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桂学苑】越南“下方人”与中南半岛“云南人”关系辨析

【作者简介】周建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敏，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专项“中南半岛‘云南人’研究”（22VJXT007）。

【摘要】“下方人”是从中国云南迁入越南北部的离散群体，具体迁移时间大致为清朝末年。目前，“下方人”已经在越南繁衍六至七代，被越南政府归入“华族”群体。在融入越南地方社会的过程中，“下方人”始终延续着中国“汉族”的传统习俗，操云南汉语方言，用汉字编修续谱，他们的口传历史中依然保留着对中国祖籍地的记忆。关于越南“下方人”，目前只有个别中外学者的研究涉及到这个群体的基本概况。本文根据越南“下方人”的历史源流与现状，对其与中南半岛“云南人”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下方人”属于中南半岛“云南人”整体结构的一部分。

【关键词】越南“下方人”；中南半岛；“云南人”；关系辨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2月笔者率领的中南半岛“云南人”研究团队，在与中老两国相邻的越南奠边省北部山区终于见到了“下方人”群体。关于“下方人”群体，中外文献少有涉及，中国学界只有范宏贵先生曾对越南“下方人”有过简短介绍，但他在文章中使用的是“上方人”族称，其资料来自1959年越南民族委员会民族研究室编著的《越南少数民族》一书；目前国际上也只有个别越南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下方人”的基本概况。由于越南“下方人”属于从中国云南边境地区离散至越南北部山区的讲汉语方言的群体，因此，我们正在开展的有关中南半岛“云南人”的研究，自然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汉语方言群体是否属于中南半岛“云南人”研究的对象，他们与中南半岛“云南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这正是本论文需要解答的问题。

二、越南“下方人”及其称谓的由来

（一）越南“下方人”自称及其解释

越南“下方人”过去被称为“上方人”。“1959年，越南政府把上方人识别为一个少数民族——上方族，当时统计有7227人，分布在老街、河江以及原泰族苗族自治区的铎佐、笙湖、勐牒地区。”范宏贵先生认为，“至迟在1870年，上方人已出现在越南”。至于“上方人”如何演变为“下方人”称谓，其中的发展脉络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根据目前越南政府网站介绍，“下方人”散居于奠边省南坡县、勐茶县、勐倪县、大甲县等中越边境地区。越南学者陈氏娴在《越南大清塘“下方人”：聚居历史与本土文化》一文中介绍，“下方人”集中分布于越南奠边省的四县六乡十一寨，主要为大甲县的大清塘、老象坪，勐茶县的会冷、沙龙，南坡县的平河，勐倪县的勐东等地。从地理环境来看，越南奠边省属于多山地区，移居越南的“下方人”主要聚居于适宜耕作的河谷及山间坝子，以及便于经商的中心集镇，属于山地民族群体；从居住格局来看，该群体在越南西北部有着“小聚居”的区域分布特点。据越南奠边省文化体育旅游厅2014年的统计，居住于奠边省北部四县的“下方人”共计385户，2000多人，“下方人”集中分布的村寨位于越南特别贫困的区域，经济发展缓慢，贫困比例较高，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但是自由移民的情况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社会安全演变较为复杂。从2014年统计的人口数字看，比越南1959年公布的“上方人”人口数字减少了2／3以上。

越南“下方人”一般自称“客人”“汉人”和“下方人”，越南官方参考“下方人”称谓将该群体族称音译为。该群体在越南已经定居六七代人，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始终延续着“下方人”的传统习俗，日常交流中他们操云南汉语方言，且沿用西南官话发音的拉丁化姓氏，用汉字编修续谱、书写对联，他们的口述历史中依然保留着对祖籍地的情感，有着很强的寻根意识，他们认同自己的祖辈是来自中国的“汉人”。

