在好几年时间里，双方都相安无事。“文革”开始后，成玉的好日子从此结束，他家里的历史旧账被翻出来，资本家“狗崽子”的帽子被戴在头上，还经常被带到单位接受批斗。在单位职工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为了彻底改造他这个“二流子”，经上报区政府批准，将其全家遣返回原籍劳动改造。
成玉一家被发配到农村的最初几年，被当作“五类分子”强迫劳动。对于农活一窍不通的成玉一家只好“磨洋工”，这样的结果既挣不到多少工分，也分不到多少口粮。幸亏成玉多年“投机倒把”有些积蓄，才勉强维持一家的温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外部环境宽松了一些。为了维持生计，成玉想到了自己经商的特长，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决定去做货郎。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他和大儿子和平一道做起了乡村货郎。
货郎的装备看起来很简单，一根扁担，两头是两个竹篾片编的大筐，筐上面摆放着两个扁平的木盒子。一般情况下，木盒子上镶着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里面的货品。也有的没有玻璃，从外观看，就是一个长方形木盒，木盖可以锁上，木盖子打开后，就可以看见放在里面的货品。货郎要能吃苦，要会挑担子，因为货郎去的地方都是交通不便的偏僻乡村。
货郎到达一个村子后，一进村口，就会摇响“拨浪鼓”。在当时中国的偏僻乡村，货郎是除了走乡串村演出的民间艺人外最受乡村百姓欢迎的外来客。如果说民间艺人可以满足百姓的精神需求，货郎给他们带去的则是物质需求。
货郎一般出售的都是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妇女儿童喜欢的物品，因此他们最受妇女儿童的欢迎。货郎只要一进村子，随着鼓声的响起，就会被村里的儿童自始至终围拢着，追随着。大部分孩子只能眼馋地看着花花绿绿的糖果、玩具以及小人书等却买不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尾随着货郎，看着别人购买，享享眼福。而需要买东西的大姑娘、小媳妇和老大妈一般会站在自家门口等货郎过来，询问有无自己需要的货品，然后询问价格。经过讨价还价后，再回屋里和家里人商量买与不买。有时候，某种货品缺货，货郎就会问清楚家庭情况并记下拟购货品数量，下次走乡串村时再捎带过来。
当时的农村孩子手中只有很少的一两毛钱，或者根本没有一文钱，货郎会鼓励这些没有零花钱的孩子“以物易货”。货郎要的“物”主要是铜和铝，一般不要钢和铁。所以，那个时候的乡村孩子用牙膏皮等破铜废铝和货郎换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常事。货郎挑着的筐就是分别存放货物和这些碎铜废铝的。
成玉就是这种乡村货郎。
成玉从小就有经商天赋，比一般的货郎更会经营。他走乡串村除了卖一些针头线脑外，在以货易物的同时，还注意收购或者换取一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和古董。少儿时代的我还不知道所谓文物和古董的价值，当在成玉家的床下看到那些“破烂”时，还很同情成玉的“不幸”。
成玉做了货郎之后，家里的日子开始红火起来。当地的干部也曾警告过他不要搞“投机倒把”，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的确需要货郎，对于成玉一家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每次去叔叔家玩的时候，我都会到成玉家去，主要是想“免费”看他货担里的小人书。他在叮嘱我不要污损书页之后，都会让我看个痛快。有时候天气不好，他在家里闲坐的时候，还会和我聊聊天，谈谈他的生意，或者向我“炫耀”他收来的一些“宝贝”。我不懂他的生意经，对他收来的“宝贝”也不感兴趣，但是为了看小人书，我也只能装个样子听他说下去。
后来我家搬离小镇，去了遥远的城里。再后来，听叔叔说，成玉一家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返城了。据说，成玉一家在城里最热闹的“二马路”上当起了“个体户”。当时的我正在上大学，每天泡在书堆里，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成玉的事情。毕业后，我去了外经贸部门工作，忙忙碌碌的工作和生活让这个昔日乡村货郎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模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上午，单位传达室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个熟人要见我。我匆忙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到传达室，一个似曾相识的男子见到我，立即站起来自我介绍道：“我是成玉。”我大吃一惊，眼前的成玉西装革履，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中提着当时只有港商才有的密码皮箱。他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上面印着：××市商贸总公司总经理。他介绍说，他从我叔叔那儿知道我在外贸部门工作，特来拜访。我请他到办公室喝茶并询问他的来意。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想做出口生意。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难道这就是那个走村串乡的乡村货郎？！要知道，依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只有省一级的外贸公司才有进出口经营权，市一级外贸企业也只是负责提供出口货源。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
成玉介绍了他近十年来的经营情况（后来我也向他所在市的领导打听过他的情况），我这才知道，成玉已经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大老板”，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想把生意做到国外去。
我将国家的有关外贸政策向成玉做了介绍，他听了我的介绍后没有作声就回去了。没过多久，他又带着当地市里的领导来到我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够帮他出出主意。由于他所在市的领导一行是公务拜访，我也请出单位的领导出面接待。在听了当地领导的情况介绍后，我单位领导也非常欣赏成玉的眼光和魄力，经过多次反复沟通和研究，单位的领导们研究决定由下属外贸企业和成玉的公司在深圳或海南共同合资成立一家外贸公司，以规避当时的政策限制。
这个办法得到几方面的认同。几个月之后，有关合资公司组建完成，成玉担任总经理。后来的详细情况，我知之不多，只知道公司发展得非常顺利，出口创汇由初期的每年几百万美元上升到每年几千万美元。再以后，我离开国家机关，有关成玉的消息就听不到了。
几年前，叔叔到北京旅游，闲聊的时候提到成玉。叔叔告诉我，成玉已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豪。目前，他已经将企业交给他的儿子管理，其本人在家安享晚年。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成玉当年的样子。一个曾经的“浪荡公子”，一个曾经的乡村货郎，终于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当地知名富商，其经历和发家史足以让我写一篇小说。
我常常想，命运有时候也实在捉弄人。如果成玉没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变故，或许真的会成为一个“浪荡公子”。正是因为命运的改变，促使他在无法预知的人生河流中拼命挣扎，最终改写了自己的生命轨迹。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中国哲学的意义和深奥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
成玉当年是否听说过这句话呢，他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含吗？
在家里安享晚年的成玉还会时时想起当年的货郎生活吗？
他或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过去的那段往事，因为正是他的乡村货郎经历给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