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妍，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文山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云南跨民族楔子鼓乐文化研究”（A2019YY08）。
【摘要】云南楔子鼓乐是以壮族、瑶族聚居区共享器物楔子鼓勾联、整合多种民俗事象，并从中剥离出来的音乐，具有兼收并蓄、多元并包的文化特征。楔子鼓及其鼓乐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蕴藏了壮族、瑶族、汉族等民族共享的制鼓技艺、宗教观及文化价值观。通过分析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楔子鼓乐文化实践的共同性，认为互嵌的社会结构，共享与认同的民族文化，以及文化符号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目标导向，是楔子鼓乐流布区域民族文化交融的实践机制。作为促进民族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媒介和文化纽带，楔子鼓乐的传播为建构区域文化共同体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和区域案例。
【关键词】楔子鼓乐；文化交融；文化符号；文化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各民族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同时，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的民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包含的云南楔子鼓乐作为地方壮族、瑶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在形成区域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楔子鼓乐文化视角分析探讨我国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中的相互影响，不仅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共享与认同的基本事实，也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发挥着独特作用。
楔子鼓是一种双面击奏膜鸣乐器，同时也是仪式祭祀使用的“神器”和“法器”，其外形独特，由鼓身、鼓面、楔子三部分组成。通常，鼓的两头用动物皮蒙制为鼓面，在木制鼓身周围，以数十根木楔子插入鼓壁与鼓绳之间，用于调节鼓膜张力和鼓的声响。根据霍恩博斯特（Erich M.von Hornbostel）和萨克斯（Curtt Sachs）的乐器分类体系，以楔子鼓发声（振动）的物理特性为分类原则，楔子鼓属于“通过敲击紧绷的膜而激发出声响”的膜鸣乐器，其安装皮膜的方法与膜鸣乐器中一种子类别鼓对应，即“将膜用绳带固定于鼓上”，“用楔子插入鼓壁和绳带之间支撑、拉紧鼓膜，以控制鼓膜张力”。此外，楔子鼓上下鼓面均可敲奏，故可视为双面击奏膜鸣乐器。
楔子鼓广泛分布于云南壮族、瑶族聚居区，部分彝族、白族聚居区也有流布。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赋予其不同的称谓，出现“一器多名”的现象。壮族聚居区的常见称谓有“楔子鼓”“牛皮鼓”“百楔鼓”等。瑶族聚居地区多用“扁鼓（扁木鼓、盘鼓）”“羊皮鼓”“圆鼓（双面鼓）”之名。彝族聚居区称其为“羊皮鼓”，白族聚居区称其为“百楔鼓（调音鼓）”。不同民族所制楔子鼓的声响质量均由楔子切入的松紧程度决定。楔子切入鼓壁和鼓绳之间越深，鼓膜的张力就越大，鼓声的穿透力就越强，音质也就更加清脆；反之，楔子切入越浅，鼓膜张力越小，鼓声趋于沉闷。这些都与楔子鼓独特的形制特征和发声特性有关。同时，不同民族楔子鼓所用楔子数量与鼓的大小有关。通常情况下，鼓腔越大，使用的楔子数量越多；鼓腔越小，使用的楔子数量越少。为行文方便，全文沿用“楔子鼓”这一民间称谓，从称谓、特征等方面与其他类型的鼓相区别。
楔子鼓乐是以楔子鼓为主要乐器，将楔子鼓涉及的各类民俗事象进行勾联、整合，并从中剥离出来的音乐，包括流布于滇东南壮族聚居区的洞经音乐、开坛诵经、壮剧（广南北路沙戏）、牛头舞、手巾舞，以及滇东南、滇西南瑶族聚居区的“度戒”“叫魂”、丧事、盘王节、“保苗节”等众多民俗事象中的音乐组合而成的楔子鼓乐，其涵括的文化记忆以族际共享的楔子鼓的形式呈现，记述着区域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展现了各民族互动交融的现实图景。在增强地域认同感的同时，促进拥有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的区域文化共同体以及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文化格局形成。
