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左淮景，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宏伟，男，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内在机理探析”（项目编号：2021QNYC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包容性特质的形成，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必然结果，又是建立在中国“和谐”理念的哲学基础上。通过对这一特质进行历史总结与当代转化，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思想指引。要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中探索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中华文明；包容性；交流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这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提供了思想遵循。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理论渊源、当代价值，探索优化路径，对于推动“第二个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理论渊源
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就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出发，基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追根溯源。考古界已经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地区独立形成，而是多个地区融合建立的。同时，中国古代哲学所倡导的“和谐”理念，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成为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重要思想根源。
一方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性。“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典籍《周易·乾卦·文言》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的“龙”象征才能和德行极高的人，“田”则代表民间或基层。这里的“文明”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于和平盛世的期待和向往。“中华”一词最早出现在天文学古籍《天文经星·中宫》中：“东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可见，“中”是居于四方之中的意思。古代华夏民族大多在黄河南北建立都城，由于其地处四方之中，文化昌盛，所以被称为“中华”。后来疆域逐渐扩大，所辖之地，都被称作“中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沿用“中华”一词称呼中国，这里面不仅有地理层面的含义，更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中华文明”这一术语，正是对“中国的文明”的美称。
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在中华文明最初起源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就展现出其他古文明所不具有的特点，即以中原华夏地区为核心，与周边族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最终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中华文明。现代考古研究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其起源的各个因素不是在一个地区独立产生，而是在多个地区分别发展、逐渐融合形成的。中国人一直自称炎黄子孙，把炎帝和黄帝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传说黄帝建都于新郑，新郑刚好在中原的中央，所以黄帝可以说是中原文明的代表。炎帝建都于陈，陈在淮阳，因而炎帝是南方文明的代表。与古老传说相对应的是，现代考古研究发现，中华文明不仅孕育于黄河流域，而且诞生于长江流域，“两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最终融合为中华文明。此外，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融合性，哲学教授陈来也在《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故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由多元的区系文明不断融合而成，其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地区和华夏族的文明为核心，核心与周边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可见，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于两河流域，由多元的民族相互影响、融合形成的观点，已经被考古界充分证明，并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中华文明独有的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就像西方的海洋文明孕育出了自由、平等的文化萌芽，由多元的区系文明汇聚而成的中华文明中也必然暗含着和谐、包容的文化基因。不难发现，文明最初的形成和发展路径，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日后的发展方向和总体特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可以说是在文明起源之初与生俱来的。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和谐”理念的辐射延伸。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除了来源于文明形成之初所特有的民族融合传统之外，更根本的还是来自于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文明所积淀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和谐”理念由来甚早，并在后世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和追求的最高境界。最初的“和谐”文化从音乐而来。《尚书·尧典》有言：“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合。”八种不同的乐器相合演奏，协调配合，彼此不争势，就像是神人撮合的一样。这里的“和谐”还只停留在乐器演奏层面上，但是也已经暗含着包容性的文化基因：一是彼此协调，不争风头，共同完成曲目；二是众声合奏，相得益彰，实现最佳效果。这种和谐的文化基因经后世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和谐”文化。《易传》提出阴阳和谐的观念，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中庸》也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由此可见，儒道两家都倡导“和谐”的理念：矛盾是事物的本性，更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通过协调差异，使矛盾各方面形成统一整体，最终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这里的和谐不是绝对同一，而是以矛盾对立为前提的和谐。正如《国语》中讲“和实生物”，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借鉴、相得益彰远远胜过同质事物的无穷累加。
反观西方文明，狭窄而多山的海洋地理环境使人们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并进一步培养出了古希腊人征服、冒险的生活态度和谨慎、理性的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这种征服、独立的精神而变得日趋紧张、矛盾加深。与孔子提出“仁”的观点来协调社会关系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虽然也立足于改善人的道德素质，但是更根本的追求在于理性和知识。西方哲学同样也注意到了矛盾的存在，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差异的结果并不是和谐共处，而是矛盾对立。无论是柏拉图的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的明确区分，还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同一律才能确保真理，都体现了西方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虽然有它促进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一面，但是也给世界带来了很多动荡和不安。而中国的哲学思维则以最直接、感性的事物为出发点，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强调联系、整体、动态的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而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这种观点恰好是当今纷争对立的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二、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多维呈现
“包容”一词，从字面意思来看，就好比一个容器，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非绝对的同一，而是多元的并存。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以中华故土为载体，包容了多样的文化元素，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映衬、协调发展。“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包容性的特质在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对外交往等各个层面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首先，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文化、文明具有属人性、主体性，中华文明的衍生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交相呼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中原民族同周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家治理工作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思想观念上，古人十分重视“华夷之辨”，认为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并非欧美人眼中的血统、种族、地域上这种先天的、难以改变的区别，而是礼仪文化上的这种后天的、可供选择的区别。正如唐朝韩愈所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即便身在野蛮的文化环境里，但只要学习中原文化，使用中原礼仪，就可以视同中原民族；相反，中原的各国即便身处中原，倘若使用夷礼，那便视为夷狄。可见，中华文明即便看重“华夷之辨”，但是在具体分辨时是十分包容的，不仅给了夷狄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也使中原文化在开放包容中得到扩充和发展。在治理实践中，古代推行“大一统”制度，尊重各民族的文明和利益，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积极推广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礼仪，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其中，以古代常见的交流方式——通婚为例，唐代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英雄松赞干布，这不仅是一段美满的姻缘，更是成就了中原与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信任，使得边疆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音乐、中医、饮茶、造纸、纺织等中原文化传入西藏，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而吐蕃的马球运动、装束方式等也被引进大唐，为大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通过这种包容、和谐的方式，唐朝与吐蕃化干戈为玉帛，关系从敌手升温为“子婿”，真正实现“和同为一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重要作用，值得后人借鉴。
