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学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

【作者简介】吴本健，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民族经济研究；张迪展，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张鹏月，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建设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的小额信贷与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反思、机制分析及路径优化”（项目编号：720731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脱贫攻坚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VHJ005）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本文实证分析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感知、增强社会阶层认同、强化信息获取能力、提高社会参与能力进而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在民族地区年龄越小的居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越明显。

【关键词】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交往交流交融；主观幸福感

一、引言

幸福是每个人追求的愿望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作出情感性和主观性的整体评价，与经济水平、社会地位、自身能力以及社会比较等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在民族地区，受资源禀赋、自然条件以及经济结构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缓，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此外，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益密切，资源和要素流通以及人口流动致使民族地区居民对自身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等重新进行感知和比较。由于在收入、信息以及机会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有待提升。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入数字化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不断外延，影响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也变得复杂多样，文化认同对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愈加凸显。作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国家通用语言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民族地区居民的情感、认知以及行为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仅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已超越其文化属性，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够提升个体信息获取能力、提高自身经济地位以及改善个体精神状态等，在促进增收和就业、摆脱贫困诸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民族地区语言体系复杂，除了民族语言外，内部还存在着多种方言。此外，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地区普及时间较晚、普及广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强，较薄弱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将会影响其在数字时代下的消费、出行以及就业等活动，降低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近年来，民族地区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同时随着推普工作的深入推进，民族地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显著提升。2021年教育部等三部门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至10个百分点，接近或达到80%的基本普及目标。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以提升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为前提，结合个体主观感知和可行能力两方面因素，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背景下，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紧密，民族地区后发优势的显现以及政策导向吸引大量外来投资，更多的外来人口涌入民族地区。随着交往日益密切、交流不断深入，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作用效果发生着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地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而国家通用语言的作用逐渐凸显，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主观感知和综合能力。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凭借其独特的信号功能和身份认同功能，使得民族地区居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良性反馈和感知，从而增加积极的自我评价，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此外，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通过交流沟通的形式能够提升个人综合能力，强化人力资本和拓展社会资本，从而弥补了民族地区居民在收入、机会以及信息等方面的差距，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获取和提升。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居民的社交范围逐渐扩大，感知能力不断提高，导致其横向比较心理愈加强烈，但从长期来看，这又会进一步激发居民的自身发展动力。可见，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提升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够提升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居民主观感知的影响。首先，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够反映民族地区居民的个人综合能力、受教育水平以及认知程度，是一种重要的评判标准。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强的民族地区居民更容易脱颖而出并获得更高的回报率，从而增加其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从经济地位感知层面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其次，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与他人的陌生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提高对社会和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甚至提高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从社会阶层认同方面提升主观幸福感。经济地位感知的提升和社会阶层认同的增强都会明显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获得感、满足感，从而在精神层面极大地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感知和增强社会阶层认同进而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居民可行能力的影响。首先，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会直接影响民族地区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由于交流的需要，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会拓宽民族地区居民学习和获取新信息、新知识、新技术的渠道和方式，例如与周围人交流、自主学习等；同时，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也使得个体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准确捕捉各种有利的机会以及有价值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加财富以及减少损失。其次，具有共同情感属性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了居民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的能力，促使个体积极融入到社会集体中，拓宽民族地区居民的社会资本，不仅可以与周围人维系稳定的关系，而且有利于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通过强化信息获取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进而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实证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数据库收集了反映中国居民以及与社会相关的诸多数据，其中详细包含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主观幸福感等相关信息。本文将2017年、2018年以及2021年这三年数据合成混合截面数据；同时，根据所研究的地区（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筛选出符合研究对象的样本。在剔除掉缺失信息以及存在较大差异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2 612个。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根据调查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将主观幸福感设置为有序离散变量，并将受访者的回答分为5个层次，即“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依次进行1~5的赋值。

2.解释变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即掌握和使用普通话的能力。根据调查问卷中“您觉得您讲的普通话能达到什么水平？”这一问题来衡量受访者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回答中的“完全不能说”“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依次进行1~5的赋值。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控制变量从影响民族地区居民个体和家庭两方面进行选取，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户籍、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房产数量以及家庭总收入。其中，受教育年限赋值如下，“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赋值为0，“扫盲班”赋值为2，“小学”赋值为5，“初中”赋值为8，“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赋值为11，“大学专科”赋值为14，“大学本科”赋值为15，“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18。