自古以来，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鼓文化蕴含着人们的信仰意识和审美情趣，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和技艺，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流的成果。楔子鼓作为鼓文化的组成部分，其鼓乐是楔子鼓在精神和艺术层面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目前学界对云南楔子鼓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楔子鼓作为民族文化事象的整体观照，相关研究多从楔子鼓的形制和用途、楔子鼓乐的形态特征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展开讨论。在楔子鼓的形制和用途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流布于壮族聚居区的楔子鼓在形状、构造、音质和演奏方法方面都显示出壮族文化色彩，其作为民间艺人就地取材的自制击奏乐器，用于壮族聚居区规模不一的民俗活动。也有学者对流布于瑶族聚居区楔子鼓的形制进行了研究，从材质、体积、制作等方面进行描述，认为楔子鼓是瑶族祖先神的象征，是瑶族各类民俗活动中“普遍使用带法器性质的打击乐器”。对于楔子鼓乐的形态特征，杨民康等从音乐结构、音阶调式、旋律风格、节奏音型、腔式特征等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对于楔子鼓乐的社会功能，相关研究认为楔子鼓乐依托信仰仪式运作生成，为仪式场景发挥渲染情绪、营造氛围的作用，以此增强仪式对文化持有者心灵的威慑力，进而完成其在族群内部的身份建构。在承袭族群习俗、宗教、礼仪等方面的同时，楔子鼓乐强化了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纵观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领域，族际关系与区域音乐流动性、关联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已有学者探讨多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与共享、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关注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交融形成的区域性认同，探寻民族文化交融的成因、规律和实质。然而，基于民族音乐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微观研究尚有不足，在实证分析和案例积累方面有待进一步丰富。
纵观已有研究，一方面，已有成果侧重于对楔子鼓及其鼓乐所在民俗活动的整体把握，楔子鼓及其鼓乐仅作为民俗事象的组成部分被探讨，对相关形制、用途、功能的研究停留在概括介绍层面；另一方面，已有成果多集中于对单一民族楔子鼓关联的某一文化事象的关注和研究，对不同民族共享楔子鼓及其鼓乐文化事象的观察和研究不足，也未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楔子鼓及其鼓乐对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对楔子鼓勾联多种文化事象而形成的跨民族楔子鼓乐及其文化交融条件、文化共享表征和文化认同功能尚未展开探讨。
本文运用人类学多点民族志的方法，以民族间共享器物楔子鼓为切入点，视楔子鼓及其鼓乐为族际交往的媒介，对云南文山、西双版纳等地壮族聚居区、瑶族聚居区的楔子鼓乐进行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民族交往实践中，管窥文化共享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探寻民族文化交融对区域文化共同体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意义。
一、杂居共处的居住格局：楔子鼓乐中民族文化交融的发生场域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多民族交错杂居，全省没有一个单一民族聚居的县、市。多民族杂居共处、互嵌共生的格局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为流布在云南壮族聚居区、瑶族聚居区楔子鼓乐的互鉴交融提供了文化空间。
楔子鼓乐流布的几个代表性区域聚居了全省大多数壮族和瑶族。综观这些区域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和居住格局，均呈现出壮族、瑶族、汉族与其他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共性特征，这使得区域内壮族、瑶族、汉族等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居住格局得以长期延续。关于“境内种人杂处”，道光《开化府志》对府辖八里各村寨的民族分布进行了详细记载，有“侬人”（壮族人）、“瑶人”（瑶族人）、“汉人”（汉族人）、“倮罗”（彝族人）、“僰子”（白族人）、“拉黑”（拉祜族人）、“窝泥”（哈尼族人）等。《开化府志》中原开化地区相当于今文山州文山县、马关县、麻栗坡县、西畴县、砚山县大部和红河州河口县、屏边县、蒙自县东部和金平县东部。关于“民夷杂处”，道光《广南府志》也有“汉人衣冠如常，夷人有沙、侬、瑶、僰、仆喇、倮倮各种”的记载。上述史实说明，楔子鼓乐流布区域的民族互嵌格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形成。
从民族来源看，楔子鼓乐流布区域的壮族、瑶族、汉族，有的是世居民族，有的是迁入民族。迁入者因戍边、屯垦、经商、婚姻等原因与当地人交往密切，对这些区域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文山“州内瑶族先人是秦汉时期‘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唐朝年间，从湖南经贵州迁入滇东南的文山州、红河州境内……明、清时期先后从广东、广西交界西江流域、镇龙山瑶区，辗转迁入广南府、开化府的边远山区定居”。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瑶族源于秦汉时期‘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明末清初，瑶族先民由湖南、广西迁入云南，经开化、屏边、思茅、江城进入西双版纳今勐腊县的瑶区和其他边沿山区、景洪市的勐旺乡”。从迁徙路线来看，瑶族先民均从湖南开始移动居住地域，沿途经今文山州、红河州一带，或将二者作为留居地，或继续迁徙，直至西双版纳。瑶族沿途迁徙留居的习惯为其与留居地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这或许是楔子鼓何以能够跨越滇东南至滇西南遥远的物理距离，成为文山壮族与文山、西双版纳等地瑶族共享器物的合理解释。
