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振兴，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西南民族文化走廊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杨庭硕，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立项保护名录中，有不少以木本作物的传统栽培技术及其文化为保护对象。与草本农业相比，木本农业经营的地域范围、配套技术、知识积累及相关制度保障明显不同。当下对木本农业在农业与林业上的分野和利用价值仍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不清现象，为此，本文以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等多项木本农业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并结合文献史料相关内容，对我国南方各民族传统木本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利用展开研究，意在揭示其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助推南方各民族木本农业复兴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其理想状态是和谐共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升华为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论断，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农业便是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实践领域。
现代农业出现之前，世界农业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原始农业发祥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和使用石制农具；金属农具的使用和精耕细作开创了五千年辉煌的传统农业；而近代生物学和农业化学的理论突破，以及育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出现又将传统农业推进到了近代农业时期。……20世纪后期，持续发展的时代理念和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浪潮，又揭开了农业发展新的一页，现代农业的时代出现了。”中国长期处于全球农业大国地位，由此积淀起来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多得不胜枚举，内涵极为丰富，至今仍未失其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其中不乏大量木本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美国学者菲利普·洛特认为，“木本农业”是对已驯化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实行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有中国学者认为木本农业“是从区域优势出发，种植经济树木，以替代传统的淀粉、糖、油等草本植物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认为“木本农业”乃是指对以多年生木本植物的驯化、栽培和利用为农事操作的农业门类。这一农业门类的种植与利用对象为高大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其中包括可产出食品的作物，如桄榔木、木薯、芭蕉、麻栎、猴面包树等；能够产出食用油料的作物，如油棕、油茶树、核桃树、椰子树等；可以产出纤维原料的作物，如木棉、桑树、构树、榕树、棕树等；还有可以产出化工原料的作物，如油桐、乌桕、生漆、五倍子、白蜡树、桉树、樟树等；亦有可以用作香料的作物，如木姜子、花椒、胡椒、樟脑、八角、茴香等。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在探讨人类农业文明起源时，便十分关注木本农业，并且对非洲、东南亚、南亚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木本农业展开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我国此前学术研究乃至相关行政部门决策，由于受传统思维定式的干扰，总是习惯于将我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木本农业理解为林业或副业，较少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目前所见有关木本农业的研究，或侧重对具体的木本农业个案展开探讨，或对木本农业复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讨论，或对木本农业边缘化的历史文化成因和过程展开探究，或讨论木本农业的当代应用价值。其涉及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于湖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对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的木本农业文化遗产关注较少。