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灵探理】生态民族志重构及人与动物关系反思——以阿拉斯加因纽特民族志为例

学术 2024-12-31 20:04 云南

【作者简介】曲枫，博士，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北极史前史、爱斯基摩民族志学、宗教人类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爱斯基摩史前史与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18AKG001）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19至20世纪民族志写作以西方自然论或科学本体论为理论基础，动物的主体性缺失构成传统民族志的主要特征之一。早期阿拉斯加民族志秉承以人为主体、以动物为客体的传统生态观。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拉斯加人类学家安·菲纳普-里丹通过叙事主体转换方法和双重主体叙事模式则发现，在阿拉斯加因纽特人本体论中，人与动物同为主体，同为社会成员，二者同为文化生态的构成部分。菲纳普-里丹的民族志叙事印证了德斯科拉所论述的关系生态观，说明以早期民族志素材为数据基础，以关系生态模式为理论框架进行民族志重构具有充分的可行性。生态民族志重构必须超越早期民族志有关人与动物关系的静态叙事结构，将文化意义、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流动性纳入思考之中。

【关键词】本体论转向；人与动物关系；叙事主体；菲纳普-里丹；关系生态；民族志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民族志写作依赖“参与式观察”与数据分析来建构“他者”社会的文化整体性。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马尔库斯、克利福德·格尔兹为代表的“文本学派”人类学对传统民族志文本进行剖析和反思，发现殖民时代以来的人类学写作总是为西方话语霸权意识所掌控。马尔库斯与库什曼借用文学批评方法，揭示了传统民族志写作的现实主义倾向与主观虚构成分。格尔兹的阐释主义学说则促使民族志学从传统的“客观知识”描述向叙事问题转向，将叙事主体从西方的民族志学者向本地人位移。克利福德与马尔库斯主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也对人类学家作为唯一主体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本体论转向（以下称“本体论人类学”）思潮延续了对传统人类学理论的反思态势，并且具有更强的颠覆性。当本体论人类学家将叙事主体从民族志书写者转换为南美和极地等地域的原住民时，他们发现了与传统西方理论截然不同的本体论知识。近现代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笛卡尔二元论为理论基石，将世界划分为文化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现代与原始等两个对立部分。在西方科学的表述中，人与自然环境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人是世界的主宰，具有主体性地位，而其他生命如动物和植物则是从属于人类的客体。巴西人类学家维维洛斯·第·卡斯特罗将这一理论模式定义为“一个自然与多种文化”，也称“多文化主义”，即人类与万物具有共同的自然物质属性，但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性质。换言之，人类与动、植物虽然都具有相同的自然特征，但独自拥有文化与社会，并以此与其他自然生命相区分。然而，在南美印第安人的表述中，则没有这样的二元划分。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互惠关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命与人一样有灵魂，有换位思考能力，社会与文化并非独属人类，也属于其他生命和物种。卡斯特罗将美洲原住民本体论模式定义为“多自然主义”，即“一个文化与多种自然”，也称“美洲印第安人视角主义”，即人类与动、植物等其他生命一样具有文化和社会属性，但以不同的自然形态为区分。法国人类学家费力普·德斯科拉将西方人的本体论表述称为“自然论”，以人与其他生命存在着文化上的断裂和自然形态上的连续为特征，而将美洲原住民的本体论表述称为灵性论。以人与其他生命存在着文化上的连续和自然形态上的断裂为特征。

