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银兵，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地方实践推动高端智库研究员；王久齐，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多民族村落文化研究”（22XMZ032）。
【摘要】镇远龙舟节作为端午龙舟节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在地化实践，镌刻和存续着镇远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情感与意志，是当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性引领式文化事象。镇远龙舟节通过保存文化记忆、展演记忆文化与重塑文化价值的叙事方式，很好地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地生成与刻写、凝聚与续写、升华与彰显的发展历程，构筑起了节日文化中的记忆共同体、仪式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因此，镇远龙舟节不仅表征着当地各族人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叙事，也是铸牢当地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典范。
【关键词】传统节日；镇远龙舟节；文化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进和加强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在观念层面的反映，表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对共同体的最高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立足当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来进行意识建构实践，也要根植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和记忆来进行意识再生产，还应着眼于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培育来进行价值形塑。传统节日作为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文化记忆和实践缩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载体、实践载体与价值载体。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其独特的历史和区位因素使中华传统节日在当地的在地化实践更能凸显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与合一、统一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地区的互动与张力、文化“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镇远龙舟节作为端午龙舟节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在地化实践，展现出了多元文化共生共融、多民族包容共进的文化特性和实践特性，是镇远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镜像与当代演绎。镇远县隶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是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镇远生活着侗族、苗族、彝族、布依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9．5％。从历时性看，镇远龙舟节是洞悉镇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窗口，承载着镇远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从共时性看，镇远龙舟节的仪式实践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样态，是唤醒共同文化记忆、增进文化认同的实践过程；从价值性看，在中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镇远龙舟文化不断彰显其现代文明意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价值支撑。因此，镇远龙舟节通过保存文化记忆、展演记忆文化和重塑文化价值的叙事方式，很好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地各族人民中的生成与刻写、凝聚与续写、升华与彰显的动态过程和生动图景，是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典范。
一、文化记忆：节日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刻写
传统节日的团结与认同功能源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框架，认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面对过去的一种重构”。集体记忆涵盖共同体的“过去回忆”“当下经历”和“未来想象”，是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场域。扬·阿斯曼继承了哈氏集体记忆观的社会性和重构性特征，揭示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维度。他认为，文化记忆决定着民族认同的稳定性与持久性，民族消亡的实质是集体与文化层面的遗忘，而非有形物质的消失。文化记忆包含着民族的共同文化根脉、文化信仰和文化习俗，是民族的自我建构和文化认同的根基。镇远龙舟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以节日文化刻写和存续着镇远各族人民的共同记忆，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与刻写的地方性叙事。
（一）龙神图腾崇拜表征各民族共同原始信仰