我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大部分原生生态系统属热带、亚热带丛林生态系统区，当地世居民族在栽培木本作物、发展木本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木本农业产品，不仅享誉全国，而且不少曾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笔者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史料记载，对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湖南安化黑茶文化系统、保靖黄金寨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贵州锦屏杉木传统种植与管理系统等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木本农业案例展开分析探讨，以呈现我国南方传统木本农业种植与利用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表达及当代价值，发掘其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助推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适度干预：漾濞核桃的管与护
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遗产地位于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苍山西镇光明村，地处苍山腹地，总面积15.73平方公里。漾濞核桃的历史源远流长，以光明万亩核桃生态园所产光明核桃为漾濞核桃的典型代表。目前全村树龄在200年以上的核桃树有6 000多株。光明核桃以果大、壳薄、仁白、味香、出仁出油率高、营养丰富而享誉中外，核桃无须借助核桃夹，单凭手指的挤压或手掌的拍击便可顺利剥取出鲜美、肥厚的核桃仁，当地人称其为“纸壳核桃”。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的主种对象核桃树是高大乔木，故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即我们所称的木本农业文化遗产。这一独特的农业文化遗产乃是纳西族、彝族共有的传统农事操作，亦为相关信仰仪式的承载对象。
在此前的产业门类划分中，这样的种植对象往往摇摆于林业与农业之间，争议不断，因而以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遗产获准立项保护，本身就是突破性的大事，标志着传统观念中对农业的理解和认识已经得到了时代性的突破。木本作物的种植与利用是大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已获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认可与接纳。众所周知，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生物属性迥然不同，人类要认识、驯化及利用这两大类型不同的植物，并由此建构起的知识、技术、技能体系、制度保障亦大相径庭。此前的研究，人们均习惯于将草本作物种植的农业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而将木本作物的栽培和种植视为副业或林业。故不管是农史专家还是农学专家，对木本农业的认识与理解均不深入。我们曾到漾濞核桃的主产地漾濞彝族自治县苍山西镇开展调查，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当地的访谈，感受颇深，以下内容为实地调查所见及对当地人访谈的记录整理而得。通过对漾濞核桃这一木本植物管与护的调查，或许能够对我们认识和理解木本农业文化遗产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我们所见的核桃树并不像此前想象的那样有专门的核桃园，连片种植清一色的核桃树，而是杂生在田边、地头、村落周边，甚至是点缀在野生树丛之中，根本无规范种植的迹象可言。此情此景很自然地使笔者联想到相关研究论著早已提及的游耕类型文化的景观特点。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中，作物的种与收总是一气呵成、连贯实施，作物的构成“百谷并生”，种植与利用并无季节差异。这项农业文化遗产或可理解为是游耕类文化的延伸形态，其耕作、管护、利用、收获各农事环节，与草本农事操作迥然不同。但为何其能产出名品核桃，如果只作林相观察则无法找到答案，通过对当地人的细致访谈，才大有收获。
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们得知种好一株核桃树十分艰难，要确保10年以后能够结出纸壳核桃更是难上加难。大体而言，我们调查所见的核桃树，每株都为数十年树龄的老树。核桃树在定植前，均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实施数次移栽，并耗时6至7年之久，每一次移栽都需遵循传统的操作规范：树坑要挖得很深很大，坑底要垫上厚厚的碎石或动物的枯骨，如此方能确保下一次移栽时，其根系受损程度可降至最低限度。如果不经过这样的“折腾”，核桃树尽管也会壮实，但结出的核桃就非纸壳核桃，而是普通的厚壳核桃。定植完成后，每年还需对其实施大刀阔斧的修剪，且越砍枝条长得越茂盛，开花后结出的核桃的壳也会更薄。如果不砍，反而结不出品质优良的漾濞核桃。据当地人介绍，还有祖辈传下的规矩，即每年都要给核桃树“喂饭”“喂酒”，正如有学者所言“施肥就像‘喂饭’”。其具体做法是，在定植后的核桃树主干上，用利斧砍出寸许深的砍口，将预备好的饭菜酒食填到砍口中。当然这一过程还要伴随一套庄严肃穆的仪式配合实施。这样的“喂饭”效果非常好，来年结的核桃不仅多，而且核桃壳也特别薄。但为何要如此操作，以及操作为何有效，当地人不愿详加说明，我们也不便追问。对当地人言所未及之处，细心踏勘后，还是有所领悟。不仅核桃树要如此种、如此砍，其他伴生的高大乔木，当地人也如法炮制，连年实施修剪，并定期清除林间杂草、杂树，只是不对其他树“喂饭”“喂酒”罢了。