关于越南“下方人”的自称，范宏贵先生解释说，“由于云南的地势高，越南的地势低，云南在越南的上方，故越南称云南汉族为上方人”。据史料记载，1870年，“何均昌得悉公（刘永福）等驻扎新坡、龙王庙等处，大惊，即遣杨明往云南招上方佬成千人，来击龙王庙”。这里提到的“上方佬”与范宏贵先生所说的“上方人”显然是同一群体。但是我们的调查发现，“下方人”他们的自我解释与范宏贵先生的完全不同。其基本含义是：“下方人”的祖先在中国清朝末年陆续从云南离散至越南北部山区，他们自视中国大清王朝为“上国”，因此从中国离散至当时的藩属国越南就是进入了“下国”，自己也从“上国人”转变为“下国人”。这种意识经过进一步的改造，便成为“下方人”或“下藩人”。当然，“上方人”是从越南人的他称视角看，“下方人”是从该群体的自称视角看，两者似乎并不矛盾。不过，从“上方人”转变为“下方人”的称谓，可能包含有更加丰富的内涵，需要进一步研究。

越南奠边省四县区域内有越族、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与“下方人”混居，他们一般住在“下方人”村寨范围以外，越族将该群体称作“中国人”或是（下方人），苗族称其为“Súa”（意指“汉人”）。

（二）越南政府对“下方人”的族属归类

从越南政府网站公开的资料看，“下方族”（越南语：），又称作“华汉人”（Hoa Hán），是越南官方目前未识别的民族之一，目前分类为54个民族中越南华族的分支之一。但在1962年，越南统计总局将其独立为华族以外之民族。据越南官方所述，下方人超过2000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从中国移民至越南。该群体与越南少数民族当中的华族群体具有相同的血统，并使用西南官话。他们主要分布在越南的北部山地，其中奠边省居多，由于与当地的赫蒙族（中国称为苗族）、泰族混居，因而他们的文化有相似之处。

1979年，越南统计总局颁布了各民族成份的名单，其中只有“华族”与中国汉族移民相关。2019年，越南出版了《越南53个少数民族的基本特征》一书，其中也只有“华族”与中国汉族移民相关。但是，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越南“下方人”群体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其身份是模糊的，在族群归属上并不明确。在调查中通过实物我们看到，大清塘以及奠边省其他地方的“下方人”出生证、身份证、户口册上的民族很长时间内都被写作“下方族”。大概自2015年开始，“下方人”新生儿的民族开始被写作“华族”，且出生证明上父母的民族也被写作“华族”。这些事实说明，大致在2015年之前，越南地方政府一直将“下方人”视为其北部山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或者类似于一个未识别的民族。

我们在调查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表述：“小娃的出生证、学籍等相关证件写的都是‘下方族’，但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又不写‘下方族’了，把孩子学籍材料里边民族信息更改成了华族，还说在越南的民族成份中没有‘下方族’。各种证件上的民族不一致，很多时候给我们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情况较为复杂。说我们是华族也不对，因为我们说的话也不是华人的话（主要与越南东部、南部沿海地区的华人方言比较——笔者注），我们的话只是我们自己民族的话而已。以前怎么称呼我们，我们也想就一直那样称呼自己。但是，越南民族成份里没有‘下方族’这个民族，所以把我们归并入了华族的行列，如果我们不同意那就是在跟国家对着干。现在这样入党也难，父亲是‘下方族’，而子女又是华族，不知道政府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个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支从云南陆路向越南北部、西北部迁移的“汉人”群体更愿意自己成为一个与越南华族不同的“方言群体”，以求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但越南政府已经明确将其纳入了越南华族体系，族属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三、中南半岛“云南人”

（一）中南半岛地区“云南人”称谓的由来

在中南半岛地区，“云南人”是对云南籍华人最主要的他称之一。英文文献中有两种表述，即“云南人”（Yunnanese）和“云南华人”（Yunnanese Chinese）。从笔者查阅到的最早文献看，英国探险家J.安德森1871年发表的《滇西至八莫探险报告》中，出现过“云南人”（Yunanese）群体的表述用词，而且主要指“云南穆斯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莫特到泰国北部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文章《泰国北部农村的“Haw”人（云南华人）》，把从云南迁移至泰国的云南籍华人称为“Yunnanese Chinese”，简称“云南人”。后来的西方学者一般使用“Yunnanese Chinese”来指称中南半岛地区说云南汉语方言的云南籍华人，目前中外学者出版的英文著作中都是如此。显然，在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南半岛“云南人”的称谓及其概念用词已经形成共识，并且有了较为宽泛的基本的识别标准——从中国云南迁居中南半岛各国的会讲云南汉语方言的个体和群体。