从经济关系看，民族迁徙和互嵌格局使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趋于频繁，形成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在汉族迁入民族地区后，为满足谋生需求，汉族积极投入生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推进了土地垦荒的进程。这种“山地不自殖，租与川楚黔粤贫民垦种，故近年民物繁滋”的现象在广南县历史上屡见不鲜。民国《马关县志》载：“清康熙时改土归流，内省商贩源源而至，客久成家，乐不思蜀。”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在促进内地与民族地区商贸往来的同时，该区域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也得到了深化。这种互补型的经济关系在当下的具体实践更多体现为各民族通过乡镇集市、街子对山货、染料、布匹、生产工具等物品进行贸易交换，进而形成互惠共生的生存空间。典型的乡镇集市在文山州广南县坝美镇集镇、麻栗坡县猛硐乡集镇一直存在。每逢当地固定的“街天”，附近村寨的村民都会涌向集市和街子，在琳琅满目的山货中择需进行商贸交易。在新农村建设实践进程中，新筹建的乡镇（村）农贸市场成为当地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物资供销的主要场所，与乡镇集市、街子共同提供不同规模的族际经济交换空间。
从语言和风俗看，语言互通和风俗变迁对民族文化交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云南壮族和瑶族作为楔子鼓乐持有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中，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收、彼此影响的文化现象。这在语言和风俗上表现尤为明显。由于族际接触及儒学、汉语教育的推广，汉语成为各民族交流的主要工具。道光《开化府志》载：“瑶人……男女皆知书。”又民国《马关县志》载，壮族人“近代，男通汉语，且有习儒业而青其衿者”，“愚闻云南义学……故今摆子、僰丁多有识字知礼者”。关于各民族习俗趋同汉族的表述有，壮族人“丧葬亦与汉人同”，瑶族人“衣服近汉”。同样，壮族、瑶族语言互通、风俗涵化的情况也存在，形成了瑶族“会说壮语，习壮人风俗，壮族亦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有所了解”的现状。类似情况据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瑶族“度戒”传承人之子PGQ介绍，其身边就有壮族朋友经常和瑶族人互助生产、互相交流，因此会说瑶族话、会唱瑶族歌、会跳瑶族舞，甚至一同参与瑶族盘王节庆祝活动。文山州广南县坝美镇WQA也表示，由于当地壮族、汉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和融洽的民族关系，加之与壮族人从小在一起读书、打闹的生活环境，让其在耳濡目染中自觉地学会了壮语，也经常受邀参加壮族的节庆活动。
正是因为多民族互嵌的空间格局、互补的经济形态，以及在语言、风俗等方面的共生性，为楔子鼓乐等民族艺术的互动交融创造了可能。据道光《开化府志》载：“夷人各种皆有歌曲，笙笛琵琶诸器，与汉制同。”这说明清朝时期云南少数民族部分乐器形制与汉族相同。又民国《马关县志》载：“按马关辖境原属蛮部，本无汉族。自明代沐英镇滇，其部散居各县，汉人足迹，此为嚆矢。清康熙时改土归流，内省商贩源源而至，客久成家，乐不思蜀。汉族渐盛，大改旧观，中州礼乐，以次输入。”上述史实可谓云南各族音乐互鉴交融的历史印证。各民族交往交流客观上为多民族共享楔子鼓乐提供了历史文化土壤。在这方面，壮族聚居区的广南沙戏最典型，其不仅吸收了汉族剧目，将其改编成用壮族山歌演绎的戏剧，还与流行于汉地的滇剧、花灯等剧种积极交流，请“汉族人来教戏”，音乐方面也“吸收了汉族的【卖花调】、【赶马调】、【一杯酒】……为我所用”，形成了唱词、道白用壮语，引诗、对子、新词汇用汉语的表演形式。同样，瑶族聚居区将楔子鼓视为人与神沟通的“法器”之观念与汉族道教观念类似，楔子鼓乐中的某些音调或旋律与汉族道教音乐也有相似之处。这说明，瑶族聚居区楔子鼓乐“吸收了汉族和汉族道教中有用的形式与内容（包括音乐内容）”。可见，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居住格局为楔子鼓乐流布地区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场域，也为打破民族隔阂，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
二、多元共享的文化格局：云南楔子鼓乐中的民族文化交融
楔子鼓作为云南壮族、瑶族共享的器物，在部分彝族、白族聚居区亦有使用。楔子鼓承载着丰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信息，其相同的形制特征和相仿的制鼓技艺是云南壮族、瑶族、彝族、白族等民族楔子鼓制作技艺交流互鉴的直接表征，体现着各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而在楔子鼓乐中多元混融的宗教信仰和共享的节日文化是壮族、瑶族、汉族等多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内在反映。
（一）楔子鼓制作技艺的交流共享
