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曹大明，湖南永兴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周敏，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台湾地方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浙江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ZD213）。
【摘要】郎名是一种存在于闽粤赣浙地区畲族和客家等汉族家谱中的特有命名方式。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对郎名进行研究，分析郎名在畲汉互动中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历程。郎名并非某一民族特有的文化标识，而是畲汉互动交往、相互涵化的产物。郎名作为一种特色的姓氏文化，从民族互鉴互融的产物发展成为区域性共享文化符号，其社会功能早已发生转变，产生了新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分析郎名由汉入畲、由畲传汉的互动过程，探讨郎名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不仅为研究东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新个案，而且为探讨中华姓氏文化的生成、发展、演变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郎名；文化互动；姓氏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郎名是一种存在于闽粤赣浙地区畲族和客家等汉族家谱中的特有命名方式。郎名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按照世系排行顺序排列的郎名，一种是经过宗教仪式授予的郎名，后者有时也被称作“法名”。郎名一般由四部分组成：姓氏、字头排行、数字及“郎”字，如“雷大四郎”“刘仲七郎”“谢念三郎”等。与男性郎名相呼应，女性一般有娘名，如“蓝小三娘”“钟万五娘”等，娘名排行在女性姐妹之间单独进行，不与同胞兄弟共同排行。常见的郎名排行有“大、小、百、千、万、念、伯、仲、熙”等。郎名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命名方式，在生动展示东南地区特色文化的同时，也反映出区域内不同群体的互动，为研究东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丰富史料。
学界对郎名的研究颇丰，关于郎名的源流和归属，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是“畲族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郎名首先出现在畲族中，为畲族所特有，与畲族部分宗教仪式相关，后被客家人习得。如罗香林先生最早提出郎名是由畲族传给客家人的观点，认为迁入粤境的客家郎名由当地畲阀按照入境次序给予。还有学者认为，客家人迁到粤闽赣地区后受当地畲族影响，主动学习畲族的文化习俗。如谢重光先生指出，客家人在与畲族的交往中受到影响，吸收了畲族文化，丰富了自己。畲族郎名在此背景下为客家人所用。二是“汉族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郎名本为汉族所有，后中原汉族人南迁成为客家人，将这一命名形式传给畲族。如厦门大学董建辉教授指出，郎名习俗由客家先民南迁过程中从中原带来，后又传播到与他们混居杂处的畲族及瑶族。郭志超教授在其著作《畲族文化述论》中赞成此观点，认为“郎名始于唐代中原说”是可信的。三是“畲汉共有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郎名是畲族和汉族共同拥有的命名形式。李默先生对罗香林先生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郎名是明以前闽粤赣的畲族与客家先民命名的习俗，而非畲族传给客家人。蓝炯熹先生在《畲族家族文化》一书中提到，与畲族人相类的郎名在客家人当中也存在。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更多关注郎名的族属问题，较少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分析其发展演变，即便是“共有说”，也未阐释郎名如何为畲汉所共有。