（二）中南半岛地区“云南人”研究概况

中南半岛“云南人”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并且已经积累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其中The Haw：traders of the Golden Triangle是较为全面系统研究中南半岛“贺人（云南人）”的著作。国内有关中南半岛“云南人”的研究，最早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了何平、姚继德、段颖、张雯勤、张锦鹏、陈俊、黄树民等一批学者，产出了不少成果。但从研究的对象和聚焦的问题来看，中外学者对于中南半岛“云南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泰国、老挝的“贺人”群体，缅甸的“潘塞人”群体以及国民党“孤军”的来龙去脉等议题，总体上是一种分散的碎片化的研究，并没有整体性的全面系统的研究。

（三）越南境内是否存在“云南人”群体

中南半岛“云南人”即云南籍华人，属于方言帮或地区帮，泛指有中国血统从云南陆路边界移居中南半岛国家讲云南汉语方言的华人。这些“云南人”在泰国、老挝、缅甸的他称和自称存在差异，但他们对祖籍国中国特别是出境地云南有着共同的记忆。虽然前人对泰老缅三国的“云南人”群体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中外学者过去未见有人提出在中南半岛的越南和柬埔寨是否存在“云南人”的疑问，因此相关研究几乎空白。

对于越南境内是否存在“云南人”群体的疑问，虽然过去未曾有人回答，但是有一些零星史料或田野材料涉及到“下方人”群体，尤其是我们的田野调查已经证明，他们是来自中国云南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越南“下方人”的研究，特别是其可能与中南半岛“云南人”存在的关联，对于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南半岛“云南人”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四、清代云南边疆的边民离散动因与越南“下方人”的形成

（一）清代云南边疆地区的边民因商贸原因离散至越南

在越南“下方人”社区实地调查中，我们从“下方人”的族谱材料了解到，该群体大部分来自清朝时期的云南开化府，即现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马关县、麻栗坡县、西畴县、砚山县大部分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屏边苗族自治县东部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东部地区。这些族谱材料与中国大的历史背景完全吻合：“清朝自康熙年间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后，中越边境社会稳定，民间往来逐渐恢复，通过开放通商关口进行互市贸易。其中云南段边境于雍正八年（1730），在开化府马白关设立税口，内地商贩出关。”云南马关县在“清康熙改土归流时，内省商贩源源而至，客久成家，乐不思蜀，汉族渐盛。”改土归流制度的实施加强了云南边境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同时带动了开化府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清朝通往安南国（今越南）的主要关隘，开化府“三面环交阯，路歧地僻，出入错互，未易穷诘。”开化府为清代云南与安南国接壤边境线最长的边境府，亦是云南应对邻国安南事务的前沿阵地，同时还是清朝与安南国重要的边境关隘所在地。“内地民人贸易往来如梭织，而楚、粤、蜀、黔之携眷世居其地相垦营生者十之三四。”据道光年间的统计，在开化府所属安平（今马关）、文山等地和广南府所属宝宁（今广南）、富州（今富宁）等地，外来人口的数量已超过当地居民总量的半数。

“中越边境村寨相连之处甚多，除正口关隘之外，官府无法严密控制的私路不计其数，也成了走私贸易的通道。出境买卖的商人亦不独为广西、云南边民，福建、江西、湖广等省来此贸易及开采矿藏的，不可胜数。”开化府马白关（今马关县）为清朝滇南通往安南的关隘，内地商人在此云集，他们通过关隘穿梭两地，在清朝与安南国之间实现着货物的流转与互通有无。当时“出口的中国货物，主要有烟、茶、缸碗、布匹、颜料、糖油等衣食日用品，以及少量绸缎、寻常药材等类；进口的安南货物有薯莨、砂仁、大茴、交绢、竹木等。”“以前呀，听说清朝时候我们老祖那一辈是从广东、广西运东西到云南卖呢，他们一般就是扛或是挑，不容易呢，到了云南就去到开化府，后边又从开化来这边了，听说这边有地种么就你跟我、我跟你呢来了……”从与大清塘黄贵南老先生的访谈中得知，该地黄姓有几个家族，他家祖上从广东罗定县迁移来到云南，定居开化府后再从开化二次迁移至安南，定居此地已有六至七代。