其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文化、文明依托不同的载体呈现，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宗教信仰是区分不同文化、展示单一文化的重要维度。文化、文明促进了宗教信仰的发展，宗教信仰又反哺了文明的昌盛。不容忽视的是，宗教矛盾与宗教冲突一直存在，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动荡。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欧洲的宗教战争均是例证。中国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并非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但是在中华大地上，却同时存在着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这些宗教的共存不仅没有引起宗教战争，也没有产生宗教裁判所这类组织，反而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融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和谐局面，恐怕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究其原因，正是中华文明特有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使得中华文明在面对不同文明时可以尊重、学习并吸纳其先进的内容，要么和谐相处，要么为我所用。以佛教传入中国为例，自秦汉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主流的统治思想。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经世致用等思想有利于社会稳定，被各个王朝所接纳。然而，儒家学说虽然要求人们各安其位，却没有解释社会公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佛教的因果报应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面对佛教在民间的盛行，儒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而是发挥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与佛教形成互补，共同实现教化人民、巩固统治的目标。甚至在后期，在与佛教的磨合中，儒学吸收了其中大量内容，为我所用，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理学。理学虽仍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但是“天理”“理一分殊”的认识都来自佛教。而佛教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吸收了“以礼从人”等儒家思想。儒家和佛教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和谐局面，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
最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古人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文明具有流动不居、繁荣发展的自驱力、内驱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其他民族和文明交流互动。《论语》中一句简单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于四方来客的热情。汉武帝时期，张骞多次出使西域，成功开辟出一条沟通中华文明与中亚、欧洲文明的通道——“丝绸之路”。这条路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交流，而且将西域的物产、技术、文化等带回中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盛唐时期，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开放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不仅派遣使者深入周边国家，如天竺、高丽等，开展文化交流，而且积极与远方的波斯、非洲等国家建立贸易联系。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等中外交流的故事都见证了大唐的开放盛世。进入明朝，无论是郑和七下西洋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还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来西方的知识与技术，都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亲和力和自信心。近代以来，文明蒙尘，但是中华文明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性特质一直延续。就像从前接受佛教并实现佛教的本土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也经历了一系列中国化的过程。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它的指导下，中华文明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外交流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一以贯之，中华文明正是在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并在近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当代价值
中华文明因其包容性而使得它内在的各要素在相互依存、相互竞争中交流借鉴、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照进现实，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继续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更要发挥它为培育先进文化、维护民族团结、推动国际合作提供思想指引的当代价值。
（一）有助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设计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强调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筑格局、提供滋养，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领域的重要使命。
首先，新时代弘扬中华文明“包容性”，有利于在文化建设中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其他文明。自古以来，无论是鉴真东渡、玄奘取经，还是郑和下西洋，中华民族始终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周边国家，尊重每一种文明自身的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提出四点主张，即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事实上，不同文明不论先进还是落后，都有其自身的特色，都有其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反观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一种“西方文明中心主义”逐渐抬头，具体表现为恃强凌弱，简单否定与排斥其他文明，把西方文明视为所有文明的普遍遵循、唯一标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新时代弘扬中华文明“包容性”，有利于在文化建设中树立“交流互鉴”的文化追求，主动与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合作，让文明在交流中发展。古代中国的一条丝绸之路，打通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交流的通道，不仅促进了贸易往来，而且使佛教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提升了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继承发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树立“交流互鉴”的文化追求，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动中提升自己。
最后，新时代弘扬中华文明“包容性”，有利于在文化建设中增强“以我为主”的文化自信，在交流中坚持自身文化特色，博采东西各家之长，借鉴但不照搬。敞开胸怀包容其他优秀文明成果，并不意味着要牺牲自身特色，与其他文明完全保持一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不仅意味着平等、开放、互学互鉴，而且强调差异性、多元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学习中，文化自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信，所以有包容异质文明的宽大胸怀；因为自信，所以在学习其他文明时不会迷失自我、丢掉自身的特色；因为自信，所以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向前发展。
（二）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民族复兴伟力
自夏商周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如同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在互相沟通、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这片汪洋大海。包容性的文明特质，既来源于这片土地，也成为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和合共生的精神指引，一代代传承至今，不仅使得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更会在今天继续成为中华文明接续发展的持久动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相比于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现代社会中民族关系的主题更加强调凝聚共性、包容差异，妥善处理好同质与异质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是同质与异质并存的统一体。一方面，几千年历史上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交融使得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共同性，每个民族都不是绝对的“纯种”；另一方面，各民族在自身发展中又会绽放出鲜明的气质特色，从而共同绘就中华民族的多元图景。其中，共同性是主导，要增进共同性，同时尊重差异性。要妥善处理同质与异质关系的问题，就要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时代价值。“包容性”强调“以一统万”的整体性，因而要对各民族以中华文明教化熏陶，引导全体民众认同并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各族人民群众心中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包容性”强调“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因而不仅不回避、不排斥各民族的多元发展，而且要将这种差异性视为文明发展的动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合作共赢。
在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发挥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时代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民族复兴过程中，部分个体身上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不仅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而且加大了交流合作的难度。加之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各种文化思潮的传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在我国一些边疆民族地区仍然活跃，这也容易削弱一些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不利于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因此，在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必须深入挖掘包容性特质的时代价值，从中汲取思想精华和哲学智慧，并赋予其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时代意义，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三）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国际环境