人与动物关系是美洲原住民本体论中的重要内容。在南美、北极等地原住民的本体论表述中，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人格，与人类一道共为社会成员。人与动物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且构成一种互动和互惠的平等关系，二者互为主体，相互构成。而在西方科学本体论中，动物则是物质资料的提供者，具有与文化相对立的自然属性，没有灵魂与思想，屈居客体之位。19至20世纪的民族志写作正是以西方自然论或科学本体论为理论基础。动物只有在作为物质资料为人类所猎取和使用时，才会进入到人类学家的写作之中。因而，动物的主体性缺失构成了传统民族志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早期阿拉斯加民族志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以人为主体、以动物为客体的传统生态观。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拉斯加人类学家安·菲纳普-里丹通过叙事主体转换方法则发现了与传统民族志描述迥异的生态观。在阿拉斯加尤皮克人的本体论中，人与动物同为主体，同为社会成员，二者同为文化生态的构成部分。本文将通过对阿拉斯加早期因纽特民族志的回顾，检讨动物主体性的缺失现象，并将根据菲纳普-里丹在其新民族志中对动物主体性的确立，进而探讨生态民族志重构的理论依据。

二、动物在早期因纽特民族志中的主体性地位缺失

与今天爱斯基摩文化一脉相承的史前因纽特文化发端于2000年前的白令海峡地区，包括海峡间的岛屿与两岸的俄罗斯楚克奇半岛与阿拉斯加。自12世纪开始，以早期图勒文化为代表的史前因纽特人大规模向加拿大北极地区和格陵兰岛迁徙，并最终形成了今天因纽特人的地理分布格局。

因纽特人传统上以捕猎鲸、海象、海豹等海洋中大型动物为主要生计，同时捕猎驯鹿、熊、狼、狐狸等陆地动物，并辅以野生植物采集、捕鱼、捕鸟等其他生存策略。因纽特文化为代表人类对高寒环境的高度适应，于19世纪就引起人类学家的高度关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西方人类学家不断进入北极地区考察因纽特人的活动，进行学术探险，搜集文物，撰写日记，并出版民族志专著。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即为因纽特文化的早期考察者之一。除了博厄斯主持的杰瑟普北太平洋探险，其他较为有名的学术考察，活动包括美国军方组织的1881年巴罗角探险、美国人类学家威廉姆·尼尔森于1877至1881年4年间对阿拉斯加白令海峡地区爱斯基摩社会的考察以及丹麦人类学家克努德·拉斯穆森领导的第五次图勒探险。巴罗角的爱斯基摩社会文化考察成果由美国人类学家约翰·穆尔多克书写成志。尼尔森有关白令海峡地区爱斯基摩人民族志则于1899年出版。

早期因纽特民族志调查往往历时较长，覆盖地域范围较广，而且将重点放在对民族文物的搜集上。因此，其民族志写作常常包括大量的器物描述。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更注重对原住民日常生活的全面观察，并将调查范围大大缩小，集中停留于某一地域甚至某一村落进行长期的参与式观察。这些民族志包括玛格丽特·兰蒂斯于1946年出版的有关努尼瓦克岛尤皮克因纽特人的调查报告、尼古拉斯·古伯赛尔于1965年出版的对内陆努纳缪特捕鹿爱斯基摩人的考察报告、詹姆斯·吉丁斯于1961年出版的对内陆科布克河爱斯基摩人的调查报告、凯·波科特-史密斯于1953年出版的对阿拉斯加南部楚加克爱斯基摩人的调查报告以及弗罗里克·雷尼于1947年出版的对白令海峡希望角蒂加拉村庄的考察报告。

公正地说，以上民族志并不缺少对动物的叙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动物叙事均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展开。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动物作为物质生产（如经济活动和生计方式）的原材料，二是作为符号式生产（如艺术和宗教）的原材料。总之，无论在物质生产还是在符号生产中，动物总是充当着客体的角色，总是作为被动因素来参与人类生活。以下笔者以尼尔森《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和雷尼《蒂加拉的鲸鱼猎人》为例来说明传统民族志中动物主位缺失现象。

