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思笃行】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作者简介】普成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基调和主旋律，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但在现有成果中，人民日常生活从研究议程中滑落，人民的主体性被忽视，主位观点被遮蔽。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是必要的，因为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动主体和客体对象；日常生活是人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场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和再生产的重要场域。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是可能的，但在研究的模式、理念和方法上面临困境，突破这些困境的路径可以概括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守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持续发挥民族志的方法和文本优势。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人民；日常生活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基调和主旋律，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热点议题，丰硕的成果表明了“学者关注并服务社会的强烈诉求与学术关怀”。然而，现有成果有“三多三少”的特征，即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宏大叙事多；事实调查少、个案积累少、深入分析少，人民日常生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议程中滑落，人民的主体性被忽视，主位观点被遮蔽。时至今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关注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研究寥寥无几，对一些基础问题依然了解甚少，例如，日常生活中的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何理解，相关的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内化。这些问题是评价具体民族工作和举措切实有效的关键，但答案有时却不容乐观，甚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的基本含义仍未普及。人民日常生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议程中滑落绝非一件无足轻重之事，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可能性、困境和路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性

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至关重要，对其理论探索同样重要。

（一）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应包括“体”和“识”两个方面，也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学理上，二者可以区分，也应该区分；在民族工作实践中，二者分别体现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互构的辩证关系。

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和受益者。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不同的理解。严庆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福山所说的民族建设”，需要创建无形的东西，如民族传统、符号、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参考。朱碧波认为，需要从历史命运共同体、国家政治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精神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等方面着手。郝亚明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历史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是价值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身份共同体，需要分别从这些方面进行建设。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绝不是构建一套空洞的符号或话语，而是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价值体系、国民意识等领域的全方位建设。其建设过程既离不开党和国家高屋建瓴的领导，也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勠力前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在此意义上，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相应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果无论哪个领域都是惠及全国各族人民，惠及全体中国公民，惠及全体中华儿女，换言之，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终受益者。

人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动主体和客体对象。人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能动主体也是客体对象，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再生产方式可以分为两种：自然生成和被动培育。自然生成主要指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中华民族面对外辱救亡图存的艰苦斗争中，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逐渐生成和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动培育主要指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在与社会大众共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互动实践中，反思性建构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的系统工程，是以国家为主轴展开的，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教育、引导和调控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民是宣传的接受者、被教育者、被引导者和被调控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客体对象。

（二）日常生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对民族工作而言，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就得触及人民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是人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场域。日常生活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是人民群众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场域。福克斯（JonFox）等人曾提出，“国家民族不仅仅是宏观结构力量的产物；它同时也是普通人在日常活动中的实际成就”。这种见解也适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经济建设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困扰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画上了历史性的句号，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也是群众日常生活的成就，正是涓涓细流最终汇成浩瀚大海。

日常生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和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之一是该意识主要是认同问题。认同是联通个人与群体的关键，“借由社会认同，自我或他人被认知为社会群体，被理解为社会群体，被定义为社会群体，也被‘行动为’社会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在与列强抗争的民族危难之际变为自觉，并且在各类政治仪式、爱国主义教育等公开展演和有意主张中不断再生产。作为补充还需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植根于日常生活，植根于社会交往、习惯、常规和实用知识的平凡细节”，在“日常接触、实践范畴、常识性知识、文化习语、认知图式、思维地图、互动信号、话语框架、组织惯例、社会网络和制度形式中得到体现和表达”，也在其中得以生成和再生产。换言之，日常生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和再生产的重要场域。

（三）人民及其日常生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性

人民及其日常生活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需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群众需要”为出发点，将“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落脚点，而这必然要求研究者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愿。其次，人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体对象，只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民内心，民族工作方能有效。换言之，若要对具体工作做成效评估，进而对工作策略做调整和优化，就必须了解不同策略、媒介和渠道对人民产生的效用。再次，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个案研究，往往将建言献策作为著述的落脚点。尽管这体现了学者的情怀和使命，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日常生活往往具有平凡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在某时某地可行的策略在另一个语境中可能水土不服。因此，学界需要更为深入的学理分析，以探究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和机制。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利用中国智慧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对学界而言，是一个从中国国情出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绝佳机遇，人民日常生活作为此过程的重要部分，自然也是知识生产的关注点。

由此观之，现有研究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忽视或轻视应该引起学界警惕，此种局面亟须改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一个案例

