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蒋桂珍，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龙立军，贵州民族大学政治与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 2023 年度项目“贵州推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GZYB2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从文化叙事角度探讨贵州文化崛起的密码，有其重要而深刻的意义，文章旨在把握贵州文化叙事的发展趋向，探讨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研究表明，贵州为构筑精神文化高地，在文化叙事上，既注重文化传播载体、文化品牌、文化应用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也注重文化自信征程的开启，构建了独具魅力的文化体系，塑造了文化繁荣发展的高地，在此过程中增强了文化认同，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我认同，实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魂的目的。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叙事；新趋向；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贵州自古就是各民族交汇融合的走廊，其丰富的民族文化形态是贵州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特色资源。2016年5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对贵州文化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总目标，规划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安排，由此贵州进入了一个以文化为核心提升发展质量的新时代，标志着贵州的文化叙事迎来了新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贵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高质量增长，大数据、绿色发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等“新贵州现象”成为新的文化叙事。
一、贵州文化叙事新趋向
有关贵州文化叙事新趋向的研究涉及其内在的主题、形式、结构和方法等方面。文化叙事是以文化为主题并将其融入叙事中去的一种写作方式，是叙述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叙事是其核心。叙事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讲述人物、事件、故事等，并在呈现过程中传达相应的信息和价值观念。由此，文化叙事就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呈现文化现象、规律和主体，不仅仅是简单的描述，而是通过故事、符号和象征等手段来深化和传达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因此，理解和分析贵州文化叙事的新动向，需要探讨其叙事主题的选择、叙事形式的创新、叙事结构的演变以及叙事方法的应用，这些都是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贵州文化叙事拓展贵州文化传播新载体
杂志报纸、广播电视、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口头传颂等媒介是进行文化传播的传统载体。这些传统载体在文化传播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诸如受众范围相对狭窄、单向被动传播，以及传统文化载体往往具有独特的符号和符码，可能对非本土文化的人理解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这种文化壁垒限制了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效果。而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文化的兴起为贵州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技术赋能文化产业，从而重新构建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运行规则。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新型媒介以网络化、数字化的传播形式拓展了贵州文化传播载体，不仅吸引更多的人了解贵州的传统文化、优秀作品和旅游资源，同时也增强了贵州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促进了文化融合和跨界交流。比如，2023年火爆出圈的“村超”就利用新媒体的宣传来拓展其文化传播形式。“村超”总策划杨亚江认为，新媒体是贵州榕江能够出圈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榕江自媒体的从业者达一万多人，“村超”开始后，仅榕江就有一万多个账号为“村超”做各方面的宣传，是新媒体把“村超”的流量推出了新高度。网上直播“村超”比赛的收视率超过了“中超”，5000万人在线观看一场村级联赛，成为2023年最大的体育现象。
（二）贵州文化叙事塑造贵州文化新品牌
文化品牌在塑造文化形象、提升影响力、传承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文化多元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可供识别的统一形象，也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2004年，贵州省提出“多彩贵州”文化品牌打造的倡议，旨在展示贵州丰富的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元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旅游资源，彰显其独特地域特色。“多彩贵州”作为全国首个省级文化品牌，经过20年的发展，品牌价值日益凸显，品牌理念深入人心，品牌影响力辐射国内外。这一品牌下衍生出的“黔系列”特色子品牌，成为多彩贵州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公共文化品牌引领下，贵州不断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贵州的茶文化和酒文化、苗族飞歌和侗族大歌、民族刺绣和民族服饰、蜡染和银饰、以及红遍全球的“老干妈”文化和传统体育文化等构成“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重要内容。贵州正是通过对“多彩贵州”品牌的构建，在故事叙事内容和新传播方式的运用上，强化了叙述主体的故事化理念，充分挖掘文化中的“多彩贵州”故事元素，构建出以“多彩贵州”为中心的品牌系列故事。正因为讲好了“多彩贵州”这张公共文化品牌的故事，贵州的影响力得到提升，文化传播不断推进，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三）贵州文化叙事探索贵州文化应用新模式
文化应用模式是指在文化领域中，为了更好地传承、推广和利用文化资源，形成的一种具体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贵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如果没有被挖掘和充分利用，文化的价值就无法体现，也无法激发文化产业的潜力，从而限制经济发展可能性；也无法通过文化加强社会认同，从而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也就会进而导致文化流失和衰退，减少贵州文化的多样性。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文化应用新模式，主要体现在：第一，展览模式。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多彩贵州”展厅，陈列和展示了贵州历史悠久、充满神奇和谐气息的多彩文化。第二，教育模式。通过教育机构、学校等场所，将文化融入教学内容和教育活动中，培养学生对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典型的有贵州书院的教育模式，不仅曾对贵州文化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状态而逐步接受中原文化，而且对文化自信与自觉的复苏具有当代价值和意义，展现了时代赋予的生命力。第三，数字化模式。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将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理、存储，再利用直播平台、短视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形式，以现代手段传播并发展贵州文化。第四，文体娱乐模式。通过文化节庆、演唱会、音乐剧、体育运动等形式，将文化融合到文体娱乐活动中。如贵州“村超”的文体娱乐旅游模式，以及贵阳的路边音乐会等。第五，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文化与创意产业相结合，通过创作和设计，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创意模式。如黎平县的贵州侗族大歌文化产业置业有限公司的侗族大歌文化产业等。通过创新文化应用的新模式，贵州实现了文旅融合、文产融合、文体旅融合、农文旅融合发展。在此过程中文化内涵被深度挖掘、历史得到传承、民族特色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为相关行业带来创新和增加附加值；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带给受众感官体验、行为体验、情感体验，从而增强对贵州文化的感知和认同。
