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学风】互惠实践中的礼物变迁——基于辽宁省Y村礼物货币化的人类学考察

学术 2024-12-26 20:00 云南

【作者简介】刘士缘，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青年人才委托项目“辽宁民族传统村落空间更新与活化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41s1qnrckt-048）。

【摘要】近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在人情礼往中，逐渐出现了以礼金取代实物的趋势。一些研究者倾向于将这种“礼物货币化”现象视为“人情异化”，并加以批判。这类观点造成了对中国乡村礼物经济体系的误解。事实上，货币化礼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且不少实物礼品亦需用货币购买。本文通过对辽宁省Y村礼物货币化现象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原有的礼物形式不再适应社会需要时，就会被实践主体抛弃。大多数实物礼品的消失，根本原因在于其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礼物的情意表达，是由礼物的稀缺性、具体文化情境、双方社会关系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与礼物的外在形式是货币还是实物无关。因而不能因为礼物货币化，就忽视其所包含的人情价值。

【关键词】礼物货币化；人情异化；礼金；礼品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在人情礼往的过程中，出现了礼金逐渐取代实物的趋势。对于这种“礼物货币化”现象，研究者大多将其视为“人情异化”并加以批判。如宋丽娜指出，人情礼物货币化只注重货币来往的形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一种货币利益关系。陈柏峰认为，礼金已成为人们聚敛财富的工具。耿羽、王德福认为“‘人情’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沉重债务，起到排斥交往的反作用，乃至成为敛财的工具，关键就在于其把金钱作为人情联系的载体”。

事实上，国内研究者的相关观点并未深刻理解礼物经济的底层逻辑。人类学对物的理解，已不局限于传统社会中礼物的象征意义，也逐渐扩展到对现代性影响下“商品的物”的讨论。既有人情研究将礼物货币化视为“人情异化”，其隐含逻辑是将实物礼品视为传统的，足以表达人情的；而礼金则是“现代”的产物，只是经济交换，不足以表达人情。

费孝通等学者曾指出，“人情”是理解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社会交换体系的核心概念。本文立足于理论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反思将礼物货币化视为“人情异化”，进而消解中国乡村社会中人情价值的观点。2021—2022年，笔者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Y村开展田野调查，就货币化礼物的传统角色、货币与实物礼品的转换关系开展研究。截至2022年底，Y村户籍人口有163户，共620人。户主有肇、王、杨、高、赵等30多个姓氏。Y村常住人口约355人，占户籍人口的57.3%。在常住人口中，20岁以下、50岁以上共有270人，占比76.1%。而20—50岁的青壮年，则多已进城务工，从事建筑、物流、环卫、餐饮、零售等行业。Y村主要种植玉米和水稻，其中水稻是村民的主要口粮，出售玉米所得收入则是常住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些收入用于日常各项支出，包括人情往来方面的开销。

Y村人情往来的互惠实践，主要是基于血亲、姻亲以及街坊邻居（同一自然村的邻居）的地缘关系，以家庭为单位。调查发现，在具体文化情境中，货币与实物礼品并非对立关系，二者可以相互转换。近30年来，Y村的人情礼物呈现出明显的货币化趋势，这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并非“人情异化”。本研究希望通过对Y村人情礼物货币化的分析，揭示货币在礼物交换中的作用，进而对学界已有的“人情异化”研究进行反思。

二、货币化礼物的传统角色

在国内关于“人情”的研究中，货币化礼物往往被视为“现代”的产物。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赠送礼金资助亲友料理丧事的习俗。《荀子·大略篇》记载了丧礼中的礼物清单：“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禭，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赗所以佐生也，赠、禭所以送死也。”其中货财即礼金，也就是货币，舆马、衣服、玩好、玉贝则是实物礼品。

在一些社会关系中，为表达亲近、感激之情，在赠送实物礼品的同时，也会赠送礼金，以弥补实物礼品的不足。据Y村老人回忆，货币化的礼物一直都存在。例如，村里有产妇“下奶”时，一些近亲会在赠送小米、白面、鸡蛋、麻花、面包、红糖、褥面等实物礼品时随附礼金。

