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桂学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分析——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为例

学术   2025-01-06 20:00   云南  

【作者简介】杨文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金秋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重大委托项目“内蒙古社会建设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研究”(2024-NMWZD006)。


【摘要】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由初期理论探索全面转入实践推进阶段,那么该如何正确掌握和检验实效?这就带来了效度测定议题。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实践抓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度测定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本文以国家民委2024年1月颁布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为例,从内容效度、准则效度和结构效度等三个方面进行尝试性分析,希冀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效度测定;民族工作


一、引言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及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事实上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由初步探索阶段向实践建设阶段迈进。由政策到实践的现实转向,无疑就会面临“如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质量贯彻落实”的任务要求。关于这一重大命题,党中央已经在宏观层面作出了一系列指示性部署:“只要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就要多做,并且要做深做细做实;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不难看出,“效度(validity)”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推进的核心问题。不同于宏观层面的概括性设定,效度要求准确反映出结果与目标的匹配程度,追求微观层面的具体性测定,即“效果”的“可量化的测定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结果与政策目标越匹配,则效度就越高;反之,则效度就越低。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标准有哪些?第二,有了明确的效度测定标准之后,怎么使用这些标准来客观检测、反馈和评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由此产生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命题,能否解决好这一命题将深刻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推进是否有成效。
目前,我们还暂未看到中央有专门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度测定的文件出台,但就现阶段而言,民族团结进步测评指标可以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标准,这是因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抓手和载体。2024年1月,国家民委下发了《国家民委关于印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的通知》(民委发〔2024〕10号)文件,并在指导意见中着重强调:“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发挥好测评指标体系‘指挥棒’的作用。”基于效度测定的重要实践意义,本文尝试以2024年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文件为例,从内容效度、准则效度和结构效度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解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问题,希冀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建设提供一些积极启示。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效度测定

具有明确而详尽的测定内容是考察效度的前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效度包括“2个示范区+6个示范单位”的“八进”测定体系,2个示范区指的是西部地区州县和东中部地区州县,6个示范单位指的是乡镇、机关、企业、社区、学校、宗教活动场所。如果我们将上述测定内容与以往测定内容作比较,可以发现2024年版的测定内容在注重政府层面示范区创建的基础上,还突出了社会层面示范单位创建(单列)的下沉导向,因此整体性测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效度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测定政府层面示范区的内容效度
政府层面的内容主要由“一个中心”“五大任务”和“两个导向”构成。其中,“一个中心”指的是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五大任务”指的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这五大任务逐一对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要求所设定。另外,考虑到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在自然地理、民族分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有差异,还对两个区域的测定内容进行了适当区分调整。“两个导向”指的是大力鼓励地方创新探索特色经验做法,考核问责地方民族工作是否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内容效度1: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思想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首先,测定理论武装程度。各级党委、政府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测定主要涵盖三个关联层级:在第一层级,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理论学习内容,原原本本学懂弄通理论、掌握思想真谛,这一层级的测定要求是能够正确、完整和系统地掌握思想理论。在第二层级,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民族工作实际、国内外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历程和最新趋势等,这一层级的测定要求是能够合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推动民族工作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在第三个层级,要发挥历史主动性不断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推进中总结优秀经验、不足之处,想方设法完善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并让思想理论“进入寻常百姓家(推广普及)又能走出寻常百姓家(共同参与)”,这一层级的测定要求是让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都能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和行动上一致投入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事业。上述三个测定层级之相互关联而非相互割裂,虽然要求不一但目标一致,可以循序渐进也可以同步交叉实施。其次,测定主体责任落实程度。各级党委要坚决落细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个纳入(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察、政绩考核)”主体责任,此项内容的测定要求在于规定要明确界定、措施要细化执行、考核要精准有力、问题要整改及时,如可测定是否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打造民族地区干部队伍、是否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等内容。最后,测定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大推进格局”程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其测定内容涵盖体制机制建设和运转情况、专项计划制定和实施情况、各部门协同推进情况及社会各界满意度情况等多个维度。