4.中介变量：感知方面选取经济地位感知和社会阶层认同两个变量，能力方面选取信息获取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两个变量。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自评是典型的离散且有序数据。基于Oprobit模型进行分析，求取最大似然估计量。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根据模型（1），得到基准回归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列（1）为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2）、列（3）依次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检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所有回归结果均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假说1得证。

（二）机制分析

表3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通过感知因素和能力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结果。根据模型（2）依次检验经济地位感知、社会阶层认同、信息获取能力以及社会参与能力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两者间的作用机制。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合理论分析部分，可说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感知、增强社会阶层认同以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通过强化信息获取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以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假说2和假说3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替换回归估计模型。分别用OLS模型和Ologit模型重新估计。其次，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将“口语能力”替换为“听力”。根据问卷中自评普通话听力的情况，进行1~5赋值；然后利用新的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最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解释变量重新赋值，从有序离散变量转变为二值变量，将回答中的“完全不能说”“比较差”“一般”三类赋值为0，“比较好”“很好”两类赋值为1。采用核匹配消除样本间的选择性偏差，在通过平衡性检验后进行回归。在上述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内生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论会因内生性问题而存在估计偏差，影响结论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讨论其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研究，采用基于CMP方法的IV-Oprobit模型以及Bio⁃probit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根据工具变量选取的标准，本文选取“省域内在明代设立的驿站数量”（以下简称“驿站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古代驿站在传递信息、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古代驿站的设立主要是出于对地区军事、政治等功能的考虑，其数量很难对当前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即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着外生性。

基于IV-Oprobit模型和Bio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所选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同时，内生性检验参数（atanhrho_12或athrho）表明原模型得到的结论存在内生性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则表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五）进一步分析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会因居民所处年龄段的不同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在推普政策以及诸多配套措施的支持下，民族地区年龄越小的居民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成本越低，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也更加强烈。凭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优势，这部分居民能够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获得相对较多的信息、机会和财富。相反，对于民族地区出生较早的居民，因语言的限制，这部分居民很少选择外出务工，活动范围较小，对自身感知不明显，因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限。

为了检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不同年龄阶段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此处采用加入交乘项的方式进行检验。鉴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于1982年12月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才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支撑，推普工作才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因此本文将1983年及以后出生的民族地区居民设置为“1”，此前出生的民族地区居民设置为“0”，并将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乘项加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中列（3）所示，交乘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同方向，这表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1983年及以后出生的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大。

为进一步验证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不同年龄阶段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采取与上述相同方式设置“1963年前后”“1973年前后”以及“1993年前后”三个虚拟变量并进行回归，表6中列（1）（2）（4）汇报了回归结果。其中，以1963年为界的交乘项系数不显著，而以1973年及以后年份为界的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交乘项的估计系数逐渐变大。这表明，在推普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对于越年轻的民族地区居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越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2018年、2021年三期混合截面数据，采用Oprobit模型、IV-Oprobit模型以及Bioprobit模型，充分考虑并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促进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感知、增强社会阶层认同、强化信息获取能力、提高社会参与能力，进而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第三，对于民族地区年龄越小的居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就更明显且影响程度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相关建议及优化路径。第一，在资源、要素流通以及人口流动的社会环境下，要积极做好推普工作，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地区推广和宣传的力度，增强民族地区居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意识。第二，重视民族地区偏远农村居民、部分女性居民以及老年居民等普通话弱势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掌握情况，提高这部分群体的基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以满足其出行、求职、就医等基本生活需要。第三，在民族地区开设普通话培训班，采用合理的教学方式降低年龄较大居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成本。第四，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在民族地区的相关投入，发挥学校教育的关键作用，提高民族地区年轻一代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      编：刘   荣     

副  主 编：高登荣 郭飞平 杨文顺 

               黎贵优 高   朋

执行编辑：吴   鹏 贾淑凤

编      辑：丁莉霞

编辑助理：汪   洁 

您的稿件和服务意见请发往"民族学与人类学"微电子杂志服务邮箱:

mzxyrlx@126.com

您的支持和鞭策将会是我们进步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