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鸣，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基层治理；伍永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稳定脱贫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AMZ017）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具有“大一统”文化基因、国家治理强力推动、民族间长期经济互动等内生动力，也需要遵循推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价值准则，更面临着居住场域变迁、社会资源整合、传统文化张力等现实境遇。为此，需要优化交往场域，实现相互嵌入；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共同发展；尊重文化差异，增强文化认同，进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党的二十大；民族复兴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基本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统一国家”与“多民族共生”的张力问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共生实践，在充分尊重全国各族人民根本意愿的基础上，严格遵循历史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仅为解决这一张力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还是新时代新征程民族领域发展的实践聚焦。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孙少帅、袁祖社从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李静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要走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李少霞、魏莉从关系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三个层面探讨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高承海从社会心理学理论视角，分析了民族认同、民族内隐观、社会分类等六个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因素。于此，本文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着力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价值准则、现实境遇与实践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需要以古为镜、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汲取智慧力量、找寻内在动力。
（一）“大一统”的文化基因
“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禹分九州，使“大一统”初具政治地理格局。周人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为口号呼吁人们共同讨伐殷商，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共同追求奠定了基调。明确的“大一统”概念最早见于《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那个历史时期，周室式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王正月”就是要明确周天子具有统系天下的权力，天下臣民需一统于周天子，从而结束割据动乱，恢复等级制度与社会秩序。
汉初，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并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提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将“大一统”延伸到了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具体而言，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一统。董仲舒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他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天、天子、人三级：天即上天、神明；天子即皇帝；人即皇亲国戚、诸侯国王、各级官员和普通百姓等除皇帝外的所有人。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按照天的意志进行统治，人们服从皇权就是顺从天命，从而构成了一套严密的皇权政治结构。二是思想一统。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主张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对社会进行控制，将儒学确定为根本且唯一的政治思想。不可否认，“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如将儒学之外的一切学说都归为异类邪说，限制它们正常的传播发展，使思想文化领域犹如一潭死水，失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盛况。但总的来看，思想大一统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三是民族一统。《公羊传》系统总结了孔子“华夷之辨”的思想，既批判了“夷狄”对“中国”的侵害，又主张“王者无外”，认为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不论“华夏”还是“夷狄”皆属天子臣民。华夷秩序的建立是以维护伦理秩序和文明礼义为目的，华夷虽有别，但不是以种族身份为标准，而是以文化的先进性来区分。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提出“王者爱及四夷”，主张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四夷，通过教化将其逐步纳入华夏范围以实现华夷一统。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董仲舒“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在《史记》中为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等“夷狄”民族立传，把他们列为天子臣民，同时把黄帝从传说时代的部落首领构筑成各民族共同的祖先，表达了“蛮夷戎狄”等族与中原华夏“同祖同源”的集体记忆和认同观念。此后，“大一统”思想成为推动国家统一、民族发展的主流思想和中国政治一个鲜明的价值取向。
“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中国始终维持着统一的大国格局，尽管有过短暂分裂，但是统一无疑是贯穿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不同民族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过程中进行着人口流动、商品交易和文化传播，各民族得以在制度、技艺、习俗等方面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互鉴与交融共存。
（二）国家治理的强力推动
从部落联盟到封建国家，各统治者都把开疆拓土、实现统一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和政治理想，十分重视对不同民族的整体性管理，不仅致力于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中国”的版图范围内，而且极力促进中原汉族与其他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样式等方面的互动与融合。可以说，国家治理在推动实现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原始社会后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存在着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两大部落集团，他们在长期的互动、冲突中逐渐融合形成了以武力为支撑、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炎黄部落联盟。战胜蚩尤部落后，黄帝按天地四方、四时设立了相应的权力机构，之后经历尧舜禹时代进入到夏商周，部落联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公权力的形成及发展带来族群迁移和人口流动，“中国”“九州”“四海”“八荒”“五方之民”等观念相继出现，华夏共同体基本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宏图伟业，结束了500多年来诸侯割据纷争的动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建立之初，北有匈奴、坚昆，南有百越，西有诸羌，东北有高丽、鲜卑。为维护王朝稳定、化解边疆地区的潜在威胁，秦始皇北拒匈奴，南逐百越，东并朝鲜，西越葱岭，诸多民族较为集中的区域都被纳入秦朝管辖之下。在汲取周亡教训的基础上，秦始皇摒弃了分封制和贵族制，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建立起中央垂直管理下郡、县二级划分的行政制度，这种“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打散乃至融化族群上的差异”。同时，为解决各地伦理不一、文化各异、法纪混乱的现象，秦始皇大力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各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互联互通。