内容效度2: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其一,测定建立健全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程度,广泛开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宣传教育。主要测定是否形成宣教主体、宣教内容、宣教模式、宣教受众、宣教环境、宣教反馈等协同推进的“六个闭环”(见图1):一是是否构建起多元的推进主体,有效解决“谁来宣教”的问题;二是是否构建起清晰的内容意图,有效解决“宣教什么”的问题;三是是否构建起多维的工作模式,有效解决“如何宣教”的问题;四是是否构建起有效的受众群体,有效解决“向谁宣教”的问题;五是是否构建起适宜的社会环境,有效解决“支撑宣教”的问题;六是是否构建起双向的反馈机制,有效解决“宣教评估”的问题。其二,测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有文化观。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享价值,引领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目标、实践方向和实践准则,同时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团结性的价值支撑。其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依托的是包括各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所在”,要推动各民族文化互鉴交融、创新发展。由此观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测定是能否在各族群众中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中华民族共有文化观的测定则是能否大力传承弘扬传统与现代中华文化(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并在各民族文化互鉴交融中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东中部地区还要利用得天独厚的实施条件,面向港澳台地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再次,测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程度。“共同语言者中可以唤起一种直截了当的富于表现力的亲密感”,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无从谈起,更毋庸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西部地区要大力营造使用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基础,让各族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言语”和“书写”均处在较高水平。东中部地区要面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工作。最后,测定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程度。包括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在公共领域主要测定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水平、社会文明氛围等,如成功创建文明城市;在私人领域主要测定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是否总体性向现代化迈进、家风建设等,如评选乡村振兴先进事迹。

内容效度3: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是测定辖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程度。能够充分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主动融入全国和区域发展格局,不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共同富裕迈出实质性步伐,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年增长。二是测定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程度。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成就,如近3年地方GDP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增长率与本省(市)同类地区平均水平比较情况。三是测定生态文明建设程度。要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可直接考察本区域生态质量指数(EQI)。四是测定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程度。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和标准达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标准(适用非边境地区),规范和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管理。
内容效度4:推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第一,测定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程度。加快实施各类“三交”计划,鼓励本地区与其他地区各族群众双向跨区域流动,主要的制定指标包括承接产业转移情况、本地流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外地流入人口增长率等。第二,测定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程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途径,主要测定的内容在于是否有效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如互嵌式的社区环境、社会条件、社会结构等内容。第三,测定各族人民共享的城市共同体程度。完善各民族融入城市的政策举措、制度保障和表彰激励机制,着力解决各族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如在就业创业、扶贫济困等方面给予的支持力度。第四,测定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程度。坚持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培养选树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如考察各族群众对当地民族关系的满意度。
内容效度5: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方面测定民族事务治理的制度之治程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民族政策和法规,以法治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确保国家法治统一和政令畅通,确保辖区内各族群众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包括享受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平等参与本地区各项事务),如民族政策法规完成率、动态调整完善情况等。另一方面测定社会治理共同体程度。构建政府与各族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民族事务社会治理格局,推动民族工作社会化、法治化、人文化和数字化,如能否充分利用AI等新技术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内容效度6:测定推进防范和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的体制机制建设。及时化解各种问题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如涉民族因素突发事件信息按规定要求及时报送、建立涉民族因素风险快速反应机制等。测定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程度。既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又要注重营造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舆论空间和舆论导向。
内容效度7:测定两个导向程度。对于实践创新导向,该项内容不设具体内容,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深化改革创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提供特色经验,以出现的问题为导向,坚持只要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就要多做,并做深做细做实的原则,并在进一步规范总结之后转化为全国性推广的实践经验,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完善理论的双重推进。对于严肃问责的导向,要求近3年辖区内未发生偏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辖区内未发生违反党的民族政策或影响民族团结的重大案事件等情况。