龙舟竞渡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其起源同人类早期的原始信仰直接相关。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一年一度，就在今天，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吴越民族是我国南方和中南半岛广泛分布的古老民族——百越民族的组成部分。学者通过对印陶纹遗址的考古发现，认为百越民族有断发文身、善于用舟、稻作农耕、蛇崇拜的文化特质。“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近水而居的越人往往以农耕和渔猎为生，在渔猎和农耕之余，通过舟船竞渡娱乐助兴，对渔猎场面进行再次操演。在原始的生产方式下，自然力决定着百越先民的收成甚至性命。当时的人们由于对自然力缺乏理性认知而转求神灵庇护，祈求消灾免难、驱瘟辟邪、风调雨顺，故而出现图腾崇拜，蛇图腾便是当时南方越人较为普遍的图腾。蛇图腾在不同氏族的兼并、融合中也融合了其他氏族的图腾元素，形成了“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原始龙图腾形象。龙图腾崇拜同舟船文化结合，龙舟便被创造出来。同时，先民赋予龙舟娱神的功能和属性，在仲夏端午乘龙舟竞渡，祭祀龙神图腾，以获得庇护。
百越民族在内因和外力的作用下，经历了不断分化、融合、重组，一部分融入了汉族，一部分成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前身。此外，通过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龙图腾成为表征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信仰和民族身份的意义符号，赛龙舟的习俗也得以广泛传播和涵化，成为我国汉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壮族、瑶族、侗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共享的节日文化事象。从考古材料来看，尽管百越民族分布十分广泛，其内部各支系有着一定的文化差异，但就总体而言其文化的共性特征是鲜明的。今天聚居在镇远的侗族、瑶族、布依族、毛南族、土家族、水族、仡佬族等众多民族同样是从古代百越族群中分化、交融、演进而来，同古代吴越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对龙的崇拜是这些民族的共性文化特征。当前，龙文化已经作为共同的文化记忆根植在镇远各族人民的记忆深处。镇远各族人民不仅将龙雕刻于建筑之上、刺绣于服饰之上，还建有龙王庙、水府祠、水星祠等祭祀龙的场所，报京招龙习俗、春节龙灯会、端午龙舟节更是成为共同文化记忆的仪式载体。在镇远民间流传的诸多关于龙舟节起源的传说，都一一印证着镇远各族人民对龙的崇拜。此外，镇远工艺精湛的龙头雕、神圣庄严的祭龙仪式、群龙游江的壮观场面都在记忆和述说着各民族的共同原始信仰。
（二）大众性节俗文化抒发中华民族精神
龙舟节的变迁同我国政治、经济以及主流价值的发展高度契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儒家和对其反对、批评、部分否定和全盘否定的种种思想，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博大而深厚的基础”。到了东汉，随着中央王朝对吴、越地域的开辟，在吴、越文化同中原文化的对流中，端午节渐渐传至长江上游及北方地区。在“大一统”原则主导下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浸润下，主流文化和时代精神逐渐融入端午节，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传统节日。随着中央王朝同西南民族交流的加强，镇远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历代王朝作为贯通滇楚、经营西南的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也逐渐从中原、巴蜀流播至镇远。镇远龙舟文化也在中央王朝同西南民族地区、汉文化同西南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得到涵化和升华。一方面，镇远龙舟节通过对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抒发着慎终追远、忠君爱国、忠义孝悌等中华民族精神。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春秋战国时期，镇远属楚国黔中地区，楚风盛行。相传在汉朝时镇远民间就有自发的屈原纪念活动，宋神宗时屈原被追封为清烈公，镇远纪念屈原的活动在宋时尤为兴盛，反映着在国家层面制度性祭祀仪式的推动下，地方社会传统文化习俗的生成逻辑。每逢端午镇远各族人民通过龙舟竞渡、投粽子等仪式活动纪念着屈原，感召着共同的民族精神。屈原胸怀祖国、心系百姓、恪守高洁的民族气节同镇远龙舟文化相结合，作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在龙舟节中得以追忆和传播。另一方面，镇远龙舟节的功能从娱神向娱人过渡，节日的民众参与度、组织性和影响力得到跃升。社会发展推动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审美认知的转变，人们开始在龙舟节中注入娱乐化的因素，“戏龙舟”成为人民群众休闲娱乐、体育竞技的新风尚，龙舟节随之从图腾祭祀向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复归，成为一种大众性节俗文化。随着明朝以来中央对镇远政治、经济生活的大量介入，军屯、商贾等汉移民大量迁入，使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闽粤文化、百越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也使镇远船只云集、马帮络绎、商贾辐辏、市场繁荣。至此，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成为镇远各族人民最为神往的休闲娱乐方式。明朝嘉靖年间的《贵州通志》记载：“镇远府，端阳竞渡，府临河水，舟楫便利。居人先期制作龙船，绘画首尾，集众扮演喜剧。以粽叶裹米为粽，弃水中，拽船争先得渡者，是岁做事俱利。”清代《镇远府志》记载：“镇远府，端午作龙舟戏，结彩两岸，观者如堵，以祈岁稔。”这些记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镇远府龙舟赛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镇远民族关系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并非一片祥和，在明朝加强对“苗疆”的统治后，时常发生少数民族因对剧烈社会转型无法适应的动乱。无疑，在封建王朝同“苗疆”统治与被统治的张力关系之间，镇远龙舟节以强大的文化整合力为当地多民族和谐有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设了宝贵的时空场域。镇远龙舟节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当地汉移民与少数民族之间、流官与土官之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柔性互动。