《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是早期因纽特民族志的代表性作品。在这部长达500多页的长篇叙事中，尼尔森较为全面地叙述了他对白令海峡地区爱斯基摩社会的观察，尤其花费大量笔墨描绘了他所收藏的各种人工制品。这些人工制品包括衣服和身体饰品，杓子、勺子、木盆、点火器等炊饮用具，凿子、抛光器、锥子、矫直器、手钻弓柄、刨片器等男用工具，针线盒、珠宝盒、压褶器、梳子等女性用具，镖头、矛、夹子、套子、鱼网、捕鸟网、弓箭等各种猎具，剥皮器、乌鲁刀、刮削器等女性用来处理猎物的器具，彩绘木器、草制编织物、陶器等工艺品，雪橇、船只等交通工具，玩具面具、皮鼓等仪式用具等等。此外，他还详细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房屋、村庄、贸易、伦理、风俗、图像艺术创作、战争、音乐与舞蹈、节庆风俗、宗教及搜集的神话故事。涉及的动物叙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使用动物原材料生产各种制品，如大量的工具是用动物骨头、海象牙、鹿角等制作而成，房屋建筑也常常使用鲸骨与海象皮。尤其对海象牙的使用尤其普遍，很多猎具和工具都是用象牙作原料。二是使用猎具来捕猎动物和使用有关工具处理猎物的肉体。这些猎具和工具由于保证了动物原料的获得而在原住民的生活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方面是动物作为象征符号出现在人们的手工制品、舞蹈表现上以及宗教仪式、神话故事中。如矛头常常雕刻成动物的形象，许多木器上绘有动物的形象，大量面具表现了各种动物形象，这些动物既包括海洋猎物如鲸、海象、海豹等，也包括各种水鸟、鱼和熊、狼、狐等陆地动物。总之，在尼尔森的笔下，动物要么成为人工制品的材料，要么成为艺术创作和神话创作的素材。动物的自然生态以及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并未进入其民族志叙事之中。

尼尔森的写作体现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爱斯基摩民族志文本的两大总体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非生态式叙事。尼尔森的书写完全在村庄内部展开，无论是对用具、工具和猎具的描写，还是对各种文化活动和风俗的叙述都局限在村庄之内。村庄之外的自然环境，甚至发生在村庄之外的人类活动（如狩猎）都未能进入尼尔森的叙述框架之中。动物叙事也完全局限在人类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符号生产）的范围之内。生态与自然完全被排斥在民族志之外。第二大特征是博物馆陈列说明式叙事风格。在对收藏品的描述中，器物成为叙事对象。然而，村庄活动与风俗甚至包括收藏的神话故事在尼尔森叙事框架中也同样遵循了器物描述处理方式和逻辑，说明尼尔森是用文物收藏的逻辑来观察社会，与后来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参与观察法”有着鲜明区分。依赖以上的叙事方法，尼尔森在文本中建立起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分层结构。在非生态式叙事方法中，村庄成为主要客体，自然情境与生态环境被排除在叙事框架之外。在陈列说明式叙事方法中，因为阅览者（读者）为西方知识精英，对村庄社会“原始性”的描述便成为叙事特色，作为受众的知识精英因而在叙事结构中占据了高位。也就是说，受众其实主导了民族志写作者的写作。民族志的叙事主体因此与其说是写作者，毋宁说是作为读者的西方知识精英。

当参与式观察方法在民族志学中普及之后，非生态式与陈列说明式叙事特征便不再出现。雷尼的《蒂加拉的鲸鱼猎人》代表了新的因纽特民族志叙事趋向。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民族志已将地理范围大大缩小，更注重对某一村庄或某一较小区域的长时期定点观察。雷尼的专著成书于1947年，报告了雷尼与其妻子于1840年在蒂加拉村庄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结果。通过与村中老人的访谈，雷尼记录了1900年之前蒂加拉村庄一年中的季节性生产活动与仪式生活。为了使自己的表述更为客观和准确，雷尼跟随猎人们一起出海捕猎海豹、海象、北极熊，一起下河捕鱼，在陆地上猎鹿，在仪式中击鼓、歌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像爱斯基摩一样生活”。因此，雷尼的叙事不仅包含了村庄内的生活，也详细记述了村庄之外的狩猎活动。生态环境已进入到雷尼的写作中。在开首的村庄背景介绍中，雷尼不仅描述了与之为邻的部落村庄，还报告了村庄周围的地理环境与村民的社会结构。像那个时期所有的村庄民族志一样，雷尼专门辟出一章对村民的精神生产做了记录，其中包括传说故事、神灵世界以及萨满教仪式活动等等。虽然雷尼已将对文化生态的思考纳入写作之中，但显而易见的是，动物仍然是作为人类的需要出现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符号化生产之中。西方叙事者作为主体和村民作为客体，人类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体和动物作为代表人类物质需要的客体，类似的双重二元对立法则仍然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志叙事的主要方法。