事实上，东南地区的郎名并非某一民族独有的文化标识，而是区域内畲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畲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作为迁徙至当地的客民，需要积累财富来争取生存空间，因此畲汉之间的经济往来比较频繁，闽东和浙南地区的畲汉民间契约文书也能够证明这一点。经济交往促进了文化交流，畲汉主动或无意识地学习彼此的文化习俗，为郎名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互动增多，畲汉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族际通婚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促进了郎名由汉入畲及由畲传汉的进程。
畲族与汉族通过互动交流，为郎名加入本民族印记的同时，又丰富发展了郎名的内涵，使之成为东南地区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聚焦郎名的源流和归属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对郎名的刻板印象，从而忽略其本身所蕴含的民族交往互动的历史文化内涵。基于此，本文跳出郎名溯源研究窠臼，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野出发，分析郎名由汉入畲及由畲传汉的互动过程，探讨郎名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这对理解中华姓氏文化在东南地区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由汉入畲：基于汉族郎名的改造与创新
东南地区的畲族和汉族生产生活往来密切，文化互鉴互融，畲族郎名便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从畲族郎名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到畲族与汉族的交往互动，畲族在习得中原汉族郎名后，对其进行改造与创新，赋予其畲族文化内涵，进而形成了畲族的郎名。当前，郎名已成为畲族的特色文化，畲族宗族文化、畲族姓氏文化等都或多或少涉及郎名的相关内容。
畲族郎名的形成、发展与传承均与汉族紧密相关。一方面，畲族对汉族原有的数字郎名形式进行创新，加入“大、小、百、千、万、念”的字头排行，形成了畲族统一的郎名规范，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郎名形式；另一方面，受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畲族依照高辛帝赐予的民族姓氏赋予各姓氏不同的郎名排行，加之族际通婚，郎名在多姓氏中转化，推动了畲族郎名的演变。同时，畲族十分重视郎名的传承，反过来影响了客家和非客家地区汉族的郎名。
（一）汉族郎名的畲族改造与创新
持郎名“汉族说”的学者认为，中原南迁的汉族将郎名文化带入闽粤赣地区，畲族向迁入当地的客家人习得，多数研究简单地将畲族郎名视为畲族汉化的表现，实则不然，畲族郎名是在畲汉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下，畲族对汉族郎名的主动借鉴与创新。畲族习得郎名这一命名形式后，并未直接套用，而是在汉族数字郎名的基础上加入字头，形成畲族规范性的“大、小、百、千、万、念”郎名排行，后通过“世项”的创新及“郎名”“位名”“公名”等名称的转换，进一步对郎名文化进行改造。
在畲族家谱中，不同姓氏谱牒都出现过郎名的排行字头与“项”字书写在一起的现象。家谱中对此记载为：“排字位世项□地，一取日头出东边落西边。明日又转东边上，世字去不回头便通是。”由此可知，将“大、小、百、千、万、念”与“项”放在一起，具有共同维系世系排行的作用。这一点在蓝炯熹先生的《畲族家族文化》一书中有所体现，但该书只是在排行后用括号标明了“项”字，并未做进一步解释。浙江省图书馆存1919年《源底蓝氏宗谱》中有“一大项、二小项、三百项、四千项、五万项、六念项、七大项、八小项、九百项、十千项、十一万项、十二念项……”的郎名排行，前面一至十二表示第几世，后面的大项小项则表示某一世对应的郎名排行，如第一世对应的郎名排行为大项。同样保存于浙江省图书馆的《富泽蓝氏宗谱》也有“大项、小项、百项、千项、万项、念项”的郎名排行。存于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的1911年《雷氏家谱》则明确记载：“雷孔华公，孔行二世千项，千八十郎；雷春茂公，春行三世万项，万七十五郎……”这一派系的雷氏祖先，第二世郎名排行为“千”，谱名排行为“孔”字辈；第三世郎名排行为“万”，谱名排行为“春”字辈。这样的“世项”编排为后世查找排行提供了便利，也使畲族的郎名排行更富有逻辑性和特色。将郎名“大、小、百、千、万、念”的字头排行与“项”字放在一起，看似只是简单添加了一个字，实则为郎名注入了畲族文化印记，既增加了畲族郎名的规范性，也对汉族郎名进行了创新。
