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应武，博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副研究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数字经济、新型工业化；苏剑峰，通讯作者，博士，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农村经济；孙金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助理研究员，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绿色转型、技术经济、城市经济。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CXHQ241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移动支付作为革命性新生力量，推动着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变革。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就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中老年居民使用移动支付会显著降低其主观生活质量。同时，本文结合工具变量法和条件混合回归（CMP）方法克服移动支付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移动支付对居住东部、东北部以及男性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负向作用更加强烈，对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具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移动支付；主观生活质量；农村中老年居民；数字鸿沟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设备的发展，作为互联网金融形式出现的诸如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得到了迅速发展。与现金支付相比，这种新型支付方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缩短了交易时间和成本，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目前，移动支付越来越普及，业务规模越来越大，覆盖群体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农村中老年居民开始使用移动支付。鉴于此，本文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的数据，借助Order Probit模型和条件混合回归（CMP）法，考察移动支付是否会提升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并进行内生性分析、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分析以及异质性分析，以期丰富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民族地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假设
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基于个体间的变异性，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理论范式进行切入，较为全面地探索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休闲消费、年龄、学历、性别、婚姻、收入、公共交通、互联网、乡俗惯性、医疗保险等与居民生活质量相关的内容，为推动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走向多元化和全面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仍然存在可丰富拓展的空间。
移动支付作为新兴技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在其使用过程中将会产生一定的效应，对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质量产生较大影响。现有研究发现，移动支付可通过提升金融可及性、缓解流动性约束等路径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高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及参与程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消费水平等，可见，移动支付能够对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显著的效应。然而，这种效应在居民受教育水平、城市和农村、个人禀赋、收入水平、区域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而农村中老年居民具有受教育水平低、经济水平差、社会地位较低等特点，这些特点将可能导致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促进效应减弱，甚至出现负效应。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移动支付会降低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
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数字鸿沟的产生，而数字鸿沟将会对使用者的生活质量产生消极影响。数字鸿沟最初是指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和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该鸿沟被认为是第一道数字鸿沟，即“接入沟”，衡量接入沟的重要指标为是否使用互联网。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鸿沟从第一道“接入沟”转变为第二道“使用沟”，即技术与工具的使用差异。技术壁垒是数字鸿沟的核心方面，但数字鸿沟的出现不仅由技术因素决定的，也会受到社会人口特征等各种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在这些社会因素中，年龄被认为是产生数字鸿沟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新的数字鸿沟与其他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包括教育资源、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的差距等。随着数字鸿沟问题的日益凸显，客观的数字不平等将会导致使用者产生对相对剥夺的主观感知，进而影响其主观生活质量。而农村中老年居民具有年龄大、受教育水平低等诸多与数字鸿沟密切相关的特点，因此，在其使用移动支付的过程中，将会存在数字鸿沟问题，进而使其产生相对剥夺的主观感知，并降低其主观生活质量。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移动支付会通过数字鸿沟降低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
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受休闲消费、学历、性别、婚姻、区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就农村中老年居民而言，性别、区域可能是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呈现差异性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女性的主观生活质量要普遍高于男性，相比于男性，女性对薪资满意度和对工作的幸福度更高，因为男性更加注意职业成功。但有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略低于男性。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教育质量越优，医疗保障条件越好，居民生活质量越高，尤其是民族地区在收入水平、教育质量、医疗保障等方面均落后于发达地区。但“幸福－收入”表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不仅受客观生活条件的影响，还受主观感受等因素的制约，如休闲、空气质量等，而发达地区在休闲、空气质量等方面又劣于欠发达地区。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不同区域间呈现异质性。
二、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本文采用的用以衡量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数据不是连续性统计数据，而是以分类为特征的离散数据，并且取值为1、2、3、4、5，呈现明显的递进关系，是有序的离散变量。为了更好地估计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影响的拟合效果，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本文将采用Order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SQLi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村中老年居民i的主观生活质量，是在（1，2，3，4，5）上取值的有序响应，用“幸福感”来测量。MPi为解释变量，表示农村中老年居民是否采用移动支付的二元变量。若采用移动支付，则MPi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Controli为一系列影响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β0为常数项，β1和γ为待估计参数,μi为随机误差项，服从0-1分布，则Order Probit模型可以表示为：