(二)测定社会层面示范单位的内容效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推进,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社会群体认同意识,最终的落脚点是要在社会中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基于社会层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24年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特意根据各族群众社会关系的主要发生场域,增设乡镇、机关、企业、社区、学校、宗教活动场所等六个维度,尽可能全方位测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总的来看,这六个维度的测定内容虽然都各有单位特性侧重,但核心都在于如何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沉至基层社会,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几个共性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1:测定纳入主体性工作程度。这包括两个递进的内容:其一,是否根据本单位的职责业务范围,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项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开展,如企业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情况;其二,在作为中心工作的同时,是否能够常态化开展,如考察开展的频次、职工的参与率等。
内容效度2:测定开展宣传教育程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作为一项较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各族群众正确了解并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各个单位都要持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既要有拓展宣传教育的广度,也拓展宣教教育的深度,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入脑入心入行,如培育和树立典型集体、家庭或个人。
内容效度3:测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如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路径的话,那么动员各族群众融入开展各类正式或非正式实践活动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抓手,如组织各族群众开展形式多样、富含中华文化内涵的活动。
内容效度4:测定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程度。各族人民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防范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风险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构建牢不可破的公共安全共同体,如宗教活动场所要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
内容效度5:测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宗教极端思想流毒是深层次破坏民族团结的因素,要教育引导管理组织人员、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牢固坚守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敢于与一切宗教极端思想流毒作斗争,如考察在宗教场所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数量。
内容效度6:测定实践创新程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的创造精神的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益经验来源于各族群众的广泛实践,各个类别和层级的单位、集体或个人,都要发挥历史主动性从实践中总结好的做法,如打造出富有特色和影响力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品牌。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准则效度测定

明晰内容效度的之后,就要对内容效度的执行效果进行测定,这有赖于可执行的测量方式或指标进行测定,而为了保证这些测量方式或指标是准确且客观的,就必须借助准则效度(也称实证效度)。所谓准则效度是指,用几种不同的测量方式或不同的指标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一内容进行测量时,将其中一种方式或指标作为准则,假若其他的方式或指标与这个准则作比较得出了一致结论,则可以测定该方式或指标具有准则效度。当然,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测评指标肯定都具有准则效度,难点在于如何严格执行这些准则来测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实效度,因为准则不一定具有效度,准则的理想执行目标与现实执行效果可能存有差距。
(一)项目的内容构成效度
通过上文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效度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一些内容构成可以直观量化测定,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年增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连续2年缩小”;有一些内容构成则不能直观量化测定,如“‘四个与共’‘五个共同’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这就给正确把握和有效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准则效度带来了挑战,如何让非直观的测定准则具有较高效度?就此而言,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些内容构成开展“直观类”和“非直观类”的类别化解析,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持测定的准则效度。对于划入直观类的测定内容,只需要对标对表执行即可,而对于划入非直观类的测定内容,则需要尽量按照“可量化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分析其内容构成,制定相应的测定准则。例如,在“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这一项目内,其内容构成“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多反映的是内在心理状态,而心理状态的可测量性往往颇具难度。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特定社会环境的社会规范将导致群体或个人特定的行为反应,问题在于社会规范如何影响社会行为?如果我们找不出其中的运作机理,也就无法对群体或个体行为作出预测。于是有人提出了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 consensus)理论,即个人对社群中其他人观念的认知,可以视作中介变量影响个体对社群文化的认同进而影响个体行为,成为测量社会心态的一个操作化指标。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一些发生在城市中影响民族团结的群体性事件,多数情况下最初只是简单的社会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完全可以在两个当事人的范围内解决,但最后许多人加入其中仅仅是害怕自身遭到群体的孤立,这样主体间共识就成为预测群体或个体行为的主要因素。对于这一点,弗洛伊德早就指出,人类原始社会通过祭祀活动来维系和强化族群间的认同,而这种祭祀活动是强制性的,不允许任何人的缺席,并且只有全族人共同参与才是合法行为。
这就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启示:对于非直观类的内容构成,本质上要在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规范的同时,更要注重建立各族群众主动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氛围。换言之,在实践推进的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出现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间共识,如通过考察铸牢宣传教育活动频次和效果、辖区内网络舆论生态导向等方式,来实现准则效度测定。
(二)项目的权重赋比效度
测定项目的七大类别,各个类别的权重赋比不一,这就要求测定准则也必须与权重赋比相契合,不然很难说具有准则效度。“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被放在首位,测评内容高达4项,并且权重赋比20%,表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政治保障。随后六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效防范和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实践创新”分别权重赋比15%、15%、20%、10%、10%、10%。其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权重赋比高达20%,是所有测定项目中较高的,这是因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可以看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效度会显著影响着其他测定项目的效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项制度化的民族理论政策,不可能脱离于各族群众的社会生活而独立成章,那些发生在日常的、长期的、需求的下沉接触本身才是拉近各民族关系的制胜法宝,正因为此,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才被赋予了更多的权重赋比。而“实践创新”也单独被赋权10%,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打造特色亮点,探索有益经验做法”的实践导向。
