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月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民族地区博物馆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根本遵循。当前，通辽地区博物馆以中国特色理念为根本遵循强化政治保障，以文化主体性理念为行动指南把握正确发展方向，以开放包容理念为指导思想拓展发展空间，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内生动力激发发展活力，从而内化“第二个结合”。在实践上形成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第二个结合”的魂脉，以西辽河史前文明为内容支撑守住“第二个结合”的根脉，以数字化建设为依托强化“第二个结合”的现代特性，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落实“第二个结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精神等举措。考察民族地区博物馆践行“第二个结合”的具体实践，可为全面认识与合理践行“第二个结合”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民族地区博物馆；理念；路径；通辽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个结合”是“两个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核心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第二个结合”第一次被提出。在2022年举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第二个结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角色身份和重要地位得到了确立。在2023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的内容要求对“两个结合”的使命价值进行了深化，即“第二个结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奋斗目标，它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重要实践路径，同时也能够在二者的相互结合中形成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新的文化形态，对于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和全面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丰富及发展为我们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创造，巩固文化主体性，把握文化与文明的深入结合及文化创新发展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目前，“第二个结合”相关研究已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例如，张志强认为，在“第二个结合”中，文化或文明具有自觉契合的属性，“‘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中国形式、中国形态之后，还具有了中国文化生命”，其蕴含的新文明观和大历史观有效增强了文化主体性，为认识“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新高度”和理论创新的内在机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再如，李琳琳等认为，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向，厘清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是正确认识“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系的关键所在。此外，陈庆华等以乡土文化为切入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阐释，为挖掘“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提供了新思路。总体来看，围绕“第二个结合”的要义、规律及意义等理论性问题展开研究的成果所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结合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或某一具体领域的实践探索来展开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之一的博物馆，当前践行“第二个结合”的理念与路径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在我国，博物馆既是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宣传国家理念的重要场域，也是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与独特价值的重要窗口，更是向民众提供文化服务、推动知识共享和培养共同价值取向的重要空间。因此，我们可以把博物馆定位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在场并互动结合的特定空间和重要阵地。目前，与这一重要课题相关研究工作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第二个结合”是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中让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履行新时代文化使命的重要行动指南和科学的方法论，是把握与探索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特征、实践路径和功能价值等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根本遵循。这也符合我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实际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内蒙古通辽市为考察对象，在梳理和分析我国民族地区博物馆及通辽地区博物馆的演进历程和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将内化“第二个结合”的理念和路径作为重点考察视角和检验标尺，分析阐释通辽地区博物馆践行“第二个结合”的现状和特点，并对其践行“第二个结合”的典型措施进行提炼和阐释，以期为民族地区博物馆在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找准方位、拓展实践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二、民族地区博物馆的演进历程及通辽地区博物馆基本情况
民族地区博物馆作为呈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载体，既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演进历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在新时代持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乃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抓手。对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能够为我们认识各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挖掘民族地区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厘清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等提供重要的依据和线索。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博物馆的演进历程