公式（2）中，SQLi的取值分别为1、2、3、4、5，分别表示农村中老年居民“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r1<r< span="">2<r< span="">3<r< span="">4为待估计参数；φ是标准正态分布的累计密度函数。通过构造每位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似然函数，进而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二）数据来源
为考察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本文选择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该数据具有受访者拒访率低、数据结果接近人口普查数据的特点，数据内容涵盖家庭金融财务等相关信息，能够比较全面细致地刻画中国农村家庭的经济行为。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年龄在45岁及以上的农村家庭户主，并在剔除变量缺失和异常样本后最终得到9824个有效样本。
（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根据CHFS问卷的设定，通过整理受访农村中老年居民关于问题“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吗？”的答案，得到每个受访者的主观生活质量。CHFS问卷中该问题的原备选答案为分值越高，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越低。本文对答案进行了调整，改为分值越高，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越高，即1为非常不幸福，2为不幸福，3为一般，4为幸福，5为非常幸福。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移动支付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移动支付是通过移动通信设备（手机等），利用无线通信技术，进行货币价值转移而完成金融交易的行为。根据CHFS问卷中“目前，您家是否开通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网银钱包、百度钱包等第三方支付账户？”这一问题，本文在数据清洗时选取户主样本，当受访者选择“是”时，则认为受访者为使用移动支付；若选择“否”则认为受访者未使用移动支付，最终得出是否使用移动支付的虚拟变量，使用移动支付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并根据CHFS问卷所列问题，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个人层面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健康、政治面貌、居民是否缴纳社会保险以及是否缴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家庭层面变量包括人均收入、家庭规模、人口抚养比、家庭是否有房以及是否有车。相关变量含义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均值为3.959，说明目前我国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水平较高。对于是否使用移动支付二元变量的均值为0.300，即使用移动支付的农村中老年居民占总样本的比重为30%，说明我国农村中老年居民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偏低。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分析了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第1-2列。第1列仅纳入移动支付变量，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变量。估计结果表明，第1-2列核心解释变量移动支付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16，-0.075，均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可知，农村中老年居民使用移动支付能显著降低其主观生活质量。由此，研究假设1得到初步证明。
上文给出的OrderProbit模型估计系数只能从显著性和参考符号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因此，表3给出了移动支付对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影响的边际效应。第1-5列分别给出了移动支付在处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以及家庭特征以后，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边际效应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从边际效应上看，当所有控制变量处于均值时，相比于不使用移动支付的农村中老年居民使用移动支付，农村中老年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概率上升0.002，感到“不幸福”的概率上升0.005，感到“一般般”的概率上升0.017，感到“幸福”的概率上升幅度很小，只有0.001，感到“非常幸福”的概率大幅下降-0.040。这表明移动支付对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村中老年居民采用移动支付会降低其主观生活质量。
（二）内生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这会导致移动支付系数以及边际效应出现估计偏误。尽管本文控制了尽可能多的变量，若未能控制一些同时影响移动支付与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不可预测因素，仍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由于本文使用样本为截面数据。无法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条件混合过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模型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从而得到移动支付影响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因果效应。当因变量为有序变量时，CMP模型比2SLS模型估计效果更好。与2SLS模型一样，CMP模型也需要使用合适的工具变量来缓解移动支付的内生性问题。CMP模型以似不相关回归为基础构建递归方程组，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并进行两阶段回归。
相关性和外生性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工具变量需要与内生变量相关，并且不能直接影响（通过内生自变量这一途径影响）因变量。基于此，本文借鉴高玉强等的研究，使用“是否拥有智能手机”作为移动支付的工具变量，并采用CMP模型对原模型进行重新估计。采用“是否拥有智能手机”作为移动支付的工具变量的原因如下：某个体使用移动支付的前提条件是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因此智能手机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农村中老年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并不会显著影响其智能手机的拥有，两者之间不具备必然的逻辑性，满足外生性要求。
将工具变量放入CMP模型中进行回归，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见表2第3-4列。回归结果表明，第一阶段拥有智能手机与移动支付正相关，且F值为593.15远大于经验值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该工具变量选择合理；第二阶段，参数atanhrho_12为0.094并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表明内生性问题确实存在且CMP估计结果更加有效。移动支付负向影响了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且回归系数大于表2第1-2列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这表明移动支付的内生性导致其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总之，CMP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移动支付降低了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与研究预期基本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一：OLS模型估计
本文将主观生活质量看作连续变量使用OLS模型进行回归。在OLS回归结果中，估计系数就是对应参数对于因变量的边际效应，此时若移动支付系数为正，则表明移动支付增加了农村中老年居民幸福感，估计结果见表2第5列。结果显示，移动支付使得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下降5.4%，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OLS模型估计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2.稳健性检验二：更换主观生活质量的定义方式