人民公社时期，受分配形式影响，Y村家庭表达人情主要以赠送实物礼品为主，极少赠送礼金。当时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是村民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年底结账时，劳动力多的家庭会有盈余，而劳动力少且孩子多的家庭反而会出现倒欠生产队钱的情况。因此，若各家有剩余的钱都会积攒起来，钱只有在非常重要且必须使用现金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来使用。在当时的日常人情往来中，主要以赠送实物为主。

受特定历史时期影响，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赠送实物视为前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征，而将赠送礼金视为市场经济盛行后的产物。不少Y村人就坚信过去都是送实物礼品，否认货币曾在礼物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事实上，货币化礼物并非“现代”的产物。在中国古代社会，货币作为一种礼物形式，就扮演着资助受赠者、表达人情的重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礼物货币化趋势，就是对这一传统的接续，并在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有所发展。

三、货币与实物礼品的转换关系

在传统中国，农村地区有着成熟的市场交易体系，村民们手持货币，就可以从附近的场镇上买到各种生活用品。即使是人民公社时期，乡村交易体系也没有完全取消，只是从各种小摊小贩集中到了供销社。村民们在人情交往中所赠送的实物礼品，很多都是通过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的。即阎云翔基于黑龙江下岬村的实地调查所指出的：“中国人的礼物交换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现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多数实物性礼物是消费品，诸如酒、烟和罐装食物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用现金去购买。”

人民公社时期，Y村家庭在赠送大件结婚礼物之前，都会询问新人缺什么、想要什么，因为大件实物礼品并不便宜，需要几个家庭凑钱购买。如120元的上海牌手表，便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礼物。镜子也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礼物，送礼者通常会将户主的名字和祝福语写在镜子背后。此外，人们还会赠送枕头、枕巾、被面等床上用品，作为新婚礼物。例如，1967年肇甲结婚时，他的四位近邻因为平日总到他家井里取水，便合伙花费8.2元，给他买了一面镜子作为结婚礼物。这面镜子至今仍挂在肇甲家的东屋墙上。肇甲称结婚时共收到三面镜子，另两面由姑舅兄弟和其他街坊邻居分别合伙赠送。再如在盖新房的上梁仪式上，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会赠送“挂红”的礼物，多为被面、褥面或红布。这些实物礼品也都需要凭票并用现金购买。可以说，大多数稀缺的实物礼品都来自市场，是从商品变成了礼物，因而具有了人情价值。而一些普通的实物礼品，如小米、小麦、白面、鸡蛋等，则是村民自家生产的。但在人情交往频繁的时候，自家生产的实物供不应求，这时便得向其他家庭借，或从市场购买。

自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以来，人类学的礼物研究就暗含着一种“礼物—商品”的二元分类。莫斯认为，古代社会的礼物是一种“总体性呈现”，而现代社会的礼物则是人与物的分离，“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相对立。莫斯的相关论述被后人用来证明“不可让渡性（inalienability）”，即在现代社会，由于礼物区别于商品的特性——“不可让渡性”，使其必须获得回报。虽然这并非莫斯的本意，但在此后马克思和格雷戈里（C.A.Gregory）的相关研究中，这种二分法却被不断巩固。

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社会中，共同体内部不存在商品交换，商品的大量出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他的商品概念构成了研究礼物不可或缺的背景。他指出，商品是在两个相互独立的交易者之间交换的一个可让渡的对象。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格雷戈里进一步区分了“礼物”与“商品”这两个互补性概念，他指出，“商品”是以互报独立性和“可让渡性（alien ability）”为前提，而“礼物”则是以互报依赖性和“不可让渡性”为前提。“礼物—商品”的二分法由此长期被人类学家广泛接受。

乔纳森·帕里（Jonathan Parry）质疑了礼物和商品之间的普遍区别。他指出，尽管生活在市场社会中的人们倾向于强调礼物和商品之间的区别，但那些生活在其他类型经济中的人并不认为礼物和商品是根本不同的概念。与之类似的，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揭示了“礼物—商品”的二分法根植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她指出，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这两种主要交换形式在社会起源上是不同的，但却被统摄在单一的西方话语之下。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也驳斥了“礼物—商品”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礼物交换和商品流通具有共享机制，即礼物与商品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他指出，物品因被注入了文化价值并由社会创造出来，而具有了社会生命。一种物品存在于文化所构建的结构中，包含着相互关联且复杂的信息，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转换。也就是说，“礼物—商品”的二分法，需要放置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才会成立，而非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