民族地区博物馆泛指在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的各类博物馆。20世纪初，在蔡元培、杨成志、吴泽霖、林惠祥等民族学先驱者的共同推进下，民族地区博物馆进入萌芽阶段，并在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前身）、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院校推动了以收集、展览、研究民族文物为特色的早期博物馆建设实践，为我国民族地区博物馆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前期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博物馆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博物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建立健全各级民族文化工作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挖掘并整理民族地区文化遗产，对民族地区博物馆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民族文物的搜集范围》（1950年）的印发，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1950年）、民族文化宫（1959年竣工）的建立，以及举办专题座谈会或工作展览等举措，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加上国家文物局或国家民委牵头，分批组织学者在民族地区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使大量的珍贵文物和资料得到了有效抢救与收藏，如1952—1966年，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就收集民族文物2.3万多件。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性、综合性特点突出的历史博物馆在内蒙古（1957年）、云南（1958年）、贵州（1958年）、甘肃（1959年）、新疆（1962年）和四川（1965年）等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城市相继建立，使民族地区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事业中的占比及价值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博物馆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78年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陆续恢复，民族地区博物馆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尤其是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的颁布，为民族地区博物馆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时期，单一民族和专题类博物馆的涌现丰富了民族地区博物馆的类型和内容，提升了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影响力。例如，以单一民族断代史为主体内容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1985年），第一座民族学博物馆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1986年），以及第一座以展示民族建筑为特色的广西民族文物苑（1988年开放）等的落成开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此后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先行经验。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族博物馆在各地的市、旗县乃至部分乡镇的落成，民族地区博物馆在数量、类型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和丰富，其中，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有：总投资达9 600万元、占地72.25亩的“填补我国省级博物馆最后空白”的西藏博物馆，作为中国与挪威科研合作项目的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等。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地区博物馆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例如，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评比中，有13家民族地区博物馆入选。此外，民族地区博物馆在研究成果上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如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和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称为民族博物馆的“辉煌时期”。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党的民族理论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博物馆的数量、类型和功能有了显著的提升，展陈设计和宣传路径呈多元化发展。
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博物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得到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等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凝练概括与本质要求的提出，为正确认识和有序推进民族地区博物馆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角色与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民族地区博物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基因库”，肩负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播政治信息”的使命和责任，还承担着结合科技和先进理念“让文物活起来”，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服务的新时代使命。截至2019年，民族地区博物馆的数量为656座，约占我国博物馆总数的25%。当前，民族地区博物馆无论在民族文化的展示、传播和体验环节上，还是在文物的保护与博物馆自身的运营管理或文创产品的开发上，均具有普遍依托互联网、数字信息采集以及云计算等新媒体、新技术的特点，并在推进技术的迭代更新中不断拓展博物馆的功能，提升其社会效能。作为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场所和载体，民族地区博物馆不仅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渠道，也是广大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的一种新方式、新风尚。
（二）通辽地区博物馆基本情况
现今的通辽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东胡、室韦、鲜卑、乌桓、契丹、蒙古族等多个游牧民族的生息地，加上西辽河主干流经这里，因此素有“民族走廊”和“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之美誉。从蒙元时期到清末的历史阶段里，蒙古族及其文化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受清政府“移民实边”“蒙地开垦”政策的深刻影响，蒙汉民族关系及文化互动成为影响地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复杂、漫长而多元的发展历程为后来通辽地区博物馆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养料和不竭的发展动力。目前，该地区博物馆主要有通辽市博物馆（其前身是建立于1975年的哲里木盟博物馆）、奈曼旗王府博物馆（1985年）、库伦旗博物馆（建立于1993年，原名为库伦旗宗教博物馆）、科尔沁左翼后旗博物馆（1995年）、科左中旗博物馆（1996年）、扎鲁特旗乌力格尔博物馆（2007年）、开鲁县博物馆（2008年）、霍林郭勒市博物馆（2015年）、南宝力皋吐博物馆（2016年）、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艺术博物馆（2017年），以及哈民遗址博物馆、僧格林沁王府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在馆藏文物和功能上各有特色、各有优势。