（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熔铸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生产生活智慧、价值理念、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而其丰富的节日内容和内涵必然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辩证运动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塑造中形塑而成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实现了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也随即展开。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却走到了批判或复兴的十字路口。传统节日文化长期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其神圣性内容也受到社会理性化的“祛魅”。然而，“由于流传和风俗习惯而奉为神圣的东西具有一种无名称的权威，而且我们有限的历史存在是这样被规定的，即因袭的权威——不仅是有根据的见解——总是具有超过我们活动的行为的力量”。绵延数千年从未断流的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在传统节日文化变迁中得到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并未将中华传统文化推向批判或复兴的极端，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以“双创”与“两个结合”为基点的文化发展道路。得益于此，镇远龙舟节的实质性传统得以保存和发扬，并在文化主体自觉推动下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第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为镇远龙舟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制度支持和思想指导。1986年镇远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镇远龙舟节正式命名，在国家民委、地方政府、基层社区、民间组织多方推动下，每年举办盛大的赛龙舟活动。自2011年起，镇远赛龙舟便被纳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现更高规格的保护和传承。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为镇远龙舟节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思想指引，使之成为各族人民大欢聚、大交流、大团结的盛会。第三，非遗文化同现代竞技体育交相辉映，推动龙舟事业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传统龙舟赛事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发展，镇远龙舟队代表贵州省在国内国际龙舟赛事中多次获奖。第四，仪式媒介和媒介仪式的互动，赋能镇远龙舟传播。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先后通过《焦点访谈》《走遍中国》等栏目向全世界展现了从两千多年前划过来的中国镇远龙舟。镇远龙舟节从传统步入现代、从民族地方迈向世界、从文化遗产转向文化产业和现代体育，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进而熔铸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景象。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文化交汇、多元共生的历史。镇远龙舟节的历史变迁反映着统一多民族国家对民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输出，以及在“冲击—回应”论下民族地方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彰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地方性叙事。同时，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也在这种文化对流的张力中进行着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运动。作为有着共同文化记忆的“记忆共同体”，镇远各族人民通过节日和文化的保存与刻写，将共同的文化记忆沉淀为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源泉。
二、记忆文化：节日仪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续写
涂尔干认为，膜拜仪式能够不断唤起人们的情感，并获得精神上的惬意。节日仪式不仅能刻写和保存文化记忆，也能够通过仪式实践唤醒和巩固群体的共同文化记忆，呈现出集体文化记忆与记忆文化双向互动的认同构建机制。镇远龙舟节作为中华传统节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在地化形态之一，节日期间，汉族、侗族、苗族、彝族、布依族等多民族仪式主体共聚镇远古城的“记忆之场”，在节日的“集体欢腾”和文化共享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各民族联结与认同纽带得以构建，最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地各族人民中得以凝聚与续写。
（一）以仪式时空创设增进文化认同的“阈限阶段”