秦、汉迭代，汉承秦制。汉武帝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以他卓尔不凡的政治智慧，制定了刚柔并济的民族政策。一方面，采取主动出击的军事措施，北击匈奴，南平岭南，西扩西域，东拓辽东，增设17郡统辖周边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维护边疆安稳。另一方面，设大鸿胪，位在九卿之列，掌诸归义蛮夷，并以汉夷共治为原则，广施仁义，教以礼义，开辟丝路，和亲通婚，极力促进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人口、商贸、文化等方面的往来互通。经过两汉29位君主的共同努力，东南沿海百越的大部分民族逐步融入汉族，北方匈奴一分为二，南匈奴内迁至长城以南居住生活，进一步拓展了统一的局面。
秦汉开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其后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民族事务的治理，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唐朝在中央设鸿胪寺统辖全国民族事务，设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管辖西域，设羁縻府州管辖中南和西南民族地区，并以尚公主、降宗室女等形式加强与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联姻。元朝和明朝的民族政策以土司制度为主，在尊重各民族文化风俗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因俗而治。清朝在中央设理藩院并颁布《钦定理藩院则例》，在西南部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派遣流官进行直接管理。
在历代王朝的有力推动下，“华夷有别”“夷夏异制”的观念逐渐被打破，“兼容并包”“华夷一体”的民族观孕育而生，汉族与“蛮夷戎狄”各族之间的互动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我国历史的主旋律。几千年来，尽管王朝几经更迭，南国北疆风俗、语言、文化千姿百态，但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却从未中断，“大一统”观念仍深深扎根于各族群众心中，各民族逐渐由多元到一体、由松散到紧密、由交往交流到交融与共。
（三）民族间的经济互动
我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势高低起伏、气候复杂多样，居住于长城内外、生产方式和资源条件都存在着差异。加之，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区域范围又相对独立和有限，资源禀赋互补就成为民族生存发展的内生性需求。在这一需求的驱动下，各民族之间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平等互惠为原则进行着人员往来、经济交往和利益分配，民族交融随之发生。
原始社会时期，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并没有掌握对自然界的足够改造能力，各民族之间处于一种区域分割、相对隔绝的状态，相互间的交往互动只有人口迁移、部落冲突等极少的途径。步入阶级社会后，人工取火、工具制造等一系列生产技术和生活技能的突破，使得部落间的物质交换成为必然，经济交往和贸易互动逐渐展开。
秦汉以来，国家的统一、农耕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的更迭带来了生产力的革新，人们的生产生活呈现出相对富足的态势，各民族基于商品交易而展开的族际互动的频率渐趋增强、内容日渐丰富、范围逐步拓宽。特别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不同，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分工协作、相互补充的社会经济形态，导致这两个群体之间虽然矛盾冲突最多，但以经济性交往为基础的族际互动也最为频繁。兴起于唐，发展于宋，鼎盛于明的“茶马互市”“绢马互市”，就是中原与边疆经济互惠交融的历史见证。农牧民族间的这种经济交往又带动了语言文字、文化习俗、族际通婚等全方位的交融。
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动把不同民族各具优势的生产要素紧紧联系在一起，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经济生活也逐渐淡化了民族间可能存在的戒备心理和边界意识，为不同民族跨越文化差异进行交往交流交融，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准则
现阶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洞悉具有行为导向性的价值追求和实践准则，这既需要全面、完整、准确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也需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成果和方针政策，紧紧抓住“民族团结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个关键词。
（一）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民族团结的作用，认为它是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法宝，为我们党结合中国国情来牢固把握民族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妥善解决民族纠纷提供了思想指引。对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民族、个人之间是命运与共、福祸相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和实践已充分证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等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既是各族人民获得幸福美好生活的保障，也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更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根据民族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民族团结作了新的表达论述，提出了新的指示要求。这表明，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已不仅仅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更是增强各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和智慧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基本途径。但民族团结不是与生俱来的，更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在缺乏足够族际交往、文化交流、结构交融的情况下,多民族社会很难维持团结和谐”。
我们应当认识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进步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两者之间具有实践过程的联动性，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深化友谊，从而增强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培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沃土，厚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根基。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推进也会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和谐、融洽、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任务