（四）贵州文化叙事开启贵州文化自信新征程
历史上贵州曾被看作“蛮夷之地”，“夜郎自大”“黔驴技穷”是其负面的文化标签，贫穷、偏僻、落后是贵州的代名词。有研究者就指出，所有这些负面的评价和标签是贵州人民长期处于极度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的内部群体共识。这种文化自卑的心理，从个人层面来说会导致个体的自尊心下降、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从而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持消极认知和评价。在扶贫开发前期，贵州许多贫困户因此而呈现内生动力不足、自我效能感低、“等靠要”思想严重等问题。从群体来看，这种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会导致贵州民众心理的自我矮化和自卑心态，同时也会导致贵州本土民众的自我封闭和隔阂，进而导致的就是社会团结和凝聚力的减弱。而文化和文化之间出现社会分化、对立和冲突的情况，将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与矛盾激化，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着重强调文化自信是最深层次的自信。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寄语贵州，要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精神。贵州克服文化自卑心理，重新理性认识和深度挖掘自身文化资源，坚持文化叙事的主体性原则，使贵州的文化发展从封闭状态逐渐转向开放态势。这既体现了对自身文化自主性的认同和尊重，同时也展示了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开放姿态，贵州从此开启了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新征程。
二、构筑贵州精神文化高地
文化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叙事的基础和体系。贵州文化叙事不仅抓住机遇，充分运用新的叙事形式、方式和载体，而且非常注重叙事内容和结构的构建。由于曾经的精神匮乏使得“贵州现象”与特殊的贫困记忆紧密相连，这被称为“富饶的贫困”，即拥有富饶的生态资源，但经济发展水平低。同时从传统视角看，贵州被定位为一个集合了地理高原、经济洼地及精神荒漠特征的地域实体。为彻底改变这样一种表征，就需要发挥贵州人民的主体性功能，对叙事内容进行探索和深化，丰富叙事内容体系，形塑叙事结构。
（一）贵州精神谱系不断清晰：追溯历程、引领未来的发展转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人民就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传承自己的故事，歌颂当地的英雄，展现他们独特的精神，这为精神谱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典型的例子是以1997年的“大关精神”为代表，这一事件成为贵州人民认同和崇尚的集体经验之一。随后，贵州人民进一步挖掘并梳理自身精神谱系，逐渐引发了对三线精神以及遵义会议精神等的重视、阐发和提炼。这一追溯历程的过程为形成较为完整的贵州精神谱系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精神支撑。
贵州精神谱系引领了贵州的未来发展方向。贵州省委、省政府在“十二五”期间特别强调了“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的重要性，努力“构筑精神高地”才有跨出“经济洼地”的自信，这一强调和组织动员进一步强化了贵州精神的集体认同和发展动力，并为贵州精神谱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四区一高地”战略的提出，认真检视并阐发贵州精神、贵州人文精神和新时代贵州精神等意义重大，贵州精神谱系越丰富，就越能为贵州的发展愿景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支撑。
（二）多彩贵州文化体系绽放：传统根、民族情、红色魂、绿色衣的彰显
贵州省发布了包括《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丛书》和《贵州文库》等在内的重要系列著作，通过展览和博物馆、表演和艺术活动、文化节庆活动以及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等方式，向国内外展示了贵州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传统根、民族情、红色魂和绿色衣等核心要素，将对贵州文化的认知提升到更全面、更多元、更丰富、更理性的历史高度。
首先，贵州深藏着悠久的传统文化之根。这些传统根深植于贵州的土地和历史，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民间艺术、文化传统和富有特色的手工艺品。这些传统根不仅是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人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豪的源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贵州作为阳明心学的发源地之一，阳明心学从哲学、道德和教育等多个方面影响了贵州文化的发展和特色。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与贵州地区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山地生态环境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贵州文化认知和思维方式。尤其是“知行合一”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对当代贵州具有特殊意义。此外，屯堡文化作为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代表，经历了600多年的发展历程，曾在黔中地区扎根，与少数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共同发展。这种融合不仅使得爱国爱家、重视耕读、民族交融、推崇礼仪等优良传统得以保存和创新性发展，而且为屯堡文化赋予了其在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其次，贵州的文化体系中还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贵州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拥有丰富多样的民族群体。各个民族在贵州共同生活、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民族风情。音乐、舞蹈、服饰、节日等方面都体现了各个民族的特色与传统，为贵州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同时，贵州的文化体系还展现着浓厚的红色魂。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区域，贵州孕育了许多的红色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遗产。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经过地之一，贵州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和相关遗址成为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展示了红色革命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危机，并指导了后来的革命事业。遵义会议被视为贵州红色革命精神的象征。贵州还涌现出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等老一辈革命先烈。这些红色遗迹、红色故事和红色精神不断激励着贵州人民，成为他们奋发向前的力量源泉。
