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灵探理】理论自觉视域下大小传统理论的本土化构建

学术 2024-12-31 20:04 云南

【作者简介】王琴，西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蒋彬，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改善少数民族民生的实践历程与成功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AMZ002）；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从概念引介到理论自觉：大小传统理论中国化历史实践的学术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3SYB2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自20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社会研究借鉴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所发展的大小传统理论，主要是借用文化分层概念以厘清研究对象，采用二元转换视角以拓宽研究视野，运用辩证思维逻辑以阐明学术观点。本就携带有“中国文化基因”的大小传统理论在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中国文化、阐释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本土化的概念变迁和理论转型，彰显出研究主体理论自觉的学术旨趣。理论自觉表现为聚焦问题意识，增强学术反思，辩证地看待“他者”理论的优势和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激发出创新动能，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材料、方法和理论三个层面对世界学术的重要贡献，对之加强学术化提炼和学理化阐释。融通古今中外各类学术资源，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推进外来理论的本土化构建，将助推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大小传统；理论自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土建构；交流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方向。

20世纪，陈寅恪、梁漱溟、陆学艺、吴文藻等学者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倡导植根中国土壤推进理论转型的学术研究路线，费孝通基于对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重建主体性的思考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21世纪初，郑杭生认为构建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要推进“理论自觉”，即在吸纳、反思外来理论的同时注重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承继和开发，提炼、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加强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强化在文化选择中的自主地位，从而形塑自身的学术话语权。一个领域的理论自觉，是对该领域的核心命题抱有实践反思的诉求，同时对这些诉求予以及时合理的回应与诠释。可见，理论自觉是学术研究主体的治学精神、理念和方法的集合，是意识层面的自觉认知、反思和觉悟，而特定理论的本土化构建则是理论自觉的具体体现。郑杭生从社会学出发对理论自觉的现实追问与身体力行唤醒了相关学科的认同，各研究领域相继开展理论本土化的探索。鉴于既有研究侧重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探讨，本文以大小传统理论本土化构建的微观个案为分析对象，回溯费孝通、李亦园、李慎之、王学泰、葛兆光等学者对大小传统理论的引介、吸纳、反思和转化的实践，探索他们对域外理论在“扬”与“弃”，“破”与“立”的思辨过程中，如何形塑出理论自觉的学术旨趣。

一、大小传统理论的逻辑缘起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以下简称“芮氏”）以研究乡民社会及社会变迁而著名，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受教育和参加工作，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训练，承袭了英国结构功能学派布朗和美国芝加哥学派帕克的学术思想。芮氏曾在墨西哥尤卡坦等地开展10余年的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村落研究的著作。芮氏的研究兴趣从民间社会转向了比较文明的研究，并致力于建构文明社会普遍性的构成模式。1956年，芮氏出版了著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书中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一种文明社会里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即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大传统与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小传统，前者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后者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关于二者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可以把大传统和小传统看成两条思想与行动之河流；他们俩虽各有各的河道，但彼此却常常相互溢进和溢出对方的河道。”由此可见，大传统和小传统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存在、相互交流且相互影响。

布林顿把社会上下层的思想体系划分为“正式思想”与“民间思想”，萧伯格将封建社会结构划分为“精英阶层”与“农民阶层”，芮氏在农民社会的研究中没有延续前人的观点，而是创设性地提出了大小传统的分析范式，这可能是基于三方面的考量：第一，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更符合价值中立的原则。书中指出，“一个人类学家可能会有如下的想法：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来定义尊敬、藐视、优越感、自卑感、让人倾慕的优秀状态、让人唾弃的卑劣状态等等”，可见他更倾向于不带感情色彩，更加客观而妥帖的学术表述方式；第二，大小传统所蕴含的“结构”有助于建构起“从事耕种的农民社会”的分析框架。芮氏受到涂尔干、布朗、帕克、萨丕尔、库珀等人的学术影响，在书中反复提及社会结构、文化系统、社会组织及制度等概念，主张综合运用历时性及共时性研究的方法，同结构功能论的观点相契合，对社会研究具有整体性关怀；第三，芮氏的学术抱负是在对农民社会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能解释普遍的社会及文化现象的“理想类型”。著书伊始，芮氏就提出对事物“抽象的抽象”同实际事物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在本质上更吻合柏拉图所谓的“实际存在”。以中美洲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他曾提出“乡土社会”“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理论模型。