从Y村的例子也可以看到，在礼物经济的实践过程中，实物礼品并非孤立存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很多实物礼品都得用货币购买，是由商品转化成了礼物。货币在商品转化为礼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货币与实物礼品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二者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

四、以礼金取代实物礼品

在人民公社时期，手表、镜子、被褥等都是稀缺的贵重物品，是结婚、上梁等喜事中的上等人情礼物。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Y村村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商品市场日益丰富，这些礼物已不再稀缺。市场经济的繁荣不仅带来了商品种类的多样化，也使村民们在品牌、档次、样式等方面有了个性化的选择。这种丰富性使得实物礼品的原有社会标准逐渐失去效用。

“花不少钱，买的东西人家也不见得喜欢，不如直接给钱。”

“人家什么都不缺，你实实惠惠，到那儿给老头、孩子拿200块钱得了，什么买壶酒、买壶油，还沉！”

人们对礼物的认可往往与实际需求挂钩。在商品繁荣、个人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相较于实物礼品，直接赠送礼金更容易被“领情”。因为收礼的家庭，可以利用现金来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Y村现在已很少赠送实物礼品，尤其是在红白喜事等重要场合，几乎都是赠送礼金。在某些情况下，实物礼品非但不能给受赠人带去实质帮助，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这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一）特定赠礼货币化

在Y村，如果遇到丧事，赠送烧纸曾是一种普遍的随礼方式。除丧事当年送烧纸外，在此后的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纪念时，亲友还会赠送烧纸。如肇丙家的礼账记载，1991年其母亲去世时，家里收到了36家送来的1870张烧纸。1993年烧二周年时，又收到两家送来的约200张烧纸。当时最低随礼金额是5元，而赠送烧纸最少是50张。烧纸每张5分钱，随礼者只需2.5元就能完成一次人情往来，花费仅为礼金的一半。

“不少人拿烧纸为了省钱，而且礼账上也好看。”

近十年来，Y村家庭在参加葬礼时，几乎全都赠送礼金，而不会再赠送烧纸。主要是因为如果大家都送烧纸的话，会导致烧纸过多，无法在葬礼中用完。这里以1991年肇丙家的丧事为例。当时的葬礼主事人将36家送来的1870张烧纸放在孝家小北屋，而没有及时告知孝家。肇丙忙于葬礼事宜，也无暇去小北屋，担心烧纸不够还托人去买了不少。结果办完葬礼后回到家中，发现小北屋已被烧纸堆满。

“‘待客的（葬礼主事人）’也没告诉我，送来的烧纸堆成了山！”

按照Y村的风俗，葬礼中收到的烧纸必须在三年之内烧完。肇丙家在次年“烧周”时烧了一些，“烧二周年”时亲朋好友又送来约200张烧纸，“烧三周年”时必须得把家中的烧纸都带到坟上烧了，这才烧完所有烧纸。

当时购买的烧纸属于半成品，上面没有图案。孝家收到烧纸后，需要用纸镊子打孔钱之后再烧。而如今人们可以直接购买现成的烧纸，且价格更为低廉。现在Y村礼金的最低标准为100元，即使像之前一样，只用礼金的一半来买烧纸，也能买500张。若36家随礼者都按最低标准送500张烧纸，便是18000张，几乎是1991年的十倍。

赠送烧纸带来的不便是显而易见的，而购买其他丧葬用品，如棺材、寿衣、纸扎、领魂幡、领魂鸡等，又是亡者家人及近亲后辈的义务，不是一般人情关系可以赠送的，否则会被视为亡者没有后人和近亲。近年来，在葬礼上也有人赠送花圈、花篮等新式礼物，但仅限于极少数朋友关系。大多数亲友、邻居在意识到赠送烧纸带来的不便之后，都会直接赠送现金。如今Y村遇到丧事，已经没人再送烧纸了。葬礼所需烧纸，都是孝方直接从市场购买。

由这一案例可知，在丧事中，旧有的实物礼品烧纸非但没有给主家带来实质帮助，反而导致不便，已丧失其原有的社会功能，不再适应当前的赠礼环境，于是便逐渐被作为实践主体的Y村人抛弃。而原有的礼金得以保留，正是因为其未丧失原有的社会功能，仍然能够体现出资助主家料理丧事的道义与经济价值。