最后，贵州文化体系中的绿色衣彰显了环保与生态意识。贵州地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得到了广泛保护和重视。绿色衣不仅指贵州的自然美景，更体现了贵州人民对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这种绿色意识与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绿色生态文化特色。近年来，贵州充分发挥自己的绿色生态文化特色，顺势而为，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坚守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并致力于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实现了“旅游生态化、生态旅游化”的发展。
（三）甩掉“文化贫困”的标签，文化繁荣的精神高地正在崛起
贵州曾是贫困的代名词，这种贫困不仅指经济上的贫困，更是指精神和思想上的贫困。精神贫困比如“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等现象是外界对贵州贫困的独特记忆，这就导致习惯上将贵州视为地理高原、经济洼地、精神荒漠的集合，从而对贵州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观念。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贵州人民就开始致力于改变自己的陈旧形象，重新塑造自己的精神面貌。1997年贵州人总结塑造了“大关精神”；2004年，贵州省以“多彩贵州”文化品牌塑造为主要战略；2012年4月，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突出“坚持科学发展、奋力后发赶超”的主题，着力构筑“三自三创”的精神高地，牢固树立后发赶超的志气和信心，冲出“经济洼地”；2016年，贵州省委颁布了《关于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确立了“传承、弘扬‘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的文化发展战略；202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突出贵州民族文化特色大力打造“贵系列”品牌的实施意见》，推进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和质量强省建设，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些都成为贵州省推进文化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的战略指引，贵州人民正奋力冲出“经济洼地”，努力打造一个引人注目的精神高地。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魂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各民族传统文化等。“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构成“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要素，“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多元”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激活了中华文化，赓续了中华文明，并正推动中华文化时代化。这说明多元的民族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既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文化构建要以文化为根，促使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在共同的文化认同中维护民族团结的基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魂”。在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基础上，中华民族能够团结在共同的价值体系下，铸牢并形成一个更加牢固的共同体。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共同的精神纽带和归属感，同时也推动中华文化与时代的融合与进步。所以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脉和魂。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文化寻根的实践活动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寻根主要寻的是文化之根，表明各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根脉，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一种文化寻“根”的实践活动。长期以来，历史赓续下来的多元民族文化、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凝结而成的智慧和财富，凸显了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文明脉络和社会发展进程，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基。
正因如此，近年来贵州从“抢救落后”的被动传统到“发掘优秀”的主动挖掘和建构，致力于保护和传承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努力挖掘和展示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精华，以及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通过发掘优秀文化，更好地追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增强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培育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态。同时，发掘优秀文化的寻根实践活动还有助于促进各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彼此理解和尊重，进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在文化寻根的实践活动中，不仅能调动各族人民共同参与探索、传承和弘扬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积极性，还能够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二）在“地大文博”的文化资源认知中，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多样性动力
在观念上对贵州形象的认知，从“老少边穷”到“地大物博”再到“地大文博”的转变，是人们对贵州多彩民族文化价值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作出的高度评价。贵州拥有“地大文博”的文化资源，多彩贵州的文化精品不断向国内外推介、展示或巡演。2015年贵州民族文化数字体验馆开门迎客，充分利用图片、音视频等多种载体的体验式、沉浸式展示以及人机交互和虚拟现实等方式，生动展示了贵州文化的内涵和多样性，成为广受欢迎和好评的主要文化展示场所。被誉为世界绚丽的民族舞台史诗——《多彩贵州风》，生动演绎了贵州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等民族的伟大历史和浪漫情怀，不仅成为多彩贵州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成为探秘中国民族文化的盛宴。红飘带——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沉浸式数字科技体验馆，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为创作思路，结合贵州的地理文化特色，用数字科技的语言向世界讲述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劲动力，也最好地诠释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思想和理论。
（三）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与传播中，增强情感认同和坚定文化自信