美国生态人类学学者玛丽亚·布鲁诺（Maria C.Bruno）在研究北美洲农业起源时，通过对北美大量植物遗骸和其他考古学数据的比对、分析，揭示了北美农业实践活动对农业发展进程起到的促进作用，并提出了“适度干预理论”。她认为对稳定延续的生态系统而言，人类如果实施有限度的干预，反而有助于生态系统的更新与优化，从而使得物种构成的多样性水平得以提高，并坐收植物年均生长量稳定增长，抗拒风险的能力更强等诸多明显效益。不言而喻的实质在于，所言“明显效益”乃是从人类利用的视角做出的评估，其结果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烙印，改变了相关物种的固有生物属性，相关生物物种事实上已经成了人类驯化的对象。当地人讲述的有关漾濞核桃栽培与种植的技术，为“适度干预理论”做出了生动的注脚。
通过上述调查所获，在查阅和参考相关文献时，我们发现与当地人种核桃树相似的做法，其实在我国古代的农书中早有记载。明人李时珍撰《本草纲目》转述南北朝时期成书的《齐民要术》中对石榴树的种植与管护有这样一段描述：
凡植榴者须安僵石枯骨于根下，即花实繁茂，则安石之名义或取此也。若木乃扶桑之名，榴花丹似之，故亦有丹若之称。傅玄《榴赋》所谓“灼若旭日栖扶桑”者是矣。
其中，“凡植榴者须安僵石枯骨于根下，即花实繁茂”，意为要种好石榴树，需挖深坑，坑底填埋枯骨、石块或砖瓦，填完后再覆土，之后便可坐收“花实繁茂”之成效。《本草纲目》中这段描述与我们对漾濞核桃调查中的所见所闻如出一辙。由此看来，我国木本农业生产或在南北朝时期便已初具规模。
除核桃种植在南方各民族中拥有传统的知识与技能外，我们在考察云南和湖南山区茶叶种植这类木本农业作物的农事操作时，亦有类似发现。下文将对“传统茶林的采与摘”展开论述，进一步揭示我国南方木本农业文化遗产的共性特征。
二、以砍代种：传统茶林的采与摘
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及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都是获准立项保护的木本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农业文化遗产栽培的目的是收获营养丰富的种子和木材，而此两项农业文化遗产则主要利用茶树长出的嫩叶，种植对象与栽培目的迥然有别，但栽培的手段和方式却有惊人的相似。
云南普洱茶的古树通常长得高大，大多是与其他植物混合种植的，并非开辟茶园、连片种植低矮的茶丛，以至于普洱茶的采茶操作必须借助梯子或者爬上树去采摘。更值得注意之处还在于，不管是种核桃还是种茶树，都需要修剪。采茶或打核桃时，将整枝带果的树枝砍下来也不为过。当地人绝不会担心这些古树被砍伤会死去，而是相信这样的“以砍代种”，不仅不会伤害珍贵的古茶树或核桃树，反而还会使之长得更茂盛，结出的茶叶或核桃质量更理想，其产量也更高。但遗憾之处在于，当地人的以上认识和做法很难为外人理解与接受。外人总会认为这样对待珍贵的百年乃至千年古树，实属生态破坏行为，甚至是一种损毁文物的罪过，理应禁止。按照一般性的认识，用刀斧砍树，往往都会对树木造成一定的伤害。故通常一提到森林保护，都是采取封山育林的方法，似乎对林木越少干预越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那么到底是当地人的传统做法好，还是封山育林的方式更有效，目前尚无定论。相关文献典籍的记载，或许可为我们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启示。唐人陆羽所编《茶经》开篇有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延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到陆羽所言的巨型茶树，其高度和直径似乎与云南普洱古茶园或双江勐库古茶园的茶树相互印证，而文中所言“伐而掇之”尤其耐人寻味。
中古时代巴峡一带的各族先民繁衍生息，较今天云南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各族茶农，采摘茶叶更为直接，无须架梯、爬树，而是利用长柄斧枪，将长满嫩叶的茶树枝直接砍下，然后再摘取嫩叶。《茶经》中对茶树管护与茶叶采摘做法与操作手段的生动描写，向我们呈现和揭示了中国传统木本农业文化遗产共通的农事劳作规范。
观察上述两项茶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古茶树定植的地理区位，可以发现另一个共性特征，即这些古茶树的立地位置并不是多年开辟、反复耕种后的平整土地，亦非精心施肥、反复除草的规整农田，而是可以称得上是原始森林中的“荒地”。这样的茶园无须动土、反复栽种。从地表上看，还可发现这些茶树都是处在坡面山麓下方的土石次生堆积带中，立地位置的土层结构土石交错并存，不少基岩还出露于地表，长满了青苔。当地人似乎从来不考虑施肥，更无动土之念，一切乃是顺其自然。