一直以来，芮氏一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研究兴趣浓厚，其岳父帕克1932年曾到访中国指导开展社区研究，妻子玛格丽特精通中文，1948年到访北京时同费孝通商议将《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中的7篇文章整理、翻译成《中国士绅》一书。后来，芮氏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并于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已经注意到要获得对社会的整体认识必须进行立体考察，将乡土社会置于更大的社会体系中，而士绅阶层是联结城乡关系的桥梁纽带。《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也提出了社会结构中存在“链接”或“铰链”群体，使得位于复杂社会两端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彼此关联。有学者认为大小传统理论与费孝通的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是脱胎于费孝通的观点。芮氏在书中多次提及“孔夫子的经典”和美国学者芮沃寿·莱特主编的关于中国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集，引用了冯友兰的挚友德克·卜德关于中国哲学的论述，并明确表示哲学史家、朱子学专家陈荣捷关于儒释道的观点对他启发很大。由此可见，大小传统理论在创建之初，借鉴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观点，参考了中国社会的经验事实，引用了中国经典的思想理念，携带着“中国文化基因”。鉴于这一理论对特定文化现象具备一定的解释力，成为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的重要理论。

二、本土构建：借鉴吸收大小传统理论的实践理路

中国社会语境引介大小传统理论肇始于20世纪后半叶。余英时于1981年为《史学与传统》题序“从史学看传统”，认为可将大小传统运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在1987年出版的《士与中国文化》第四章“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的开篇就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李亦园于1993年发表文章论及“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援引大小传统理论从垂直的立场观察“文化中国”的构成。费孝通在1996年和2001年两次撰文提及大小传统，并指出芮氏的分析框架可借用于理解和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随后，大小传统理论掀起了一股学术热潮。本文选取了部分关键文献，依次从学术概念、研究视角和逻辑论证三个层面探讨具体研究借鉴和吸收大小传统理论的实践。

（一）借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化分层概念以理清研究对象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组合旨在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二元划分，但是芮氏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具有地域属性的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具有等级属性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具有行政属性的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具有价值属性的高层文化与低层文化。可见，过于抽象化的大小传统概念是一对具有多重内涵的模糊集合。

余英时认为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李亦园把中国文化看成由上层的士绅文化与下层的民间文化所共同构成。李慎之、王元化、王学泰等学者也基本延续了李亦园的观点。鉴于大小传统的分类标准较为模糊，不利于开展具体研究，部分学者对概念分类进行了修正。葛兆光将大小传统概念运用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时，就指出大传统是一个时代最高水准的思想和文化，其代表是知识精英们，但他们未必是社会的“上层”或“正统”，小传统的人员构成不仅指一般百姓，还包括身份等级很高而文化等级很低的皇帝、官员、贵族以及他们的亲属，于是他用“精英与经典思想”和“一般知识和思想”这两组概念分类对之予以明确。在文学人类学领域，叶舒宪对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体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把由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看作小传统，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大小传统原是对社会结构进行空间划分的共时性概念，叶舒宪将之引入到长时段视野中增加了历时性的维度。由于模糊的概念体系难以满足严谨的学术研究的需求，中国本土社会研究借用这对概念时，并非单纯沿用芮氏的分类体系，而是基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大传统和小传统重新进行区分、界定，或拓展概念的外延，或改变概念的内涵，使得概念的能指和所指发生了变化。被澄清后的新概念体系使得学术研究更具指向性和针对性。

（二）采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逻辑转换视角以拓宽研究视野

社会是一个整体，恰如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成不同的研究领域并非意味着这些领域独立存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也是如此。被划分后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虽有所区别，但也存在着关联性。芮氏强调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他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小传统不可避免地会被大传统所“蚕食”与“同化”，关注到大小传统之间的一种联结方式。由此观之，在方法论层面，侧重于大传统的研究会切换出小传统，侧重于小传统的研究也会切换出大传统，大小传统理论具有一种“转换器”的功能。