通过调研文山州马白镇、猛硐乡、八道哨乡、双龙营镇、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等地多位制鼓匠人发现，壮族、瑶族、彝族、白族等民族制作的楔子鼓形状大同小异，规格不一。制鼓匠人大多就地取材，通过师传、家传、自学等方式习得制鼓技艺，所制楔子鼓满足本村及其他村寨的用鼓需求（见表1）。
如表1所示，不同民族制作楔子鼓时在材料选用、取材时间、楔子形制、制作方法、制作工具、制作流程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些差异性源自各民族不同的审美心理、居住环境提供的物质条件，以及祖先崇拜、动物崇拜等信仰。勐腊县瑶族认为，“楔子鼓是瑶族祖先盘古开天辟地时产生的，敲鼓意味着祭天、祭地、祭神、祭祖先。鼓身周围 36块楔子代表人体 36个骨节”。马关县壮族认为，“制作楔子鼓代表了壮族对牛的纪念与崇拜。鼓身周围楔子数量无特定要求”。可见，地域环境和观念的差异性造就了楔子鼓楔子数量、取材、制作缘由的多样性，但这并不影响各民族楔子鼓共同性的形成。
楔子鼓形制特征和制作技艺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都用原木制作扁圆鼓框，两头蒙动物皮，并且边侧以鼓绳固定为面，鼓身有木制楔子渐次切入鼓绳和鼓壁之间，用以绷紧鼓绳。以两根木制圆棒做槌，槌头至槌尾由粗渐细。木楔子嵌入鼓绳的松紧程度对楔子鼓的音质和音高有直接影响。由于壮族、瑶族、彝族、白族等民族所制楔子鼓皆采用手工制作，制鼓工具基本相同。制作流程上从鼓框、鼓面、楔子、鼓绳等部分分步制作。鼓框采用整段原木挖空内腔的方法，或将原木切分为等状木块拼接而成。具体方法的选用视原木大小及粗细情况而定。为了防虫、防霉，鼓框所用原木基本在秋冬季取材，晾干后才开始制作。鼓面皆采用生动物皮蒙制，蒙制前同样需要晾干去毛。木楔子规格较多，但均以楔头扁平、楔尾方正、整体锥形斜面呈现，以便轻松切入鼓绳。
楔子鼓在壮族、瑶族、彝族、白族等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运用于多种场合，从类型学视角出发，可将其用途概括为三类。
其一，作为响器的楔子鼓，用于预警。2019 年 1 月 4 日，笔者对壮族楔子鼓制作技艺进行了调研，据马关县马洒村 78岁洞经音乐传承人 GTH 所述：“以前，在解放初期，整个寨子有一只楔子鼓，寨子里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出现了小偷或重大事情，当庄的就敲响楔子鼓，告诉大家有事情即将发生，当警报用。”瑶族村寨也有类似情况。PGQ就说：“原来在电话还没普及的年代，我们瑶族寨子里没有喇叭。野兽经常会进入寨子猎食老百姓饲养的猪、鸡等家畜，由于当时没有其他通信工具，只有敲响楔子鼓，用急促的鼓声告诉寨子里的所有人，有野兽进犯村寨的危险。用鼓声驱赶野兽的同时，也给村民传递信息。”
其二，作为“法器”“神器”的楔子鼓，用于“通神”。对于使用楔子鼓的壮族人和瑶族人来说，楔子鼓是神灵的象征，敲鼓的用意是惊动诸神。勐腊县瑶区瑶族“度戒”传承人之子 PGQ 告诉笔者：“在瑶族的观念里，把楔子鼓比喻为红头龟神，鼓声喻为雷神。我们‘动鼓’之前，把鼓视为孕育万物于胞胎的天和地。当鼓‘开光’以后，‘动鼓’意味着祭神、祭天、祭地，预示春风化雨、万物催发，这个鼓代表了连接天和地之间的一个‘神物’。”它不仅是发声的响器，更是连接天与地、人与神的“神器”和“法器”。在楔子鼓参与的各类祭祀活动中，响动的鼓声已经成为人们祈求神灵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音律脉动。同样，每逢初一、十五，广南县坝美镇泥金洞观音寺举行开坛诵经仪式，当楔子鼓在“发鼓三通”的号令下敲响之时，当地壮族信众认为即是请神下凡赴会或为神灵庆祝圣诞，从而祈求神灵福泽社会、消弭灾难。
其三，作为乐器的楔子鼓，用于伴奏。在楔子鼓涉及的众多文化事象里，楔子鼓大多作为乐队的主要伴奏乐器。例如，广南北路沙戏以及壮族传统舞蹈手巾舞、牛头舞，均少不了楔子鼓的伴奏。此外，作为乐队演奏乐器，与其他乐器一起合奏，在文山马洒洞经音乐里也较为常见。一般而言，楔子鼓在壮族乐队中发挥着指挥乐队演奏、掌控乐队节奏的作用，通过不同的鼓点节奏抒发音乐情感，烘托音乐氛围。瑶族人关于楔子鼓的使用，多涉及“度戒”和丧葬等祭祀、禳灾活动，以及盘王节等节庆活动。激越的鼓声不仅丰富了整个仪式的文化内涵，也为仪式和节庆活动创造了独特的听觉体验和充满神圣感的音乐文化氛围。作为伴奏乐器，楔子鼓在丘北县八道哨乡姑租村被用于彝族丧葬习俗羊皮鼓舞中，用以稳定舞蹈节奏。在该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楔子鼓曾被当地白族用于节庆文艺表演、超度诵经等民俗活动。
上述例证说明，不同地区楔子鼓在形制、制法、制具、用途等方面都有共通之处，这些现象是壮族、瑶族、彝族、白族等民族楔子鼓制作技艺交流共享的实质体现，不仅凝结了这些民族共有的生活理念和态度，也促成各民族对楔子鼓制作技艺文化的价值认同，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表征。
（二）楔子鼓乐中宗教信仰的多元混融
“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集体心理”，各民族在宗教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彼此混融体现了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心理。云南壮族、瑶族楔子鼓乐文化中多种宗教思想的兼容并包是各民族在心理和情感层面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集中体现，映射着各民族相互认同的文化心态。