无独有偶，湖南省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安化黑茶农业文化遗产，情况也与此相同。驰名中外的优质安化黑茶，也是从古茶树上采摘茶叶，采摘的方法与上述两项农业文化遗产殊途同归，亦为“以伐助采”。有研究者认为，安化黑茶产地的茶树立地位置，乃是远古冰川作用下形成的次生土石堆积带。离开了这样的堆积带，尽管也可以种茶树，但产出的茶叶无论质量还是产量均不理想，而且投工投劳还需翻倍。这样的共性特征应作何解呢？让我们重新回到《茶经》寻找答案。《茶经》中如下一段记载，或许能让我们豁然开朗：“（茶树所处）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此段文字生动描述了种植茶树最好的立地位置，就是在山麓地带的次生堆积层。究其原因乃是在这样的堆积层中，肥沃的土壤和碎石混在一起，土壤提供养分，碎石确保土壤有良好的通透性，茶树的根系可以得到最理想的生长、滋蔓的自然条件，从而能够确保无须施肥松土，照样可以稳产、高产，但修剪断不可少。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种植茶叶，上文提到的种核桃，移栽定植时亦需要树坑挖得很深很大，坑底要垫上厚厚的碎石或动物的枯骨，其间的科学原理，乃是用人为的办法制造了相似的土石次生堆积层。只不过我们在阅读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书时，很少关注到这一点。我们接触到的湖南省保靖黄金茶农业文化遗产的例证，同样值得深思。
湖南保靖黄金寨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批准立项后，笔者有幸拜读了该申报论证书全文，文中如下八个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以修代种，千年不衰”。由此可见，保靖黄金茶与安化黑茶、普洱茶农事操作规范不谋而合，而且可与《茶经》的相关记载互为印证，显示了中国传统木本农业文化遗产乃是传承了数百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通常认为的保护林木只能通过封山育林的方式，但凡砍树就是破坏生态的惯性思维，其失误的根源乃是误将草本农业的经营规范强加于木本农业的经营之上。
高大木本农作物种植的共性认知与知识技能，乃各族群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构根本原则和生态智慧的具体呈现。正因如此，上述有关茶叶的木本农业文化遗产才有幸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目。除上述茶叶等木本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外，我国黔东南侗族和苗族的杉木栽培木本农业文化遗产亦有另一番生动景象。
三、多管齐下：杉树栽培的防与护
我国以产出木质建材为主要经营对象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繁多，列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目的也不少，但以产出低档次杉木建材为生产目标，将防病治病作为技术主导的立项项目，仅“贵州锦屏杉木传统种植与管理系统”一项。鉴于其种植管护技术多样并存、互为关联、互为补充，因而有必要将此项农业文化遗产的全部经营要领展开系统说明，澄清其间技术项目之关联性，为当代复兴这一重要木本农业文化遗产提供有力的支持与创新利用的借鉴。
杉树乃松柏科植物，其原生地主要集中在我国南方的中山暖温带林区。由于这类植物都能分泌松汁，材质又能自行分泌草酸，因而对诸多温带森林害虫具有天然的自我保护能力。但在其原生地由于生长季偏短，年均积材量较低，单凭人工栽培获利难度较大。随着我国南方山区亚热带林地的次第开发，当地原先天然长出的优质建材林过度采伐后，难以快速自然更新。杉树的建材质量虽无法与楠木等高等建材相比，但移植到7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带种植后，年均积材量却可翻倍，最快15年左右成材，某些地区甚至可以提早到8年成材，黔东南侗族人、苗族人培育出的“八年杉”就是如此。尽管杉木市场售价不高，但市场需求面广阔，实现规模化种植后，连片营建“林粮间作”式的人工杉树林，经济效益巨大。不过这一产业转型会很自然地派生另一项始料未及的技术难题，那就是在我国云贵高原东南缘的低山丘陵带，气候过于湿润，年平均气温偏高，再加上相关地区的石灰岩风化土壤密度细小，土壤容易板结，严重影响到杉木根系的发育，还会因为土壤的酸性偏强，易于招致厌氧菌的滋生，从而引发杉树林的病害蔓延。如果防病不及时，不仅会影响积材量，甚至会导致人工杉树林的连片枯死，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经济损失。故此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种植利用中的防病技术体系，成为该项木本农业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特征。现从栽培、管护、间伐和主伐四个方面，系统梳理各种独特的技术操作，以期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其一，栽培。对松柏科植物而言，不仅可以用实生苗繁殖，还可以用无性繁殖，分株、扦插、压条等方法，主伐后的树兜可以再生成树。但不管是何种办法栽培成树，其间需要克服的关键性技术难题均在于确保幼苗不被病菌感染。原因在于，杉树幼苗定植的过程中，根系任何部位的人为创伤都会给有害病菌的入侵提供便利，从而引发定植的苗木染病而无法正常生长。故对杉树幼苗的栽培，一方面需要在林间空地开辟苗圃，利用已有的伴生木本植物，为幼苗提供遮阴，并对底层大气进行保湿，确保水分供给充足；另一方面，则要对土壤进行焚烧（即下文所言“火焚炼山”），抑制有害病菌，如此方能确保所育苗木成活。