维克多·特纳用阈限的概念来揭示在特定时空中的仪式过程对原有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的解构现象。在阈限阶段下仪式主体暂时性地从原有社会结合和关系网络中脱离出来，进入仪式营造的时空场域，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差别都暂时消除，成为身份模糊不清的“阈限人”。“阈限人”一旦进入阈限阶段，其思想、情感、文化都会受到仪式化的处理，而只有进入新的阶段，他们才能重新获得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扬·阿斯曼同样指出：“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身的身份认同。这不是一种日常性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有‘超越生活之大’，超越了寻常，成为典礼、非日常社会交往涉及的对象。”镇远龙舟节的仪式时空正是通过创设当地各民族仪式主体的“阈限阶段”，去增进当地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的认同。第一，在镇远龙舟节的公共文化空间中，民族的隔阂、阶层的差别、分工和职业的不同都暂时消失，日常生活中的世俗观念和价值秩序也被仪式权力的神圣性所解构。来自十里八乡、不同民族的参与者都汇聚在镇远古城的共同文化空间之中，共同关注龙舟竞渡的节日盛况。人们在集体欢腾中进入情感相依、文化互鉴、共建共享的节日文化空间，并通过人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会加强不同民族仪式主体之间的联系，加强彼此间的认可与认同，也会增进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第二，镇远龙舟节的仪式时空构建起了找寻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和历史记忆的回溯机制，仪式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将共同体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汇聚在共同仪式时空之中，使参与者逐渐明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的根本命题。比如，通过年复一年的仪式展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水乳交融的情感、记忆被唤醒和巩固。又如，历经千百年的文化变迁，对屈原的纪念早已成为镇远龙舟庆典的重要文化内核，各族人民在追念民族英雄屈原的仪式中进行着共同的“想象”，在想象中，共同的文化根脉和历史记忆得以追溯。在仪式时空创设的“阈限阶段”，“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融合，民族共同生活的精神空间最终得以形塑。第三，镇远龙舟节的仪式时空抵御着线性时间观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现代性在时间观念上表现出一种单向、不可逆的线性时间观，强调时间以“现在”为基点的单向、线性进程。而传统节日通过周期性仪式展演，以仪式主体的身体实践重复着祖先的文化创造，抵御着线性时间观带来的文化断裂。镇远端午赛龙舟的节日仪式和相关民俗活动历史悠久，在历经上千年的文化传承和沉淀后，已然成为稳定的周期性节日文化事项。每年端午时节，镇远水河畔通过稳定性、重复性的仪式，时空修复和重塑着现代人的时间体验、释放着人们的文化乡愁。列宁说：“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镇远龙舟节通过以年为周期的仪式时空循环和身体实践重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仪式主体心智中不断巩固。
（二）以象征符号系统承载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
正如扬·阿斯曼所说：“文化记忆附着于固体之上，它不太像是从外部穿透个体的水流，而更像是人从自身推演出的物的世界。”文化记忆和共同体意识的保存和传播依赖一定的符号。维克多·特纳也指出：“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仪式本身就是由一整套精心设计的象征符号构成的系统。镇远龙舟节将各民族共同文化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寄寓在一整套象征符号系统之中，并在节日仪式的时空中借助象征符号系统回忆和想象。
龙舟是节日仪式中最主要的文化符号。龙舟以拟龙的形态寄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和精神信仰，是中华民族龙文化和龙图腾的具象化和外显化。镇远龙舟最早是由日常用作商业和运输的燕尾船，在节庆期间安装工艺精细的木雕龙头、龙尾，并系上彩幡而成。在其中，龙头和龙尾制作尤为考究。同时，龙舟制作工艺与神圣的祭龙仪式交相辉映，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过程。从选木头、定造型到起刀雕、描色彩……每一个环节都以精湛的雕刻技艺和相应的神圣仪式极力去展现龙的威严和神圣。制作“龙头”的木材须选自三十年以上且自然弯曲的粗大阔叶树，找树的过程还伴随一定的“风水”仪式，“龙树”需长在“龙脉”旁；找好“龙树”之后，需择日举行奠祀仪式，在祭公鸡、刀头肉、鸣炮烧香的奠祀仪式流程后方可砍伐搬运；龙头的雕制也须置办请师宴，恭请雕刻师傅，雕刻完成后，要择吉日再次进行祭祀，请树变龙；余下的工艺是为龙舟首尾描绘色彩，涂抹桐油数次并晒干；最后还需鸣炮燃烛，举行请龙入宫（供奉和保存处）的仪式。镇远龙头雕有着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是当地龙舟文化中的一张独特“名片”。镇远龙舟色彩各异，不同色彩的龙舟代表着不同街道的龙舟队，古城内每条街道都有各自独特的龙舟故事和龙舟队伍。竞渡时群龙游江的壮观景象，构成庞大的象征符号场域，将中华民族“集体想象”中的龙神形象和共同文化信仰具象化地展现出来。此外，龙舟节中包粽子、挂艾叶和菖蒲剑、抢鸭子、放河灯、民间采莲船、龙舞、蚌壳舞、苗族踩鼓舞、侗族芦笙舞、傩戏、地戏、唢呐表演等民俗活动，都有着独特的符号和意义。比如，河灯即莲花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承载着先人对火的原始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端午时节镇远阳河河灯最盛时可有上千盏，象征着各族人民慎终追远、祈盼美好生活的传统民俗文化意义。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场域中及龙舟节的家国叙事下，河灯的隐喻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贯通，寄寓着当地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祈福与憧憬。同时，龙舟节期间，镇远成为民族服饰艺术的海洋，十里八乡的人们身着汉服、侗装、苗饰、凤凰装、百褶裙、翘头鞋等盛装汇聚于此。民族服饰是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和独特标识，展现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美学特征。各民族的文化符号、多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不同层次交相辉映，在龙舟节的仪式时空下构建起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系统，塑造出各民族文化共享的“符号共同体”。“中华民族通过符号共同体的构建，各民族基于集体想象和情感共鸣，可以生成和巩固彼此间强烈的‘在一起’和‘离不开’的意识。”而在镇远龙舟节的符号场域中，各民族的独有文化记忆、共同文化记忆以及民族交融的社会历史记忆则被符号一一述说。