明清以来，随着固边政策的实施，大量汉族移民迁入云南，汉文化在云南广泛传播。由内地汉族地区传入民族地区的洞经音乐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洞经音乐传入文山壮族地区后，被壮族群众广泛接纳，并与壮族文化相融合。以马洒洞经音乐为例，该乐队在为辞世老人超度的道场中，经坛正上方悬挂着“孔圣先师文宣圣王兴儒盛世天尊”“西方佛祖广渡十方慈悲救世天尊”“太上道君道法弥深三清应化天尊”等为一体的神案，对其进行祭祀，壮族视孔子、佛祖、太上老君为先圣、神灵，共同崇奉。同时，马洒洞经音乐在承袭儒释道三教教义的基础上，融合壮族原始宗教信仰，并加入壮族乐器楔子鼓、牛角胡等，形成兼具汉族、壮族文化特质的音乐。洞经音乐传承人 GTH 说：“马洒虽是壮族寨子，引进汉文化却比较早。清朝时期马洒村已建有魁星阁（楼），用于设馆私教，教壮族人一些汉文化和礼仪。马洒洞经音乐是我们壮族学习、接受汉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洞经讽诵的经书内容主要以善、仁、德、孝为主导思想，教人怎样做人。”可见，儒释道思想通过洞经音乐已融入壮族人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值得一提的是，马洒洞经音乐中使用的楔子鼓、牛角胡由该乐队乐师用牛皮和牛角自制而成。之所以选用牛皮制鼓、牛角制胡，源于壮族对牛的原始崇拜，后演变为对牛的崇敬和爱护，在牛死后用其身上某一部位制作生活用具或乐器，以示纪念。关于楔子鼓的木楔上画的三个圆点状符号，据GTH所述，该符号象征了壮族人对天、地、水的崇拜，壮族人认为离开天、地、水，人就无法生存。这一观念源自道教的“三元”信仰，“‘三元’又称‘三官’，指构成世间万物的三种自然成分：天、地、水”，后来，“这种自然崇拜逐渐成为人格化的神灵”，“天、地、水三元之气成为天官、地官、水官三神，能为人祈福、赦罪、解厄”。这种将本民族原始崇拜与其他民族民间信仰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壮族人在吸纳外来文化时并非单向接受，而是融入自身文化，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具体体现。
这在瑶族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中也有类似情况，楔子鼓乐流布区域的瑶族经常在各类民俗仪式中使用楔子鼓及其鼓乐。作为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楔子鼓乐依附于仪式的文化空间，以抽象的方式将宗教内容进行强化，发挥着用音乐巩固宗教信仰的作用。瑶族宗教信仰在历史演化中主要吸收了道教观念，同时也吸收了佛教观念和儒家观念，从而形成以道教信仰为主，同时保留本民族原始宗教，融合并掺杂儒释观念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宗教信仰。瑶族的宗教信仰与道教思想的融合主要源自宋代时期瑶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交融，而儒释思想则是随着“汉地道教被瑶族道教吸收进来的”。从瑶族祭祀仪式所用经籍、咒语、所“请”神灵来看，皆体现出瑶族楔子鼓乐与儒释道文化及瑶族原始崇拜之间的关联。
以富宁县洞波乡渭基村、勐腊县瑶区瑶族乡南贡山村等瑶寨为例，在楔子鼓乐伴奏的仪式中，瑶族所“请”神灵和崇拜先圣主要有四种：一是道教神，如三清、三元、雷神、太上老君、鲁班神等；二是佛教神，如观音；三是儒家先圣，如孔子；四是本民族祖先，如盘王等。收藏于渭基村的经籍《玉皇盘皇青宵三朝科修订本》有关于“三教圣人，孔圣、观音、文昌”等神灵的专门记载，被称为“三教圣咒”，蕴含儒释道元素。《玄门尊经（咒水）科修正藏书》中关于“观音经咒连头”的记载，蕴含佛教元素。蕴含佛教元素的经籍在保存于南贡山村的《接圣科》中也有关于观音来历的记述。儒家思想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瑶族传统道德规范的观念和行为中。南贡山村 PGQ告诉笔者，当地瑶族崇拜的是孔子先圣的思想，并非崇奉其为神灵。流传于该地民间的成文故事《十劝贤》《孔子故事传》记录了瑶族传统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与之对应的行为规范在各地瑶族“度戒”仪式的“十戒”条文中有所体现：一戒不犯盘王天地；二戒不准毁骂父母；三戒不得瞒师骗友；四戒不得枉杀生灵；五戒不得偷抢害人；六戒不得贪财恋色；七戒不得怒气凌人；八戒不得嫌贫爱富；九戒不得贪生怕死；十戒不得隐经瞒教。可以看出，两地瑶族关于传统道德规范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要求强调重孝崇善、尊师敬友、善恶有报等。关于瑶族原始崇拜思想源于万物有灵的思维，最直观的体现是瑶族对盘王的祖先崇拜，其次是瑶族视楔子鼓为有灵之物，并将其人格化，对楔子鼓的姓氏、形态有溯源记载。
结合楔子鼓乐蕴含的宗教思想来看，以儒释道为主的宗教信仰通过经籍、教义、神案、神祇、行为规范等融入楔子鼓乐流布区域壮族、瑶族的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中，并与其原始宗教信仰相结合，形成相互影响、互鉴交融的文化现象，进而形成异中有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传递着文化认同的价值共识，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影响并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三）楔子鼓乐在民族节日中的互动共享
节日是精神信仰和情感寄托的集中表达。作为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载体，节日为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平台，也为楔子鼓乐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提供了重要场域。