其二，管护。杉树栽培成活后，对幼苗定植过程中的管护，最为重要的是防止病害。在对当地侗族人、苗族人的访谈中得知，要施行“火焚炼山”“堆土亮根”“林粮间作”三大技术操作。所谓“火焚炼山”，就是对需要定植杉树苗的宜林地，按照传统“刀耕火种”的方式，将地表的一切植株齐地砍下，有规律地堆放晾干后，施行焚烧。“通过火焚，土壤的酸性会明显降低，碱性得以提高，火焚中土壤基质的热胀冷缩作用，会明显增强土壤的通气透水性能，腐殖质的降解速度会提高，肥粪会较为密集地富集在土表。”正因为有害杉树的病菌不能在碱性土壤中存活，这样操作就可以确保在一年内土壤均保持微碱性。那么移栽杉苗时，即使根部受损，也不至于染病。“堆土亮根”是另一项独特的育苗技术。即在杉苗定植后，在定植杉苗的小土丘连同杉苗入土的基部，不允许堆放任何遮蔽物，如杂草石块之类，未经过火焚的“生土”绝不能置于土丘上，即使就地堆放，也必须置于土丘边缘40厘米以外才行，目的是确保太阳光可以直晒整个土丘和杉苗的地上部分。这一操作的技术要领在于，借助阳光的直射，靠阳光中富含的紫外线去抑制有害微生物的滋生和蔓延。“林粮间作”则是在幼树林间配种小米等粮食作物，即清代黔东南清水江文书中反复强调的“种粟栽杉”，即为定植杉木苗须与小米一道结伴种植。这是因为小米是一种偏爱碱性土壤的草本农作物，与小米共生的微生物菌株同样具有喜碱好氧的生物属性，这样的菌株不会对杉苗构成威胁，反而能够起到抑制有害病菌的免疫作用，确保与之共生的杉苗定根成活。此外，小米收割后，随着土壤转为酸性，小米的根系会自然收缩，从而在致密的土壤中留下纵横交错的孔隙，有助于氧气的进入。靠相对丰富的氧气含量对危害杉木的病菌产生抑制作用，同样可以确保杉树根系的健康发育。
其三，间伐。经过三年的“林粮间作”，杉树苗已经长高，自身的免疫力得到了有效提高，也就不需要再施行“林粮间作”了，但随时监控杉树苗的长相则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即使实施了以上各项技术操作，依然无法百分之百保障杉树苗免于染病。为此幼林初步郁闭后，当地的侗族人、苗族人还不间断地巡山，时刻关注杉树的长相。但凡杉树苗的尖端叶片从绿转灰且向上内卷，都为该植株染病的征兆。一旦植株染病，就必须果断地间伐淘汰，不能弃之不管，否则病害将大规模蔓延，后果不堪设想。此项操作要一直坚持到主伐前。当然10年以上的幼树即使染病，间伐后产出的小规格建材已经可以上市出售获利，故间伐不会造成明显的经济损失，反而是阻断杉树大规模染病，降低损失的有效手段。
其四，主伐。主伐前对杉树林的防病要一直坚持。这是因为何时实施主伐，并不完全以杉树树龄为限，而是要以市场行情为依据。如果市场行情疲软，那么主伐就必然推迟。但巡山防病一刻也不能放松，这是因为一株树一旦染病，就会传染周边的植株。一旦大面积染病，不仅会降低积材量，还会影响到木材的质量和售价。染病后的建材颜色会变化，木材质量大幅度降低，价格也随之暴跌。为了获得更稳定更大的市场回报，在主伐过程中，随时都需要对染病的植株和健康的植株加以细致分类积材、分类运输、分类扎排。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售卖时获得理想的收益。
综上，整个杉树的培育过程，其实是贯彻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此项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一项成熟的技术规范，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体现，传承弘扬此项木本农业文化遗产，主要是学习传承好苗族人、侗族人等的本土性生态知识，此为木本农业复兴之正道。
四、结语
不管是云南各民族对漾濞核桃树采用“适度干预”的管护办法，还是云南、湖南各族民众对传统茶树采取“以砍代种”的采摘方略，抑或黔东南苗族人、侗族人对杉树“多管齐下”的栽培知识技能，无一不是从其所种植与利用之木本作物生物属性出发，建构起来的传统地方知识与技术技能体系。上述各项木本农业文化遗产均可视为生态文明视域下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生动体现。这些地方知识与技术技能体系均蕴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原则，这是南方各族群众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具体呈现。今天我们要大力发掘与利用南方民族地区木本农业文化遗产，关键就在于了解和顺应木本农作物的生命周期和持续收益时间长这一固有的经营目标，顺物性、应天时地发挥其生物禀赋，虚心向当地人求教学习，发掘并创新利用其传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有计划地培养拥有木本农业种植相关技术的青年人才，传承好这些地方知识与技术，建构起整套的社会性制度。如此方能实现木本农业的复兴与壮大，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诚如苑利所言，农业文化遗产至少应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农业文化遗产即“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保存至今的各种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生活经验”，狭义农业文化遗产则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保存至今的农耕生产经验”。无论是草本农业抑或木本农业，均是我国各族民众凭借辛勤的劳作与聪明的才智创造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都应得到高度的重视与传承，并在当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从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要求入手活学活用、世代延续。如此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更能为保护与传承、发掘与利用中国优秀农业文化遗产提供实践与理论支撑，那么我国南方木本农业这一重要农业文化门类之复兴与壮大也就可期可待了。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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