（二）人情慰问礼物货币化

在看望类情境中，鸡蛋作为人情礼物逐渐消失，其道理也是相似的。在人民公社时期，生病做手术是不会办酒席的，亲友、邻居一般会赠送鸡蛋、挂面等营养品来表达人情。产妇“下奶”是在办“满月”酒席之前，女性亲朋好友拿着鸡蛋、小米、白面等礼物前去看望产妇和婴儿。女性亲友会把鸡蛋放在编筐里，上面蒙一块喜庆颜色的手绢，直接送到产妇和新生儿的屋子里。产妇则会在众人的催促下，当面揭开手绢。Y村人相信通过这样的风俗可以使小孩早点儿开口说话。

其实，收到的鸡蛋只有少量会被病人或产妇吃掉，大部分则留着，等有人情交往时再转送出去，或者用来交换其他食物及日常生活用品。如有盈余，则会腌成咸鸡蛋留着过节吃。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Y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到过多的鸡蛋已成为受赠者的负担。如宋甲家的礼账记载，2000年，其儿媳妇“下奶”时，有47家赠送鸡蛋，58家赠送礼金，1家同时赠送礼金和鸡蛋。可知当时尚处于实物、礼金并存的阶段。礼账显示，宋甲家共收到2450个另加35斤鸡蛋。

当时大部分家庭已不再缺衣少食，也不再囤积鸡蛋。当需要以鸡蛋作为人情礼物时，都是直接从商店购买。宋甲家收到的鸡蛋太多，自家吃不完，也不便储存，最终又返卖给商店。

“大伙儿从商店买的鸡蛋，我们再拿回去卖，里外里钱都让商家挣了！”

当时最低的礼金数额是20元，而赠送鸡蛋最少是30个，市场价值约为10元。对送礼者而言，赠送鸡蛋而非礼金，显然是更经济的选择。但过多的鸡蛋会成为受赠者的负担，随着村民收入的增加，礼金便逐渐取代鸡蛋，成为看望病人或产妇时的主要随礼形式。

在物资相对短缺的年代，鸡蛋等实物礼品是看望类情境中人情往来的最佳选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们已丧失其原有表达人情的社会功能，而不再符合时宜，甚至成为受赠人的负担，最终被实践主体抛弃。而原有的货币化礼物则得以保留，并代替了实物礼品原本在礼物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当前在Y村，赠送礼金已成为人情往来的主要形式。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收集了肇丙、肇丁、宋甲三家1990—2016年的15份礼账，并参与了Y村2021—2022年的14次具体事宜。所办事情包括结婚、丧事、上梁、乔迁、考学等，涵盖了Y村人情往来的主要社会情境。收礼情况如表1所示。

从上表可知，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结婚情境中，Y村已全部赠送礼金，不再赠送实物礼品。自2010年以来，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乔迁、考学等一般性人情，Y村都已不再赠送实物礼品，而是直接赠送礼金。赠送礼金已成为主流趋势，被村民视为最实惠的表现形式。

当然，实物礼品也并未完全消失，尤其是在建房上梁情境中，“求平安”“博彩头”的祝福型实物礼品一直存在。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参与了2022年的三次上梁仪式，均有实物礼品。这说明中国乡村社会的人情实践具体而细微，在一些特定文化情境中并不能完全用礼金来表达人情。这种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便是实物礼品始终存在，不可能完全货币化的根由。但不可否认的是，礼物货币化已成为主流趋势，更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

五、礼物货币化不等于“人情异化”

在许多学者看来，礼物货币化就是“人情异化”。研究者们基本沿用了阎云翔仪式性礼物交换和非仪式性礼物交换的分类，通过考察仪式性礼物交换，来分析为何礼金带给农民越来越大的负担，以至于“人情”似乎丧失了其本来意义，而变得名实分离。然而，这些研究对“人情异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却存在不少问题。

其一，在使用“人情异化”这一概念时，只有极少数学者会对这一概念进行学理上的界定。在宋丽娜的研究中，她“以传统社会的人情礼仪作为参照，认为当前不少人情往来偏离了人情的基本内涵，突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限制，人情往来中出现了一些典型的怪异现象，并且让农民感到人情已成为一种负担”，她因此将“很少发挥正功能的人情现象称为人情异化现象”。大多数学者在使用“人情异化”一词时，也持有类似的预设，即将社会转型期那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仪式性人情称为“人情异化”。

