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游医”在一些地方也被称为“江湖郎中”。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的沿淮平原上一般被百姓称作“游医”。
之所以被称为“游医”，是因为这些人在政府管理序列中没有“身份”，连起码的农村“赤脚医生”的身份都没有，只能游走于乡镇之间，替人把脉治病或摆摊卖药；也有一些游医靠自己所谓的祖传秘方或偏方四处替人治病。因此，这些人被乡镇的百姓统称为“江湖游医”或“游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沿淮平原上有许多这样的游医。这些游医一般都会趁着逢集的日子出现在集市上。通常情况下，摊开一块桌布，将一些中草药或自制的药丸或药膏摆放在桌布上，有的也会摆出一些针灸用的银针和一些简单的消毒药剂；有一些专门拔牙的游医，摆出来的就是钳子和镊子，也摆放一些看起来并不卫生的卫生棉和纱布；有的游医给器具消毒干脆就使用煤油灯烧灼。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小镇张店是沿淮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村集镇，十天有四天是逢集的日子。逢集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出售自家的粮食、农副土特产品或果蔬，买回自己需要的物品。集市从早晨六七点钟就开始，上午十一点钟之后就逐渐散了。在这个偏僻的乡镇，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娱生活，不逢集的日子乏味而单调，逢集的日子就热闹许多。我喜欢逢集的日子，毕竟这样的日子会有熙熙攘攘的赶集人流。这些人流中传出的各种叫卖声听起来熟悉又亲切。此外，集市上还会有一些民间艺人的表演，如鼓书艺人以及一些民间杂耍的演出。这些演出要向观众或听众收一些费用，对于小孩子，他们一般不收费，只是会把最佳的位置留给那些忠实的老观众或老听众，这样既是对老观众或老听众的尊重，也便于收费。而“蹭听和蹭看”的小孩们只能像黄花鱼一样溜边儿。
在集市上经常能看见一些江湖游医。他们一般都在三十岁以上，四五十岁者居多。这些人一般都是步行，背着大大的褡裢或口袋，也有的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这些游医口才都非常好，否则吸引不住顾客。通常情况下，他们选择好摊位后，迅速铺开摊子，摆出药材、药丸或器具，就开始大声吆喝。他们吆喝的词句也早已熟能生巧，出口成章，一般短短一两分钟就能将自己能治什么病或有什么灵丹妙药等内容表达清楚。有的游医是小镇上的常客，和镇上的居民非常熟悉，他们开张之前，会从熟悉的老乡家里借张小桌子和一两只长条凳子，把幌子放在桌子旁边，桌上还会放上手枕，以便给求医人把脉。
在那个年代，医生一般都在政府开办的公立医院里，即使是农村的赤脚医生也都在由公社或者大队统一管理的卫生院。只是由于那个时代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医生也少得可怜，加上农民生活相当贫苦，去医院就诊看病是很奢侈的事情，一般没有大病就不会去医院。农民生病后，通常是靠身体“扛”过去，要么就是用一些民间土方、验方抓些草药凑合过去，这就给江湖游医提供了生存空间。
这些江湖游医一般都没有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其中一些人受家庭的影响懂得一些医术，有一些人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秘方、偏方或验方等通过边自学边实践成为游医，还有一些人则完全是江湖骗子。
在那个年代，政府对这些江湖游医没有采取强制取缔措施，可能是缘于乡村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
孩童时代的我或许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并不相信这些江湖游医神吹胡侃的医术以及他们背囊里“灵丹妙药”的疗效。之所以对他们感兴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觉得他们的口才实在太好，一般三言两语就能吸引一大圈人围观。在围观的人群中，这些江湖游医又能在短时间内很轻易地找到合适的对象。对那些被他们“瞄上”的对象，这些江湖游医会采取各种办法让这些人买下他们的“灵丹妙药”，或者心甘情愿接受他们的所谓“治疗”。
记得有一个韦姓游医，五十岁左右，经常出现在张店的集市上，日子长了，我才知道人们都叫他“韦大师”。“韦大师”称号的由来可上溯至解放前。日据时期，韦姓游医当时在小镇北头的日本据点里做伙夫。其祖辈有行医的历史，也受到一些耳濡目染。但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根本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背方和抄方，好在喜欢做饭，便当了一个伙头军。他的厨艺不错，得到了一个日本军官的青睐，就让他做了其个人的专职厨子。后来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让“韦大厨”变成了“韦大师”。
某一年的夏天，这个日本军官到据点外面的田地里摘了一些野蘑菇回来想尝尝鲜，恰巧韦大厨临时请假回家，日本军官就自己用蘑菇做了一锅“美味”享用。没想到，采摘的蘑菇中有一些毒蘑菇，日本军官吃下后不久就上吐下泻，据点里的军医也不知所措，抢救了很长时间仍然不见好转，眼瞅着就要一命归西。韦大厨晚上从家里回来时，这个日本军官已经奄奄一息。韦伙夫从日本军官的呕吐物中判断是蘑菇中毒，但他又担心“贸然出手”会给自己惹来祸患。眼看着这个日本军官就要呜呼哀哉，在其他日本军官的承诺和保证下，韦大厨用“洋胰子”水（肥皂水）大量灌进日本军官的胃里，反复多次；同时用他并不熟练的手法给日本军官针灸，终于将这个日本军官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日本军官康复后，亲自用汉字书法写了几个字并做了一个匾额赠给韦大厨，上写：“神医韦大师”。韦大厨一举成名，从此不再做“伙夫”，而是成了日本军官的专职“保健医”。韦大厨成为“韦大师”后，每每走在小镇上，当小镇上的百姓称呼他“韦大师”时，他都欣欣然答应。日本人投降之后，“韦大师”害怕被当作汉奸抓起来，就偷偷跑回家中躲起来，在躲藏的日子里，他开始钻研祖辈留下来的秘方和偏方，渐渐地也可以把脉开方了。