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是否具有可能性，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一个案例说起。笔者的家乡田村（化名）是一个坐落于云南省中部的彝族村寨。2024年春节，笔者和一些许久未见的亲友坐在家中聊天，几个孩童则在一旁看电视、玩手机。这时，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突然指着手机问爸爸：“这个人是不是‘咱们的’（彝语发音）？”她的爸爸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面正播放着一部仙侠题材的电视剧，小女孩所指的是剧中的一个角色。爸爸回答：“这种（电视剧）不分‘咱们的’和‘他们的’（彝语发音），只分‘好人’（彝语发音）和‘坏人’（彝语发音）。”女孩显然还无法理解其中的区别，又重复了一遍问题。这时，旁边一个稍长几岁的男孩接过话茬：“都和你说了，这种电视剧不分‘咱们的’和‘他们的’，只有打仗的那种（电视剧）才分‘咱们的’和‘他们的’。”

这个生活片段并未引起其他成年人的注意，因为这个女孩所提出的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笔者孩提时也曾问过类似的问题，也见过别人问类似的问题。过去，田村人的主要娱乐活动是打跳和对歌，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逐渐走进田村人的生活，并很快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不过，人们在看电视时鲜少完全沉浸在剧情中，而是忙于谈论家长里短，直到出现精彩剧情才会中止闲聊看上片刻。这种时候，人们时常会使用两对词向周围人发问，即“咱们的”“他们的”和“好人”“坏人”，以便快速确定剧中角色的立场。前述片段中，男孩部分解释了这两对词的适用性，但并不准确。“咱们的”“他们的”仅适用于一些特定题材的影视剧，包括近现代反侵略战争题材、解放战争题材、现当代警匪题材、军旅题材等。题材不同，“咱们的”所指代的对象也不相同。在近现代反侵略战争题材中，指的是抵御外敌的将士和百姓等；在解放战争题材中，指的是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等；在现当代警匪题材、军旅题材中，一般指的是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和人民群众等。相应地，“他们的”指的是各题材中与上述角色相对立的角色。其余题材的影视剧，田村人会根据剧中角色的行为是否符合田村的价值观，将其分为“好人”和“坏人”，除了尚未掌握这两对词具体用法的孩童，人们不会将其中角色称为“咱们的”“他们的”。

将上述片段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来观察，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田村人使用“咱们的”“他们的”和“好人”“坏人”这两对词对影视剧中的角色进行范畴区分，但有显著差别，前者仅关涉行动者根据一定标准对剧中角色分类，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自我范畴化（self categorization），也即在将剧中角色分成不同范畴之后，将自我也归类于其中一个，从而区分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而田村人将特定题材影视剧中的反侵略者、中国人、红军、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等群体都称为“咱们的”，将其划入“内群体”范畴内，表达了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第二，将特定题材影视剧中的角色区分为“咱们的”“他们的”，这对田村人而言是一件在日常生活中屡屡发生的毫不引人注意的小事，但也正是在这些不经意的生活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得到体现和表达，也得以生成和再生产（包括跨越代际的再生产）。第三，这种体现、表达、生成和再生产方式显然也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田村人日常认同实践的一部分。第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田村人在体现、表达、生成和再生产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时，并未引述任何宏大叙事，也未借用任何政治话语或学术话语，而是仅仅使用“咱们的”“他们的”这样普通至极的指示语（deixis）。尽管此处的分析十分浅显，但显然也表明了从人民日常生活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可能的。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困境

当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在面向人民日常生活时有两方面困境：其一，受研究模式和研究理念的束缚，缺乏对人民及其日常生活的关注，导致相关研究稀少；其二，受制于研究方法，缺乏对人民及其日常生活的深入分析，本就稀少的研究大多只呈现学者客位的观察和解释，人民的主体性及其主位观点、评价、理解、概念缺失。

（一）研究模式和研究理念的束缚

研究模式和研究理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束缚可以置于不同的历史时段来理解。

置于长时段历史中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受中国传统思辨研究模式的束缚。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有思辨研究（speculative research）、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三种模式。其中，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都以经验材料为基础，而思辨研究则以抽象的概念命题为直接的操作对象，以逻辑推导作为研究方法，其最终目的是得出一个逻辑严密、思想深刻的通则性结论或概括。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因注疏学或称经学的影响，基本属于思辨研究模式，大多“延续‘从文本到文本’的路线”。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但在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在内的许多领域中，思辨研究依然占据重要位置，往往缺乏对日常生活的系统性关注。

