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少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博士生导师。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因应党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工作历史方位变化，在民族工作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民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新时代的汉民族研究必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开展。由于汉民族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我们不能做全面的探讨，因此重点讨论加强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汉民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汉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海外汉民族移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的研究，以深化汉民族研究，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汉民族研究；几点思考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这一重大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指明了党的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显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应该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86311334人，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67390人，占8.89%。
汉民族研究是民族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内容。费孝通和林耀华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在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开展都市人类学研究，必须要研究汉族。对城市汉民族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这两项任务是互相促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牙含章在《给全国汉民族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指出：“汉民族拥有九亿多人口，不仅是我国境内最大的民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因此，研究汉民族的问题，既有国内意义，也有国际意义。”
虽然我国学者很早就提出要加强汉民族研究，但由于一些原因，汉民族研究一直未能引起民族学学界的足够重视，国家民委原主任李德洙就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学界没有把汉民族纳入民族学研究范围。更为遗憾的是我国最大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也没有把汉民族研究课题纳入规划”。学界忽视汉民族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一些学者把中国通史等同于汉民族史；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工作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与此同时忽视了对汉民族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费孝通、林耀华、牙含章、陈永龄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广西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于1987年6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首届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由此揭开了汉民族研究进入新阶段的序幕。1994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分会成立，该分会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费孝通教授为学会的首任会长，以后的会长和秘书长一直由民族研究所的领导和研究人员担任。汉民族分会组织全国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活动，已经召开国内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多次，编辑和出版了十多部会议论文集，推动了我国汉民族研究。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组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通过整合所内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经济等学科研究人员的力量，设置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程中的汉民族研究”创新工程项目，以加强汉民族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情况来看，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必要进一步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我国台湾问题还未解决，祖国统一大业还未实现，“台独”势力依然存在，“台独”分子中有不少人是汉族。在海外，还有一些“台独”“藏独”“疆独”的民族分裂势力在活动。西方敌对势力也一直在利用人权、民族、宗教，以及西藏、新疆、中国台湾等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面对一些民族问题及挑战，我们必须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汉民族研究。
二、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作用
（一）汉民族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历史学和民族学开展了比较系统的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了数十本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著作。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民族学家，在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时，都一定要谈到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例如，人类学家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一书，第三章“华夏系”（汉族来源之一）、第四章“东夷系”（汉族来源之二）、第五章“荆吴系”（汉族来源之三）和第六章“百越系”（汉族来源之四），专门论述了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学家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第一章“汉族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第二章“汉族蜕化时代”（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之加入、春秋战国）；第三章“汉族修养时代”（汉族与匈奴之接触、汉族与乌孙之联合、秦汉）；第四章“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五章“汉族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第六章“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第七章“汉族第三次修养时代”（明）；第八章“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上述中国民族史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对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发展进行分期，强调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吸收了其他民族，使汉族不断壮大。同时，也阐述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数千年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近40年来，有关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关系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都会涉及汉民族发展史研究的内容。例如，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一书，在相关章节中论述了汉民族的形成。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详细讨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卢勋和杨保隆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论述了汉民族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白翠琴的《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一书，第十三章“民族大融合及汉族的发展”着重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民族融合为汉民族注入大量的新鲜血液；二是汉民族吸取少数民族的精华，促进了汉族文化的发展；三是迁移流徙使汉族分布更为广泛、影响日趋扩大。何光岳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中有专书探讨中华民族以及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二）汉民族形成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开展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关于汉民族的形成，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苏联学者叶菲莫夫认为汉族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第二，范文澜认为秦汉时代汉民族已经形成，他的观点与我国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同，抗战前吕思勉就持这种观点；第三，汉民族的形成应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相吻合，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明末清初，有的学者认为在唐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期也就是汉民族形成的历史时期。
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界积极参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牙含章发表了系列论文并出版专著，如《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论民族》以及《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对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参与这场讨论的还有杨堃的《略论有关民族的几个问题》《说民族与民族支系》，以及孙青的《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认识》。
徐杰舜在《汉民族发展史》一书中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高凯军所著《论中华民族：从地域特点和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一书共有九部分，其中有三部分探讨汉族问题，即影响华夏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从秦汉的统一政策、措施看华夏向汉族的发展；先秦两汉时期华夏——汉族的心理和实体防线。李龙海所著《汉民族形成之研究》一书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为指导，以文献典籍、甲骨文、考古材料为基本史料，并参之以体质人类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对汉民族形成过程中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形成的时间，以及自然与人文生态在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三）汉民族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宣读了他的论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他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费孝通的观点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并引起进一步的讨论。贾敬颜通过“汉人”这一称谓含义的演变，说明汉族是在不同民族长期交往过程中，由多个民族汇合而成，同时，他也阐述了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
