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淑娟，内蒙古赤峰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王硕，山东曲阜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MZ002）；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研究”（ZL2024001）；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项目“‘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研究”（23BF001）。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此三重逻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立场，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展开的。具体而言，历史逻辑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以来历史任务的主动判别，以及对“民族独立”“民族平等”“民族复兴”等特殊话语共同构成的历史方位的现实考量；理论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理论资源深度融合，助推自身的中华民族思想走向成熟；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知和利益关切逐步清晰，使其逐步跃升为中华民族的“引领者”。三重逻辑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建构的全貌。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在民族事务领域的集中呈现，更是作为后发民族从“挑战—应战”格局中对民族主体性的历史彰显。在话语演变过程中，中华民族概念作为基础和主干不断派生出相关话语符号，形成具有内在关联又各有侧重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话语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历史方位
话语是思想的外衣、理论的出口，而思想飞跃和理论创新以科学的“术语革命”或以此为基础的概念创新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的使命驱动下，建构出以“中华民族”为基础和主干，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在内的逻辑互补又各有侧重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同时，“中华民族”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新载体，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建构与表达。
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逻辑
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出场和变迁，与其所处的时空境遇紧密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一）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
1.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并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现代国家在中国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分崩离析，统治的合法性、保境安民的有效性遭受挤压和重创，同时“帝国主义的压迫导致了第二轮民族自觉发生，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因此，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并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疑成为近代中国首要的历史任务和政治努力方向。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存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逐步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广泛传播并将其形塑为凝聚力量、动员群众的代表性符号。正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方面，亦即对外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在此框架下建构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势必呈现双重面相：一是揭露西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轻视、诬蔑国民的言论和行为，将“中华民族”作为反对外部“他者”以及批判军阀出卖国家利益的强力话语武器；二是运用符合民族主义精神的话语重塑国民观念，提升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并助推其转化为群众行动和社会力量。
2.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持续关怀。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持续关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绕不开对“中华民族”“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等话语的讨论，以此推进民族理论和民族意识的现代化。思想理论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摆脱“一族一国”“想象的共同体”等话语纠缠和桎梏的同时，结合中国的民族问题、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创造了指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现代化并列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意识的现代性也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任务和成就。为稳定边界内的共同心理状态，主权国家不仅通过社会经济现代化，为民族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持续动力，而且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并推动民族意识的发展与现代转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民族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经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养和洗礼，完成了从自卑到自觉再到自信的历史跃升，其间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了民族意识现代性塑造的标识。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建构语境的现实审视
1.近代“民族独立”语境下“中华民族”概念的话语形塑。近代以来，“民族独立”成为中华民族换羽新生的前提语境。伴随“西学东渐”的风潮驱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推进并涤荡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传统华夷之辨和天朝观念迅速失去话语主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被引入中国并居于上风。出于国家解构的忧思，梁启超提出：“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就此而言，“中华民族”可以理解为比国内诸多民族具有更高层次性、对国外民族具有一致排他性的“大民族”。而“一元一体”观念更加符合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孙中山就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基于国家整合的需要提出“五族共和”，面对专制与共和之争、统一与分治之争，他又提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并将国族主义上升为救国主义。一战以后，孙中山深受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的影响，赋予中华民族平等、融合的语义，提出“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后来，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实践却滑向了“一元一体”的轨道，特别是蒋介石的宗族论将其推向高潮，但因其民族同化倾向未能赢得广泛认同。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形态，并提供了现代国家转型的方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2.当代“民族平等”语境下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话语张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族平等”成为建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语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要借助现代国家符号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频次不高且侧重点不同。“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成为主流话语，当强调“一体”时，使用“我们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全中华民族”等话语；当强调“多元”时，使用“各族”“各民族”“中国各民族”“中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民族”等话语指代中华民族。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和民族政策体现出强烈的多元关怀，民族识别工作完成之后，通过各项民族政策给予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关注和优待，赢得了广泛认同，维系了良好的族际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阶级叙事转向民族叙事。1988年，费孝通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该观点既肯定了“多元”日益强盛状态下的“一体”，又承认“一体”格局下的“多元”存在。
3.新时代“民族复兴”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升华。新时代，中华民族进入“主体性‘浓度’最高的历史阶段”，“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根本语境。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解读中国梦的正式表达，内含各民族抵御外敌侵略、共创民族前景的诸多象征，不断整合和刻写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强化了中华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感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这些表述充分体现了民族复兴话语对全体中华儿女的兼顾和考量。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这一本体术语，进行了一系列内在结构层面更为深入、意义空间层面更为全面的阐述，将“中华民族”和“共同体”并列强调、概念熔接，促进民族情感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复兴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精炼概括，不仅是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找寻并确认其合法身份与存在根基的话语标识，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