“物品转输，惟恃马驮……开化之销井盐，由来久矣，道越千里，脚运维艰。”清朝时期开化府也是商人向安南国输送井盐的主要贸易通道，该通道在滇越铁路通车之前较为崎岖，交通不便，货物唯有靠马匹进行驮运。依托贸易通道，汉人与少数民族商人不断南迁，他们见证着中国清朝与安南国民间的贸易往来。

清代滇南地区改土归流之后，腹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迁入，居住在人口较集中、交通较便利，便于传递经济信息的地方，他们大多从事小商小贩等职业，其迁入带动了开化府通往安南国贸易通道的发展，开化府成为清朝与安南国民间陆路边贸的重要通商之地。

何平（2009）、王晨光（2017）的研究认为，通畅的贸易通道是促成明清之际内地汉族商人迁移至西南边疆的主要原因。由于清朝内地汉族及少数民族不断迁入西南边疆，在西南丝绸之路各贸易通道经商以营生，所到之处皆有贸易往来，毗邻安南国的云南开化府便是清代与安南国的通商重地，地方商人沿着贸易通道，不断向西南方向迁移，再进入到安南国的兴化省奠边府伦州文榜社等地，即今越南奠边省大甲县大清塘乡及周边村寨所在区域。该群体迁移至安南国后定居于连绵山脉中的河谷地带，延续着其经商传统，所到之处土地甚为宽阔，他们亦商亦农，在社会历史的不断整合中形成了今天越南北部操云南汉语方言的“下方人”群体。

以上文献及口述史资料充分说明，中国清朝时期有大量商人集中在云南开化府，久居云南边境地区，深受云南本土文化的影响，之后又从云南进入越南，成为“下方人”建构的人口基础。

（二）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边民因政治原因向越南迁移

中国清代云南边疆的边民向安南国迁移，除了日常生活交往的贸易通道移民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历史偶然因素造成的政治动荡移民。在以往有关中南半岛“云南人”的研究中，因政治原因导致中国云南人向境外迁移的主要有云南回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国民党“孤军”三大事件，其中回民起义和国民党“孤军”对缅甸、泰国和老挝影响较大，太平天国运动对老挝、越南影响较大。

泰国历史学家姆·耳·马尼奇·琼赛（1974）曾经在其《老挝史》中谈及“和人入侵”和“和人第二次入侵”，这里的“和人”即老挝境内的“贺人”。他明确指出“和人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流散的武装起义者……1868年，刘永福占据老街……和人得到西双楚泰土司金雍（越南人称为刁文池）的支持，金雍的祖先来自广州。”“从琅勃拉邦阵地开来的另一支泰军，击退进犯的和人，……把他们赶到越南领土上去。”另外，格兰特·埃文斯（1998）、乔希姆·施莱辛格（2011）认为中南半岛各国早期的“云南人”与太平天国起义残部及家眷后代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学者阮文辉认为，生活于“上方”的华人迁入越南后生活在边境各省份，他们或许是某一部落或者分散于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据推测，他们可能是清代太平天国运动中想办法越过边境抵达邻国避难的群体。他的推测与琼赛等人的观点一致。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些与中国有着互动往来的“下方人”，或是族谱材料保存完好的“下方人”依然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但因为没有成文文书的记载，关于其政治性的移民史仅限于口述的、模糊性的记忆。当地的“知文”（乡绅）黄贵南老先生告诉我们，在越南的“下方人”全部为汉族，大多是从广东、贵州、四川、陕西等地迁往云南开化府，再从开化府迁入越南的群体，有部分人是因为躲避战乱以及剿匪来到这个地方的。关于是否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信息不能确定。