部分学者主张重视小传统的研究，并以之为突破口观察整个文化传统。李亦园认为高层次的文化概念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诸多具体的事实。于是，他主张从饮食习惯、家庭伦理等民间文化小传统出发探讨“文化中国”的意义，从而对话杜维明对上层士大夫或士绅阶层的精英文化研究。王学泰指出为大传统提供文化素材的是小传统，因此他侧重于先开展“游民文化”的小传统研究，再转换到儒释道等文化大传统的研究。反之，也有部分学者注重大传统的研究，并以之为突破口观察整个文化体系。余英时在研究文史传统时就主张大传统超越并包括了小传统的观点。在他看来，《诗经》及汉乐府诗歌中就包含有大量的民间作品，而这些源自民间小传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传统的组成部分，部分原因在于上层文士对之进行的“加工”和“雅化”。由此，他以循吏等士人阶层的大传统研究为着力点，从整体性层面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现象。无论是从大传统出发观察小传统，还是从小传统出发观察大传统，大小传统之间交相映照和呼应，使研究领域得到延展。近期，有学者指出历史人类学倡导的大历史和文学人类学倡导的大传统理念，把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早期，纵深考察人类文明的发生学与动力学因素，其中所呈现的综合性与跨学科趋势超越了传统史学与文学研究相对狭小的疆域。总体而言，中国本土社会研究对大小传统理论进行了创造性转换，综合运用二者之间相互切换的观察视角，突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拓展了分析维度，扩展了研究视野。同时，新诠释后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洞悉各类复杂、宏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象，让具体研究在对特定领域进行细致剖析的同时也获得一种整体性的学术视野。

（三）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辩证思维框架以阐明学术观点

不同于逻辑思维非此即彼、非真即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辩证思维着重以变化的、发展的视角认识研究对象。如前所述，大小传统之间不但存在区分和对立，同时也会相互交流和转化，这样的辩证思维逻辑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得到充分运用。然而，中国社会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还进一步推演出大传统和小传统之所以能顺畅沟通，是因为二者在客观层面存在联结纽带，在主观层面存在共通的思想理念。

余英时指出汉代循吏等士人阶层是大传统向小传统传播的媒介，汉儒用阴阳五行的通俗观念取代了先秦儒家精微的哲学论证，致使儒家思想突破大传统的藩篱而成为普通人可以接受的道理。费孝通指出士大夫阶层掌握“方块字”的技能，能把上下双方的文化嫁接调试在一起。此外，王启涛阐释史官在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时指出，文书行政中最重要的人员就是“史”，史官们是文书的起草者、宣读者、诠释者、誊写者、保管者、传播者，史官在整个中华文化史上，对历代中央王朝的通用语言文字所做的贡献巨大。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循吏”“士人”“史官”等群体是具体担纲者，让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客观上有了桥梁和纽带。从主观层面看，大小传统贯通的深层逻辑可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李亦园认为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运作法则是追求均衡与和谐，亦即《中庸》中的“致中和”观念。在均衡和谐法则的引导下，大小传统的差异之处在于大传统强调抽象的伦理观念，小传统着重呈现于实践中的仪式层面。在李亦园的启发下，李慎之指出“天人合一”思想让大小传统贯通一致，比如祖先崇拜中的大传统主张“先王有至德要道”，小传统主张风水堪舆之术，前者讲义理和后者讲功利的思想逻辑是相通的。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经典思想的启发下，学者们从主客观层面深度阐释了大小传统之间贯通且融合的逻辑理路。大传统与小传统实则是整体文化中的一体两面，隐藏在二元划分表层文化现象背后的是二元聚合的深层逻辑。这样的逻辑论证对大小传统理论实则是一种完善和提升，使之逻辑更为周延，论证更为清晰。

学者们秉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学术关怀，主动将来自西方的大小传统理论资源吸纳到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中。在此过程中，并非机械照搬原初的概念体系和知识类型，而是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借用文化分层概念以理清研究对象，采用二元转换视角以拓宽研究视野，运用辩证思维逻辑以阐明学术观点。恰如波兰尼所言，任何科学知识都奠定在地方性的“默会知识”之上，经验研究的内在需求是引介西方理论的逻辑起点，而本土需求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理论本土化的强弱程度。本就携带有“中国文化基因”的大小传统理论恰好契合了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现象，理论和经验之间的耦合构成了吸纳域外理论的根基和基础。同时，对外来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进行引进、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也是结合本土文化的具体实际进行综合、转换和创新的过程。中国研究语境通过补充、调整、修正、重构等本土化操作模式，使得大小传统理论发生了概念变迁和理论转型，并且创造性地完善、深化、拓展，甚至重构了原初的理论体系。