现阶段，随着国际形势的风起云涌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于具有团结各民族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双重意义，所以成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推动民族工作取得新的伟大成就的一项基础工程。就发展机遇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包容民族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主张各民族秉持共同的价值观、认同感和责任感，拓宽了交往交流的内容、领域和方式，加深了相互交融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各民族间的共同性得以增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增强。就风险挑战而言，中国身处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较恶劣的地缘环境之中，民族领域往往成为系统性安全风险的多发地和策源地，民族工作常常面临着新情况、新任务和新挑战。一方面，在对外开放中涌入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加剧了社会碎片化，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使得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迷失错位、族际结构分层等问题逐渐出现。另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利用民族问题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暗地里扶持“三股势力”，不断在我国境内煽动民族矛盾、挑起民族冲突、制造民族分裂，妄图破坏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新时代，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内外部环境日趋严峻的复杂形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准绳，做事情、想问题、调部署都要聚焦于此。具体来说，就是要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创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引导各民族坚定“五个认同”、牢固树立“四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使各族人民亲如一家，自觉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和风险挑战，共同守护好意识形态阵地。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历史任务，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取得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伟业，正向着“强起来”奋力前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这是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民族复兴的道路选择与发展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为目标引领，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力量基点上，在发展方向、具体要求、实践操作等方面要有益于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境遇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脱离了传统的生活场域进入城市，人口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空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叠。而生产生活空间的重叠，在拉近空间距离，提升交往频率，拓宽交流领域的同时，也可能会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一些问题，阻碍着民族交融的深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一）居住场域的变迁
“居住空间是人们成长与生活的主要场所，是个体社会交往和家庭社会互动发生的主要场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我国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调整期，各族群体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体系之中，地缘关系的束缚逐渐被打破，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速度日渐加快、规模逐步扩大。至2020年，我国共有流动人口3.76亿人、人户分离人口4.93亿人，较10年前分别增长了69.73%和88.52%。居住场域的变迁使得各族群众有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摆脱地域、距离等的限制参与到多元互动中，各民族相互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然而，由于民间信仰、饮食习俗、文化礼仪等的差异，部分走出家门的少数民族群众在迁移进入新的生活场域后更倾向于与同一民族、同一家乡等与自己同质性较高的群体居住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形式上嵌入，实质上隔离的居住格局。这既不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会带来民族关系脆弱、社会结构断裂的恶果，甚至会对宏观的种族/族群关系、社会凝聚力乃至国家认同形成威胁。
（二）社会资源的整合
在封建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大多为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交往活动一般仅限于小范围的熟人社会，民族之间的交往形式大多为贸易、战争、迁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及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因俗而治”。但这种交往的范围较为狭窄，且多发生在统治阶级层面，往往与民族压迫和暴力战争相伴而生，易导致民族之间的利益对立和矛盾冲突。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党的宏观调控和细致规划下，各种生产要素得以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和市场互通也使各民族自身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不足得以及时弥补。各民族从“背对背”到了“面对面”并逐步走向“心连心”，为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少数民族群众在资金筹集、技能掌握和知识水平等方面仍处于后发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特别是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各种资源都在向城市集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为了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更高的工作收入、更好的教育资源、更优的医疗保障，纷纷脱离传统的生活场域迁移到东中部发达城市。但少数民族群众的迁入在给城市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后会因文化的差异而产生不适应感，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极易引发各种邻里矛盾和纠纷，长此以往将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次，我国民族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的高原、山地、丘陵和边疆，那里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使得部分群众的社会发展起点和受教育程度稍显滞后。进入城市后，他们多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技术、科技含量较低的工作，社会地位和职业收入都不算高，无法产生对城市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再次，就业指导、医疗保险、教育保障等公共服务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减少民族内部关系资源依赖，主动参与到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支撑，也是其获得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
（三）传统文化的张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情感，会对人们的行为实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深远影响，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交往中，每个民族成员都承载、传播着本民族文化，文化的独特性又吸引并影响着其他民族成员，各民族文化在此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交融，共同构筑了统一多元、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因此，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对深化民族交往交流、实现民族交融来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一直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此也作了明文规定，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由此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稳固的传承。但是，当社会环境变迁时，文化应随之改变，而文化的变迁速度往往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这种滞后性在现阶段突出表现为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传统”的固守，导致在与其他民族成员接触时会形成一定的文化张力。例如，某些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被本民族群众所接受、认可、遵循的族规、家法等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较好地处理家族冲突、邻里矛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维护内部秩序和稳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民族内部形成的习惯规则是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很强的“内群体”认同特征，一般只能被本民族成员所“意会”，而无法“言传”给他人。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张力会对民族间的深度交融造成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针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要正确分析和准确把握，在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协调解决，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朝着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实现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和谐发展。