置于中时段历史中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受国家民族研究宏观视角的束缚。在新时代之前，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偶被提及，但并未成为热点议题，与之相关或相近的讨论时常被置于国家民族、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等话语下展开，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民族研究。国家民族研究的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主要源于西方。在西方，20世纪前就出现了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勒南（Ernest Renan）等影响深远的理论家，20世纪初出现了海斯（Carlton Hayes）、科恩（Hans Kohn）等著名学者，六七十年代大量有影响力的著述面世，并在80年代达到高峰。尽管这些著述存在诸多差异，但大多采用宏观视角并有一些共同特征。第一，偏好宏大叙事，大多包含“对世界为何和如何被划分为不同国家民族，以及民族主义为何成为现代主导意识形态的总体描述”。第二，偏好自上而下的路径并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强调精英和次精英的核心领导作用，人民群众被默认为是同质化的，是“从上层传递的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没有任何行使其能动性的空间”，以至于“尽管人们一致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群众（mass）现象，但在许多学术研究中却奇怪地没有提到群众”。第三，在时间取向上，要么关注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要么关注民族主义话语中对美好未来的承诺，忽略了现时，忽略了实践中的日常生活。过去，我国民族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长期受西方理论主导，尽管新时代以来学界愈加警惕将西方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实践，但时至今日以“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话语”或者民族国家现代性理论来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依然是一大趋势，上述宏观视角及其特征同样充斥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

置于较短时段内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探索阶段研究理念的束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2014年之后才逐步形成的原创性论断，其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必然经历一个探索阶段。彼时，需要一些著述“统一全国学者的普遍认识，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共鸣，促进民族团结等”，这类成果必然是高屋建瓴地从国家政策或者专业化的学术理论出发，讨论概念的内涵、理论的渊源、政策的意义等。换言之，在探索阶段，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不可能作为核心议题。但是，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初步探索阶段向实践建设阶段迈进”，其研究核心应逐渐转向实践，转向具体工作，转向人民的日常生活。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现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分析本就较少，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研究的经验材料是在短期调研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结构化访谈、座谈会等方法获得的。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而言，这些研究方法是必要的，但若要面向人民日常生活，它们就是不够的。这需要从人民日常生活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一些基本特性说起。

首先，人民的日常生活具有平凡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平凡性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是平凡的、不引人注目的、琐碎的，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复杂性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人民并非同质化，而是由一个个具有主体性的个体构成的，其日常生活也并非单一化，而是复杂多样的；动态性则是指人民及其日常生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

其次，身份认同具有情境性。前述笔者亲历的生活片段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日常认同实践的一部分，但这绝不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更不代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统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恰恰相反，所有的身份认同都具有情境性，是“关系性的、情境性的和灵活的，每个人都有许多潜在的身份认同，其中只有少数的身份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具有社会意义”。在特定情境下，往往是某种社会认同比其他社会认同更为重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亦是如此。

再次，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自在性和非自觉性。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成和再生产有时是非自觉、非意识的（non-conscious），是“日用而不自知的”。如比利格（Michael Billig）所言，尽管国家民族认同在生活惯常中被不断地提醒和标示（flaggings），但此过程往往是非自觉运作，以至于人们对国家民族认同的记忆过程（remembering）并没有被体验为记忆过程，反而被体验为遗忘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不自知并不代表日常生活中的认同不重要。斯凯（Michael Skey）曾借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术语提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国家民族认同为人们提供了“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也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这种“日用而不自知”正是本体性安全的重要来源。

最后，日常话语与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存在差异。根据话语使用的对象和语境，我们可以将话语分为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具有严谨性、系统性、凝练性、抽象性等特征，学术话语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中国的政治话语则包括许多缩略化表达，如“五个认同”“两个结合”等，这些特征决定了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理解与使用需要一定的系统化知识储备。而大众话语具有生活性、通俗性、模糊性、场景性等特征，日常话语更是如此。在日常话语中，人们可能引述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也可能使用语境化、模糊化的话语来表达。正如前述案例，田村人在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时，并未引述任何学术话语、政治话语，而是使用十分语境化的“咱们的”“他们的”等指示语。