其中，由政府主导、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而建立的博物馆，既是通辽地区贯彻执行、传播推动国家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状况的重要窗口。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有通辽市博物馆、霍林郭勒市博物馆和科尔沁左翼后旗博物馆等。通辽市博物馆近5万件（套）馆藏文物中，既有印证、体现通辽地区历史文化特色的文物，也有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等紧密相关的各类文物，体现了通辽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整体面貌。馆藏文物多达11 558件（套）的科尔沁左翼后旗博物馆也是综合性博物馆，该博物馆依托青铜时代勾形玉器、辽三彩瓷罐、元代陶器和民国铜蒙医器具等文物，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展现了通辽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
依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印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文化发展规律，丰富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有奈曼旗王府博物馆、僧格林沁王府博物馆和哈民遗址博物馆等，其中，以清朝时期奈曼旗的最高统治机关——奈曼旗王府（内蒙古自治区现存较为完整的清代王府之一）为依托建立的奈曼旗王府博物馆，为认识和考证清朝时期蒙古族统治阶层的管理机制、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等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同时，该馆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挥着汇集、保存、陈列、展示奈曼旗重要历史文物的功能，目前该馆馆藏文物约4 800件。哈民遗址博物馆收藏着石斧、石杵、石耜、蚌刀、蚌饰、蚌链、“麻点纹”纹饰陶器、方形玉璧、玉匕形器等文物，为研究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程，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规律提供了宝贵资料。
立足通辽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建立起来的博物馆，作为与当地民众生产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博物馆类型，既是我们了解当地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展示通辽文化魅力、推动地区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有库伦旗博物馆、科左中旗博物馆和扎鲁特旗乌力格尔博物馆等。库伦旗博物馆以保护、宣传蒙古族的“安代”艺术为亮点，展现了库伦地区独具特色、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的文化。扎鲁特旗乌力格尔博物馆是以保护、展示、宣传乌力格尔（蒙古语，可译为“说书”）、好来宝和潮尔为代表的科尔沁地区曲艺文化为己任，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有琶杰大师的四胡、扎那艺人的手抄本、现代乌力格尔继承人劳斯尔的乌力格尔艺术教科书等。
三、通辽地区博物馆内化“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理念
正确认识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理念是合理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在思想文化上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契合以及能够共同孕育新文化形态的张力性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以自主性、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突出特征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或价值取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的重要论断，以“结合”筑牢道路根基，“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明确了“第二个结合”的前进方向和使命担当，还以“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等重要表述，为践行“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在通辽地区博物馆，上述理念要求被内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第二个结合”蕴含的中国特色理念为根本遵循，强化博物馆政治保障
“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息息相关，它既有力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的方法逻辑，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机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内容，也是“第二个结合”蕴含的重要理念。“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博物馆建设发展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根基的政治保障。当前，通辽地区博物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和开展党建工作为依托，形成了有序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及指示精神的工作模式，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通辽地区博物馆将“第二个结合”蕴含的中国特色理念内化于体制机制中，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室及工作小组等机构，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切实发挥宣传、研究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战略部署等积极作用，有效提升和强化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大局观念、理论思维和政治意识。
（二）以“第二个结合”蕴含的文化主体性理念为行动指南，把握博物馆发展方向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原理的重要呈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坚定人民立场”的鲜明品格，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通辽地区博物馆在开展相关工作过程中，将“第二个结合”的文化主体性理念内化到行动中，结合实际形成了三个重要的实践原则和检验标准：一是把是否保护好、鉴定好、收藏好、研究好、展示好馆藏文物作为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标准，切实做到对人民负责、让人民获益；二是坚持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发展的理念，保障人民群众平等享受博物馆资源和服务的权利；三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配套服务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等为抓手，努力激发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与创造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文化成果带来的幸福感、满足感，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三）以“第二个结合”蕴含的开放包容理念为指导思想，不断拓展博物馆发展空间