（三）以仪式程序促进多民族文化主体交往交流交融
仪式程序是使多元的文化主体、繁杂的象征符号在共同的仪式时空中实现有机统一的整体架构。镇远龙舟节作为当地最盛大、民众参与度最高的传统节日，通过一整套系统化仪式程序将镇远各个民族、各个街道、各个村寨的民众以及八方游客都纳入其中，促使各族人民在仪式程序的身体实践中实现交往交流交融。传统的镇远端午龙舟节基本活动流程为：“祭龙仪式—龙舟彩船水上游江—开幕式—龙舟竞渡—闭幕式—抢鸭子—放河灯及文艺晚会。”祭龙仪式通常固定在具有“三教合一”典范的青龙洞的山门前举行，并由儒教、道教、佛教人员共同主持和参与。节日上，各民族仪式主体身着盛装，在佛教、道教法事和儒家祭礼下，共同祭拜神龙、水神、阳河神、中和山神、石屏山神、镇远诸山神，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体现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包容性。镇远有“歌舞圣地”的美誉，龙舟节期间的民族歌舞专场秀可谓是民族艺术的海洋，苗族踩鼓舞、侗族芦笙舞、土家族唢呐舞竞相争艳；汉服及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展现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美学特征；木鼓、芦笙、唢呐等民族乐器共奏民族团结进步的乐章。数万名多民族仪式主体按不同的文化特色组成数十个游行方阵，随着百人共抬的大龙头游行通过镇远古镇。不同的方阵虽然代表着不同的民族民间文化、历史文化，但各个方阵随“龙头”有序前行，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隐喻和象征性呈现。阳河上，会徽、龙头船、特色主题船游江而来，彩船上惩龙头、揪龙头、倒立蹬及传统龙舟号子等传统龙舟戏精彩纷呈。开幕式上，国家民委、地方党委和政府多部门领导干部通过致辞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注入节日仪式之中，也凸显着节日仪式的“国家在场”。龙舟竞渡是最重要和最精彩的仪式流程，是一项比拼力量、耐力、技巧与团队协作的集体运动。一支完整的龙舟队有30～50名队员，分别由龙头、指挥、鼓手、桨手、艄公组成，他们有着明确的职能分工。竞渡时，艄公掌握着龙舟行进的方向，桨手在龙头和鼓手的指挥下团结一心、奋力划桨，数十支队伍乘龙舟于阳河上踏浪前行。岸边数万观众为队员们呐喊助威，共享着眼前的文化、体育盛事。经过多个环节的竞技，主办单位在闭幕式上为获奖队伍颁奖，通常还会评选出最佳团队奖和团结拼搏奖，以弘扬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闭幕式结束后迎来抢鸭子活动，人们争相抢夺投入水中的鸭子。在欢娱的节日氛围中，各族人民进一步树立起团结一家亲的理念，表征着镇远龙舟节是一场各民族大欢聚、大交流、大团结的盛会。
近年来，镇远龙舟节被纳入全国性、规模化的现代竞技体育范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全局中。比如，2023年镇远龙舟节仪式流程主要由“2023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远‘贵州青酒杯’第三十九届赛龙舟文化节”和“2023‘民体杯’全国龙舟、独竹漂比赛”两大部分组成。节日既包括了镇远传统赛龙舟活动，又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举办了全国性的龙舟和独竹漂民族体育竞技项目，不仅在保存节日实质性传统的同时扩大了节日文化的边界，也进一步巩固了节日象征空间的政治性。来自全国多地的参赛队伍共聚镇远古城以舟会友、以体凝心、以文化人，从更大范围促进多民族仪式主体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农特产品展销、现代音乐节、非遗体验等活动为镇远龙舟节融入现代化旅游符号，展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节日主题潜移默化地浸润在不同民族仪式主体的意识中。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镇远龙舟节仪式操演彰显了族际交往和记忆文化双重实践向度的辩证统一与良性互动，不仅是镇远各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唤醒、重构与再生产，也是一种族际关系的再生产。这种族际关系的再生产并非简单复刻，而是朝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这一实践指向的再生产，即从“仪式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转化。而这种再生产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得益于国家力量和地方文化主体在推动节日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存了其实质性传统和文化记忆。通过仪式时空、象征符号和仪式程序的实践理路，镇远龙舟节创设了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阈限”。各族人民在仪式实践中唤醒和巩固着共同的文化记忆，再生产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仪式中得以凝聚与续写。
三、文化价值：节日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新时代，镇远龙舟节不断发挥着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不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比如，镇远龙舟文化也同主流价值高度契合，不断被赋予现代力量，展现出丰富的现代文明意蕴。又如，镇远龙舟文化中超越性与自在性、自觉文化与自在文化间的矛盾运动，赋予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强大动力，也使之成为沟通地方民俗与国家上层建筑的纽带。一言之，在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生活的实践互动中，镇远龙舟文化蕴含的各民族共同文化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升华与彰显，这不仅使当地各族人民通过节日的纽带联结成稳定的“价值共同体”，也使“五个认同”在节日中实现了充分的统一。