“位名”是畲族家谱中所特有的现象，是汉族郎名畲族化改造的一大特色，目前尚未在其他民族及姓氏家谱中发现这一命名方式。“位名”一般与“公名”联系在一起，“位”是位置、次序的意思，仍然表世系排行，而“公”一般对应郎名中的“郎”。通过家谱记载可推断，“位名”“公名”所表达的意义及起到的作用均与郎名一致，应是郎名的另一种写法或表达方式。如存于浙江省图书馆的1921年《大安源雷氏宗谱》记载了该雷氏支派从第一世到第十四世的“位名”情况：“一世振兴，位名大九十九公，妻子位名兰小八娘；二世世隆，位名小六十二公，妻子位名钟大四娘……十四世祖成，位名万四公。”根据该宗谱记载可知，“位名”的字头排行仍是畲族郎名常用的“大、小、百、千、万、念”，而一世位名“大九十九公”、二世位名“小六十二公”等名称与谱中其妻子的位名“兰小八娘”、位名“钟大四娘”等名称相对应，即男性“公名”和女性“娘名”在此谱中意义相同。畲族的娘名和郎名本就是因性别而区分的称呼，由此可以证明，位名“大九十九公”中的“公”在此处同郎名“大九十九郎”中的“郎”作用一致，因此可以说，“位名”“公名”是畲族郎名的另一种写法或表达方式。
再如浙江省图书馆存1919年《源底蓝氏宗谱》世系图，记载了从“蓝大十七公”开始的祖孙三代，分别采用“公名”“郎名”和“位名”的形式，书写为：“蓝大十七公；蓝小二十二郎、蓝小二十郎、蓝小八郎；蓝伯八位、蓝伯五位……”此处“大、小、伯”仍为畲族郎名常用的字头排行，中间为数字，而“公”“郎”“位”则分别对应“公名”“郎名”和“位名”的结尾字样。此宗谱可再次证明，在畲族谱牒中“公”“郎”“位”的意义相同，即“位名”“公名”是畲族郎名的另一种写法或表达方式，否则不会出现一世排行名称为“蓝大十七公”，下一世为“蓝小二十二郎”，再下一世为“蓝伯八位”的世系图。
“某某公”的称呼在古代汉族中十分常见，在客家族谱中也多有记载。畲族家谱中存在把郎名书写成“位名”“公名”的现象，且仅在畲族家谱中出现，很有可能是畲族在与客家人及非客家地区汉族交流中，受汉族影响，采借其命名形式，主动将郎名有意或无意地书写成另一种形式。而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汉族家谱中原本就有很多关于“某某公”的记载，不必再将郎名改作“位名”或“公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仅畲族家谱中有“位名”。“郎名”“位名”“公名”的转化，不仅使郎名更符合畲族生活环境和社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畲族郎名的存在周期，同时也是畲族郎名文化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生动体现，反映出东南地区畲族与汉族的文化互动。
（二）畲族郎名的多姓氏演变
在古代，姓氏文化时常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相关联，如赐姓便是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中原王朝通过赐予少数民族姓氏，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而少数民族则借助赐姓吸收中原文化，顺势改造自己的身份，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畲族同样如此，其郎名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原王朝赐姓相关。据畲族谱牒记载，圣旨敕赐姓名，长子姓盘名自能，敕封护国侯；次子姓蓝名光辉，敕封立国侯；三子姓雷名巨祐，敕封武骑侯；一女入赘姓钟名志深，敕封敌勇侯。畲族从汉族习得郎名文化后，上述几大姓氏衍生出不同的郎名排行，后又通过通婚等方式，加入吴、李两大姓氏，畲族常见的六大姓氏由此形成，畲族郎名在多姓氏之间发生转化。
相对于客家或非客家地区的汉族，畲族郎名的规范性更强，不同姓氏的排行略有差别。一般认为，畲族蓝姓郎名排行为“大、小、百、千、万、念”，雷姓无“念”，钟姓无“千”。后被承认为畲族的吴姓、李姓的家谱中也分别载有不同排行的郎名。但在实际排行中，很多谱牒并未严格遵守这一传统，雷姓加入“念”或缺少“千”“万”排行的比比皆是，钟姓也是如此。此外，还有部分畲族郎名排行借用客家人常用的“伯”字、“熙”字等。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镇中岙村蓝某处所藏1978年《中岙雷氏宗谱·叙明从前行第序·宗显志》载：