风声过去后，“韦大师”在小镇上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这个诊所靠着“韦大师”的名号以及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生意还不错，渐渐地，他也成了十里八村的“名医”。可惜好景不长，一九四九年后，新政权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韦大师”曾为日本人服务的事被告发，为此被政府逮捕。只因他没有“血债”，也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所以关了一段时间后就被释放回家了。只是他的诊所开不成了，只能回家种地。从小好吃懒做的他根本就没有做过农活，更受不了日晒雨淋的罪，当一切风声过后，他就开始走乡串镇，成了一名“江湖游医”。
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每到逢集的日子“韦大师”都会按时到来。或许是人头较熟的缘故，他开张的地方比较固定，不像其他游医“居无定所”；他还有一张不知从哪里借来的长木桌。每次开张之前，他都会换上马褂，戴上礼帽，外加一副水晶眼镜（据他说是当年日本军官馈赠）。装扮完毕之后，他就会从他的褡裢里将他的祖传“宝贝”拿出来。他的这些“宝贝”实际上就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中草药，也有一些自己制作的丸药。摆放停当之后，他和别的江湖游医一样开始大声兜售自己的“灵丹妙药”。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或许缘于当年的声名，他的生意比其他游医要好得多。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生意比别人好，有时候未免得意忘形。听别的熟客介绍，“文革”期间，有一次他在镇上卖药时，为了表明自己的药效神奇和医术高明，借着酒劲，竟然称呼自己当年救活的日本军官为“太君”，被围观的红卫兵偶尔听到后，摊子被砸烂，本人也被打个半死。如果不是镇上百姓为他求情，可能要被送去“劳改”。从那之后，他吹牛时收敛了许多。
我认识“韦大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到他的药摊去不是为了买药，只是被他的声音吸引。
一个星期天，时间已接近中午，他的摊前围坐着几个人。可能是“韦大师”认为遇见了“大主顾”，正极力向这几个人兜售自己的“宝贝”。看到这些人不为所动，就又从身后的褡裢里摸出一块比巴掌还大的东西，经他介绍才知道，那是“灵芝”。“韦大师”拿出灵芝后，对客人说，这个灵芝已生长一千多年，这个“千年灵芝”是他的爷爷在一个唐代的古墓中发现的。他还翻开一本医书，煞有介事地说“千年灵芝”可以让人“起死回生”，是宝物中的宝物。说到这里，他还压低声音道，当年，他救“日本太君”时，也只是用了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就让“日本太君”起死回生。我当时虽然年龄很小，但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听到他像电影中的汉奸一样称日本鬼子为“太君”，我立即在头脑中将“韦大师”归入“汉奸”之列。为了惩罚这个“汉奸”，趁着“韦大师”唾沫四溅、口干舌燥到镇上人家找水喝之机，我悄悄地在这几个已经动心的客人耳边说道，这些药都是假的，他早上才从镇上一个摊贩那里买来的。这些客人本来就将信将疑，听了我的话，确信我不会说假话，就拿起行李匆匆离开了。等到“韦大师”回到摊前，客人早已不见人影，他只好收拾药摊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以后，我又在逢集的日子遇见过他几次，鉴于他的“汉奸”言行，我和其他小伙伴又捉弄过他几次。
记得暑假里一个逢集的日子，“韦大师”正在他的药摊前向围观的人吹嘘兜售他的祖传丹药。一个农村妇女抱着孩子着急地来到他的摊前，说孩子突然发病，上吐下泻，问他的“灵丹”能否治好孩子的病。“韦大师”听了之后当然是一口应承，立即让妇女坐下，并借口去讨点白开水送服，匆匆离去。我本就对他充满敌意，以为他又要做坏事，就悄悄跟在他后面远远地监视着。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去的地方竟是镇上的医院。他到了医院，和药房的人交谈几句后就拿着几支口服液跑回药摊，协助妇女让孩子将口服液喝下。十几分钟后，孩子的脸色和神情就恢复成和健康孩子一样。妇女千恩万谢，拿出口袋里不多的几块钱答谢“韦大师”，“韦大师”只收了几毛钱并关照妇女不要再让孩子在太阳下曝晒。看到妇女远去的背影，我感到非常奇怪，待药摊前没人的时候，我悄悄问“韦大师”为什么要去医院买药而不是让妇女自己去医院。“韦大师”看到他的秘密被揭穿后并不生气，只是告诉我，凭着他的经验，那个孩子是“中暑”了，只要喝一瓶“十滴水”（一种中成药口服液，主治中暑）就行了。他看见孩子生病可怜，又不能耽误孩子的病情，还要对外表明自己的药有效，所以去医院买了药给孩子服下。听了他的话，我对他的印象一下子好起来，从心里觉得“韦大师”其实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依然经常在逢集的日子看见他。如果没有什么事，我还会站在人群后面听一会儿他滔滔不绝的话语，看他唾沫四溅的表情。只是这个时候，他非但不让我生厌，还让我觉得他有一些滑稽和可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从那时候起，我再也没有见过“韦大师”。后来，听我儿时的朋友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韦大师”没有“行医资格”，他的药摊被取缔了。“韦大师”只好待在家里，偶有一些老顾客还会去找他看病，生活水平一般。二〇〇七年春，我重访小镇时，又一次向儿时的朋友打听“韦大师”的情况，得知他已经去世了。“韦大师”终身未娶，没有子女，只留下一段传奇的故事和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