“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开放包容作为“第二个结合”蕴含的重要理念，能够从思想解放、开放包容的角度为博物馆事业在新时代履行担当新的文化使命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通辽地区博物馆将“第二个结合”蕴含的开放包容理念内化于指导思想中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坚持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开放理念和方法论，整合与提炼通辽地区民族文化、历史文化、革命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中彰显中华文明演进逻辑和“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特性的内容要素和精神内涵，提升博物馆影响力，拓展博物馆发展空间。例如，2023年，通辽市博物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打牢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为具体目标，依托新石器中期至清朝通辽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和共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物及资料，策划设计了“通辽市古代历史陈列（上）（下）”活动，发挥了为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更加多元、充足的文化资源与空间的积极作用。二是通辽地区的博物馆通过向当地旅游业输送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内容、文化精神，提升该地区文旅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强文化吸引力，发挥“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功能价值，有效提升了博物馆的关注度、体验度和影响力。尤其是，通辽市博物馆、哈民遗址博物馆和南宝力皋吐遗址博物馆等以展示、宣传通辽独特的历史文化为特色内容的博物馆，从推动文旅产业升级和拓展发展空间的角度，为把通辽市建设成蒙东地区旅游消费集聚区和文旅融合产业振兴示范区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通辽地区博物馆不仅在内部建立了良好的馆际联盟关系，还以跨界模式与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学校及其他地区的博物馆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提升汇聚了更多力量。2023年4月，通辽地区博物馆以馆际联盟形式前往广西参与“以博物馆的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并与同时参会的30多家民族博物馆达成合作共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以“第二个结合”蕴含的创新发展理念为内生动力，激发博物馆发展活力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这种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观念的契合，是一种科学持续的发展理念。在通辽地区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将“第二个结合”蕴含的创新发展理念内化于机构规章中，充分激发博物馆的发展活力。在机构设置上，当前该地区的博物馆除了设立党务办公室、人事部、财务部、文物修复中心、藏品部、陈列部、安保中心和文保信息中心等部门外，还会按需配置社教中心、文创中心、服务中心和研究室等部门。在管理上，形成了坚持政府主导、依法规范、激发并吸纳社会力量提升工作效率、加强工作监督与评估的模式。政府主导由过去事无巨细的管理模式转向了政府以提升博物馆服务质量和能力为目的制定基本标准、规则，在岗位安排、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和奖惩制度上赋予博物馆一定的自主权。在法律规范上，将国家层面的法律规章与地方规范性文件进行有效对接，为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吸纳社会力量上，重点从丰富藏品、提升博物馆讲解水平、推动文创开发和协助传播等方面来推动创新发展。例如，2023年6月22日，通辽市博物馆接收了通辽市美术家吴汉杰无偿捐献的396件字画，进一步提高了该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数量，实现了文物种类的创新升级。
四、通辽地区博物馆践行“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路径
民族地区博物馆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第二个结合”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在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此基础上还应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积极创造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新的文化形态，同时也要努力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以现代科技赋能文化的模式不断强化“第二个结合”的现代特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在有效践行“第二个结合”上，通辽地区博物馆的主要路径有四个。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第二个结合”的魂脉
马克思主义是“第二个结合”的魂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是坚定“第二个结合”魂脉的重要手段。通辽地区博物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展陈设计，以“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以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呈现形式能动对应国家主流叙事，充分彰显了民族博物馆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定立场和使命。主要做法有：一是在博物馆内部增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部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题材类展陈设计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提供保障，将博物馆打造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二是以印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呈现爱国主义精神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馆藏文物和文献资料为依托，打造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专题类展陈活动，深化人民群众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感；三是结合国家层面的文化建设任务与需求，合理策划、实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综合性展陈活动。例如，2023年5月，通辽市博物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策划推出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文物菁华展活动，通过宣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古往今来长城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升华，为各族人民坚持民族整体性、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二）以西辽河史前文明为内容支撑，守住“第二个结合”的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第二个结合”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西辽河史前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辽地区博物馆努力以西辽河史前文明为内容支撑守住“第二个结合”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宝贵资源。