三、主体转换、口述传统及人与动物关系的重建

原住民作为叙事主体进入因纽特民族志始于阿拉斯加人类学家安·菲纳普-里丹的民族志写作。1976年11月至1978年2月，菲纳普-里丹在阿拉斯加西南的尼尔森岛上的尤皮克人村庄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1980年，她以《尼尔森岛上的爱斯基摩人》的论文获得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83年出版。菲纳普-里丹的田野考察仍然采用了“参与式观察”作为基本方法。与前辈人类学家雷尼相似，她对村民一年中的主要季节性活动根据自己的观察记录在第二章中做出了描述。这些活动包括发生在春季的海豹捕猎、“海豹宴会”（每个家庭捕到第一头海豹时的庆祝活动）、猎物处理和加工、野鸭捕猎、海象捕猎、采集、鲱鱼捕猎、鞣海豹皮子、三文鱼捕猎，夏天的采集、捕鱼、用网捕雁、拾取莓果，秋天的海猎、捕鱼，以及冬天的各种庆典活动。

菲纳普-里丹师从戴维·施耐德与马歇尔·萨林斯。据菲纳普-里丹的自述，在她从事博士研究期间，两位导师以及其他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已开始了对传统人类学理论的反思，对文化/自然二分法则提出质疑，认为传统人类学过多纠缠于是否观念影响了实践，还是环境决定了社会组织等二元问题。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进入田野，倾听当地人的叙述，观察当地人的生活，并关注当地人的概念分类。因此，人类学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人为定义的不同社会实践类别（如社会组织、宗教、政治、经济等）之间的关系，而在于潜行于人类行为之下的各种关系和互动。简言之，关键在于世界是如何以文化方式被构造出来。然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当菲纳普-里丹完全“浸入”当地人的生活之中时，她发现“参与式观察”是一个很矛盾的方法，因为人类学家既是行为者，又是观察者，自身很难调和双重的角色。受加拿大政治学家克劳福德·麦克弗森“占有式个人主义”概念的启发，菲纳普-里丹发现现代人类学的误区之一是以“占有”“财产拥有”等内容为核心的西方“社会”概念来解释“他者”的文化和社会。因而，传统人类学呈现给我们的只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而非他者眼中的他者，因为“一个人对他者的知识总是取决于你的立场”。

我们在《尼尔森岛上的爱斯基摩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菲纳普-里丹试图摆脱对西方视角和概念的努力。在第二章之后有关亲属关系、猎人与猎物关系、宇宙观、性别、交换系统、舞蹈的章节中，菲纳普-里丹提供了以大量村民口述资料为数据基础的文化解释。这样，菲纳普-里丹虽然是一个记录者，但并非唯一的叙事主体，而向菲纳普-里丹提供口述的村民作为叙事者的地位被凸显出来，与人类学者一起成为菲纳普-里丹写作中的叙事主体。因而，在对尼尔森岛尤皮克人的民族志写作中，菲纳普-里丹不仅是一个参与式观察者，还是一个“参与式叙事主体”。