为传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村落知名度，2019年6月12日至13日，广南县坝美镇阿科社区举行了祭龙节活动。祭龙节是阿科壮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五月第一个龙日即为祭龙节。在调研中得知，阿科社区的祭龙节已成为当地壮族、苗族、汉族等民族的共享节日。每年举办的祭龙节由不同民族所在村小组轮流承办，为全社区各民族共庆节日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保障，社区所在政府在其中主要起到安保和协调的作用。2019年，经阿科社区寨老与当地民众代表共同商议，选择将壮族的关秧门和祭龙仪式等活动在祭龙节当日一并举行，通过祭祀“神山”及壮族英雄侬智高，祈求风调雨顺、阖寨平安。节日当天，议程甚多，其中一个环节是壮族传统牛头舞和手巾舞环村走街展演活动。尽管手巾舞是阿科壮族的代表性舞蹈，但参加舞蹈表演的人员却不限于当地壮族，还包括与壮族共同居住在阿科社区的汉族舞蹈队。大家统一身着节日盛装，组成浩荡的舞蹈队伍，在楔子鼓乐的伴奏下，与舞蹈队挥舞着白色布巾，踩着统一的楔子鼓乐节奏，俨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配合隆隆的鼓声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壮族、汉族以相同的肢体语言表达着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内心情感，他们跳着、笑着，彼此诉说着。可以说，楔子鼓乐成为集体欢腾的催化剂，它为文化持有者和参与者提供了共享的审美体验，在共舞共庆、共享节日欢愉的氛围中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
盘王节是瑶族纪念始祖盘王的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十六，瑶族人都要穿上盛装，载歌载舞，欢庆节日。与壮族将祭龙节作为以村寨为单位自发性聚集的社区节日不同，勐腊县瑶族盘王节从以村寨为单位开展活动逐步发展成政府、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2022年，第37届瑶族盘王节在勐腊县举办，为期两天的节日包括文艺汇演、商品交易会及青年歌手大赛决赛等多项议程。丰富的节日内容和娱乐项目吸引了四方宾朋，使盘王节成为联结各民族感情和传播地域文化的平台。文艺汇演内容由县域选派代表准备的节目和文化工作站选送的节目组成。为呼应“同庆多彩盘王节，共促民族团结情”的节日主题，不同民族的歌舞节目同台展演，为各民族提供了展示本民族文化，了解、欣赏他民族文化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文艺汇演以多民族集体舞作为压轴节目，并邀请观众、嘉宾上台共舞。该舞蹈以圈舞形式展现，瑶族演艺人员一边击奏楔子鼓一边起舞，傣族、彝族、哈尼族等各族演艺人员及在场部分观众围圈逆时针舞蹈。舞蹈的伴奏音乐由现场击奏的具有律动感的楔子鼓乐和预制电子音乐融合而成。尽管电子音乐的音量远超楔子鼓乐本身，二者的融合也不是那么和谐，但融合后的楔子鼓乐与各民族共舞共庆的节日现场共同建构了民族交融的声音景观，而这种特有的声音景观重构了楔子鼓乐的文化内涵。如果将音乐视为声音传播的媒介，人们用“耳”接收音乐信息的同时，也会主动用“目”去捕捉声音信息源，用“脑”与身体整合并感知音乐事件。从这个事实理解音乐的本质，音乐就不只是一种声音，还是一种可以体验的景观。楔子鼓乐形成的声音景观，可视为人在接收音响传递过程中，在生理（听、视觉感受）、心理（情感体验）与环境（各民族共舞的节日场域）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一种由感官共振带来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是通过楔子鼓乐对节日现场气氛的营造、渲染以及对民众情感的激发实现的。进一步说，对于作为“局内人”的瑶族人而言，楔子鼓乐已超出作为舞蹈伴奏音乐的功能，不仅是连接族群与祖先的媒介，是族群信仰外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增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行为方式。对于作为“局外人”的其他民族和观众来说，楔子鼓乐是各民族情感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人们在音乐中释放情感、舞动肢体，通过心灵的交流和身体的感知，实现同频共振的沉浸式体验。同时，在对“他者”音乐文化的审美感知中，各民族从接受、共鸣到族际情感认同，增进了区域内各族人民相互尊重，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三、楔子鼓乐中民族文化交融的实践机制
文化交融过程充满活力，具有无限势能，可以不断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巨大的能量，民族文化交融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云南壮族、瑶族楔子鼓乐中民族文化交融实践的分析，旨在总结楔子鼓乐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实践机制。
（一）互嵌的社会结构：民族文化交融的物质基础
互嵌的社会结构由各民族互嵌共居的地域空间、互利共生的经济关系及互渗共享的文化环境构成。互嵌共居的地域空间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发生场域。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构成了楔子鼓乐流布区域互嵌共生的地域特征。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自明清以来，楔子鼓乐流布区域内生活的壮族、瑶族、汉族等民族相互往来，彼此联系，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长期友好的民族交往交流逐渐打破传统民族及其居住地域的边界，产生了经济互补、语言互通、习俗趋同的文化交融现象。各民族因互嵌共生的文化生境，在经济、语言、习俗、音乐等方面互相关联，在形成“民族互联体”的同时逐步形成共同的区域文化和共有的地方意识。正是在此环境下，楔子鼓成为区域内壮族、瑶族、彝族、白族等民族的共享器物，壮族、瑶族楔子鼓乐也因此呈现出兼收并蓄、多元并包的文化特征。