（三）中国云南边民离散与越南“下方人”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中国云南进入越南北部山区的“下方人”离散者，虽然都是来自中国的汉人群体，但由于祖籍地不同、进入时间不同，地域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方言帮”共同体。因此，要想形成一个自我凝聚的地域性族群共同体，必然要经过内部重新整合建构。越南“下方人”主要依据一些共同的特征、原则和实践手段，通过内部长期整合，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族群。

1.越南“下方人”共同的祖籍国来源

从中国云南离散至越南北部山区的“下方人”，最大的共同基础是来自同一个祖籍国——中国，这是他们“大散居、小聚居”群体之间彼此产生认同感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意识。因为有了这个最大的共同基础，才有了他们来自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以及远走“下国”而自称“下方人”的内在原因，这也是他们产生内部凝聚的最大主观能动力所在。

2.越南“下方人”语言文字的保持

越南“下方人”虽然最初的来源地有差异，但一般都是从云南边境地区二次迁移而来，绝大多数都有在云南长期居住的经历，因此，在语言上绝大多数受到云南汉语方言的熏染，进而成为日常交往的最主要沟通语言。由于云南汉语方言占据主导地位，“下方人”内部原本多样的汉语方言逐渐统一为云南汉语方言，这使得其内部有了较为统一的语言交际工具，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在文字使用方面，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下方人”一直使用汉字，但此后由于中越关系的变化使得该群体未能延续性地接受华文教育，大部分人失去了书写汉字的能力，只有那些年幼时期有机会学过汉文的人会写汉字，时代的政治变局致使他们留下的仅是熟练的云南汉语方言。他们绝大多数家族虽然保留着完善的汉字族谱材料，但已经不能阅读汉文，编修续谱也只能请村里德高望重、懂汉字书写的年长者帮忙。尽管如此，“下方人”始终坚持用汉字编修续谱的习俗延续至今，族群内部各类礼俗文化中使用汉字的实践也坚持不断，这不仅仅是用文化符号宣示自我边界，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认同的肯定，也是“下方人”保持内部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3.越南“下方人”通婚实践中的共同体意识

越南“下方人”一直保持着族内通婚的传统，偶有“下方人”与共同迁徙的苗族或是泰族通婚的情况，但是并不多见。“我们汉人的女娃儿一般都是嫁给汉人的男娃儿，有少部分男娃儿找不着合适的汉人的女娃儿么也会找苗族，但是较为少见。我们会说苗人的话，苗族不会讲我们的话，他们说我们这个话讲起来难啊。一般都是找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但也不是乱找呢，有些姓氏祖上就说有亲缘关系，是不能结婚的说。你看，在我们大清塘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汉人跟汉人成家，汉人跟泰族和苗族成家呢有，但只有几户。”越南“下方人”相对封闭的族内通婚传统，客观上对于维持族群的内部凝聚力具有重要价值。

4.越南“下方人”文化实践中的共同体关系

云南边疆地区的边民迁入安南国后，绝大多数依然维持着之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地缘关系上与云南相距不远，因此，其与中国云南地方社会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俗依然保持良好。

越南“下方人”在日常的各种礼俗文化实践中，始终维系着中国汉族的传统文化，其家屋延续传统的建筑风格，正门开间的正堂布置“天地君亲师位”神龛以祭拜先祖，左右两边的侧房则为卧室，家家布局一致。家屋一般为木质材料所建，条件稍好的逐渐建起了砖混结构的家屋，但格局不变。家中神龛上的文字与正门两侧的对联均由村中的“知文”用汉字书写。男女老少的穿着依然延续着清代汉族的传统服饰，男子短立领外翻，缎子面料；女子衣服领口、胸襟、袖口绣花走边，配之以黑色暗花裤子，穿独具自己族群特色的绣花鞋。春节杀年猪宴请乡邻，父系宗族特征显著，通常情况下由男子参加社交，男尊女卑……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参与了越南“下方人”的年猪饭宴请活动，见证了其对亲族关系的重视以及男性在社交礼仪中角色的重要性。越南“下方人”日常文化实践中凸显着与清代汉族相通的文化类型，而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不断重复的文化实践才是最稳定最强大的族群巩固基础。