通过上述对测定项目的权重赋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准则效度测定坚持“突出重点与全面覆盖统一”的基本原则。“完整覆盖”指明所有涉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任务都要进行测定,而“突出重点”则指明在测定时要对一些关键性任务适当着重考量,比如某一地区在“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的效度特别低,即使其他类别的效度再高,也不能说该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高。
(三)项目的方法选择效度
测定项目的方法选择采取五种方式,分别是材料审核、实地考察、审阅档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监测,其中材料审核、审阅档案和实地核查三个方法适用于绝大多数测定内容,而问卷调查方法和大数据监测适用于部分测定内容。众所周知,公共政策与执行经常处在与公共行政管理者的互动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要从自上而下主导的“政府视角”和自下而上主导的“各族群众视角”进行双向结合测定,实际的测定准则也反映出了这一点,既有材料审核、实地核查和大数据监测的政府视角,也有问卷调查的各族群众视角。这种双向结合测定的方法选择,很大程度上规避或减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等弊端。民族工作在进行测定时,需要注意不能将政府视角测定与各族群众视角测定随意删改或搞混,这样一来测定的准则效度将大大减弱,难以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和令人信服、群众满意的效度。比如,测定“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内容,单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很难有效测定;同样,测定“各族群众关系融洽、互帮互助,对民族关系满意度高”“不存在针对任何民族的歧视性做法”等内容,仅仅依靠材料审核亦很难获得客观的测定结果。
总之,材料审核、实地核查、问卷调查、大数据监测等几种测定方法的选择,相互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应用场景,并且不限于以上测定方法,还可以视情况引入第三方评估,结合心理测评等多种方式开展综合测定,一切以准确测定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为根本标准,据此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进行选择和调整测定方法。
(四)项目的评价等级效度
测定项目的评价等级总分为100分,90分以上方可申报,并且为定量和定性指标类型都赋予了1~10分不等的测评分值,相比于以往国家民委指导意见中并未明确说明评价等级的具体赋分的惯例,本次测定指标体系有的放矢作了一些细化调整,争取每个指标都尽可能量化,体现了“只唯实效”的政策导向,这种指标的量化性与可操作性无疑极大减少了非客观因素,增加了准则效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使高度量化的指标也往往会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也影响到测定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例如,如果过度以量化材料为准,则可能会让申报单位只注重“报表达标”而忽视“效果达标”。因此,在追求量化操作的同时,测定还要参照走访、溯源、周边等测定方法综合评估,以便尽可能减少测定准则出现不确定性,让测定准则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五)项目的减分事项效度
各类减分事项是效度测定的红线,因而必须坚持“审慎果决”的底线准则。2024年版的测评指标体系特意制定了近3年辖区内出现六项负面清单作为取消申报资格或减分标准,其中包括直接取消申报资格二项(如偏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工作出现严重偏差等)、直接核减10分四项(如领导班子成员严重违纪、违法犯罪被查处,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含)以上处分或行政撒职(含)以上处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等)。这也意味着与测定“优秀”评级彻底无缘。在减分事项方面的“一票否决式”测定准则,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级单位都要深刻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群众性都很强,坚守和强化底线意识、风险意识。另外,也要在实际工作中避免一刀切,防止准则效度走向“过急”或“过缓”两个极端。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效度测定

如果测定内容和准则都保持了较高的效度,还有必要转入结构效度的测定。所谓结构效度是指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实质的测定结构进行考察,来验证测定对理论实质运用的实效程度。结构效度对于测定至关重要,巴里·H.坎特威茨(Barry·H.Katowitz)等人甚至认为测定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结构效度,尤其适用于测定多种变量和复杂关系的事项。布厄迪的场域理论指出,结构是社会行动者客观力量关系的反映,各民族行为体的互动都在结构中展开,包括空间结构、组织结构、受众结构、环境结构等。
(一)测定空间结构效度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空间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互嵌空间结构促进族际互动,平行空间结构制造族际隔阂,因而测定空间结构非常重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空间结构包括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构成。自然空间方面,要根据东中部、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要根据城镇区域和乡村区域的因地制宜赋予适宜的测定指标,如边疆民族地区要特别注意维护国家安全的测定。社会空间方面,要根据东中部、西部地区担负的使命任务和各行业特点、优势,确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考评重点,如针对东中部地区测定欠发达地区帮扶和发展工作情况。数字空间方面,随着神经网络、人工智能、ChatGPT等生成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数字空间愈发成为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许多增量和变量。数字空间不同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作为一种虚拟空间,具有变幻莫测的空间结构,要深刻把握数字空间的去界性、蔓延性、隐匿性等特质,测定能否将数字空间塑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能否加强数字空间治理、能否防控网络空间涉民族因素风险,如依法严厉打击利用数字空间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
(二)测定组织结构效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民族结构复杂的超大型统一多民族国家实体内调节民族关系,远非民族工作部门能够独立完成,需要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乃至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共同努力,需要各个领域、各项工作的共同推进,这就首先要求具备有序且高效的组织结构。2024年版测定体系中的各项指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组织推动来实现,要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各级党委对各项创建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能力和水平,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治理手段打破科层制政府与扁平化任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和个人深度参与的敏捷互嵌的组织结构体系。除此之外,由于测定要在机关、企业、学校等更加广泛领域展开,并且这些单位都是初始面对以系统性单列的方式展开,能否建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相匹配的组织结构是关键,如是否有专项推进的机构机制、专项履职的工作人员和专项支持的活动经费等,如果抱有“视作副业、可有可无”的态度推进,显然不可能具有高组织结构效度。
(三)测定受众结构效度