菲纳普-里丹由此为我们揭示了与以往民族志描述所完全不同的因纽特本土知识。依据尤皮克老人的口述传说，她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对因纽特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托克苏克湾是尼尔森岛上最大的村庄。村中的老人保罗·约翰讲述了一个“小男孩潜往海底与海豹同住”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在冬天的“膀胱节”结束时从冰窟窿潜入海底，在海豹村落中作为客人生活了一年，他得到了海豹“村民”的热情款待。小男孩发现，海豹在一个大房子中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落座。由此可见，海豹如同人类一样有着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且，海豹在小男孩的眼中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综合其他老人的口述，菲纳普-里丹认为，在尤皮克的知识系统中，动物与人一样是具有人格和社会性的。猎物与人类一样具有灵魂，人类猎取动物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对待它们，给以礼遇。海豹、海象和鱼等猎物被成功捕获的原因在于它们是自愿献给猎人的。海豹具有感知的能力，也能够知晓猎人的美德，因此会选择让有美德的猎人捕获自己。在被猎杀时，海洋猎物的灵魂会进入膀胱之中。因此，尤皮克猎人往往会非常小心地将动物的膀胱保存起来，在膀胱节中通过凿开的冰眼放回海中。猎物因此完成了一个生命循环。因此，在尤皮克人看来，他们并非依靠环境中的资源而生存，而是依靠人与动物之间的高度结构化的关系而生存。

1980年博士毕业之后，菲纳普-里丹一家开始在阿拉斯加南部城市安克雷奇定居。1985年，托克苏克湾的年轻人发起了一个“尼尔森岛口述史项目”，旨在搜集当地的历史与传说。菲纳普-里丹受邀参加了该项目，负责抄写、翻译及申请基金工作。1988年，由19个尤皮克族村庄发起的法律和治理自治项目得到了联邦政府美国土著人管理局的资助，菲纳普-里丹有幸受雇于该项目做尤皮克人传统法律的研究，并被要求以当地人的视角撰写报告。这两个项目使菲纳普-里丹再次搜集到了大量的口述资料。结合博士研究期间的田野资料，菲纳普-里丹继续坚持以当地人为叙事主体，以口述传统为基本数据，完成了专著《界限与通道：尤皮克口述传统中的规则与仪式》，并于1994年出版。

格尔兹在其1983年出版的《本地知识》一书中，极力主张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必须“从本地人的观点出发”。菲纳普-里丹可以说是格尔兹这一理念的践行者。《界限与通道》以保罗·约翰讲述的小男孩进入海豹世界的故事与比利·林肯讲述的小女孩进入亡人世界的故事为开首（第一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菲纳普-里丹将自己对尤皮克人的文化解释与村民的口述穿插在一起，就人与动物的关系、人对猎物的礼遇、儿童的成人过程、性别关系、身体、宇宙、节日仪式、神灵等题目进行论述，展现了双重主体的叙事模式。

在菲纳普-里丹的叙事中，双重主体组成了对话和互动的结构关系。尤皮克人社会中人与动物的关系通过叙事主体间的对话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尤皮克人的观念中，所有的动物与人都具有人格，动物与人一样都是社会成员。西方传统价值中的人类-社会与动物-自然的二元划分在尤皮克的宇宙观中是不存在的，同样，也不存在人类超越于动物之上的优越感。人与动物之间的许多相似因素决定了二者的互动式关系。最主要的相似因素包括觉察力、生命的不朽性、相似的行为准则以及自主行为能力等。人与动物一样都是有灵魂的，动物的灵魂在尤皮克语中称作“尤阿”。因为灵魂的存在，所有生命都处在由诞生和重生组成的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依靠这些相似之处，人与动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互惠式关系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规则。比如，如果海豹被捕杀，猎人或猎人的妻子必须给海豹喂淡水以示敬重。只有如此，海豹才会在未来回馈猎人。这个习俗代代相传，尤皮克人至今仍然小心地遵守着这一规则。对猎物的尊重还表现在仪式上。在年度循环的节日庆典中，逝去的祖先和被捕杀的猎物都会受邀在仪式上做客，享受人们的赞美。因而，无论是狩猎活动还是仪式表演，它们都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了维护宇宙秩序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人与非人生命之间因此形成了以主体间关系（而非主客观二元关系）为特征的生态系统。