包容性特质形成发展于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并进一步延展到国际社会领域，逐渐成为处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今天，对于一个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中国，以包容性的心态处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已成为时代必需。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观，不仅可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更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和平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包容性”强调“和而不同”，在和谐共处的同时，不放弃文明的特质，尊重文明之间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视为各文明交流对话、互相促进的基础；“包容性”强调“协和万邦”、天下一家，跳出了西方“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致力于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发展；“包容性”强调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沟通方式，增进了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在外交层面的体现。首先，“共同体”并非同质元素的集合，而是多样化、个性化基础上的有机整体。作为一个利益交汇物，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了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等差异，致力于实现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在合作的过程中，尊重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干预他国内政，不强迫所有国家使用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一国争霸的时代已然过去，各国之间交流合作更加频繁。各国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发展。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显然是不可取的。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共同体。在文化共同体中，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在文化上都有被尊重的权利，都有与其他文明平等交流的权利。各国也只有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实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能促进世界文化的百花齐放。部分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行的。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中华民族屹立当代世界的关键。
四、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实践路径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一经形成，就延续至今，不曾中断。新时代，继续推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向前发展，就要求我们既要守正，更要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在新的起点上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与殷切期望。这就需要我们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深入挖掘、继承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优化路径。
（一）深入推进“两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在新征程上，传承中华文化，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回应世界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新期待，就要深入推进“两个结合”。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萌芽于文明形成之初的民族融合，并在“和谐”的哲学理念指导下，在几千年的民族交往、宗教信仰、文明交流中逐渐发展成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马克思主义开放的理论品格，则体现在其吸收借鉴优秀文明成果、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以及反对教条主义、为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留下发展的空间上。正如陈先达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没有宗派狭隘性的科学理论，对各个民族和民族文化最不具排异性，很容易在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广大人民中得到认同”。总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征，使“两个结合”成为可能。
在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基础上坚持“两个结合”，就是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在继承的同时为其注入时代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这个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代表着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性。在多元的文化面前，要时刻保持警惕、坚持独立自主、筑牢文化根基，从而在文化交流中更好地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掌握历史主动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就要在开放交流中树立以我为主的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就其内涵来说，指中国人民对于自身文化的自我认同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中华文明自诞生以来就有很强的文化主体性。中国人民凭借智慧曾经创造出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指南针、造纸术等四大发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民族遭难，中华文明也一度陷入自我怀疑、盲目学习西方的低谷。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走向伟大觉醒，树立文化自信，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两个结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内在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逐渐被唤醒，不仅引领着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实现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转变，而且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极大彰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要秉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提升文化创新能力。首先，要在文化实践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满足人民需求的文化产品。其次，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当代表现形式。要强化榜样引领和实践培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后，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创新发展中国理论，在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跳出“言必称希腊”的思维怪圈，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
（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立足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加强文明的交流互鉴，在向内求索的同时，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梁启超曾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三个中国”的论述——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用以概括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其中“中国之中国”是中华文明的生成阶段，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亚洲之中国”时期中华文明与四周族群，如日本、印度等文明深入交流，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世界之中国”则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不仅与亚洲国家，而且与西方文明在竞争中交流的阶段，中华文明在交流中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始终处于交流互鉴的状态。这种交流互鉴的文化追求，使中华文明即使在面临文化危机时，也可以向其他文明汲取营养，并为我所用，从而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
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新的发展。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对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成果进行有选择地吸收和利用。另一方面，要立足实践，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下，网络等大众传媒已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手段。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依托电子信息平台，有利于调动全民参加跨区域文化交流的积极性，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此外，举办跨国文旅活动、开展文化产品交流等也可以有效促进文化交流。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探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的历史渊源，挖掘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下。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人民将继续弘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坚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兵团党校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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