1.基础性支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阶级分析法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同时，又揭露了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以此为自身特殊利益的合法性进行伪装和辩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围绕沙文主义和泛民族主义，揭示了民族主义沦为资产阶级掠夺资源、奴役其他民族的历史根源，他们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即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支配民族关系。阶级对民族具有决定性作用，只要阶级对立存在就会阻碍人们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要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必须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
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建构马克思主义新民族观。关于民族平等问题，从国际主义原则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各民族身份、地位一律平等，认为世界各民族只存在族群体量和发展程度的差异，不存在地位的贫贵之分、等级的优劣之别，号召世界各民族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因为“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从反对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列宁主张“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强调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情感，同时倡导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以此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关于民族团结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并提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只有将各民族利益统合到一致的追求方向上，才有助于形成一个命运与共、利益相通的共同体。基于“虚假共同体”的省思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勾画了“真正共同体”的发展图景，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在民族平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承担起弥合中华民族群体差异性和消解古代社会治理造成的心理偏见的重任，宣扬各民族一律平等。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图景，将民族平等视为做好民族工作的逻辑起点，多次强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情感根基。在民族团结问题上，毛泽东将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视为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多次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邓小平提出要“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以此消除中国各民族在政治上、历史上、文化上的民族隔阂。江泽民在强调民族团结时，创造性提出了“三个离不开”术语。胡锦涛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确立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关系概括为“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经过百余年的话语建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在民族团结维度呈现出从“大联合”到“大团结”再到“大家庭”的逻辑样态，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推向新境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团结有力。
（二）文化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
1.根植于中国认同的政治遵循。中国认同实质上是某一个体或群体对中国的忠实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维护中国整体利益的行为倾向。“中国”一词最初指中央之城，即“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晚周以降，又从地理和政治维度衍生出族群文明的中心维度：“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再到与世界列邦并存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名，都体现了对“中国”明确的认同意识不仅限于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还包括共有古史谱系的历史认同。具有中国认同的民族政权，将自身及其创造的历史、文化积极地纳入中国正统的发展序列，并伴随中国认同的确认和延展，促成了同一时期各民族政权对彼此之间作为中国一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后世王朝对前朝作为中国一分子的身份认同，由此接续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谱系。追溯炎黄为先祖与自居中国正统，为各民族及其政权提供了共有的祖先故事和历史认同，并最终形塑为全体社会成员共识的符号和信仰。
2.源自“大一统”理念的价值动能。“大一统”具有高度的社会统合力，无论是汉族建立政权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秉持“大一统”理念，将其作为最高的政治追求并自觉维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把这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大一统”作为恒久主题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秦朝首次将“大一统”由理论转化为现实，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自此“大一统”理念就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汉代“大一统”局面有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保障，被统治阶层奉为规范，逐步达到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在分裂与动荡的表象下推动着民族互动和民族交融，自诩“中华正统”的观念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凝聚力和向心力。隋唐时期，民族交往更加频繁深入，开创了“大一统”的辉煌局面。元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主导的“大一统”政权，破除了“贵夏贱夷”，改变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狭隘观念。明清继续保持“大一统”格局，奠定了中国的疆域版图，有效推动了更大程度的“大一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发掘内嵌在“大一统”理念中安定统一的秩序机理，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辟了“大一统”的新纪元和新境界。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虽有民族分立与对峙，但更有“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格局。作为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发展史演绎了中华民族散而不乱、分而复合，逐步趋于整合与统一的历史走向；作为文化力量，强化了各民族内聚的民族情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涵养于天下观的深厚底蕴。天下观是中华民族的世界秩序观，传统天下观之“天下”呈现世界的多重意义：一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构想，如“四极”“四荒”“四海之内”以及“九州”“五服”的划分；二是古代王朝实际统治的疆域范围，即王化之地；三是突破了地理空间的天下限制，实现了人文意义的延伸，成为生活在共同地域的民族集合体，更富有人文情怀和道德意义，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彰显的忧国忧民情怀。天下格局具有中心—边缘的层级结构，《礼记正义·王制》有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春秋左传正义》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与四夷对举，充分体现着华夏文明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呈现出由中心向边缘逐步弱化的走向和脉络，形成了华夏位居轴心、四夷位居四周的天下秩序。在此种格局中，“华”“夷”并非割裂、独立，二者可以互动转化，四周的民族和国家可以通向中心的华夏文明，缩短与圆心的距离，实现“华化”，同时华夏文明也可以向四周延伸，通过道德礼仪以夏化夷，宣扬“天下一家”“华夷一体”理念，实现化归天下。秦汉王朝逐渐完成了“天下”向“国家”的转化，促进各民族更紧密、多向度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步探索“中华民族”概念及内涵范畴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华民族”概念及内涵范畴的探索处于起步阶段。1922年7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力话语，中国共产党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还不成熟，这是因为党的早期活动集中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力量来自工、农、学等社会群体，对中国多民族问题的实际以及多民族历史文化缺乏整体性认知和分析，导致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界定相对模糊。此后，随着革命活动的深入，特别是与少数民族频繁互动、深入交流，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俗等有了更多了解，对多民族结构有了深刻把握，于是及时制定和调整民族政策，并将解放少数民族纳入革命活动中。
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一是中华民族话语相对模糊且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多民族实际并未形成全面认知，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以及概念界定相对模糊，体现出不确定性，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话语处于不自觉阶段；二是中华民族话语并未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与之相应地，特别是在全面抗战之前，对“中国民族”概念的使用频次居多，同时在党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中也使用“全中国民族”“全体中国民族”“全民族”“吾民族”等话语；三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文件中，“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混用、相互指称的情况大量出现，特别是在长征之前。