楔子鼓乐流布区域民族文化的交融在历史中生成，由各民族共同创造，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交融形式。生活在互嵌社会的各族群众不断互动交流，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当被问及族际关系时，居住在阿科社区的WQA表示：“我们和住在附近的壮族、苗族都是好邻居。壮族的祭龙节，我们汉族也跟着一起过，而且还凑钱给壮族买猪祭祀祖先。他们（壮族）说祭龙以后不能干活，我们都是这样的，尊重他们的习俗。我们小时候会走一个多小时到周边村寨赶集，看壮族耍棍棒（跳牛头舞）、唱壮剧，那时就要敲楔子鼓，气氛非常热闹。人家一敲鼓，我们就去边边跟着，觉得很好玩。”楔子鼓作为一种共享器物，以其独特的形制和制作技艺赢得了各民族的喜爱与认可。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各民族群体在互嵌的社会结构中，通过交往实现了楔子鼓制作技艺的交流与共享，使之具有相似的形制、制法、制具和功能。虽然各地楔子鼓的形制、制作技艺略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在楔子鼓的共同性面前显得较弱。每逢笔者手持其他地域楔子鼓照片询问另一地域是否存在该鼓时，回答都是“有，但我们当地有自己的名称，楔子数量有些不同，制作材料也有不同”。可见，不同地域各族民众对楔子鼓的认识是一致的，同时也对其因地域、民族产生的差异性表示认可和接纳。尤其是在楔子鼓售卖过程中，购买人不会在意制鼓材质的差异，而是关注鼓的制作质量和鼓声是否通透；购买人也不会在意制鼓匠人的民族属性，而更多关注的是楔子鼓的形制与其世代传承的鼓是否一致。总体来说，楔子鼓的差异性没有阻碍其区域共同性的形成。这种共同性的形成是基于互嵌社会营造的民族交往交流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在族际文化相互影响和借鉴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化交融结果。
（二）文化共享与认同：民族文化交融的内在诉求
“文化共享指不同民族或人群对单一或多个文化的分享、认同现象”，其产生于族际文化互鉴融通过程中，是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可、接受和吸纳，亦是族际文化认同的体现。楔子鼓乐流布区域内壮族、瑶族、彝族、白族等民族使用的楔子鼓表现出来的共同性体现了区域内不同民族关于楔子鼓制作技艺及其审美理念的共享与认同。壮族、瑶族楔子鼓乐中蕴含的宗教文化以本民族原始崇拜为基础，融合了儒释道文化思想，是多元混融的民间信仰体系，其中儒释道作为壮族、瑶族的共同信仰，表现了壮族、瑶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来自文化上的相互尊重、接受与融入，是各民族在心理和情感层面的深层次认同，也是各民族拉近彼此心理距离、适应彼此文化的突出表现。
楔子鼓乐中的民族文化交融是文化认同的直接反映，其蕴含的儒释道文化思想所传递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等观念，形成了楔子鼓乐流布区域内壮族、瑶族、汉族等民族共有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这些共享的价值观念通过楔子鼓乐的联结与传播，产生文化交融。同时，上述共享价值观念中关于忠信孝亲、尊老爱幼、与人为善、重义守信等道德观念作为中华民族共享的价值理念，亦是楔子鼓乐持有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为不同民族通过楔子鼓乐形成文化认同、促进文化交融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楔子鼓乐作为阿科社区过祭龙节时各民族共舞共庆节日的音乐，承载了壮族、汉族、苗族等不同民族集体欢腾的情感认同。人们在节日场景中共享壮族传统文化带来的精神欢愉，表达对彼此文化的欣赏和认同。各民族在楔子鼓乐营造的欢乐氛围里，通过共同的身体实践，形塑着对节日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各民族通过楔子鼓乐在共舞共庆节日过程中逐渐产生情感共鸣，无形中消解了文化边界，促进了各民族心理上的相互认同和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进而实现了以楔子鼓乐为载体的文化交融。从楔子鼓乐促成的文化交融现象来看，文化共享、文化认同与文化交融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文化共享是文化认同的前提，文化认同是文化共享的基础，在文化共享与文化认同相互作用之时，文化交融随即产生。
（三）文化符号与共同体建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导向
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的有机统一体，其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共同体，抑或是价值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而形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个体与群体基于某一特定文化观念和心理定式融入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所经历的过程，也是个体自我身份意识的确定与定位的过程。”瑶族所持楔子鼓及其鼓乐通常用于村落内部举行的各类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楔子鼓乐营造的神圣氛围和祭祀活动，祈求神灵的护佑。随着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视以及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各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走上舞台、走向社会，成为各族群众共享的文化遗产。