基准方程中被解释变量主观生活质量分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类，笔者将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合并成不幸福，将幸福、非常幸福合并成幸福，此时被解释变量主观生活质量变为二元虚拟变量，并将幸福赋值为1，不幸福赋值为0。接着将新的被解释变量放入基准方程中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第6列。结果显示，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
（四）作用机制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移动支付作为革命性新生力量，并未给农村中老年居民带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降低其主观生活质量，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着数字鸿沟。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本文所关注的对中老年农村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数字鸿沟属于一种“使用沟”。因此，本文将数字鸿沟界定为农村中老年居民使用网络通讯工具能力较弱的现象，并以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进行衡量，农村中老年居民受教育年限越少，数字鸿沟则越深。
本文借鉴Karlson提出的KHB模型考察移动支付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即检验数字鸿沟是否为移动支付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渠道。从中可以看出，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总效应影响系数和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13及-0.012，均为负数，与上文估计结果符号保持一致。进一步看，中介变量数字鸿沟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01，并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在移动支付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由此可知，移动支付会通过数字鸿沟路径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移动支付之所以能够减低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是因为农村中老年人使用移动支付存在数字鸿沟，降低了其主观生活质量。假设2得到证实。
（五）异质性分析
移动支付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支付方式，而目前我国各区域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不均衡，其使用主体因受生活习惯等影响也可能存在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性。考虑到移动支付使用情况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可能与不同群体的特征相关，本文按照区域以及性别两个维度进行分组，开展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
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技术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由于我国各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而影响各地区移动支付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移动支付在区域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尤其是民族地区表现更甚。本文将样本中涉及的29个省份分成东、中、东北、西部非民族以及民族地区五个子样本进行分地区回归，探讨移动支付对不同区域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表5分区域估计结果显示，第1-5列移动支付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101、-0.061、-0.211、-0.101以及0.038，可见移动支付对东、中、东北以及西部非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均具有负向影响，对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非民族和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和东北地区的移动支付技术、网络基础设施、物流网络整体上相对发达，农村中老年居民使用移动支付的频率更高，较高的移动支付频率会弱化农村中老年居民的支付体验，使其在不自觉中产生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支付，紊乱其消费节奏，增加其生活成本，造成生活压力，进而降低其主观生活质量。而中部、西部非民族以及民族地区的移动支付技术、网络基础设施、物流网络等在区域内差异较大，导致样本变异性较大，进而导致统计上的不显著。而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收入水平更低，往往采用线下低水平消费，并固化了理性消费习惯，即使选择线上购物，也难以形成过度消费，而适度消费可以进一步提升居民主观生活质量。
2.性别异质性
为了分析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之间的影响在性别之间存在的差异，将农村中老年居民分为男性和女性样本。表5第6-7列分性别估计结果显示，第1-5列移动支付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54和-0.020，可见移动支付对男性和女性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均具有负向影响，但对女性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女性，男性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移动支付的弱体验感增加了男性的日常开支，使其产生新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即使男性购买到不太满意的物品，但由于退换货流程繁琐、耗时、凑合的心态等原因，也选择不退换货，但却降低其对移动支付的体验感，进而降低其主观生活质量。假设3得到证实。
四、结论与对民族地区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探讨了这一作用因区域、性别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研究发现：（1）移动支付对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移动支付抑制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域发展水平看，移动支付对东、中、东北以及西部非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均具有负向影响，对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非民族和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从性别角度看，移动支付对男性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遏制作用更为明显。（3）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鸿沟是移动支付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媒介，移动支付能够通过这一媒介来降低农村中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
（二）对民族地区农村中老年居民的启示
一是加大数字技术的培训力度，缩小农村中老年人数字鸿沟。在民族地区，以村组织为单位，制定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学习方案，组织中老年居民参加网购识别、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的培训，告知他们使用网购、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时需要注重的细节，视中老年人的需求关闭免密支付，而对于民族地区，应注重加强语言培训，强化培训效果。
二是完善移动支付的技术及配套服务水平。开发网购APP中老年版，以更加简洁直观的界面设计，减少复杂的操作流程，确保民族地区中老年人能够轻松上手。在民族地区，设置中老年人专属客服，提供耐心细致地指导和帮助，解决他们在支付、购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简化退换货流程，提供退换货上门服务等，减少民族地区中老年人在退换货过程中的不便。
三是加大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处罚力度。在民族地区，要进一步规范正规平台网商行为，对于刷单炒信、图实严重不符的商家，加大惩处力度。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贵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 编：刘 荣
副 主 编：高登荣 郭飞平 杨文顺
黎贵优 高 朋
执行编辑：吴 鹏 贾淑凤
编 辑：李全敏
编辑助理：汪 洁
您的稿件和服务意见请发往"民族学与人类学"微电子杂志服务邮箱:
mzxyrlx@126.com
您的支持和鞭策将会是我们进步的源动力！
“民族学与人类学”
民族学与人类学
Minzuology&Anthro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