三、理论自觉：辩证看待大小传统理论的学术旨趣

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中国文化、阐释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大小传统理论实现了本土化的理论建构。理论的本土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行动的、实践的过程，是形而下之“用”的直观呈现，这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对外来理论的自觉认知、反思和觉悟，是形而上之“体”的具象化表达。理论自觉同更高层面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一脉相承，是具有主体性的情怀和担当，要求对理论要有自知之明，在明了理论形成过程、特点和发展趋向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加强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和自主定位，形塑出“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自觉行为。下文通过对大小传统理论本土化构建实践进行个案“深描”，进一步探讨以理论链接起来的学术共同体如何借用“他者”理论的“外力”形塑自身的理论自觉。

（一）聚焦问题意识，充分发挥大小传统理论的功用价值

西方社会科学成果是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这一话题无从回避也无需规避，在特定的研究问题、合理的研究范围内进行借鉴运用，无疑将发挥出一定的功用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任何理论的出场都需要以明确的问题作为依托，只有有效地澄清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准确运用理论的学术价值，而这就构成了理论自觉的逻辑起点。

鉴于大小传统理论在学术概念、研究视角和思维逻辑等方面具有学术价值，各学科领域基于各自的问题意识，进行了一定的运用。例如，在民族学领域，费孝通为了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一理论主张，借用了大小传统的分析框架，指出中国文化就是由单数大传统和复数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体系：单数的大传统反映统一的要求，但也应意识到五方之民各有个性，因此需要达其志通其欲，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复数的小传统反映中国文化多元的现实，但也承认人都有通性和共性，因此可以天下大道理言之。在法学领域，梁治平为了论证清代习惯法的地位问题，也运用大小传统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他认为习惯规则是民间的自发秩序，因为与国家法发生联系，广受官府的认可和依赖。作为小传统的习惯规则和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之间相互交流，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处于交融状态。此前，黄宗智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为依托，提出清代法律之“第三领域”的观点，梁治平通过大小传统的论证视角同其进行了学术对话。在文学人类学领域，叶舒宪从现实问题出发，为摆脱传世文献的思维束缚，以大小传统理论为分析视角，将无文字时代和有文字时代贯通起来，获得了重新理解华夏文明的整体且宏观的视野。他提出“四重证据法”为整合多学科知识的方法论，充分调动文献以外的实物资料，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了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无论是对“多元一体”的阐释，还是同“第三领域”的对话，抑或对“四重证据法”的论证等等，都是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在经验研究中运用理论的工具价值，协助管窥研究对象，透视学术观点，论证研究命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巨型的、独特的经验整体，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不同视角来理解这个经验整体和其运转的内在逻辑。因此，以中国经验为本位，提炼出问题意识，吸纳不同的理论学说，再回归中国经验和中国社会实践中展开探讨是理论自觉的现实路径。

（二）增强学术反思，审慎识别大小传统理论的局限之处

根据华莱士的“科学环”的架构，社会理论研究包括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两部分，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永无止境的过程。芮氏的大小传统理论还停留在提出假设和理论建构的初步阶段，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论证周延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和考证。此外，东西方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不同，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自然有所差异，对西方理论必须增强学术反思，避免误读、误解、误用。

在学术概念上，大传统与小传统只是相对的社会结构分类体系，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它们看似简单，实则内涵复杂，甚至会造成混乱。吾淳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指出，以精英与大众来定义大小传统并非科学，国家或政府层面的某种价值导向未必就一定是大传统，精英层面的思想也并非就一定是大传统，民间或民俗层面的某种观念或价值取向未必一定是小传统。同时，国家层面的文化传统与地方层面的文化传统未必就是对立的，完全可以是一致的或统一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精英与大众也并无二致，区分大小传统的唯一标准在于应从主流与非主流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大小传统概念混乱的格局，相比芮氏模棱两可的界定方式更为具体和科学。在理论运用层面，大小传统理论易出现的误用现象也值得反思。例如，张荣华指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研究者要避免从自在的、同质的和非历史的方面构造两者关系图景，要根据具体探讨对象加以理解和运用。他归纳出大小传统之间的六大关系，即支配说、隔阂说、挑战说、修正说、挪用说、源流说，并且指出大小传统之间也存在对立和冲突。芮氏的理论建构主要是对社会进行横切面式的研究，缺乏对时间维度的纵向考量。宋雷鸣认为关于大小传统的研究或应用的侧重点多放在了文化的横向分层上，如此便不能把大小传统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国家和社会等概念区分开来，故而应注重引入纵向的区分维度。此外，王铭铭也指出了大小传统原初理论的两大缺陷，“一是他没有注意到两种传统中各自存在的内部分化；二是他把小传统看成被动的、没有体系的文化，把都市的文本传统看成文化发展的动力中心”。