（一）文化乡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动共赢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民族问题与“三农”问题相互交织。特别是对镇远这样有着典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并在县域内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特色村落的地区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文化乡建不断融合，两者互动共赢的局面已然形成。镇远龙舟节正是乡村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统合的契机和载体。一方面，镇远龙舟节能够统合和带动乡村民俗传统的传承与复兴。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价值支撑。镇远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龙舟本身就是当地极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头雕技艺、龙舟戏等民俗传统随着龙舟节的高质量发展，在乡间、民间得到更高规格的保护和传承。同时，镇远龙舟节的非遗活态展演也整合和带动了镇远及周边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服饰、传统工艺及民族歌舞、戏曲在乡间和民间的传承，让传统文化更好地回归社会大众与日常生活，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此外，爱国忧民、慎终追远、忠义孝悌等传统文化价值借助龙舟文化得以在乡土巩固。另一方面，镇远龙舟节的组织和共建能有效激活乡村“礼俗秩序”治理效能，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岁时节日是村落信仰、伦理、物质生活与娱乐的集中呈现，是村落人际关系协调、家庭与社会团结的重要机会。”龙舟赛通常由宗族、村寨、街道、企事业单位组成队伍参赛。对于宗族和村寨而言，资金的筹备、设备的维护、队伍的组织和训练是宗族或村民集体协商、沟通调和、达成共识的结果。平日里德高望重的乡贤化身节日里的“龙头”，对队伍建设起到组织协调的作用。队员们出资出力、团结协作，在竞渡中不断展现各自村寨风采。现代化中异变的乡土在节日的纽带下复归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乡土本色，乡土“礼俗秩序”和乡村集体意识才能最终得到重塑。镇远龙舟节在释放“文化生产力”的同时，按国家意识框定的方向和要求形塑着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文化生产关系”，通过节日的纽带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进一步纳入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制度轨道上，强化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二）厚植家国情怀中提升文化发展动力
文化如同生命内里的血管系统，而血管里流淌的是主观精神的血。家国情怀作为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龙舟节自古便是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文化表达和节日演绎，对于增进各族人民“五个认同”、厚植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镇远龙舟节承载着中华民族爱国奋进、同舟共济、团结拼搏的精神品格，并通过仪式实践内化于各族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中。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最早是先民的原始信仰，唐宋以来表征着国家和皇权威严。而在社会主义中国，龙不仅存续着其传统的神圣意义，也表征着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昂扬向上、繁荣富强的精神风貌。各族人民通过祭祀神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映着节日纽带下“个体—民族—国家”的有机联结。此外，各族人民通过节日共同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感召着屈原爱国求索、恪守高洁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深入人心。“文化并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镇远龙舟文化所彰显的“爱国、团结、拼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推动了镇远龙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使主流价值和国家意识在节日欢腾中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各族人民。此外，文化自信、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双创”与“两个结合”等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是镇远龙舟节得以更好保护和传承并实现现代转型的最大力量。同时，各族人民在龙舟节“双创”中也不断增进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和归属。国家力量和地方文化主体的合力，推动了镇远龙舟节走向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将其中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地方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为各族人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经济基础。“国家在场”凸显出党和国家对镇远龙舟节的认同与重视，也使之成为国家与民间互动的实践平台，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认定与支持同各民族自下而上的认同与归属，通过节日的纽带而交汇、互促。国家与民间依托节日共同演绎了一出仪式化的社会剧，书写着镇远龙舟节的现代命运。