五、越南“下方人”与中南半岛“云南人”关系辨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越南“下方人”是否属于中南半岛“云南人”研究的对象，是否与中南半岛“云南人”之间存在内在的相互联系，这两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下面我们从地缘关系、语言关系、族谱记载和现实互动关系进行回答。

（一）中国云南人和老挝“和人”与越南“下方人”关系

越南“下方人”分布区域与中国云南和老挝丰沙里紧邻，在地缘关系上紧密相连，因此，历史上中国云南人和老挝丰沙里人进入越南非常便利。

前文已经有相关文献呈现了中国云南开化府大量边民通过陆路进入越南北部山区的事实，另外，当时已经有较为成熟的马帮商路便于人们迁移。当时在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中国人住在这里的不多，但是经常有中国马帮来……一年总要来两三百次”，而琅勃拉邦正好也与丰沙里省接壤。当时大量的中国马帮商队出入老挝、越南，走的正是滇越茶马古道，其主要线路为：宁洱、思茅、易武、老挝丰沙里、越南奠边府、越南莱州至河内，从越南海防再转向南洋或香港，这条线路正好串联起了中国云南—老挝丰沙里—越南奠边府三地。田野调查中，当地人也说，“这边人多地少，一二十年前有些人没有地种还从这边搬去勐倪的勐东、大罕，那边挨近老挝丰沙里，听说那边地多他们就过克（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老挝丰沙里与越南奠边府之间在历史上有着较为成熟的交通线路。

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1867年，刘永福在越南正式创建了黑旗军……接受逃亡到越南的一些小股农民起义军，黑旗军一度发展为六千余众……。”对于同一事件，越南历史文献也有明确记载，“嗣德二十三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团目刘永福回唐惧诛，请留保胜营生，寻复请从官军剿匪。”当时刘永福率众转战在越南保胜（今老街）地区，这与泰国历史学家琼赛所说的“和（贺）人”从老挝丰沙里退入越南北部山区的情况完全吻合。后来，“1885年8月，（刘永福）率兵三千人回到国内。但是，刘永福的黑旗军仍有一部分留在越南。”而留在越南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就包含在当下的“下方人”群体之中。非常幸运的是，2024年5月笔者在老挝丰沙里省博物馆，发现了唯一一张拍摄于1880年的有关黑旗军在当地活动的历史照片，毫无疑问，这张照片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

另外，根据《刘永福历史草》中提到的何均昌“往云南招上方佬成千人，来击龙王庙”推测，这些来自云南的“上方佬”属于黑旗军的敌对方黄旗军，因此，当下越南的“下方人”很有可能有一部分是黄旗军的后裔。这一点同样需要进一步考证。

（二）“下方人”的西南官话与“云南人”汉语方言

关于“下方人”的语言，越南相关文献表述为：清代迁入安南国的“下方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西南地区，原本都操西南官话。但是众所周知，西南官话与云南汉语方言同属一个大的方言群体，云南汉语方言只是带有更多的云南地方文化、语言、历史色彩。早期的“下方人”祖先经由内地迁往云南边疆地区，大多久居云南，在语言上难免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后来二次迁移进入安南国后，他们在聚居中不断受到占据人口多数的云南汉语方言的熏染，逐渐统一用云南汉语方言进行沟通交流。因此，当下的“下方人”全都讲标准的云南汉语方言理所当然，自然便成为我们中南半岛“云南人”研究的对象之一。笔者在为期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中以“云南人”的方言和身份实现着与该群体无障碍的交流，他们在各种家常礼俗、贸易往来等生活实践中依然维系着旧时云南汉语方言的表达习惯与传统，一些用语对于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云南人来说略显生僻，如：去务工，他们所言为“克（去）找活路”；办证，他们会说“办书，办纸”；遗失，他们则说“打落”……其在族群内部用云南汉语方言进行日常交流的生活惯习体现了该群体强烈的族群意识。