究其本质，芮氏选取这一对价值中立的概念，企图建构能解释普遍文化现象的抽象化、形式化的理论模型。他在书的开篇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念论”的追溯，实际上是在本体论和知识论上对诸多事物背后普遍的“一”的学理追求。在学术脉络上，他继承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整体观和英国功能学派的结构功能论，接受社会生活与生命有机体的类比假设，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进行标准化的理论解释。然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复杂多变，难以呈现出自然科学实验研究的“理想状态”，难以满足客观、中立、普适性的原则，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二元论争由来已久。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建构属性，主要立足于西方学术背景构建起来的学术话语不能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精准言说，“深描”地方性知识，回归本土的社会实践才是理论自觉的必由之路。

（三）激发创新动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智慧

大小传统理论虽来自西方，但在创建之初就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哲学思想借鉴理论灵感，具有东方的理论渊源。有学者指出，只要我们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就不难发现这些人类学家所惊诧的“新经验”在中国实在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如前所述，余英时、李亦园、费孝通、李慎之、叶舒宪等学者在阐释大小传统理论时追溯到士大夫阶层、雅言传统、天人合一观念、无文字社会等传统历史和文化。恰如黑格尔所言“思想应当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回归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理论资源，从历史经验中辨识出具有本土属性的文化特征和理论旨趣，将有助于激发出当代学术研究的创新动能。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和深厚的理论根基，来自域外的理论学说可以从中得到映照和反哺。中国自古皆存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野，例如众人所熟知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等。中国传统经典实际上已经言及大小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礼乐教化与移风易俗就是大传统影响并改造小传统的例证，中国自西周以来就有的民间采诗传统表明小传统文化受到大传统阶层的重视。《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顺畅沟通形塑了社会层面的整体一致和思想层面的和谐均衡。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从中提炼出符合中国特质的知识形态和具有中国风格的标志概念，同西方的理论体系进行交流互鉴，可以促进知识创新和话语创新。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不仅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力量源泉，而且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传统社会基于职业身份而建构起来的士农工商社会体系，在经济基础、思想文化、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正是基于对传统中国复杂社会系统的研究，中国学者张士闪提炼出“礼俗互动”的分析框架：礼本是传统社会上层的建构，俗是各地民众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从未隔断，一直是互动互补的关系。礼俗互动作为一种社会研究范式，在探究传统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运作机制，理解大一统观念何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和描述中国社会结构与基本性质方面呈现出学术活力。相较于大小传统理论，“礼”与“俗”的概念体系从诠释主义的视角出发，侧重对文化意义的解读，而“互动”的理论建构更能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交流和融通的形态，弥合了主体能动性和结构稳定性之间的割裂感，更具实践论色彩，也更贴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钱钟书先生曾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可见，思想具有普同性，理论具有通约性，在同西方学术话语的比较对话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化提炼和学理化阐释，有助于推动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四、理论的自知与自明

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道法自然、厚德载物、万物并育、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富有特色的思想理念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信和底气。回溯大小传统理论本土化的实践历程，从理论原型的初步建立，再到本土化实践的推进和演变，这一本就具有东方渊源的西方理论得到了运用、修正、发展和创新，体现出研究者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理论追求。

中国的社会语境是一片沃土，拥有肥沃的文化土壤和鲜活的案例资源，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植根、培育和滋养的作用。因此，从古至今从他乡异域引进的思想和学说，在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往往得到完善、转型，甚至在条件成熟时会倒流回原产地，从而促进东西方学说的密切交流和共同发展。在倡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我们在参考借鉴西方理论学说时，应始终以中国学术研究为本位，走出“边陲思维”逻辑，破除西方的“话语霸权”，充分发挥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气度和品格，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推进外来理论的本土构建。同时，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生性、原生性的特点，充分认识其对世界学术在材料、方法和理论三个层面的巨大贡献，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贵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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