盘王节正是在此背景下从瑶族节日演变成各民族共享节日的。每逢盘王节，都会吸引县域内各族群众与瑶族人一同载歌载舞，欢庆佳节。在勐腊县第37届盘王节上，各族人民在楔子鼓乐的伴奏下围圈跳舞，这是各族群众对瑶族文化的尊重与认可，也是政府塑造民族文化符号、凸显地方文化特色以及文化精英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
这种结果的出现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源自长期以来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瑶族人 PGQ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瑶族与周边村寨的哈尼族、傣族、壮族在生产生活中经常交往交流，也会相互通婚。同时，我们瑶族会参与傣族的泼水节，其他民族也会参与我们的盘王节。”第二，这种新的展演形式是由文化传承者和创造主体将楔子鼓乐与电子音乐、多民族圈舞等艺术形式结合而成的，它使楔子鼓乐超越原有内部传承的文化语境，形成各民族共享、共庆节日欢愉的群体表演活动，进而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诠释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图景。各民族在楔子鼓乐营造的节日氛围中，在肢体语言的互动中，建构着彼此对同一文化事象的审美感知和审美认同，并将加工合成后的楔子鼓乐以瑶族文化符号的形式进行传播，赋予楔子鼓及其鼓乐以新的生命力，虽然其原生文化语境中的神圣性被欢乐喜庆的氛围所取代，但为楔子鼓及其鼓乐在更广阔的空间展演提供了可能。同时，楔子鼓乐舞台展演被政府文化部门拍摄转播，现场来自不同地域的旅游群体也通过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实时分享，使楔子鼓乐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成为联结不同地域群众文化交流的媒介。一时间，台上和台下、在场和不在场的各族群众因楔子鼓乐而联结，成为共享共赏、共同认同楔子鼓乐的情感共同体。在楔子鼓乐建构的文化空间中，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得以交流、融通和凝聚，通过或激越或和缓的楔子鼓乐的感召，实现文化认同，并在彼此认同过程中获得共同的心理归属和情感依附，形成以楔子鼓乐为媒介的区域文化共同体。
四、结语
楔子鼓乐中民族文化的交融是在历史文化的客观生成与政府引导的主观建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艺术样态。楔子鼓及其鼓乐文化在制作技艺、宗教信仰、节日活动等方面体现出交流共享、多元并包的文化共同性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亦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真实写照。作为各民族共享的楔子鼓及其鼓乐，在满足旅游消费市场需求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的同时，逐渐演变成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从村落社会到区域社会，形塑着各民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为建构区域文化共同体提供了有力载体。
楔子鼓及其鼓乐之所以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乐器及音乐，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亦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二者与各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楔子鼓及其鼓乐被各民族共享共赏，另一方面，这种艺术成为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媒介。楔子鼓乐作为不同民族文化思想传播的载体，是增进各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蕴含着以儒释道思想为底层逻辑的共享价值观念，呈现出区域内各民族共有的价值取向，共同的人生态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可以说，楔子鼓及其鼓乐在促进各民族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的同时，发挥着强化群体共同价值观念，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功能。这些共同价值观念体现了当地各族人民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展现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从思想层面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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