这些科学论断为我们在践行“两个结合”中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提供了根本遵循。从通辽地区博物馆的具体情况来看，其展陈设计以西辽河史前文明为核心内容，在呈现西辽河史前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第二个结合”以及中国特色历史文化根脉的属性特征和独特功能。例如，南宝力皋吐博物馆以史前先民的房址、墓葬遗产和文物为资源，采取文物展示与陶器制作、印染体验与商品展示等互动体验项目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呈现了蕴含其中的中华文明的丰厚底蕴、精神标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独特价值，为我们厘清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精准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的历史地位和巨大意义提供了重要视角。
（三）以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为依托，强化“第二个结合”的现代特性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依托科技力量积极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开展数字化展览活动，强化“第二个结合”的现代特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并让“结合”而成的新文化成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文化形态，是“第二个结合”现代特性的突出体现。在具体实践中，通辽地区博物馆将沉浸式体验项目和数字化展览活动作为两个新兴的文化传播路径，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顺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在深化博物馆文化体验和拓展文化享受时空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中，沉浸式体验项目依托多种先进技术，实现了静态图像、动态影像、声音与文字等媒体叙述元素的有机组合，达到了“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的积极效果。例如，库伦旗博物馆借助现代技术推出的安代舞文化沉浸式体验区，有效增强了民众接受、了解安代舞文化的热情与获得感。数字化展览活动以策划实施数字化文物的线上展演活动为亮点，力求借助网络这一便捷、灵活的传播渠道，更加迅速、有效地提高民众的文化认知能力，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传播力。再如，通辽市博物馆线上推出的以陶器、金银器、雕塑造像等为代表的精品文物展览，以立体的视觉展示和“不出户、赏文物”的传播模式，深化了民众对博物馆文化的认知程度，促进受众形成情感共鸣，有效弥补了实体博物馆因场地和开馆时间有限而带给民众的参观遗憾。
（四）以博物馆文创产品为载体，落实“第二个结合”的“双创”精神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任务之一。换句话说，“第二个结合”蕴含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文创产品是传承、传递文化精神和文化信息的载体，也是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手段，能够从呈现“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的有机生长过程”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空间与路径等方面彰显“第二个结合”的创新特性，是落实“第二个结合”蕴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的重要手段。通辽地区博物馆的典型举措有两个。一是以馆藏文物为创作源头，积极开发文创产品。这类文创产品以博物馆的文物为创作元素和消费吸引力，借助现代科技和材料对原有文物进行复制或转化，并附加与其相吻合的新的文化内容或符号来促进消费，使消费者在购买、享用文创产品的过程中接收到与文物相关的文化信息。例如，通辽市博物馆研发的鲜卑纹金饰牌套盒以该馆一级文物北魏重叠双马纹金饰牌、北魏人面纹金饰牌和北魏人兽纹金饰牌等为创作元素，融合鲜卑起源传说、祈福习俗和祖先崇拜等内容，传播通辽地区作为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繁衍生息地所具有的独特文化魅力。二是通过吸纳和转化地域性文创产品，增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吸纳和转化通辽地区与博物馆的文化传播理念和目标存在一定交叉或重叠的文创产品，能够加强博物馆文化与通辽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共存互惠，为博物馆精准把握和展现通辽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和独特魅力提供重要支撑。例如，南宝力皋吐博物馆销售的刺绣、彩陶和荷包等手工艺产品，因与通辽其他地区蒙古族的同类产品在文化底蕴上存在显著的相似性、共通性特点，从而成为展现通辽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和文化特质的代表性文创产品。
五、结语
考察民族地区博物馆内化“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理念和实践路径，能够为全面认识“两个结合”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可靠依据。考察发现，通辽地区博物馆在内化“第二个结合”上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理念为根本遵循强化政治保障，以文化主体性理念为行动指南把握正确发展方向，以开放包容理念为指导思想拓展发展空间，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内生动力激发发展活力的模式。在实践上，形成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第二个结合”的魂脉，以西辽河史前文明为内容支撑守住“第二个结合”的根脉，以数字化建设为依托强化“第二个结合”的现代特性，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落实“第二个结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之举措。同时，研究还发现，通辽地区博物馆在践行“第二个结合”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通辽地区博物馆在提升西辽河史前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通辽市位于西辽河史前文明的核心区，然而该地区的博物馆尚未形成阐释、传播西辽河史前文明的合力。另一方面，通辽地区博物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探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新文化形态的力度有待增强，主要体现为文创产品种类少、知名度不高。未来，应不断激发博物馆馆际联盟的机制优势，努力建立更加广泛的团结互助、协作共赢关系，同时也要借鉴其他地区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发展理念和路径手段，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保障文博领域专项资金的及时到位与合理分配，通过文创产品的创新发展提升经济效益。民族地区博物馆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何更好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服务是十分迫切而重要的问题，应引起广泛关注。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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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与人类学
Minzuology&Anthro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