盖我蓝、雷、钟、李先人，皆遵循排行。夫排行者，蓝姓定以“大、小、千、百、万、念”六字。我雷姓定以“大、小、千、百、念”五字。此五字，即五世也，三十年排列一次，周而复始。……若不述以纪之，恐我后世者不能知其义耳。
该《雷氏宗谱》中明确写道，自己的郎名排行为“大、小、千、百、念”五字，未遵循雷姓无“念”的传统，而是排入“念”，删去“万”。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竹里畲族乡赤岩寨村雷某处所藏1980年《雷氏房谱》载：“第一世元进，雷伯七十四公；第二世日会，雷千七十四郎……第四世明养，行三十二郎；第五世益凤（提），行小郎。”该房谱的郎名排行也未遵循雷氏“大、小、百、千、万”的传统，其第一世排行为“伯”，第二世排行为“千”，第三世无郎名排行，第四世有“数字+郎”而无字头，第五世排行为“小”，而且第一世出现了“伯七十四公”的“公名”，“伯”这一郎名字头是客家族谱常见的排行，由此可再次证明畲族对汉族郎名文化的借鉴。该雷姓畲族房派学习客家郎名文化，借用客家“伯”字排行，将畲客郎名字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郎名排行。藏于浙江省龙游县沐尘畲族乡双溪村钟某处的1920年《钟氏族谱》中的郎名排行为“大、小、百、千、万、念”，未去掉“千”字，而是采用了畲族蓝姓郎名常用的六字排行。
除蓝、雷、钟姓外，后被承认为畲族的李姓、吴姓也在家谱中保存了郎名。如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硖门畲族乡瑞云村李某处所藏2016年《李氏宗谱》，记载了李氏入闽始祖“火德公”至二十二世的郎名排行。“火德公”入闽后，李姓祖先仍遵循汉族郎名的方法，即“数字+郎”的形式，如“三一郎”“五四郎”等，或不采用郎名，直接按照字辈排行，其第二世至第六世均如此，直到第七世出现“大六郎”的命名方式。按照一世三十年的说法，至第七世时该支派李姓入闽至少已经两百年。在两百多年中，其与畲族生活在一起，郎名出现和畲族一样的排行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从第八世开始到第十五世，该李姓支派的排行又变成汉族常用的“某某公”的“公名”排法。而第十五世之后，该李姓支派的郎名正式按照畲族“大、小、百、千、万、念”的方式进行排行，十分规范。这是由于第十五世“廷玉公”为李姓畲族始祖，他逃难到蓝姓畲族家中，被招为赘婿。至此，其后代即从第十六世开始成为畲族，李姓也正式成为畲族的一大姓氏，其郎名排行方法变为畲族郎名的“大、小、百、千、万、念”。这在宗谱中记载为：“廷玉公，元朝至正廿三年癸卯（1363年）时因寇乱，公自安溪湖头逃至福州汤岭蓝色艳家借宿。公观其品行端方，才貌过人。公故招为女婿，妣蓝氏，生男三。”
李姓支派郎名由汉族排行转变为畲族排行的现象，在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白琳镇李某处所藏1897年《李氏宗谱》中也有所体现，该宗谱同样记载了李姓畲族郎名的六字排行，分别为“大一郎—小三—伯五—千七—万十三—念一至念六”。
畲族郎名在不同姓氏间的转化以中原王朝赐姓为基础，中原汉族南迁带来的郎名文化逐渐传播，再加上族际通婚等密切交往，最终演变成为具有规范性、代表性的特色郎名排行。李姓入赘成为畲族后，郎名由汉族世系排行转化为畲族世系排行，而畲族郎名也由蓝、雷、钟三姓扩展到四姓，这是中原王朝赐予畲族姓氏背景下郎名文化演变的证明，也是畲汉互动的见证。
（三）郎名文化在畲汉间的传播互动
郎名由汉入畲后，畲族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促使其逐渐走向成熟。畲族十分重视郎名，因此其存在时间久远，在畲族谱牒中延续数百年，甚至超过将郎名传入畲族的汉族郎名，并在后期反过来影响了汉族郎名，促进了区域内畲汉郎名文化的双向交流。
关于畲族郎名存在的时间，无论持“畲族说”还是“汉族说”的学者均认为郎名兴起于唐宋时期，在元代后期、明代前期达到兴盛，至明代中期逐渐消失。在宋、元及明朝前期，几乎每一个畲族人都拥有郎名，可见郎名在当时使用范围之广。对于郎名消失的原因，学界也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些学者认为郎名的消失与户籍制度的兴起相关。户籍立户时，郎名的相似性和非正式性使其不再适应时代发展，因而被逐渐弃用。还有学者认为，郎名的消失与明太祖下令严禁使用“郎中”等名称相关。
实际上，畲族对郎名的高度重视是其传续久远的重要原因。经考证不同姓氏的畲族家谱可知，郎名并非消失于明代中后期。多本家谱记载显示，清代仍有较多畲族使用郎名，民国也有部分畲族仍在使用郎名，个别家谱中使用郎名的现象甚至持续到当代。