菲纳普-里丹依赖双重主体叙事所呈现的阿拉斯加因纽特人的本体论宇宙观与卡斯特罗的“视角主义”在主要观点上不谋而合，揭示了人与非人生命对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共享现象。令人注意的是，菲纳普-里丹《界限与通道》的出版时间比卡斯特罗“视角主义”的提出还要早4年，其《尼尔森岛上的爱斯基摩人》一书更是远远早于卡斯特罗关于本体论的论述。

四、生态民族志重构讨论

通常，反思人类学与转向本体论被视为不同的理论取向，因为反思人类学是围绕人类学的认识论而开展起来的。然而，菲纳普-里丹的研究则是一个从反思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向实现过渡的成功案例。从上一节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菲纳普-里丹实现这一过渡的关键在于其民族志写作中叙事主体的转换。

人与动物关系在菲纳普-里丹的双重叙事主体对话中得到了重塑，动物的主体性地位得以恢复，一种德斯科拉所定义的“关系生态”因此得以建立，从而解构了困扰人类学多年的人类中心主义模式。人类中心主义是笛卡尔二元本体论的体现，它人为割裂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将世界视为一个分层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动物、植物与其他生命成为被动的客体，而人成为掌控其他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主宰者。生态因此失去平衡与支点，世界与宇宙的天平只向人类自身倾斜。当早期民族志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得到充分施展的场域的时候，它同时也沦为展演欧洲中心主义的舞台。这样，人类学家叙事框架中的“社会事实”只成为西方知识系统中的“事实”，而与土著民族知识系统的“事实”相去甚远。

菲纳普-里丹的双重主体叙事模式印证了德斯科拉所论述的关系生态观。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人与动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称的、平等的主体间及社会性关系。因此，以早期民族志素材为数据基础，以关系生态模式为理论框架进行民族志重构具有充分的可行性。首先，虽然早期民族志采用了西方视角与理论偏向，它仍然储藏了大量一手民族学资料。采用有效的类比方法可以抽取原始数据并还原田野，进行叙事重构。这种类比可以在对早期民族志与以菲纳普-里丹为代表的后期民族志中的比较分析中进行。类比过程需要将后期民族志中的原住民叙事主体引进到对早期民族志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中，我们可以将这一引进主体称为“虚拟主体”，因为这一主体并非原住民叙事者，而是新民族志书写者采用原住民视角而进行的二次叙事。同时，我们还可以回到早期民族志进行田野调查的原村落中，通过访谈或开办工作坊等形式将以上的类比、分析结果呈现给当代村民，吸收他们的叙述与观点，进而完善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将当代村民称为“现代主体”。这样，重构的民族志便建立了多重主体叙事模式。

其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转向本体论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志重构的理论资源。这一理论趋向因重视人类与世界的互动与各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并将文化与自然以及人类与其他生命实体置于平等的地位上，从而为我们建立了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信念。转向本体论可以使我们重新调整理解文化生态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斯图尔德“文化核心”模式来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将人类所依存的整个环境视为具有主观性的事物，从而将文化与环境视为一体，而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这样，重构的民族志可以在人类与动物以及与世界之间达到默契与平衡，从而避免了世界的天平只向人类一方倾斜。其实，这也正是美洲原住民宇宙观和本体论的核心内容。有鉴于此，重构的民族志应该是建立在转向本体论视角之上的、以文化生态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民族志。

生态民族志重构必须超越早期民族志有关人与动物关系的静态叙事结构。因而，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将早期民族志时代视为一个节点，将菲纳普-里丹从事民族志调查的20世纪80至90年代视为另一个节点，再将民族志重构的今天作为最后一个节点，通过对以上三个时间节点的考察与追踪以及对节点之间关联的分析，就可能超越静态、单一的叙事模式，将文化意义、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流动性纳入思考之中。同时，重构的民族志显然在遵循一种变化模式，它不仅关乎时间的流动，也关乎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之间的互动。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贵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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