其二，既有研究中存在不加区分滥用“人情”概念的情况。比如，将自身生活经验所理解的“人情”观念想当然地带入所研究的社区中，以偏概全地看待人情现象。这就造成一些相关研究过度美化“人情”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积极影响，如互帮互助、社会团结等，却忽视其负面影响。甚至片面地认为其负面影响，如功利化、腐败化、分化社会阶层等，完全是一种现代性产物，最终深陷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之中。

其三，既有研究对“异化”一词的哲学内涵并不完全理解，这就导致了对“异化”一词的滥用。“异化”一词的英文是alienation，译自德语entfremdung。而德语entfremdung一词则译自希腊文allotriôsis，意为分离、疏远、陌生化。“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主要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形成的。黑格尔（G.W.F.Hegel）将“异化”真正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来运用，而费尔巴哈（L.A.Feuerbach）进一步引申了“异化”一词的使用内涵。引申后的“异化”，是指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出的客体、对象物，不仅同主体相分离，而且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凌驾于主体之上，反过来束缚并压制主体。马克思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不局限于主客关系，还在主体间关系中探讨“异化劳动”。通过“异化劳动”这一概念，马克思揭示了私有制的起源，并指出只有消灭“异化劳动”才能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在经济领域对“异化”一词的运用，也成为后来学者界定“异化”概念的依据。

简而言之，“异化”作为一种批判性概念，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反思身边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不适应当前社会条件，并带来束缚的社会现象。从“异化”一词的哲学内涵来看，“人情异化”应当指人们在主体间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情礼物、交往实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不仅同人相分离，而且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凌驾于人之上，反过来变成了束缚。

不少人类学家都坚信礼物具有“不可让渡性”。但阎云翔在下岬村所作的研究却表明：“礼物是可让渡的，并且礼物自身或其中并不蕴含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这说明在中国社会中，存在赠礼者与礼物之间的分离，即客体同主体相分离。从Y村的田野资料来看，在物资短缺的年代，烧纸、鸡蛋等实物礼品是人情往来中的最佳选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们已丧失其原有资助受赠者、表达人情的社会功能，不再合乎时宜，甚至会成为负担，于是便逐渐被作为实践主体的Y村人抛弃，而货币化礼物则成为当地人的首选，这一现象体现出中国社会中赠礼者与礼物之间的主客分离，但货币作为客体并未束缚主体。

礼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购买力上，即收礼者可以用货币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这就给予受赠人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人们继而对货币发展出一种集体的认可，这种认可是一种集体观念的新表现。人们可借助货币客体进行交流、交换。正是因为货币在礼物交换中发挥着重要的象征作用，使得它与符合文化期待的稀缺实物礼品一样，可以在人情交往过程中表达情意。因此，Y村的礼物货币化现象并非“人情异化”。货币的象征意义是集体观念所赋予的，它作为客体，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只有主体被货币功利性的一面控制时，才会导致“异化”。

六、结语

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确实出现了“礼物货币化”的趋势，即人情往来主要为赠送礼金。但这并不能称为“人情异化”。“人情异化”的实质，是礼物和感情相分离。礼物本来是表达感情的工具和手段，却日渐成为束缚人的枷锁，使人陷于沉重的随礼负担之中。这和礼物的形式是实物还是货币，并无绝对关系。国内的“人情”研究几乎都将“礼物货币化”视为一种“人情异化”现象加以批判，是有失偏颇的。

在人情实践中，赠送的礼物要符合相应的社会条件。当旧有的礼物形式不再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时，就会被实践主体抛弃。Y村大多数实物礼品的消失，正源于其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不仅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甚至还会成为受赠者的负担。在市场经济繁荣、商品种类多样、个人喜好不同的情况下，货币作为道义资助与人情礼物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在社区成员之间获得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可。所以直接赠送礼金，在Y村人看来，是最实惠的表现。不能因为礼物的形式由实物变成了货币，就抹杀其中所包含的人情价值。礼物能否表达情意，是由礼物的稀缺性、具体文化情境、双方社会关系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与礼物的外在形式是货币还是实物无关。货币在礼物交换中具有重要的象征作用，使得它与符合文化期待的实物礼品一样，可以在人情交往过程中真切地表达情意。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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