（三）编修续谱实践中的“云南人”地方意识

在越定居六至七代的“下方人”一直延续着用汉字编修续谱的习俗，不单是族谱的续写用汉字，其在家屋对联、供奉祖先的神龛牌位等关涉族群性的物件中都用汉字进行书写。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了解到，越南奠边省“下方人”所居住的区域大概有十多个家族姓氏，最为典型的为王姓（）、黄姓（）、罗姓（）、陈姓（）、艾姓（）、杨姓（）、何姓（）、董姓（）、谢姓（）等，这些家族都保存着完好的族谱材料，有的偶有残缺，但都依然维系着用汉字编修续谱的传统，以及日常工作、社会交往、文化习俗中对汉文化的守持体现着其在迁入地的差异化适应，在当地社会呈现差异化融入特征。

从各个家族姓氏的族谱材料来看，何家、艾家祖籍为云南开化府；董家祖籍为陕西九甲（属今米脂），后迁至贵州安顺府；罗家祖籍为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德堂乡；陈家祖籍四川省永宁府永宁县（今叙永），后迁往镇雄州，因动乱流落安南国兴化省莱州文榜社大清塘乡；另一陈氏祖籍湖广衡州府（今衡阳），移居贵州省贵定县又移大定府平远州（今织金）向化里四甲步登地老瑶上，遇贼匪迁居云南久居后，又迁居安南国兴化省奠边府莱州文榜社大清塘乡；王氏祖籍云南省开化府文山县管下永坪里马打冲岩头寨尖山脚水头上，另有昭通府镇雄州下东六甲普吉下坝郭家湾；丁家、杨家、谢家自立家谱的时间就在安南国兴化省莱州文榜社大清塘乡。

整理越南“下方人”族谱材料中，发现各姓氏的家族在历史中一般都是先从腹地迁往云南边疆立足，而后又南下迁往越南。他们在越南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着内部语言及习俗的统一。

（四）现实互动中的“云南人”故乡情结

越南“下方人”中虽然绝大多数家族都有族谱，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拥有家谱，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祖籍地来源的历史只有模糊的记忆或者已经没有任何线索，不过他们对于自己祖先来自中国深信无疑，似乎有了这一点其他就并不重要了。不能追溯祖先最初的祖籍地，但并不影响他们追溯其祖先二次迁移的出发地——中国云南。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清代的云南开化府，因此，他们对于中国云南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依据家谱的记载或者先辈的口述，充满着对云南祖籍地的想象，渴望有机会能够回到故乡看看。

与过去封闭环境下营生的老一辈不同，如今，越南“下方人”中绝大多数年轻人借助云南汉语方言的语言优势，正在积极主动实现着与中国云南的民间互动，他们许多人开始进入中国云南跨国务工、跨国留学，其生计渠道不断多元化。这种实践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下方人”的集体认同意识以及对中国云南地方的情感。一些年轻女性嫁到中国云南有如回到自己“离散”多年的家乡，他们在与自己祖籍地“同乡”的跨国婚姻实践中凸显着强烈的故乡情结。

六、结语

通过对越南“下方人”迁移历史以及语言、文化的对比分析，特别是通过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以及我们的实地田野调研，我们完全可以确定，“下方人”群体主要是从中国云南进入越南的商贸群体后裔，以及泰国历史学家琼赛所说的“和人”即从老挝丰沙里退入越南的黑旗军后裔，或者是黄旗军中“云南上方佬”后裔的一部分，他们都属于讲云南汉语方言的中南半岛“云南人”研究的对象，是中南半岛“云南人”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今日越南“下方人”的形成，是该群体在越南本土不断自我整合凝聚并努力守持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果。体现着汉文化在同源群体迁移过程中的共生性、共同性与流动性，有力证明了中南半岛“云南人”与祖籍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共生。在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越南“下方人”是中越边民“民心相通”友好往来的纽带和桥梁。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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