“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民族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通过不断引入新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方式推动文化的演进。这种动力源自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彼此的交流与碰撞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多元思潮、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相互作用，进而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创新。民族文化创新正是在遵循文化自身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秩序创造而实现的。
文化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传播，在传播中才能实现沟通交流，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才能唤醒集体记忆，塑造集体认知，也才能将“我”和“你”“你们”共同凝聚为“我们”的情感交流，有了“我们”的“集体想象”或情感交流，就为“我们的”价值感知和情感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支撑。在“我们的”集体想象基础上，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广泛传播民族文化，积极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空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从而建立了“时空共联—情感共通—价值共意”的链接。在这种相互交织的符号意象世界中，主体身份得以凝聚，文化自信和认同共识得以展现。基于“时空共联—情感共通—价值共意”为预制的共同想象强化着心理联结与共同行动，在共同想象和共同行动中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鲜明的事实有“文化扶贫行动”等一系列文化扶贫品牌活动，正形塑着中华民族（当然包括贵州人民）的自我肯定和他者承认。源自肯定和承认的强大文化自信正作为一种不断注入的强有力的黏合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续不断的精神能量。
（四）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坚持主体叙事原则，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识别”与“互动共生”
贵州文化叙事的根本，坚持了文化叙事的主体性原则，即通过个体和群体的自主表达和自我诠释，塑造和传承文化的过程。在这种文化构建中，基于人民主体性、能动性而展开的“主体叙事”和“关系叙事”成为贵州文化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多彩贵州文化品牌自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实践源泉。贵州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大家一起走”的主体态度。近年来，贵州人民特别注重自我表达，向国内外讲好和传播好贵州故事，使外界更好地认同贵州人民是中华子孙中一员的身份，多彩贵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承认与肯定使贵州人民也感受到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文化的自豪，从而更好地处理和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外界承认和自我肯定的结果便是自信心增强，自我定位愈发清晰。每一个体和群体都会思考自己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点，从而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感，“我”“你”“你们”均凝聚为“我们”。在“共建、共享、共融”的基础上共创“我们”的文化，探索“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精髓。对“我们”的继续追问和思考，就会触及“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而要回答这些本原性问题，就要回到中华民族历史观，即要阐明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的历史脉络中去。在历史脉络的长河中厘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的身份问题。这样的追问就实现了从文化认知到文化认同的变迁，完成了“文化认知—文化自信—情感共通—文化认同—身份识别”的跃迁之路。而“我们”的主体叙事原则的确立正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体现，它使个体有了清晰的身份认同，使集体摆脱了狭隘的小圈子，在积极、能动的主体确证中明晰“我们的”方向与“我们的”主张。这样一种主体叙事的确立，身份识别更加清晰，定位更加准确。
“我们”是文化叙事的主体，虽然是一个集合概念，但有具体所指，“我们”是中华子孙，“我们”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是灿烂的中华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汇聚成伟大的中华文化，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统一性与多样性、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展开的，其统一性孕育了多样性和地方特色。不同文化群体通过相互交流、共同合作，共享彼此的文化资源和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受益，推动文化的发展和整合。因此，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共存、共享互惠的状态。少数民族文化被视为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共享的基础上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同时也为整体的中华文化注入了独特的地方特色和多样性元素。这种关系不仅充分尊重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化表达和独立发展，也体现了文化的统一性和整合性。这是一种在更高层次、共享层面促成的文化精髓整合和升华，共同形塑着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形象和中华文化符号，从而构建“我们的”共有精神家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当然，这也要求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中华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以文化人，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结语
文化认同是更基础、更深层、更牢固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根本性作用。因而，文化叙事的控制权和话语权是争夺的焦点和本质，在场与缺场的较量变得十分激烈，掌握了文化叙事的话语权就掌握了构建文化认同的可能。新贵州形象的成功塑造，“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成功传播，离不开贵州在坚持主体叙事原则的基础上，抓住机遇，创新发展，构建出有独特魅力的贵州文化内容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效途径。贵州文化叙事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所展现出的新趋向，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改变对贵州文化资源的认知，增强其文化自信，实现情感共通，促进了文化认同，从而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身份识别”和“身份确认”问题。在清晰而准确的身份认知中，增强主体身份自觉，增强各族人民对“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魂。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生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勤劳勇敢，有智慧，将会创造和利用更多的文化叙事形式、模式和载体，沉淀出更多有文化内涵的“贵州故事”。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贵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 编：刘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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