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存1891年《雷氏族宗谱》记载了清代不同时期郎名持续存在的现象。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存1900年《雷氏宗谱簿》在凡例序中便有关于郎名的内容：“大小百千万，方其进新禄，德富有大业；大小百千万，孔吉日明元，麟凤盛呈祥；大小百千万，开声名自回，家风财正昌。一家此三十字排行，方字原定，嗣后我遗子孙俱照，周而复始而行，方知昭穆，卑亦无庶混，为次其行表，亦宜协。”同样存于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的1911年《雷氏家谱》还载有民国郎名现象：“雷延根公，行十五世万项（人），生于民国八年己未二月二十日吉时（生），位雷万二郎。妣氏名雷龙花，生于民国二十年八月初四吉时（生），位雷千十五娘。”以上三本雷氏谱牒均可证明，郎名一直延续至民国。
除雷氏谱牒外，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所存《蓝氏宗谱》也明确载有清代、民国的郎名。1919年《汝南郡蓝氏宗谱》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本谱牒后期增加了部分子孙信息，记载为：“兰周松，位名小五郎，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生）；兰周丰，位名小七郎，生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生）；兰周珠，位名小四娘，生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生）”。以上几人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将其添入宗谱时仍赋予其郎名排行，说明在个别畲族家谱中郎名的命名形式仍然存在。
除上述谱牒外，福建、浙江地区公藏和私藏的畲族家谱中，清代、民国时期存在郎名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总之，畲族郎名的使用并非止于明代中期。
虽然畲族郎名是基于对汉族郎名的借鉴和改造而形成的，但由于畲族对郎名文化有效且持续性传承，使其成为畲族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畲族郎名文化开始反过来影响汉族郎名文化。东南地区汉族受到畲族郎名的影响，在原有汉族郎名的基础上加入了畲族郎名的文化元素，实现了郎名文化在畲族与汉族之间的双向传播。
三、由畲传汉：畲族郎名对汉族不同群体的影响
汉族郎名的传统比畲族郎名更为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初期的“数字郎名”。汉族郎名原本所指便是“数字郎名”这一形式，但由于人口迁徙和族际互动等原因，中原汉族迁往闽粤赣地区后，在与当地畲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受到畲族郎名的影响，形成了更为广义的汉族郎名文化，即“在地化”的客家郎名和非客家地区的汉族郎名。汉族郎名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便是客家人所孕育的客家郎名。客家郎名早期采用中原汉族的“数字郎名”形式，后在与畲族的互动交流中，借鉴畲族的郎名世系，在“数字郎名”基础上加入字头排行，如“大、小、千、百、伯、仲、孟”等。除此之外，非客家地区汉族主动采借，将郎名加入谱牒中，这也是汉族郎名受畲族郎名影响的体现。郎名由汉族传入畲族后，重新受到畲族郎名的影响，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变化。
（一）“在地化”客家郎名
客家人长期与畲族生活在一起，受畲族风俗习惯影响，非常重视郎名。客家郎名在汉族原有“数字+郎”的形式上加入畲族郎名字头排行，既不同于汉族“数字郎名”的形式，又有别于畲族郎名六字排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客家郎名。这是客家人主动融入当地的结果，也是畲族郎名文化影响的表现。客家郎名“在地化”后，导致汉族郎名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变化，有效促进了郎名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上海市图书馆存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道光《陈留谢氏宗谱》的谱序记载了谢氏由中原迁往福建成为客家人的历史：