一项政策想要转化为治理效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能否直达受众且得到完整认可,这要求我们必须对受众结构有着十分清楚的了解,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推行的合理策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指出:“一个国家内部的注意结构(attention structure)是国家整合程度的宝贵指数。”如果受众结构在心理现实方面(认知、价值、文化、情感等)与政策目标高度一致,那么注意结构指数就高,反之则越低。为了解决低注意结构问题,拉斯韦尔也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即要加强对应程度的启蒙(equivalent enlightenment),目的是使全社会达成高度等效的启蒙,从而形成对政策形成趋同的看法。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国情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受众结构千差万别,主要包括身处的社会阶层、风俗习惯、年龄阶段等多重结构。为此,应当针对不同的受众结构制定相应的推进方式,如对于高校师生受众,可以采取系统化集体授课的方式,而对于生活在边疆农村的受众群体,则有必要采取入户通俗易懂释义的方式。总的来说,测定受众结构效度有两个考察标准:第一,是否依据受众结构实际,制定差异化的实施策略;第二,是否建立了双向推进的模式,而不仅是政策制定者的单向灌输,传播者与受众共同构筑了频率对等、彼此互动的传播者——受众结构。
(四)测定环境结构效度
环境结构会深刻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主流传播学者认为,社会只有时刻测定周围环境才能维持有机体的生存需要。某种意义上,缺乏对环境结构的准确认识或无法适应环境结构,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环境结构既包括物质的结构层级,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又包括精神的结构层级,如心理环境、价值环境、情感环境等,要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环境结构只有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级达到相辅相成的状态,才具有较高环境结构效度。就物质层级而言,关键是要测定能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基础,如东中部地区要发挥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等机制作用,吸纳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就创业,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发展步伐。就精神层级而言,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测定改革发展赋予凝聚人心的程度,如各族群众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认同度。
(五)测定其他结构效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长期过程,影响结构效度的因素会不断发生变化,测定也要对应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和必要调整。总的来说,结构效度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法律法规结构效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有坚实的法律法规基础。测定法律法规结构有两个指标:指标1:是否具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及严格规范执法程度,如在职责权限范围内,民族政策法规动态调整完善机制建设情况;指标2:各族群众对法律法规的认知和遵守程度,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情况。
其二,收入分配结构效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增加各族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执行公平公正的分配,在收入与分配两端测定各民族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是否产生实际性进度,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情况、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创新推动共同现代化的政策措施情况。
其三,族群结构效度。族群差异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族群的居住格局、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客观差异,都可能使不同族群产生不同的族群意识,一旦走向狭义化,就会削减国家层面的共同体意识。族群结构效度主要测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民族互嵌情况,防止出现西方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或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y)式结构,如可考察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情况、各族群众社会流动性情况。
五、总结与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024年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相比往年更加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在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下,格外强调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和“融”的主线导向,因而以此为规范测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尽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紧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展开,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效度测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简单划上等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或相互替代。从政策定位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定位于国家层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和国族建设(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侧重定位于社会层次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交融。从政策内涵来看,如果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纲”,那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就是“目”,把“纲”细化成“目”是其价值所在。从政策性质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体系,定了根本的指导方向,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多作为一种实践方法体系,是理论话语转向实践推进的介质。从政策功能来看,民族团结进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平台和路径,旨在通过创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真正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从政策执行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秉持慎重稳进的执行态度;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就年度周期而言是一个相对“短期”的过程,要秉持稳中求进的执行态度。
当然,我们也不能贸然将两者割裂看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殊途同归,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内容和导向提出了朝向“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聚焦的要求。综合上述分析,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毕竟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话语体系存有客观上的差异,尤其对于广大基层民族工作者及各族群众来说更加难以准确辨别,还可能首先衍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信度问题。有鉴于此,未来我们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基础上,或许有必要针对性探索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创建工作,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测定提供更为明确和贴合的工作标准和工作指南。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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