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办、费孝通主持的1990年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国内外40多位学者阐发了各自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解。在谈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时，都离不开对汉民族的讨论。史金波在《从西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文中提出了“党项族及其所建的西夏王朝，为西北局部地区的统一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实证”。此外，史金波还撰文指出：“西夏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主体民族党项羌，自称为‘弥’，译成汉文为‘番’。西夏所辖地区原是汉族和其他民族早就开发的地区。西夏境内汉族人口很多。在西夏境内往往番、汉并称。……可以说番、汉两族在西夏都处于重要地位”。白翠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发展刍议》一文中，阐述了汉民族在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中得到发展和壮大。她指出：“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汉族发展的重要阶段。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而在融合过程中，汉族又汲取了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及精神文化。同时，汉族人口分布较前广泛、合理，与其他民族一起，对恢复北方社会经济和开发江南共同作出了贡献，为隋唐的繁荣昌盛、汉族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汉民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转变。我国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也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学界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面世。比如，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钱乘旦、陈意新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和《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等论著。此外，学界还翻译了不少外国学者有关现代化研究的论著，例如，C.E.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S.N.艾森斯塔德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亨廷顿等人所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费正清、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等译著。这些著作对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中国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的现代化。由于中国地理的差别和人口分布的差异，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布的区域有很大的不同。汉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我国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有很密切的联系。“今试以中国地形图、雨量图与人口图作一比较，则三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之关系，所有人口稀少之西北半壁俱属于高原……东南半壁则除云贵高原以外鲜有一千公尺以上之高地，东南半壁雨量最富者，达二千公厘，最少者也在五百公厘以上，惟在西北半壁则雨量多在五百公厘以下，其尤干燥者，乃在二百五十公厘以下，盖多为沙漠或半沙漠之区域矣。”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布也与我国地理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此东南、西北两人口区域之分垒，与全国种族之分布，亦殊相合，东南半壁主要为汉族分布之区，惟西南山地，有少数民族杂居其间；西北半壁则汉人殊少，除‘甘肃孔道’（河西走廊）及新疆境内有少数汉人以外，其余均为满、蒙、回、藏各族所分布。此区以内，面积虽广，人口则少，境内各地，盖大部为不毛之沙漠，与积雪之寒漠，仅极少数之水草地，可供畜牧或耕种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缩小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别，各民族共同富裕，党中央采取了屯垦戍边、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援藏和援疆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我国各民族的现代化，汉族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报告中提出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清晰地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既基于中国国情，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的特殊经验与世界的普遍发展进行了有机结合，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各民族必须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增强国家整体实力，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由于汉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地区，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又因汉族人口众多，因此，汉族无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汉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明’‘文化’两词，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词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机械，已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生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
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钱穆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钱先生说的商业文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海洋文化。不同地区的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各地，汉文化兼具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三种类型，农耕文化的特色尤为突出。
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按大的文化圈划分，李学勤将古代东周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文化圈、秦文化圈。汉语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区、吴语方言区、湘方言区、赣语方言区、闽语方言区、粤语方言区、客家方言区。学界对我国各文化区和汉语方言区的文化特征开展了一些讨论，例如，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三个中心，梅州嘉应学院的客家学院、赣南师院的客家研究中心和台湾交通大学的客家学院，这三个机构的学者分别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客家文化研究的论著。美国学者劳格文主持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自1996年第1册问世以来，至2005年已经出版24册。
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儒家文化，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杜荣坤指出：“其文化（汉文化）思想观念，不仅为汉民族所继承，对大陆及台湾等少数民族亦产生深远的影响。汉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包括由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道德、风俗、文学艺术、文物古迹、语言文学、各种制度及科学技术等等许多优秀东西，并且随着时代的需要，内容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汉文化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五、汉民族海外移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汉民族海外移民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体，中国的海外移民在国外繁衍生息，形成海外侨胞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体的梦想和奋斗的目标，既包括全国各族人民，也包括海外侨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的讲话中强调，“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广大海外侨胞一定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近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对中华民族做了界定，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中国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在这一民族实体里，各族同胞已结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所有成员都已具有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海外侨胞包括华侨和外籍华人，“华侨是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外籍华人通常意义上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华侨和外籍华人在开展侨务工作中通常密不可分，华侨和外籍华人统称侨胞”。有关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笔者在《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认同》一文中已做了论述。
历史与现在，海外侨胞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如何凝聚和发挥海外侨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第一，海外侨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历史与现在，海外侨胞心系祖籍国，积极参与或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加强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要加强与海外侨胞的联系，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海外侨胞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海外侨胞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传承着中华文化，大多认同祖籍国和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除极少数分裂势力外，海外侨胞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他们开展了一系列反独促统的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第三，海外侨胞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海外侨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促进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第四，海外侨胞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独树一帜，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作为来源于中华民族母体的海外侨胞，他们身上早已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并常以族裔文化为纽带在世界各地组成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聚落。在世界各地生根的唐人街，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彰显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海外侨胞与住在国人民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断传播中华文化。第五，海外侨胞宣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面对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海外侨胞作为中国沟通世界的重要“纽带”，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内在逻辑关联，海外侨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体力行者、重要贡献者和直接受益者。海外侨胞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刻的认知，他们在住在国积极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消减住在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解。第六，海外侨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作用。历史与现在，海外侨胞积极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海外侨胞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增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力和影像力、推动全球发展与合作共赢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结论与讨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新时代的汉族研究，必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开展研究，上文重点论述了加强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汉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汉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汉族海外移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的内容，以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开展汉民族研究，我们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往的汉族研究通常把它放在中国通史或朝代史里论述，较少把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来进行研究。第二，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以往的研究主要在谈朝廷或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事实上，汉族只是一个民族，它并不能代表朝廷或政府。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应该把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而讨论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第三，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时，以往的研究主要在谈爱国主义。在新时代，大力提倡爱国主义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是很有必要的。除此之外，还应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四，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汉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秦、汉、隋、唐、宋、明等朝代，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少数民族中的蒙古族和满族，他们分别建立了元朝和清朝，扩大了中国的疆界，促进了中国的统一，而北魏、辽、金、西夏、南诏、大理等，则为中国的局部地区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五，谈到民族分裂，人们很容易想到“藏独”和“疆独”等分裂势力，但是，在汉族中也有分裂势力，如“台独”分子。第六，探讨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往的研究主要讨论中华民族在国内的发展，较少涉及中华民族在国外的发展。事实上，中华民族不仅在国内发展，而且移居海外，在国外繁衍生息，形成了海外侨胞。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中华民族的发展，不能忽视对海外侨胞的研究。总之，上述问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开展汉民族研究需要关注和深入讨论的问题。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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