（一）优化交往场域，实现相互嵌入
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社会层面打破以民族为单位的分层结构、从业结构和分布结构，在尊重个人意愿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以社区为依托，不断优化居住空间环境和互动交流环境，形成一种各民族相互依存、取长补短、合作共赢的生活氛围。在这一氛围中的各族群众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在竞争中还可以产生新的互补性合作关系，从而增加了相互接触、交往的可能，促进了彼此的了解、认知和交流，构建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使各族群众真正融入共同的生产生活之中，联结成结构相连、情感相融的有机社会整体。
同时，随着信息化的快速推进，网络逐渐成为受众最多的信息集散地，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这个虚拟空间中进行人际交往和情感互动，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完善各民族交往场域的重要媒介和场所。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来改变以往生硬的、说教式的宣传方式，主动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全方位、多角度、生动具体地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宣传好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消除国家政策和受众的距离感，将“政策灌输”变为“日常习得”。另一方面，网络的包容性使各种信息得以迅捷传播，人们往往无法准确分辨出各种信息的真实性，某些不利于民族团结、伤害民族感情的错误信息，经由网络的传播、聚焦将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要充分利用权威的平台品牌和技术优势来引领舆论的主流导向，增加粉丝附着性，使人们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媒体获得内容丰富、真实可靠的信息。
（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共同发展
从古代的“马绢交易”“茶马互市”到今天的自由贸易、开放共享，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而不断变化，但其本质仍是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合作共赢关系。随着“精准扶贫”“易地搬迁”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特别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显著提升。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地区受历史、地形、气候等因素的制约，发展仍相对滞后，教育资源、医疗水平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仍相对不足，在巩固脱贫成果进而迈向乡村振兴的历程中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国家发展战略已由片面强调发展速度和经济增量转向了高度重视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民族工作“两个共同”的根本要求，决定了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既是解决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的基础，更是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提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民族因素嵌入全社会的今天，要想破解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就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第一，要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国家要既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又积极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的投入，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使各民族共同迈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和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第二，民族地区要清楚了解自身的短板和不足，用好国家的优惠政策，主动作为，取长补短，错位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发展战略上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大势吻合，加强对本土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先进人才、技术的引进，积极发挥自身在资源、生态等方面的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在保证经济量的增长基础上实现质的稳步提升；第三，各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高工作能力。尤其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按照属地化、市民化、均等化的要求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化，在了解他们教育背景和特殊需求的基础上，按照自愿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他们实现个人提升，使其在城市中可以融得进、留得下、稳得住、能致富。
（三）尊重文化差异，增强文化认同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发展的精神指导。对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说，居住空间和经济发展层面的互动交融只是现实基础，民族文化层面的相互认同才是精神根基。各民族对待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去接触、了解其他民族文化，求同存异，共同进步。一方面，要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民族独特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底蕴。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我们应当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要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一直都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各民族共有的宝贵财富，而中华文化也保障着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要深入挖掘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积极创新文化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蕴含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也体现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是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需要以其内在动力和价值准则为切入点，以分析所面临的现实境遇为着眼点，以探讨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为突破点，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贵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 编：刘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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