谢氏出于神农炎帝之后，周时宣王之舅申伯封于谢，因以为姓，自是宗支蕃衍遍天下。而吾福建上杭之有谢氏，自福源公始。福源公者，其先本河南南阳谢城人。唐末时迁于闽汀宁化县石壁溪。越二世至十九郎公，复迁上杭县古田里谢家坊处。
该支派谢氏宗谱中的世系图明确记载了客家郎名“在地化”的过程。始祖为“福源公”，“福源公”迁入上杭后，第二世至第六世的郎名仍为汉族常用“数字+郎”的形式，如“十一郎”“廿六郎”等，保留着“数字郎名”传统。从第七世起，该谢氏支派出现了畲族郎名的命名形式，即“排行字头+数字+郎”，如“百十六郎”“百三二郎”等。第八世至第十世的郎名字头排行分别为“百、千、万”，第十一世出现了“天、小”的字头排行，与畲族郎名常用的“大、小、百、千、万、念”的字头排行大体一致。除陈留谢氏外，客家萧氏、徐氏、张氏、吴氏、曾氏等十几个姓氏也均有“大、小、百、千、万、念”的郎名字头排行形式。
上海图书馆存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1928年《白砂傅氏宗谱》二十五卷首一卷中的多个谱序均记载了傅氏支派郎名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傅氏修宗谱序》载：“河南光州傅实自唐僖宗时游地入闽，是为闽省傅氏之祖。其迁上杭者则为百一郎，其居白砂者则为念九郎”。傅氏入闽始祖为傅实，上杭县的始迁祖为“百一郎”，“百一郎”的三世孙“念九郎”则为白砂始迁祖。傅氏入闽始祖傅实初入闽时并没有郎名，但其后代迁入上杭及白砂时却拥有“百一郎”“念九郎”等畲族字头样式的郎名，体现出畲族郎名文化的影响。对此，清代编纂的《白砂傅氏族谱》也有相应记载。但按照世系图来看，傅氏客家郎名仅存三世，分别为“百一郎、念六郎、念九郎”，其字头排行并未以畲族“大、小、百、千、万、念”的次序排列，而是出现了父子郎名字头排行一致的情况。这反映出傅氏支派虽对畲族郎名有所借鉴，但并非直接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将畲族特色融入自身命名方式之中。
上海图书馆存1907年《邱氏百五郎公家谱》十卷也是客家郎名“在地化”的生动反映。由该谱牒名字中的“百五郎公”可知，邱氏借鉴了畲族郎名文化，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特色，将畲族郎名的字头“百”与“数字+郎”结合后，加上客家常用的“公”字，形成“邱百五郎公”这一名字，具有客家特色。这类“郎名+公”的命名方式在上海图书馆存1913年《社前赖氏宗谱》十卷首一卷中也有所体现，该谱牒中有“百二郎公”“千五郎公”“十九郎公”等郎名。
综上来看，客家郎名的“在地化”，一方面体现为在自身现有郎名基础上融合畲族郎名特色，如陈留谢氏在其原有“数字郎名”的基础上加入畲族字头排行；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融入当地后郎名从无到有，如傅氏支派采借畲族郎名的命名方式后进一步改造。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充分体现出客家郎名对畲族郎名的借鉴。
谢氏支派郎名世系的变化以及傅氏支派郎名的从无到有，均是客家郎名“在地化”、受畲族郎名文化影响的证明。客家人迁入闽粤赣地区后，需要借助各种方式来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以便更快融入当地，而在宗族氛围浓厚的闽粤赣地区，郎名文化自然成为不二选择。但这与上文提到的李姓入赘畲族，完全转变为畲族郎名的排行又有所不同。李姓通过入赘的方式使其后代成为畲族，直接采用畲族郎名排行方式，而客家群体则是在与畲族的交往互动中，以外来者的身份学习畲族郎名的排行方式，从中汲取养分，并选择性地进行改造，既保留“数字郎名”的形式，又加入字头排行，形成区别于畲族的“在地化”客家郎名。
郎名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命名形式，但它不仅反映出畲汉在文化上的互鉴互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区域内畲汉关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地区、不同支派的客家郎名规范程度有所不同，部分客家郎名几乎完全按照畲族郎名的字头进行排行，而部分客家郎名却只有个别字头排行借鉴畲族特色，其余部分则仅采用自身原本的“数字郎名”。由此可以推断，越是与畲族关系紧密的客家人，其郎名的规范程度越高，即更多采用畲族郎名的字头排行形式；相反，其郎名则更多按照自身郎名规则进行命名。
（二）非客家地区汉族郎名