（三）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
中华民族是“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决定着“一体”与“多元”、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张力关系贯穿我国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全过程。习近平强调：“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准确把握和丰富发展，构成了一个唯物辩证的认知图景，即共同性寓于差异性之中，并通过差异性表现出来；共同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载体和纽带，是根本、前提和方向；差异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要素和活力。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既不以差异性削弱共同性，也不以共同性否认差异性，必须以共同性为主导和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聚居镇远的各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节日习俗，但龙舟节无疑是镇远规模最为盛大、民众参与度最高的传统节日。镇远龙舟节充分体现着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是见证具有差异性的“多元”民族文化通过共同文化根脉、共同文化记忆和共同仪式实践凝聚为“一体”的地方性叙事样本，充分印证了“多元”与“一体”不同层次并行不悖。一方面传统节日的“文化丛”属性和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使得镇远龙舟节内在包含了“多元”民族的广泛参与和“多元”民族文化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得以彰显，形成多彩和谐的文化大花园。另一方面，各族人民在节日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唤醒着共同的文化记忆、构筑着共有的精神家园。通过中华传统节日在民族地区的在地化实践，各民族的特有文化和共有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塑和巩固着中华文明“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结构。同时，各族人民共同感召着其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节日的现代化中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诚然，无论是节日文化本身还是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社会意识都必须在与社会存在的互动中才能得以升华和彰显。镇远龙舟节在新时代同文化乡建同频共振、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生活的实践互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升华和彰显。
总之，“以往人们是通过自然来创造文化，而现在的人们则是通过‘文化’来‘重构文化’”。镇远龙舟节在国家力量和文化主体的自觉推动下实现着“立足现在、面对过去”的记忆回溯和文化重构，不断释放其作为当地标志性引领式文化事象的强大文化生命力和社会整合力。同时，多元文化共生共融、多民族包容共进的文化特性和实践特性贯穿于镇远龙舟节从传统步入现代、从民族地方迈向世界、从文化遗产转向文化产业和现代体育的全过程，使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合典范。本文通过对镇远龙舟节保存文化记忆、展演记忆文化与重塑文化价值的叙事探赜，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传统节日中生成与刻写、凝聚与续写、升华与彰显循环往复的螺旋式铸牢过程。因此，镇远龙舟节的个案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连续性与实践性，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更好地结合发展提供参照与经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依托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脉、文化记忆和文化情感，系牢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文化纽带，也要为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唤醒集体记忆、彰显文化价值、培育共同精神搭建实践平台，是文化性、实践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而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性、实践性与价值性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当前，在以“第二个结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任务下，更应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节日，理顺和协调实践与认识、文化与政治、传统与现代、记忆再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共同性与差异性等贯穿其中的多重复杂关系，进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命力、实践凝聚力和价值向心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不竭动力。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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