由于上述特征的客观存在，短期调研以及问卷调查、结构化访谈和座谈会等研究方法在面向人民日常生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问卷调查、结构化访谈和座谈会等方法在收集资料时都创造了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区别、高度结构化的情境，一些在日常情境下自发的实践和意识在高度结构化的情境下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引导和唤起，但是因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话语存在差异，所以在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时，若不能处理好话语差异，就可能影响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和回答，进而左右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如果仅根据人民群众对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的理解程度以及引述情况来判断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程度，就可能误判。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体现、生成和再生产有时是“日用而不自知”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对人民日常生活细致观察和深入挖掘以发现这些认同，然后寻找合适的方法与被研究者谈论这些过程，再对人民日常生活做整体性考察，以便确定这些过程产生了怎样的效用以及如何产生效用，由此方能完整解释“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而短期调研显然难以完成此任务。第三，日常话语具有语境性和模糊性，尤其是“咱们的”“他们的”这样的指示语，其意义严重依赖对话的对象和语境，这不仅为研究带来了困难，也给著述文本带来了挑战。著述中若缺乏对特定场景的还原和描摹，读者就很有可能无法理解其意义。另外，因为日常事物具有平凡性，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大量琐碎、杂乱的资料，若缺乏系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做合理编排，研究及其成果就可能变成琐事的堆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突破上述困境的方法，也正是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可行路径，可以概括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守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持续发挥民族志的优势。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相关研究亦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首先，坚持人民至上要改变研究理念，重视人民的主体性，正视人民的能动性，在历史论述中“摆脱王朝史观的束缚，在历史分期、人物述评等问题中以‘四个共同’为基本立足点，由‘精英史学’迈向‘人民史学’，以此来推动中国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观的转变”；在现时性的研究中，需要给予人民及其日常生活应有的关注，深入探究看似平凡的人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创造非凡的成就，从而避免以宏观结构遮蔽主体能动性。其次，坚持人民至上要改变人民群众主位声音被遮蔽的现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研究者也需要意识到，“能动主体与结构意图之间有时也会出现张力”，西方学界研究发现，“即使在一些以棘手和分化的民族主义政治为特征的地区，普通人对以他们的名义提出的民族（主义）主张也往往无动于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宏观结构设计，需要经历诸多环节转化为具体的项目、工作、实践才能触及生活主体，而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偏差和误解。唯有倾听人民的声音，真实呈现人民所思、所想、所需、所愿，方能防范和消除这些张力。

（二）坚守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

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必须始终坚守从实求知的原则。“从实求知”是费孝通提出的一条知识生产原则，他曾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国外文字书籍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可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我们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坚守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首先，要改变“从文本到文本”的思辨研究模式，从书斋走向田野，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回答中国的时代之问，尽管不应盲目排外、否定一切西方理论，但也绝不能以西方概念、理论和视角为准绳，而是要立足中国实际，探寻合适的视角，发展适用的方法，建构自主的理论。最后，要注重“弥合、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费孝通还提出，“从‘实’当中求到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知识生产要服务人民，这是每一个学者的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研究都要将建言献策作为落脚点。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所生产的知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呈现，最为常见的是咨政报告和学术论文两类。二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均至关重要，但在行文逻辑、文本风格、讨论要点等方面存在差异。时下，既需要以建言献策为落脚点的咨政报告，也需要“准确把握和描述经验事实，而后对其进行细致而周密的分析，对其原理作出解释，对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对其发展进行评估、预测和导向，最终建构系统性理论”的学理性著述。

（三）持续发挥民族志的优势

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始终将民族志作为发力点，持续发挥民族志的优势。在学术领域，“民族志”（ethnography）一词往往具有双重意涵，既指一种研究方法，也指以此写就的学术文本。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通常涉及研究者公开或隐蔽地长时间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的事情，倾听人们所说的话，和/或通过非正式和正式的访谈提出问题，收集文件和手工艺品（等）”，以发现和回应研究问题。作为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优长在于：首先，民族志研究往往意味着较长时段的田野调查，足够研究者细致了解和深入挖掘人民日常生活；其次，在民族志研究中，人们的行为和叙述是在日常语境下被研究的，而不是在研究者所创造的条件（如高度结构化的访谈环境）下被研究的；再次，民族志更能注意到社会事实的多样态和认识的多重性，有利于准确把握不同主体的多元观点。作为一种学术文本，民族志并没有固定的行文标准。一般而言，它注重提供主位和客位双重视角，注重对生活场景的还原和描摹，也注重对文化和意义的深描。如前所述，在日常话语中，人们往往使用指示语或场景化的话语来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因此著述文本需要对生活场景予以还原和描摹，而民族志文本显然因应了这种需要。

五、结语

人民日常生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议程中滑落是一件需要学界警惕的事。人民及其日常生活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至关重要。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动主体和客体对象，而日常生活是人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面向人民日常生活是必要的。笔者身边的案例无疑证明了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是可能的，人民在平凡的惯常的日常生活中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在有意或无意的行动中生成和再生产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目前相关研究还面临一些困境，一是受研究模式和研究理念的束缚，缺乏对人民及其日常生活的关注；二是受制于研究方法，缺乏对人民及其日常生活的深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突破困境的路径，也正是面向人民日常生活的可行路径，首先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改变研究理念，重视人民的主体性，正视人民的能动性，改变人民群众的声音被遮蔽的现状，真实呈现人民所思、所想、所需、所愿；其次要坚守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从书斋走向田野，立足中国实际，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弥合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最后，在研究方法和著述文本上充分发挥民族志的优势。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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