如果说客家地区的郎名是在自有郎名的基础上受畲族郎名影响的改造，那么非客家地区的汉族郎名则是受客家人和畲族的共同影响，形成了“字头排行+数字+郎”的郎名形式。畲族和客家人从原本的闽粤赣中心圈迁到闽东浙南等地，形成了新的分布格局，现在闽东浙南的畲族和客家人大多是原闽粤赣中心圈畲族和客家的后裔，因此可以推测现闽东浙南一带等非客家地区的汉族郎名受闽粤赣地区畲族郎名和客家郎名的共同影响。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桂林村所存《螺峰王氏宗谱》王氏世系族图显示，在“均德公”之前，该支派王氏没有使用郎名的传统，自“均德公”迁入武平县后，受客家人的影响，拥有俗名“千四郎”。“均德公”成为这一支派王氏在武平县的开基始祖，其后代也大致按照“千、万、仲/百、小/仕、念”的字头进行郎名排行。
除迁入客家地区，融入当地的风俗，学习郎名文化外，还有一部分汉族就近学习当地畲族的郎名文化，将郎名这一命名形式加入自己的谱牒当中。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龟湖镇新湖村董某存清代乾隆年间《新湖董氏宗谱》记载了董氏按照“伯、千、万”进行排行的郎名字头形式：“四八公—富四公—伯廿一公—千五二公—万六十公、万六一公、万六二公、万七十公。”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图书馆存《赖氏朝美公派宗谱》中载有赖氏支派的郎名排行，“朝美公派”郎名借鉴了畲族和客家郎名的“仲、千、念、百”等字头排行形式，世系图中有“六郎”“仲一”“三八郎”“太一郎”“念九郎”“百二郎”“千七郎”等名字。
泰顺地区畲汉杂居，随着社会发展，双方交流增多，生活习惯、风俗文化长期相互影响，汉族接触到郎名文化并将其融入谱牒中也是很自然的事。在闽东浙南地区，当地居民本就十分注重谱牒的修撰，后受畲族和客家人的双重影响，采借具有特色的郎名，由此郎名文化在非客家地区的汉族中开始传播。
非客家地区汉族的郎名形式既有“数字郎名”，又有字头排行郎名，吸收了畲族和客家人的郎名文化，与客家郎名共同构成内涵丰富的汉族郎名文化。相对于畲族和客家人而言，该部分郎名文化未成体系，只是零散出现在不同姓氏的家谱当中，但不可否认的是郎名文化在不同群体中再次传播开来，促进了畲汉交往交流交融。
四、结论
郎名既不是畲族特有文化，也不是汉族特有文化，而是畲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郎名通过由汉入畲、由畲传汉等环节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内涵和外延都得以丰富。郎名不仅是中华姓氏文化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一大表现，也见证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郎名从唐宋兴起、元明盛行、延续到民国甚至当代社会，整个演变过程离不开文化交流。在畲族、客家人以及非客家地区汉族等群体的互动中，郎名发展出多种形式。其中畲族郎名的排行相较于客家郎名及非客家地区的汉族郎名更规范，整体上遵循“大、小、百、千、万、念”字头排行，而客家地区郎名则在中原“数字郎名”的基础上，借鉴了畲族郎名字头排行的形式，发展出“在地化”的客家郎名文化。非客家地区的汉族则受畲族郎名、客家郎名的共同影响，在自身谱牒中加入郎名这一命名形式，进一步推动了郎名文化的发展。
无论是对汉族郎名进行改造，受汉族姓氏文化及族际通婚的影响，刻上具有畲族文化印记的郎名，还是客家地区及非客家地区汉族受畲族郎名的反作用影响，吸纳畲族郎名的字头排行，促进汉族郎名的进一步发展，均体现出畲汉的互动关系，佐证了郎名是畲族与汉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产物。
郎名作为一种姓氏文化，从民族互鉴互融的产物发展成为区域性共享文化符号，其社会功能早已发生转变，产生了新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的区域特色文化，郎名极大地促进了闽粤赣浙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既为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移民文化及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新个案，也为探讨中华姓氏文化的生成、发展、演变提供了新路径。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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