（二）全面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的形成和明晰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将“个人”“民族”与“国家”紧密结合，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和解读走向高潮。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出号召：“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同时使用“全民族”“中华民族”“中华各族”“我们民族”“所有民族”，并将“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为一体”的统称，强调统一战线下的中华民族是一体。1939年 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多重维度对“中华民族”做出了清晰概括：一是中国国境，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二是人口规模，表明中华民族除汉族以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三是历史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做出精准表述和判断，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有效克服了多民族差异性的弊端，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知及利益关切更加成熟。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将其作为自己的政策主张并加以宣传，最终演化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一是“中华民族”概念广泛使用，作为习惯用语基本固定下来，“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混用的现象明显减少；二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理念更为清晰，并确立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意识；三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取得巨大进展，主要依托纪念活动、创办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建立抗日根据地、设立少数民族调研室、创办民族院校、组织自治政府等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工作逐步展开。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确定中华民族属性和民族关系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赋予中华民族以国族形态，国家民族属性再次被确定。为了重塑和稳固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和关系格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要求，“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伴随民族识别工作的完成，最终确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构成。中华民族与国家的新结合，不乏出现历史与现实的叠加问题，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为巩固新政权，开展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为国家安全营造良好环境，祖国大家庭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激发。新中国百废待兴，在“一化三改”的大势下，帮助各民族经济发展实现百废俱兴，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一是通过《共同纲领》进一步确定中华民族属性和民族关系格局，有效推进中华民族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共同体；二是“中华民族”并未高频出现在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述，更多是以“各族”“各民族”“各族人民”“全国各民族”“国内各民族”“中国各族人民”“我们各民族人民”指称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研究主要体现于具体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之中；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工作未能有效推进，主要是以爱国主义教育替代。
（四）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出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彻底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向，更加注重依靠民族叙事凝聚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合力。阶级话语转向民族话语，中华民族话语再次出现并成为主流，祖国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鲜亮名片。1979年 1月，《告台湾同胞书》中“中华民族”的出现，使得中华民族话语再度活跃。1982年，《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确定为国歌，作为各民族总称的“中华民族”得到确认。在统战工作中，“中华民族”被频繁使用，邓小平会见荣氏家族时提出“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里的“中华民族”自然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国内各社会阶层，因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相较于港澳台，强调一体性需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和民族情感，为弥合和超越制度体制的差异提供情感认同和道义支撑。此外，邓小平多次使用“振兴中华”“振兴中华民族”等论断，直到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随后其成为主流话语并频繁使用。实质上，民族复兴的观念和诉求始终是中华儿女基于昔日辉煌历史的持续怀想，又牵动着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民族生命力的自我期盼，中国共产党指向未来的话语形塑，彰显了强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使其作为一条价值主线深深烙印在中华儿女内心深处，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叙事之中延续至今。
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一是“中华民族”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话语，再次出现并频繁使用，将党的使命、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高度熔接，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出场；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三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五）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得到进一步丰富
民族叙事在新时代持续高扬，“从国家民族高度凝聚全民族力量的视角使用这一理论工具，提供一种与现代国家认同同向同行的精神力量”，助推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实现历史性飞跃。
中华民族话语表意更明确。将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整体，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外提升民族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将中华民族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统称，并充分肯定中华民族的非凡创造力，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再次强调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继承并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内在结构的总体认识。此外，在国际交往中，“中华民族”常常被作为与对象国或对象民族相对应的核心指称，阐释和传递中华民族的内在禀赋、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提炼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新标识。在新时代民族叙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最突出的“术语革命”并趋于成熟。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后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及全国人大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重要法律法规，该话语趋于稳定，并具有权威性。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在民族工作中居于主导性、引领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为一个兼具定论性和描述性功能的话语标识。在话语前缀上，经历了从树立、培养、培育再到铸牢的进阶，呈现出力度更强、表意更纲领化的转变。在话语构成上，创造性提出“一条主线”“五个认同”“四个与共”“四个都有”“五个共同”以及“五个各民族‘相’”的语素群。在话语关怀上，锚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始终强调“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一是中华民族话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表意更明确、运用更娴熟，频繁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之中；二是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更具艺术性、大众化的叙事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擅用经史子集、俗文俚语、形象比喻和经典故事等，使国家话语与群众语言双向对接，形成了各族人民听得懂、记得住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赢得了广泛社会认同和支持；三是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极为重要，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导性、引领性话语，逐步走向成熟；四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两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等话语的涌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内在格局、文明特性、文化使命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同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趋于成熟定型。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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